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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余，爱看点书。读司马迁《报任安书》，让人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就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0年左右），字子长，陕西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前108年任太史令，前104年开始编写《史记》。 他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因李陵之祸，遭腐刑之辱，在极度的艰难屈辱中完成了不朽的巨著，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历史，可谓是逆境中的悲壮绝唱，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 患难挚友将腰斩血泪传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叙说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内心的极度痛苦，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完成《史记》的坚定信念，反映了自己的荣辱观、生死观和文史观。 书信思路纵横开阔，气势跌宕起伏，言辞真切感人。后人评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这封信是在他的挚友任安行将执行腰斩之刑，而他自己又被执行腐刑不久，可谓是悲壮慷凉，血泪传书。就这封信自身来讲，不仅是回肠荡气的不朽散文，而且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司马迁的珍贵史料。 《报任安书》（摘录）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想见日浅。卒卒无须臾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愤懑以晓左右。阙然久不报，幸无为过。 译文：仆人司马迁对少卿再拜陈言。少卿仁兄，前些时候承蒙你屈尊赐信给我，教我慎重地待人接物，并尽到向皇帝推荐人才的责任。信中情真意切，好象有些抱怨我未有按照您的意见行事，反而听信了世俗之人的话。我怎么会这样做呢。我虽然平庸无能也曾听到过长者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在卑微的地位，稍有举动就要受到责难，想要对事情有所补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独自愁苦而无处诉说！俗话说：“为谁做呢？谁又听呢？”钟子期死了，伯牙终生不再弹琴。为什么？士人为理解自己的人去效力，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去打扮。像我这样身体已经残疾的人，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壁那样可贵，品德和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终究不能引以为荣，反而让人耻笑自己受辱罢了。 本应及时回信，恰逢随皇帝东巡回来又忙于琐碎的事务，相见的时间很少，忙忙碌碌地竟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如今你遭到难以揣测的罪过，再过一个月就到了十二月，我随从皇帝去陕西凤翔的时间也就迫近了，恐怕你转眼之间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就终生不能抒发我心中的愤懑让你有所了解，而死去的人由于得不到回信，他的灵魂就会抱恨无穷的。请允许我大致地说说我的浅见，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务请不要怪罪我。 报任安书，即致任安的信。任安，字少卿，在大将军卫青麾下就职，后任益州刺吏。公元前91年，戾太子向当时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下达发兵令，而任安按兵未动，事后，任安被判腰斩之刑。 此前，任安给司马迁写信时，并不知道司马迁也获死罪。当司马迁得知任安将就腰斩时，回复了这封信，真可谓是天上人间心灵的血泪交流。 二、 直言武帝辩真相获罪诬上。 司马迁在信中要告诉任安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遭“李陵之祸”。李陵，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关于李广，唐王昌龄在《出塞》中有这样的赞叹：“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前99年，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命李陵率兵五千以分匈奴之兵。李陵被匈奴重兵包围，粮尽援绝，拼杀不果，投降匈奴。司马迁在这件事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想宽慰汉武帝的心，没想到却遭来了杀身之祸。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旒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上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失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品税，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赎，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译文：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平素没有很深的关系，各人走各人的路，也没有在一起饮过一杯酒，互相表示殷勤和友好。但是，我看他的为人，确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讲信用，处理财物能保持廉洁，待人接物都合乎礼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谦让有礼，恭敬节俭，甘居人下，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随时献身。 他平素所修养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材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去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出众的了！如今行事一有不当，那些贪生怕死而只知保全自己和家室的臣子，就随便夸大他的过失，以图酿成大罪，对此我实在感到非常痛心。 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名步兵，孤军深入胡地，足迹到达单于的王庭，这就像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人挑战，向居高临下的为数众多的敌军展开进攻，与单于率领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敌人超过自己军队的数目，使敌人连搬运尸体和包扎伤口都顾不上。胡人的君长都震惊了，便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集全部军队共同围攻他们。李陵率军转战千里，箭失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但是李陵一声号召，疲劳的士卒便没有一个不奋起的，将士们个个血流满面，还用空弓（箭已射尽）冒着敌人的血刃，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 李陵没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的公卿王侯都向主上举杯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报来，主上为此吃饭无味，听政也没有心思，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没有考虑自己地位的卑微，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痛心的样子，实在想献出自己诚恳的愚昧见解。我认为李陵对部下能做到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吃，把仅有的少量物品分给别人，因而能得到部下拼死出力，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看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找到适当的机会立功报效汉朝。事已至此（指李陵被俘），无可奈何，但他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昭示于天下。 我要把所想的这些向主上陈说，而一直没有机会，恰逢主上召见询问（这件事），我就本着这个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要以此宽慰主上的心情，堵塞那些对李陵怨恨的言辞。可能是我没能完全表达明白，明主也没有明白我的心意，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于是把我交给大理寺（主管诉讼刑狱的官）问罪（定为“诬上”的罪名）。 关于历史上李陵投降匈奴的事情，限于篇幅，不再多说。但就司马迁上述所说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是，司马迁为人正直，评判人物公正，对李陵功是功，过是过，这一性格成就了他严谨的治史品格。 二是，司马迁刚正不阿，他看不惯许多大臣溜须拍马的丑恶嘴脸，听说李陵打胜仗就彻夜狂饮，听到李陵打败仗就落井下石，甚至还要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 三是，司马迁对李陵的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历史地看，李陵是韬光养晦，用现在的话说是暂时迷惑敌人，找机会再报效国家。但是，他的这些话既不为周围的大臣所支持，更没有被汉武帝所接受，因此就遭来了杀身之祸。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说司马傻，谁解其中味！” 三、 家境贫无钱赎罪受奇耻大辱。 那么，司马迁在获“诬上”的死罪之后，却怎么又就腐刑呢？他在极度的奇耻大辱中是如何承受心灵和精神的煎熬？他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又经受了怎样的炼狱般的考验？ 在汉代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死刑犯要留下性命：第一，可以用足够的钱去“赎罪”。第二，用死刑换取腐刑。（腐刑：古代割除男子生殖器的残酷刑法）如果想活命，可以接受腐刑。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 译文：为此（指李陵之祸）定为“诬上”的罪名，主上最终同意了法吏的判决。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钱来赎身；朋友里没有一个肯出面相救的，同事和皇帝左右的大臣里也没有一个为我说话。人非草木，也只能独自和狱吏们在一起，被深深地囚禁在大牢之中，还能向谁去诉说呢？ 卒：终于；货赂：钱财；交游：朋友；左右亲近：皇帝身边的大臣。 司马迁在被判“诬上”之罪后，为我们撕开了一幅世态炎凉的立体图。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父母早亡，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妻子，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弱女子，面对丈夫的杀身大祸，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她非常想挽救自己的亲人于危难之中，但她没有任何能力。 能够救他的就是他的朋友们了，可是，“交游莫救”，这其中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司马迁是皇帝“钦批”的要犯，谁敢救他？因此，没有一个朋友出面帮助他。 还有能使他脱离危境的就是“左右亲近”了（有书译为“远亲近邻”之类，似为牵强附会。其本义应该是跟随在皇帝左右的大臣和与司马迁共事的同事），但是“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一是司马迁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小太史，救与不救都没有利益可得，反映了官场的腐朽与险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遭了“李陵之祸”，因此，明哲保身的臣子们避之惟恐不及，绝对不会去冒“司马之祸”的风险的。 这样，在家境贫寒、“交游莫救”、“不为一言”的情况下，司马迁就面临着绝境，接受腐刑就成了司马迁活下来的唯一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当时来讲不仅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还面临着灵魂的不断考问。 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以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呼？虽累百世垢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徊，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译文：我因为多说了几句话（指李陵事件）遭逢灾祸，深深地为乡亲邻里耻笑。因此还玷污辱没了祖上，还有什么脸面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啊？即使再过一百代，耻辱反而会越来越深。因此，难耐的心情九曲回肠，在家则恍恍惚惚，出门则不知要到那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冷汗浃背而湿透衣裳的。 这是对自己受辱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情讨伐。真可谓千回百转之笔，书光明磊落之志，抒愤郁不平之气，传曲肠九回之情。 四、 生死劫为创史记活重于泰山。 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腐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巨大痛苦，而是生不如死地对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戕害。他想到了死，因而面临着生死抉择。 他在“腐刑最下极矣”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生存，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积极的生死观。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译文：假使我依法受死，如同九牛身上失去一毛，和死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而世俗又不会把我和为坚持气节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丧失理智、罪大恶极，不能摆脱，罪有应得而已。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对于死的价值运用不同罢了。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过司马迁的这句话，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敬重司马迁的，就现在看，司马迁的“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如果他真的被杀或自杀，“死”则轻于鸿毛，或许，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会有更多的“虚美”之词。 二是他要完成《史记》的事业观。司马迁认为，他是蒙受冤屈而被判所谓“诬上”之罪的，白白被砍了脑袋没有任何价值，与此相连系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著作《史记》的终生理想。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译文：所以暗自强忍着苟活下来，甘愿囚禁在污浊的监狱中，是遗憾于一庄未了的心愿，卑贱无知地了却生命，我的著作就再也不能发表于后世。 私心：心愿；文采：著作。“活着”和“心愿”这两个原因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活下来是完成《史记》的前提条件，而著作《史记》又是活下来的全部动力。 三是，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是一个学识渊博，在史学上很有抱负的人，一直想修著一部史学大典，但未能如愿。临终前，就把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了司马迁，他在遗嘱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着眼泪答应了，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三年后，他真的担任了太史公，因此，他必须活下来，把“文采”“表于后世”！ 五、 师前贤定信念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要战胜如此巨大的精神痛苦，要适应如此恶劣的的世俗环境，仅仅有正确面对生死，立志著就《史记》的想法，似乎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不断在前贤的身上吸取巨大的力量，把一个“虽累百世”的漫长痛苦过程，转变为修行品格、坚定崇高信念的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译文：古代富足尊贵而名声磨灭不传的人，多的难以记述。只有那些卓越杰出的人为后人称道。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被砍去髌骨，著就兵法；吕不韦迁徙蜀地，《吕览》流传后世；韩非子在秦入狱，写出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们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努力作出的。 倜傥：卓越；厄：受困；膑：砍去膝盖骨。司马迁正是从古仁人圣贤的身上吸取了博大的精神力量，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六、 就极刑无愠色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最后，告诉了任安自己著作《史记》的宏伟计划，并已经付诸行动，以告慰他的好友，也告慰他的父亲，还告慰此后的二千年！ 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译文：近年来，我把精力寄放在浅薄的文字上，收集散失在世间的历史资料，详尽地考察其事实，综合事物的本质，考察其成败兴衰的规律，时间从黄帝开始一直到现在……想要彻底探求天和人的相互关系，通晓古今社会规律的变化，使其成为（史家）学说。草创还没有完成，却遭到了这场（李陵之祸）灾难。惋惜没有完成全书，因此，接受极刑也不能有怨愤。如果我真的能完成这部书，传给理解我的人，传播于大都邑之间，就算偿还了我前面受屈辱的债了，即使被杀一万次，还有什么后悔的呢！ 无能之辞：浅薄的文字，自谦，意为著书立说；略考：详尽的考察；究：穷，彻底的探求；际：相互关系；变：变化规律；责：通假字，债。极刑：腐刑。 司马迁已经完全从那汗颜的羞辱中解脱出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那饱经忧患、感慨深沉、睿智隐痛的天才头脑，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那颗金子般纯净闪烁的心，遨游在天与人，古与今浩缈无际的时空隧道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实际上为后人耸立起三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1、史学成就的高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从远古到当今时代的（就司马迁而言）3000年历史的伟大巨著，无论是从内容的丰富，还是从时间跨越的长度上，都是前无古人的，成为后世史学家的优秀楷模。“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 事实上自班固《汉书》下至《明史》，以至《清史稿》的一系列史书，都基本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2、文学艺术的高峰。《史记》同时是传记文学名著，司马迁把中国的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史记》记人叙事，场面集中，结构严谨，语言简洁，独具匠心，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后人诗歌、小说、戏剧无不受到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3、治史品格的高峰。司马迁著《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成一家之言”，即要表达出他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物乃至对统治者的独到见解。 班固曾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他的《史记》不仅客观公正，而且“不虚美，不隐恶”。他的特殊经历使他更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罪恶，认清统治者的残酷本质。他刚正不阿，笔锋直至秦始皇、汉高祖，特别是对他同时代的汉武帝，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揭露和鞭笞。 由于原著的《武帝本纪》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写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他篇章中，看到汉武帝的昏庸无知、荒唐可笑的一面。直接抨击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在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就更没有。 同时，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将领，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极尽歌颂和同情。 《史记》不朽；司马迁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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