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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带有专题研究性质，是专科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提高课。其教学目的是利用以往已经获得的文学史知识，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一些古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希望通过四个专题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引发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兴趣。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本课程按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分为四个部分，即《诗经》与楚辞研究、唐诗宋词研究、元明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四个专题的研究角度、方法各有特点，而且都尽可能地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状况，努力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也为那些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同学指点治学的门径。 本课程课内学时216，共12个学分，开设时间为二个学期。与本课程相关的课程有：专科阶段的《古代文学史》（1）、（2）、（3），本科阶段的《中国古代文论选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等。 二、课程教学媒体 （一）文字教材 A、主教材 本课程文字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与楚辞》（褚斌杰主编、2002版）、《唐诗宋词》（程郁缀著、2003版）、《元明戏曲》（李简著、2003版）、《明清小说》（周先慎著、2003版），文字教材是编制教学媒体、组织教学和复习考试的主要依据。在主教材的基础上，拟采用多种媒体教材组织教学，主要有文字辅导教材、IP课件、直播课堂、网上辅导等教学手段，对主教材的重点、难点内容再作补充分析和阐释。编制辅助教材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帮助学生自学，使学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来认识理解有关问题。 B、辅助教材 2、《诗经与楚辞导读》2002年2月出版，对文字主教材所涉及的主要作品进行注释解读，使学生能够透彻的理解作品，从而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深度。 （二）、IP课件 IP课件为重点辅导型，初步拟定8节课，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褚斌杰教授、程郁缀教授、李简副教授、周先慎教授主讲，主要讲授学生难以理解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需要通过电视手段直观演示的内容，使学生通过电视课的直观教学加深对文字教材的理解和认识。录像教材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随时补充。计划分两次，分别在2003年六月和九月完成。 （三）、网上辅导：根据教学需要及师生反映不定期在网上发表辅导、自测及期末复习考试等有关信息，还将结合课程内容特点组织一些专稿，深入浅出地剖析一些教学问题。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将通过电大在线BBS讨论板进行，欢迎广大师生在讨论板发出帖子，提出问题，提出有关教学建议。网上辅导是本课程重要的手段，很多重要信息主要通过网上发布，平时一定要随时注意查看网上教学信息。 （四）、其它手段：直播课堂、电话答疑、通讯辅导（电子邮件或信函） 有关教学活动安排等，将随时在网上通知。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1）》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课程是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一门必修课程，这门课带有一定的专题研究性质，是专科阶段的中国文学史的提高课程。它的教学目的是要利用同学们以往已经获得的文学史知识，引导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一些古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且希望通过这四个专题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引发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兴趣。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佳作名篇更是多不胜数，可是我们的学习时间却非常紧张，而且电大远程教育的教学方式对我们的课程也有一定的限制。为了能让大家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学到尽可能多的内容，我们的主讲教师也是煞费苦心。他们经过多次的研究讨论，最后决定为大家开设这四个专题。即《诗经》与楚辞研究、唐诗宋词研究、元明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这四个专题的开设采用了“史”的研究和“体”的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把握史的线索和脉络，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文学史还有它的独特性，曾有人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看作是一部文体替代史，最著名的说法就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在这里，王国维为我们总结了历代最具有代表性，创作成就也最突出的几种文体。我们的主讲老师又在这一基础上精挑细选，为我们选定了这四个专题。当然这四个专题并不能囊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全部，但是这四个专题所涉及的却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也是创作成就最高的文体、作家和作品。同时主讲老师们对这四个专题的研究角度、方法也各具特色，而且都尽可能地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状况，目的是拓展同学的学术视野，也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同学指点治学的门径。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这门课，课内学时为216，共12学分，开设两个学期。 本学期我们要学习两个专题，即诗经与楚辞研究专题和唐诗宋词研究专题。 绪论 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风骚”、“风骚”传统（或称“诗骚传统”）的含义，以及“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风骚”是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的并称。而“风骚”传统则是在《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优良传统，即代表《诗经》的《国风》所形成的“风”诗传统和代表《楚辞》的《离骚》所形成的“骚”诗传统。 所谓的“风”诗传统，就是世代相传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国风》中的民歌和二雅中的卿士大夫政治讽喻诗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内容上，它们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它们善于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来抒发情怀，反映现实。 所谓的“骚”诗传统则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内容上，《离骚》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他对进步理想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本质。在艺术手法上，屈原一方面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来构成一个奇特的神话世界，借此表现诗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上天入地地求索以及始终不渝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还礼利用发展了民歌的比兴手法创作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以此来象征他与楚国腐朽黑暗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离骚》这种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作者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特征，也就是“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
《诗经》重难点知识 第一章 《诗经》的编集、流传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 一、《诗经》作品的搜集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地域上说，有的出于周天子的国都，有的出于各诸侯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从作者说，既有贵族的创作，更多民间的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说法。 关于献诗说，先秦古籍有一些记载可以证明周王朝有让公卿列士（也就是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内证。公卿列士献诗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搜集起来的。 关于采诗说，虽然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汉代学者认为周代是有采诗制度的。《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我们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也可以推断采诗制应该是存在的，《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起来的。因为在古代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官府大规模的、有目的的采集，那些遍布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才能够汇集到王廷中来。而采诗的目的是为了使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 除了采诗得来的《国风》民歌、献诗得来的大小雅的政治美刺诗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燕飨、祭祀等仪式中用的乐歌，这些诗应该来源于周王朝的乐官（如太师）以及巫、史的创作。 二、《诗经》的编定 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这三种渠道汇集起来的作品数量一定很多，然而今传的《诗经》只有三百零五篇，那么，《诗经》的编选整理者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马迁认为孔子对古代搜集来的三千多首诗进行了删选，编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并未曾删诗。论据如下： （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出使，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十五《国风》名称与顺序都和今传的《诗经》本子基本相同。这说明当时《诗经》已经编集成书了，而那一年，孔子只有八岁。 （2）《史记》载孔子删诗在自卫返鲁之后，而《论语》载，此前孔子多次提到《诗三百》。 （3）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出自今本《诗经》，可见当时已经有通行的《诗经》定本，而此风在孔子之前便已流行。 孔子虽未曾删诗，但是他曾经对《诗经》的文字、音乐等进行过整理修订，并且将《诗经》用于教育，这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 《诗经》最后的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第二节 《诗经》的流传 关于《诗经》的流传，首先要掌握四家诗和今文三家。 所谓的四家诗是指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诗为齐人辕固所传，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韩人燕婴所传，毛诗则为鲁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四家诗中齐、鲁、韩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已经立于学官，合称为三家诗或今文三家；而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到东汉才立于学官。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释。此后，三家诗逐渐衰亡，而毛诗独传。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的编集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二章 《诗经》的分类 关于《诗经》的分类，曾经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多种说法。 四始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始”之意义，一说分别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一说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 四诗说：又称二南独立说。所谓的二南指的是《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十五国风中有十三个以“风”为名，惟独二南例外。因此，到了北宋，苏辙在他的著作《诗集传》中首次提出了二南独立说，认为《周南》、《召南》应该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另立一类。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南”是乐歌之名、诗之一体，相应的，《诗三百》也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这也就是所谓的四诗。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本子是依照风、雅、颂的体例来编排的。那么风、雅、颂又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关于这一点今人多认为是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中国有音乐文学的传统，在《诗经》的时代，诗和音乐是融合为一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在当时都是歌词。所以按照诗歌的音乐来划分风、雅、颂应该是合理的。 对于风、雅、颂的具体含义，前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 风者，风土之音，民俗歌谣之诗也。所谓国风，是各诸侯国统治地区的地方土乐、民间歌谣，这里的民俗歌谣之诗是相对于朝廷诗乐而言的，在作者的阶级身份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诗经》共十五国风，160篇作品。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朝廷之乐曰雅，也就是说，雅是周代朝廷的正乐。称周天子都城附近之乐为正乐应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称之为雅乐，正如当时的普通话、标准话称为雅言。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大小雅应当是因时代不同，音乐亦有所不同，故分。大雅共31篇，多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共74篇，多作于西周末期，较大雅产生为晚，风格上更接近国风。 颂，宗庙之乐歌，宗庙之音。也就是说，颂是祭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三章 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的五大史诗 《诗经》中保存了周民族的五大史诗，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二、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 关于周民族史诗我们要重点掌握的是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顾名思义，“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统一，因此它必然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多重价值。周民族的史诗也不例外，它同样兼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 周民族史诗的历史价值表现为： 一、记叙周民族产生、发展的历史；周民族的五大史诗以周民族的发展历史为中心，以几次大迁徙（如公刘迁居豳地、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和大战争（如文王讨伐崇密、武王牧野伐商）为重点，记叙了周民族发祥、创业直到最终灭商建周的历史过程。 二、反映当时周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当时周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比如，从《生民》这首诗中姜嫄神奇受孕以及生子之后三弃三收的神话故事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周人对生育现象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从后稷发明农业的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周人农业生产的情况；从公刘率领人们建造房舍的描写中可以了解周人的建筑水平。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生民》中了解到周人的祭祀礼仪等。这些都是研究周民族历史的珍贵史料。 周民族史诗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还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它代表了公元前11世纪我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其成就可概括如下： 一、比较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神话传说色彩是史诗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民族史诗也有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这在《生民》一诗中尤为突出，如诗中姜嫄因为踩了上帝的脚印而神奇地怀孕，后稷被母亲三弃三收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神异等。 二、叙事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而史诗则是以叙述描写为主的，因而周民族史诗有着叙事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特点。例如《公刘》一诗记叙了周民族的酋长公刘率领周人从邰地迁居豳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历史。诗歌是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的，但是诗歌的每章都以一个感叹句“笃公刘”（意即：忠厚老实的公刘啊）起首，从而把公刘的形象和民族的历史、族人的爱戴赞美之情结合在一起，使得叙事中有了抒情的成分。又如《生民》一诗的最后详细描写了周人在丰收之后祭祀祖先的场面，而这种描写中则暗含着周人丰收的喜悦、对神灵的虔诚感恩，使得描写中也满含着情感。这种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使诗歌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如《生民》是从姜嫄怀孕开始，写到后稷定居邰地、创立祭祀典礼，有着相对独立的完整情节。这种表现手法还塑造出一个个光辉的先王形象，如充满了神异色彩的后稷、勤劳智慧、深受景仰爱戴的公刘等。 三、周民族史诗也很讲究布局谋篇的章法结构。这些史诗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如《生民》中先写姜嫄怀孕，次写后稷出生，再写他发明农业，最后写他率领族人定居邰地；《公刘》一诗先写迁移前的准备、次写启程出发，再写公刘察看周原，最后写周人在豳地停留下来开垦土地、建设家园；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但是其结构上也很多独特之处，经常用相同的词语领起一章，如《生民》连续六章以赞叹的语气词“诞”发端，《公刘》以“笃公刘”发端，这样既构成了章节之间的排比，增强了诗歌外在形式上的层次感；又通过同一种感情的不断反复，使深层内容紧密相连，将全诗融为一个浑然的整体。 四、周民族史诗还很讲究修辞技巧，多用排比、比喻等手法增强史诗的形象性。如《生民》用一系列的排比描写后稷种植庄稼，《绵》中用瓜瓞自小变大比喻周民族的由弱变强。 五、擅长使用叠音词来摹声摹态，如《生民》中“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连用四个不同的叠音词来描摹不同农作物丰收的景象，突出不同农作物的不同神态。叠音词的使用不仅生动传神，还增加了诗的节奏感，使诗歌琅琅上口。 在以上内容中，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四章 农事诗 一、农事诗的含义 所谓农事诗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它们是周代农业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的直接产物。以农为本的社会生活决定了农事诗是《诗经》中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之一，这些作品也更直接地反映了周人的经济情况和周人的物质生活，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审美趋向产生的物质之源，在文学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上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的农事诗可以分为农业祭祀诗和农业生活诗两种。 二、农业祭祀诗 所谓的农业祭祀诗是指《诗经》中描写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等农业祭祀活动的诗歌。所谓祈谷，就是春夏播种之时，祭祀神明，祈求丰收；《周颂》中的《噫嘻》就是描写祈谷祭。所谓报赛，就是在丰收之后，进行祭祀，报答酬谢神灵的恩赐。 农业祭祀诗具有重要的价值： （1）它们记录了周人为祈求丰收进行的宗教活动及其相关的风俗礼制。 （2）具体描写了周人农业生产的规模方式以及农业经济的繁荣，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周的政治、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3）祈谷、报赛等农业祭祀活动，表明了统治集团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提倡，也增强了周人夺取丰收的信心和劳动热情，在当时起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 三、农业生活诗 农业生活诗是这一章的重点。 所谓农业生活诗是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诗，如《豳风·七月》、《小雅·大田》、《甫田》等。 （一）《豳风·七月》 《豳风·七月》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关于《七月》我们要掌握一下内容： 1、《七月》的创作时间： 关于《七月》的创作时间，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1）春秋时期：郭沫若认为古代无三正交替现象，且《七月》符合周正时令，而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所实施的历法即为周正。 （2）西周初期：原因有二：一是历法的问题，《七月》描写的时令与夏正相符，与周正并不相符，故在实施周正之前；二是《七月》属于《豳风》，而豳在西周末年已经被猃狁占领，东周时为秦国属地，故《七月》产生当在春秋之前。 2、《七月.》的作者 关于《七月》的作者，历史上争论也很多，主要观点有： 1、周公所作：《诗序》认为是周公所作：“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同，致王业之艰难也”。 2、剥削阶级（农奴和奴隶）所作：建国之后学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七月》是农奴或奴隶在倾诉自己的悲哀痛苦。 3、周朝乐官在豳地农奴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一首代言体诗。原因如下： 一、由原诗可知，作者对农业生产了如指掌，方玉润说“非恭耕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 二、诗歌采用了第一人称，诗的内容既有农夫艰苦的劳作和贫苦的生活，又有喜气洋洋的宴饮场面，说明作者对两个阶级的人的生活和情感都很熟悉。 三、 艺术成就突出，恐非没有文化的农奴之作。 四、又称为豳雅豳颂，是可以用于寒暑节气、祈年、蜡祭的乐歌。且语气是一种雍容和缓的客观陈述，没有强烈的怨恨和反抗。故而不可能是“充满农奴血泪的悲歌。” 结论：根据作品本文和有关古籍提供的材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七月》的胚胎出自于西周时期豳地农奴之手，最后定型则由春秋时期周王朝的乐官完成。 （二）农业生活诗的价值 1、农业生活诗的社会历史价值 农业生活诗的社会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1）再现当时的阶级差异：《诗经》中的农业生活诗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两个阶级的生活上的悬殊差异。如《七月》中农奴自己“无衣无褐”，却要“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农奴自己“采荼薪樗”，艰苦度日，却要为领主生产“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甚至“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些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周朝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更加真切地感受农奴的不幸和悲哀。 （2）反映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 《诗经》中的农业生活诗还多方面地反应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为研究西周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例如《七月》中描写周人已经开始按照时令安排农业生产，及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蚕桑、打猎；还描写了当时周人种植的各种农作物，这些都是对周人宝贵生产经验的形象记载，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资料。 2、农业生活诗的艺术价值 《诗经》农业生活诗的艺术价值表现为： （1）充满农业生活气息的独特表达方式。如《豳风·七月》，这首诗很像是一首月令歌，它将节令物候和农业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用一系列物候形象地反映季节更替的抽象概念，表达方式独特而生动。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运用蟋蟀的由远及近、由室外到室内的迁移来表示气温的下降，季节的变化，别有意趣。 （2）善于撷取富有深意的生产生活片段，并引发人人们的思考，从而造成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隽永的韵味。如《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以及《大田》所写的寡妇拾穗等，均是颇有深意的。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的农业生活诗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五章 燕飨诗 一、燕飨诗的概念 所谓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古代嘉礼中飨礼、燕礼等礼仪活动的诗。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燕飨诗的价值。 燕飨诗的价值表现为以下几点： 燕飨诗的政治价值：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燕飨之礼在周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周代统治者将之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的手段。直接反映燕飨礼仪活动的燕飨诗，也同样具有政治功利的目的。燕飨诗的创作是要通过诗歌，告诫人们遵循燕飨礼仪，从而实现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的政治功利目的。 燕飨诗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今天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记载了许多燕飨之礼的程序和仪式，是我们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如《小雅·瓠叶》中记载的三爵之礼，就是古代燕飨中必经的程序。此外，燕飨诗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代贵族的生活状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资料。 文学价值：燕飨诗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组单纯反映古代燕飨活动的诗歌，它们不仅具有政治历史的价值，还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首先，它们真实地展现了燕飨活动的场面，表现出燕飨活动中和谐融洽、欢快热烈的气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诗人不仅直接描写筵席之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场面，还巧妙地借助寓意丰富的自然物象来渲染烘托热烈的气氛。如《鹿鸣》开篇即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起兴，既用鹿的鸣而相呼表现主人的诚恳殷切，又为全诗奠定了和谐欢洽的基调。而《常棣》则用花的繁茂来烘托众多兄弟欢聚一堂的喜悦和睦。其次，燕飨诗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的贵族形象，当然这些形象都是燕飨席上的形象。如《宾之初筵》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群腐朽虚伪、丑态百出的贵族醉鬼的形象。在宴会开始时，这些贵族还能谨守礼仪，装模作样；等酒酣耳热，便渐次放肆，等到大醉之时，更是呼号喧闹，手舞足蹈。
第六章 战争徭役诗 在这一章，我们首先要掌握以下内容： 《诗经》战争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 （1）周民族作为核心文明、主体民族对周边部族作战时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中原地区经过尧舜时期和夏商两代，文明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周边地区，而华夏民族也在民族融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王朝，更自视为上方大国，因而在对外战争中都带有民族自豪感和必胜的自信心。如《小雅·六月》、《大雅·江汉》等都表现了种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2）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战斗精神：《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就描写了周人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精神。 （3）对家乡的思念、对战争的怨恨。周民族《豳风·东山》、《小雅·采薇》就都表现了这样的情感。 这一章，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诗经》徭役诗所表现的情感内容。《诗经》中反映徭役的诗很多，这些诗的内容纷繁复杂，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其中所表现的感情却有共同性，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切的思乡、念亲之情。周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而徭役破坏了安定的生活，迫使很多人远离家乡。这既违背了人伦常情，又破坏了农业生产，于是出现了许多服役者和家里的亲人互相思念牵挂的作品。如《鸨羽》写繁重的徭役使人们背井离乡，农田荒芜了，父母也无人赡养。诗人以呼天式的抒情倾诉了对无人赡养的父母的牵挂、对迫使自己远离家乡的怨恨；又如《君子于役》中家乡的妻子对外出服役、不知归期的丈夫的思念。 二是对个人劳苦和命运不公平的感叹。徭役诗中的服役者大多是下层的庶民甚或农奴，他们经常在诗中描写自己服役生活的劳苦悲哀。如《小雅·何草不黄》，这是一首征人的哀歌，征夫对自己“独为匪民”的怨愤。 第七章 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 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政治美刺诗又包括两类，一类世政治颂美诗，是对贵族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赞美。这些诗大多产生于政治清明、国家强盛之时，时间约当西周初、中期以及宣王中兴时期。一类是讽喻怨刺诗，大多产生于王道衰废、国家败亡之时，尤其是西周中后期至东周初期。 其次要了解《诗经》中的政治颂美诗的基本模式。 《诗经》的政治颂美诗以赞美贵族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主要内容。它们的创作又一个基本的模式。在周人的文化观念里，道德修养是统治者治国的基础，是卿士大夫从政的基本条件。因此，颂扬贵族的道德人格之美，是《诗经》政治颂美诗必然具有的内容。而内在的德性又是通过外在的仪容才得以表现的，所以诗经政治颂美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描写君子的仪容之美。这样就形成了政治颂美创作的基本模式，那就是：既歌颂君子的内在美德，又赞美君子的外在仪容，即颂扬周代贵族内德外仪的统一。 这一章的重点是讽喻怨刺诗，要重点掌握讽喻怨刺诗的内容及讽喻精神的实质、讽喻诗人的精神品格。 讽喻怨刺诗从内容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作者多为贵族中地位较高者，代表作品《板》、《荡》、《桑柔》等；二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作者多为贵族中地位较低或有不幸遭遇者，《十月之交》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讽喻规谏诗的作者多为贵族中地位较高者，宗法血缘关系使得他们的命运和周王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对国家兴亡所怀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对王朝倾覆的焚心之忧、切肤之痛。怨刺批判诗的作者大多比讽喻规谏诗作者地位低。他们的血缘层次和等级身份虽然使他们也关注国家命运，但是由于他们或者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或者有着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的诗篇大多抒发自己的感伤愤怒。这两类诗表现情感虽有不同，精神实质却是共同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诗经》的讽喻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忧患意识，即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二是忧生之情，即对个人不幸遭际的感慨怨愤。 讽喻怨刺诗的作者被称为讽喻诗人，他们是周代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的精神品格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是他们与周王朝休戚相关的命运决定的。讽喻诗人大多与周王朝有着或远或近的宗法血缘关系，这使得他们与周王朝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忧国忧民的情怀因此成为讽喻诗人的重要品格。二是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礼作为生活的准则，以此自律并以之律他。讽喻诗人的精神品格是他们创作讽喻怨刺诗的内在心理动力。 《诗经》讽喻怨刺诗所体现的讽喻精神、讽喻诗人的这种精神品格对后世的作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原和杜甫就都继承了这种传统。 第八章 婚姻诗与爱情诗 一、《诗经》婚姻爱情诗的内容 诗经婚姻爱情诗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说周代恋爱婚姻中的各个方面在诗经婚姻爱情诗中都有很好的描写。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反映男女之间互相悦慕、爱恋、思念的爱情诗。 周代是一个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由于较少婚恋的禁忌，故而《诗经》中的爱情诗显得特别的自由活泼，既有“太初始判”的放纵恣肆，又有“天地元声”的朴丽天真。它们真实传达了少男少女的心声，生动再现了周代男女之间相恋相爱的世俗生活，其内容丰富而多彩。其中包括： （1）男女之间互相的悦慕。如《郑风·出其东门》写一个男子对“缟衣綦巾”的意中人的情有独钟；《郑风·叔于田》中的那位女子则将自己爱慕的“叔”夸得勇武英俊、德才兼备、举世无双。 （2）男女的欢会。如《郑风·溱洧》写上巳节时青年男女在春水涣涣、游人如织的溱水、洧水岸边，相伴游春，嬉戏谈笑；而《邶风·静女》则写在城隅约会时，女子对恋人的逗弄，男子对女子的深情。 （3）男女之间真切深挚的相思。如《王风·采葛》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离别之时度日如年的相思之苦；《郑风·子衿》写；有的写求而不得的惆怅，如《秦风·蒹葭》等， （4）有的写对婚姻爱情自由的追求，如《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 恋爱之后，便是结婚。《诗经》婚恋诗的第二方面内容是描写男女结合的婚嫁诗。这些婚假诗有的描写了结婚的仪式和场景，表达对新婚的祝贺和礼赞，如《召南·桃夭》，用鲜艳的桃花来烘托婚礼的热烈气氛，暗示新娘的美丽，又用桃自果实肥大、枝叶繁茂来比喻新娘给夫家带来的人丁兴旺、家业兴隆；有的表达了婚嫁中的欢乐、幸福、离别等各种情感，如《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邶风·燕燕》等。 《诗经》婚姻爱情诗的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不幸婚姻的悲叹，如《日月》中女主人公对自己婚姻不幸的哀叹，《氓》中的弃妇对自己悲惨命运的诉说。 《诗经》婚姻爱情诗的思想价值表现为它所表达的情感都是高尚、纯洁的，这标志着原始的性爱已经升华为情爱，它丰富了人类的情感世界。这些诗篇所表现的对情爱的热烈健康的追求、对情爱的高尚理解、对压抑爱情的文化氛围的反抗，都体现了周代人对爱情的严肃认识。 婚姻爱情诗是《诗经》艺术价值最高的部分之一，其艺术成就 首先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它真实地传达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感情，再现了周代社会婚姻爱情生活的情况。 其次，是特点鲜明的形象塑造。婚姻爱情诗虽然都是抒情诗，但是却通过直接的情感倾诉，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少男少女形象。少女的天真烂漫、窈窕妩媚、庄重矜持，少男的孔武有力、倜傥潇洒甚至嬉皮笑脸，都栩栩如生。如《静女》中“搔首踟躇”的少男。 再次，深含意蕴的景物描写。《诗经》婚姻爱情诗的景物描写也颇具特色，其中多有兴寄，如《蒹葭》用凄清的秋景衬托求而不得的惆怅感伤，《桃夭》用绚烂的桃花暗示婚礼的热烈气氛和新嫁娘如花的美丽。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含有婉转不尽的情蕴，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四，生动活泼的语言。婚姻爱情诗多是民歌，其语言风格也非常生动活泼，明白如话，有很多诗篇即使今天读起来也毫不费力。如《郑风·溱洧》写男女间的调笑，《搴裳》写女子对男子的戏謔，都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民歌风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情韵悠深。 第九章 《诗经》的文化精神 关于《诗经》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根植于农业生产的乡土 情蕴；二是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三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四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一、根植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二、浓厚的伦理情感和宗国意识 三、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 四、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有两方面的含义：（1）《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面对艰苦的农业生活，周人没有虚妄的幻想，而是立足于现实，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周人把诗歌创作看作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现实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刻的描写和揭示。大到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朝会燕飨，小到平民百姓的蚕桑农耕、屯戍行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成为《诗经》描写表现的对象。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诗经》成为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素的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2）《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周人是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自己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描述多彩的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表现周民族的生活旨趣、价值观念及其文化品格。他们不但创作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第十章 《诗经》的艺术形态 这一章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诗经》的艺术成就、《诗经》的文化精神和《诗经》的语言形式四个方面论述了《诗经》的艺术形态特点。 一、《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 《诗经》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总结和升华，和上古诗歌相比，《诗经》的创作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诗经》的创作标志着功利主义的诗的自觉。 周人开始明确认识到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抒发怀抱的意义，而这正是诗的本质。从此，诗歌不再仅仅是一种即兴或者自然生发的艺术，而成为自觉的、有目的的创作。特别是创作二雅的贵族诗人，更是把诗作为表达政治思想和宗法伦理情感的工具，用诗来美刺时政，劝善惩恶。正是这种带有明确写作目的的创作，造成《诗经》与原始诗歌的根本不同，标志着中国诗歌创作自觉的开始，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明确的政治功利目指导下创作的优秀作品。 2、个体的诗人开始出现。 原始诗歌是集体的歌唱，到了《诗经》的年代，虽然众多的民歌依然保留着这种性质，但是诗歌同时已经开始由表达群体意识的集体歌唱向抒发个人情感的个体创作发展过渡。一些篇章已经标明了作者，有的虽未标明作者，但是可以根据诗歌内容推断为个体的创作。诗歌中开始出现个性的存在，如二雅的政治美刺诗中那些忧时伤国、耿耿忠心的卿士，都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政治立场。诗中个体的存在，显示了诗人对个体自我的认识，这也是人性的一种初步觉醒，是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文学自觉的前提。二雅中的那些讽喻诗人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贵族阶层的优秀诗人，并以其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对屈原以降的历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对艺术美的追求。 原始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没有自觉追求美，只是在直觉中遵循着美的规律。而《诗经》的创作则体现出人类审美意识觉醒，并在艺术创作中自觉进行美的追求。随着功利主义的诗歌创作的自觉意识的产生、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个体诗人的出现以及早起美学理论的产生，周人开始借助美的规律来更好的实现其诗歌创作的功利目的，在诗的创作中追求美。如用比兴的手法来更有效的表情达意，用双声叠韵和重言词来更好的摹声摹形等。《诗经》的艺术表现水平因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功利主义的诗歌创作的自觉、个体诗人的出现、艺术美的主动追求划开了《诗经》创作和原始诗歌创作的界限，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已经脱离了原始自发的阶段，开始飞跃发展。 二、《诗经》的抒情诗艺术 《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抒情诗艺术的逐渐发展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2、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境界的创始。 3、高超的艺术技巧 三、《诗经》创作与周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诗经》诗歌基本都是周代的创作，他必然受到周代文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诗经》的物象择取受周文化精神的影响。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必然要对写入诗中的物象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必然会受特定时代文化的影响。《诗经》在写人物服饰时，还经常写到各种玉饰，这是人物形象描写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玉在周代文化中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又是道德品格的象征。在诗中一提到玉，就会让读者从中体会到它所象征的等级意义和道德意义。 （2）《诗经》作品的内在结构受周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的影响。如《诗经》在对人物进行赞美或讽刺时，总是从仪容服饰着手来表现人物的内在德性。这是因为在周人看来人最重要的便是内在的德性，而仪容之美则是德性之美的外在显现。再如战争徭役诗的结构模式是借战争行役的题材来抒发思乡怀归之情，这显然是受了农业生活中产生的安土重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四、《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 《诗经》作品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名词和动词的丰富多彩和具象化。《诗经》中的词语丰富多彩，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构成了众多的词汇，表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诗经》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周代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在表达同类事物的不同个体时，还没有形成以抽象类概念为主构造复合词的普遍能力，因此常用不同的单音词来表示不同的个体。例如《诗经》中很少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名词“马”，却运用了三十多个具有描述作用的特殊名词。如“鸨”指毛色黑白相间的马，“黄”指毛色黄白相间的马；“骆”指白毛黑鬣的马等。这些具象化名词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周人对马的熟悉程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驾驭和使用语言的非凡能力。《诗经》中的动词也具有具象化的特征，如其中描写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了人们对人类动作的细心观察以及创造语言的高超能力。 2、 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诗经》中这一类形容词数量非常大，重言 如夭夭、灼灼、迟迟、习习、霏霏、依依、皎皎等，双声如参差、踟躇、黾勉等，叠韵如辗转、窈窕、逍遥、沃若等。其中重言词又是最多的，这正是因为《诗经》时代单音词占多数，人们还不能大量创作复合词，便只能依靠这种形式来增强抒情描写的效果，并使诗歌的节奏整齐。 3、 二节拍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音乐美。《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 节奏韵律规范。《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在偶数句中隔句押韵，《诗经》的押韵形式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双声、叠韵、重言词的使用和规范的押韵，使《诗经》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4、 重章复沓的章法。《诗经》章法形式的重要特征就是重章复唱，也就是一首诗由若干 章构成，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的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咏唱。重章复唱的形式，又称为叠咏体，是民歌中常用的样式，这一方面因为民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单纯而深挚的，只有重要的反复咏唱才能充分抒情达意；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歌是口头传唱的，这种形式便于记忆和传诵。重章复唱的形式影响了《诗经》的语言。首先它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些套语不仅方便了记忆，而且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重章复唱的形式还影响了《诗经》的遣词造句。因为套语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只能抓住中心词进行锤炼，靠中心词语的变换来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从而取得突出的表达效果。如《芣苢》中变换了六个动词，借此造成动作描写的连贯、画面的流动、情感的加深，可谓言简意深。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和《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第十一章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1）抒情诗的传统。（2）群众艺术的传统。(3)现实主义的传统。 2、《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1）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 （2）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 3、《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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