在高度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行业的分类日趋细化,辛苦指数也有所不同,哪些行业是2004年职场辛苦强度指数排在中国前十位的呢?
第一名:公务员 劳动强度指数:10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现在的公务员,一个人要干以前三个人的活,可见劳动强度极大。另外从1996年至2002年的7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共辞退了1.8万名公务员。由此可见公务员不但生理上操劳过度,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心理压力! 即便如此,公务员报考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仍然高达37.3:1,由此可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仍然是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公务员竞争激烈,其面试形式有很多种,如面对面式、圆桌式、审判式等等。采取审问式时,主考官高高在上,会给考生制造一定的心理压力。需要注意的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面试方式,考生一定都要相信自己,面试的时候要镇定,因为进入面试阶段,就意味着3:1的机会。
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主要职责是对全台在岗的播音员、主持人进行业务考察、指导、评定。 播音员这一职务,劳动强度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绯闻与职责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比常人更加需要严格要求自己。话分两头,我们看到,男播音员因为有人“绑架撕票”,辛苦操劳了将近一年,最近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迹象,总算是没白费力气;而女播音员的劳动强度则更为惊人,最近有一位女播音员,不但平时工作忙,业余时间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叙天伦,而是忙于与领导扎堆,终于因为激动过度而死在了领导的床上。 单是女播音员、裸体、副市长、床和死,这一组给人丰富联想的关键词就很容易编出一个暧昧的故事,然而,这不是虚拟的故事大纲,而是一个真实的“传说”。
如果你认为演艺明星总是风光无限的话,毫无疑问,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有一位张姓女星,从演艺工作者进化为床上工作者,这种劳动强度,远非局外人可以理解。另外,虽然有些明星可以收到跑车这样的礼物,但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背后付出的艰辛,一般人又怎能体会?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沟通障碍,所以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明星大声疾呼:做名人真累呀!当事人的说法,我们应该相信。 梅艳芳离我们远去已经快一年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息,关于她生前身后的种种是非恩怨仍然不绝于耳,还有人说她纯粹就是累死在“舞台”上的,仿佛在印证她那句“为舞台而生”的话。 而名人死了,他们的身后事却成了一直被争论和瞩目的事情,有网友写过这样一篇稿子《死要面子 活受罪》,说是将“死,要面子;活,受罪”进行了新解,倒是也有一定道理,把死亡看得比生存更重要,就更应该平静的对待死亡,活人替死人争来争去又有何意义呢……
一般人认为脑力劳动很轻松,错!现在是眼球经济时代了,不搞点花样出来,恐怕连稀饭都喝不上,只好去大街上擦皮鞋。而花样又岂是那么容易想出来的?于是乎,为了争取眼球,简直能把眼泪都想出来。有人要用胸口写作(想一想都知道这是累人的活);有人干脆搞做爱公示制(注意“做”字);有人好不容易呕心沥血的抄出一部大作,还要忙于跟人打笔墨官司;还有人把文坛当电梯,反复出去又进来,能不累吗? 一个连学业都没有完成,整日为别人打扫房间的印度女佣,“一夜间”竟然成为畅销小说的作家。哈尔达又谱写了一个“枝头麻雀变凤凰”的神话。 直到现在,这位朴实的“女佣”还是反复的强调:“我并不是什么作家,我只是一名女佣。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会突然间改变。” 不论这位“幸运儿”怎么强调,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她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足球运动员数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劳动,能不累吗?重复劳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每次大赛前表示信心十足;每次失败后到处找原因(历史总是惊人的一致:原因总是不在自己身上);泡吧;夜不归宿以及跟私生子验DNA等。而跳水运动员则一身二任,兼职闯荡娱乐圈以及传绯闻,劳动强度当然也很大。至于跑步运动员,则因为跑得快而硕博连读,劳动强度也小不到哪里去。 三大富豪运动员 今年福布斯名人榜有多位运动员上榜,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广告代言。 中国体育总局有项硬性规定,凡国家级运动员接拍广告或任何有关娱乐活动,一律要将酬劳的一半上缴,明星看似过千万的收入,实际进自己口袋的都要打五折。
农民的劳动强度主要体现在田间地头,他们的劳作方式为“面朝黄土背朝天”,说起来是七个字,其实只是一个弯腰的动作而已。唐李绅《悯农》诗有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投资回报率简直比传说中的传销还要高。 张新光:农民的劳动价值论 进入21世纪,我们再不能无偿使用农民的劳动了,国家应该彻底解除9亿农民身上的枷锁,放手让他们到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竞技场上拼搏去吧!
农民进城务工,就叫民工——从这个定义也可以看得出来,农民的劳动强度的确很小,城里人就没工夫下乡务农。民工在城市里比较闲,所以到处找工作做,拿不拿得到工资都不在乎。有时候真的拿不到,他们也很看得开,爬到吊塔上面唱:想和你再去吹吹风……不要太悠闲喔。 农民工:看到美女就想打个招呼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专家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提上日程,“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记者了解到,白辛庄村周边有三处民工人数过千人的建筑工地,周围都是庄稼地。工人们说,每天6点半收工后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们也难以享用城市中的文化娱乐设施。很多民工空余时间主要就是打扑克、逛街。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眼里,他们不是小摊贩,而是“小摊犯”——现在的管理人员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难免会忙不过来,小摊贩们的劳动强度当然很低。
据12月13日报道,在京召开的“包头空难理赔所引发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呼吁:“民航旅客伤亡赔偿最高限额7万元实在太低,必须尽快修改法律提高标准”。 不论是空难还是矿难,赔偿标准都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法规政策执行的,这说明我们的法规政策也存在生命歧视。人与人之间固然存在贫富差距,存在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的差别,但是人格都是平等的,法律也承认“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同收入的人群赔偿标准也许不应完全一样,但是相差过于悬殊的标准明显存在漠视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嫌疑,也不能体现出对生命应有的尊重。我们不能说,民航乘客的生命就一定比永远坐不上飞机的矿工生命更高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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