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
——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到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已经是15.2：52.9：31.9，工业居绝对主导地位，城市化率达到41.76%。同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2936.4元和9421.6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而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差距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继续侧重抓工业化、城市化，即使如理想的那样，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55%，农村人口仍会有近7亿人。7亿农村人口也不是小数。所以，既基于解决城乡差距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也基于中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月，成都就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提出“六句话”的总要求。这“六句话”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思路清晰、政策配套、措施得力、工作到位，虽然仅两年的实践，成都农村面貌和城乡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创造了“三个集中”的经验和“幸福梅林”等模式，使农民“发展有路子、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来源、居住有环境、生活有保障”。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做跟踪调查后，结论是城乡差距已经缩小到1：2的水平，为全国城乡差距的平均值的一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受益最直接、最大。
如今，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可谓为“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所谓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就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为着力点，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进行专题调研，高度评价成都的实践：抓得早、思路新、力度大、效果好，将为全省提供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成都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一体”上。这个“一体”，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面上的层次，二是核心层次。面上的层次，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感受到，属于“硬指标”，集中体现为“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硬指标”。关于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长期以来，人多地少、零星经营，是制约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道坎。无数事实表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才具备了搞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如新津打造的“川西坝农业博览园”，发展观光农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常年吸纳1000多农民进园务各，使周边1000多户3000余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农用地的比较效益；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和精神生活风貌三个方面。成都农村的交通、通讯、校舍，农民的社保、医保、就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农村发展与建设规划等，都纳入市政府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彻底拆除城乡隔离的藩篱；关于居住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为农民新村和农民新居建设。各区（市）县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新村模式”，如新津的纯阳花园农民安置小区。创造了“新居模式”，如锦江的“红砂村”、“幸福梅林”。人们戏说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那么，促进农民三大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抓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将中国农村也建设得像欧洲。这个面上层次的“一体”，如同发达国家那样，虽然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有不同的指标，但都具有现代性。因而这个面上的“一体”，“体”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现代性”上。
二是核心层次。这个核心层次是支撑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直接体现为“六句话”中的“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大潮已经把农村经济这一块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弱势，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出“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包含了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相对“贫血”的农业来说，就是“输血”，这非常必要。但仅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正如城市经济的发展那样，最终还是靠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如今我们不仅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而且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时期，建立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显得特别紧迫。市场经济中有两个基本要素：市场主体和产权。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主体和产权特别薄弱。在市场主体方面，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根本不具备市场博弈的能力。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字句”的总要求中，有“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包含了“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也包含扶持和培育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都有助于培育和壮大农业经济的市场主体。在产权方面，成都的实践已经初步涉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改革了。产权改革历来是风险最大的改革。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实现产权明晰并具备市场化品质，仍然难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博弈的能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不仅产权明晰，而且产权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当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负债经营”的经济。农业经济为什么缺乏生机和活力？就是融资难。为什么融资难？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没有具备市场化品质的产权。五中全会《建议》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现代农业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农业经济的产权是不成熟的，是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我相信，随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完成，随着随着国家转向农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产权改革问题也将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议题之一。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要促进新农村建设，要在农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着力，而且，形成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同发展共繁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城乡一体化”是一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整合城乡经济社会的综合改革。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建设新农村”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成都在2003年就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把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化扩展到农村的现代化，加大农村建设的力度，表明成都的发展部署具有超前性。这超前性既基于成都的发展实际，也基于决策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所谓成都的发展实际，就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最”奋斗目标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程度，具备了“以城带乡”的条件；所谓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就是看到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将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升级的瓶颈，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提供新的平台；所谓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就是投资农村建设比较效益低，并非每一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愿意真心实意“带”农村。“城乡一体化”在学术界喊了十多年，为什么雷声不断，不见下雨？就是因为注重农村这一块，容易引起GDP下滑，有政绩不佳的风险。既要保证GDP持续增长，又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同发展共繁荣，就得有敢冒风险的胆和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识。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GDP继续创历史新高，表明只要思路正确、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向比较效益低的农村经济倾斜也可以做到不拉GDP增长的后腿。
第二，新农村建设是当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式刷新农村的面貌，就是政府要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而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创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从根本上破解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难题。所以，成都的实践，可以看成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特别是建设新农村为目的的一场系统的综合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的以增强城市集聚效益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城乡经济社会互动、互为增长点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探索。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不仅可以为各地起步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经验，而且可以为国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破解农村经济社会瓶颈创造新的经验。
作者单位：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伯君视界》www.bjs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