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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神机妙算
文／熊钢（本文作者为周恩来总理助理熊向晖之子） 中学时代，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玩。吃饭时他父亲指着我告诉大家：“他爸爸真行，在胡宗南那里潜伏了那么久。张治中刚听说他爸爸是共产党的时候，可吓了一大跳。” 这话我当时听了完全是懵懵懂懂。到70年代，我才听到父亲亲口述说那一段往事。他说张治中在周总理的酒宴上看见父亲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啊”了一声楞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总理笑笑说：“怎么，你们不认识？”张治中这才回过神来，说：“认识，认识。想不到熊老弟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然后介绍了父亲的潜伏经历。 父亲说张治中当天晚上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大意是：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你靠特务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产党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等等。 当时我听着只津津有味于这一段故事的戏剧性效果，其他方面也没在意。等读了父亲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全貌。时间：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地点：中南海勤政殿；场合：特设酒宴。到场主要人物：周总理，父亲，以及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 读完了这一段，我开始感到有些疑惑：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公开方式似乎有点不同寻常。 第一，为什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当时开国大典刚刚过去1个月，周总理日夜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怎么抽得出时间？ 第二，为什么公开的对象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原派的和谈代表？无论是从国民党那边的身份看还是从共产党这边的身份看，父亲跟这些人的地位都不大相称，又没什么必然的工作联系。 第三，为什么如此郑重其事？不仅是周总理亲自出面，而且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酒宴。 第四，为什么只介绍父亲一个人？其他跟父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不一起介绍？ 第五，有多大必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这些人已经跟蒋介石分道扬镳半年多了，不必靠父亲现身说法劝说他们，用这种特设酒宴的方式专门告诉他们父亲真实身份的用意何在呢？ 第六，为什么是1949年11月6日？这一天并不是什么节日或特殊纪念日，况且又是午宴，可见不是出于一般的宴会目的。 尽管我有这些疑惑，但始终想不出答案。只好把疑问闷在肚里。 几年前有个朋友送了我杨者圣先生写的《胡宗南这个人》，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得知了一些很令我震惊的情况： ——胡宗南集团的三十万大军直到1949年12月才在西南战役的成都战役中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消灭的重兵集团。 ——早在西南战役打响前三个月的1949年8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策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仓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 ——胡、宋的计划未能实现是因为蒋介石坚决反对。 对于胡、宋二人退守滇西、进入缅甸的决策，杨者圣先生的评价是：“这是当时在大陆手握重兵的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及结局看得最为清楚，提出的应变措施最为厉害的一个决策。” “君不见那个叫李弥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仅率残部数千人窜入缅、老、泰交界的三角地，闹鬼闹了好多年不说，其中不少人竟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国际毒品市场的大毒枭……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李弥的数千残兵，而是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那么缅、老、泰‘金三角’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随之而来是什么样的恶果？这可能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事！”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西南今天的现状实在够侥幸的。我第二个感觉是蒋介石可真做了件大好事，积了大德了，简直好像替共产党当帮手一样。但是再仔细一想，实际情况有那么简单吗？ 于是我重新清理了一下思路：整个西南战役真正的要害其实是阻止胡宗南、宋希濂兵团进军滇西，真正的关键人物是胡宗南。想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周总理向张治中等公开父亲共产党员真实身份的时间，恰好正是西南战役开始的时间，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 随后在翻阅周宏雁、姜铁军所著《解放战争全记录》时，我又得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实： 1．1949年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二野掩护三野，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战。等美军从上海、青岛等地撤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变小时，才把二野主力西调以解放大西南。 2．毛主席在部署进军全国时的主要意图都是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中国大陆，防止其外逃。而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方针恰恰最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3．跟其他战场情况不同的是，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指挥官胡宗南和宋希濂始终根本不赞同蒋介石的坚守战略，而是千方百计要实现自己取道西昌撤往滇西的计划，而这些努力却都因蒋介石的顽固拒绝和严密防范而未能成功。 4．西南战役发起两周后，即占领贵阳的1949年11月15日，我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和战略意图其实就已经暴露无遗。直到1949年12月16日这31天中，真正能够有效阻止胡宗南大兵团全力以赴逃往西昌进军滇西的人只有蒋介石一人。 也就是说，在1949年的11月，整个西南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胡、宋跑不成，而对于我军而言，最需要、最希望的就是要蒋介石“帮忙”替我军看住这两支部队，让他们动弹不得，留在原地乖乖等着被包围。 但要离间蒋、胡谈何容易。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多年，一直是蒋的嫡系亲信、封疆大吏。要离间蒋、胡，就必须抓住胡在关键问题上对蒋不说实话的过硬把柄。而父亲一事恰恰正是这样的把柄。只要把父亲的真实身份如实捅给蒋，就足以动摇蒋对胡的信任。 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父亲真实身份捅给蒋介石而不至引起蒋的疑心？通过秘密渠道不行。因为军统曾替胡向蒋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公开宣扬也不行，那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引起蒋的怀疑。而张治中、邵力子这些国民党前和谈代表则正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在国民党内身份不低，影响很大。虽然已经“投共”，但通过他们在国民党的故交旧友向蒋直接递送封信仍绰绰有余。 明白了这些，我顿时豁然开朗，关于父亲共产党员身份公开过程的种种疑惑全部迎刃而解。周总理特设酒宴，表面上是向张治中等人公开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实际是对蒋介石的攻心战。 全部的逻辑关系是：通过张治中告诉蒋介石：胡宗南西北大败的原因是胡的亲信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让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向他隐瞒了这么重大的事实，让蒋介石把自己丢天下的原因归罪于胡宗南，让蒋介石怀疑胡宗南的忠诚，让蒋介石不相信胡宗南的“撤退滇西、进军缅甸”是为蒋谋利益，让蒋介石拒绝胡宗南的这一建议，采取措施，防备胡宗南阳奉阴违，自行撤退，假蒋介石之手彻底破坏胡宗南的战略计划，看死胡宗南兵团，为我军完成战略大包围、就地歼灭胡宗南兵团争取到那必须的一个月时间。 在11月6日“公开一个秘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妙选择。这一天是星期日，举行酒会不容易引起蒋的疑心。假定酒会后张治中立即给蒋写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蒋介石辗转收到张治中的信需要一至两周左右时间，则蒋大约会在11月13日至20日左右读到该信。这正是我军预定攻占贵阳、开始切断四川国民党军队主力逃向云南的通路的时候，是我军进军大西南真正的战略意图充分显露的时候，是最需要蒋介石犯糊涂、听不进胡宗南的意见、继续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时候。 周总理对蒋介石发起的攻心战选得不早不晚，节奏火候掌握得分毫不差，恰到好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南战役的发展和结果，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我军最主要的战略战役目标。从12月4日到12月16日，蒋介石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宗南放弃四川、通过西昌进军滇西的请求，那一段时间蒋介石简直就像中了邪，好像存心要跟胡宗南过不去，要跟自己的几十万大军过不去，硬把他们往绝路上逼。直到胡宗南兵团一切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断、我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的12月19日，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弃川请求，命令胡率部向西昌突围。然而此时胡宗南兵团大势已去，兵无斗志，将生二心，几十万大军顿时分崩离析，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几天工夫便土崩瓦解。 想透了这一切之后，我终于恍然大悟：西南战役的结局并非出于侥幸。历史并非出于侥幸。中国今天的西南边疆的基本局面状况更是并非出于侥幸。最不堪设想的严重局面之所以得以避免，表面上应该“谢天谢地”谢蒋介石，实际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周总理。总理一顿饭，歼敌三十万。 解开了父亲地下党员身份公开过程中的一切疑团，我心里反而有点怅然若失。周总理举重若轻改变了历史，智深功高，居然一直无人知晓！我纯粹因机缘凑巧，才无意中偶然发现了周总理无数功绩中的这一件。那周总理还有多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历史性功绩尚未为人知？ 周总理身上集中了中国人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品格，中国，有着这样的总理；这样的总理的部下中，有着我的父亲。 《瞭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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