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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夏文明综述
——《中华文明史》阅读笔记之一 一、 时间 公元前4000年前后，先夏两千多年前的时间，大致相当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和铜石并用的时代。 二、 物质准备 农业的起源 世界的古代文明军发达与大河流域的农业区，中国文明亦不例外。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至少在12000年前开始栽培水稻的证据，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证据。 公元前7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开始了第一批农业村落。稻作和粟作农业区遂告形成，这时尚处于耜耕农业阶段。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普遍发现有稻谷、稻草的堆积，显示了其颇高的生产能力。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可为北方旱作农业村落的代表。 约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时，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居民，拥有一整套石制农具，尤其是师犁和大型石犁的发明，表明当地的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了犁耕农业阶段。 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是农业生产生活的必要的补充。其中石器和陶器是先民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石器的制作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早期是打制石器，而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手工业出现了重大进步。首先，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的技术，特别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引起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革。玉器制作也出现了新的技术法。其次，出现了新的手工制作门类，如木胎漆器制作业，丝绸业；由于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功能的增强，制玉业从石器制作业中独立出来；公元前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早期已经出现了最早的铜制品，到公元前3000年作用各地已经普遍出现了铜器。第三，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发展，尤其是玉器和铜器的制作中出现了专业分工。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而且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这必定引起产品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促成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起来。第四，制造业中还衍生出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手工业。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和高档陶器（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黑陶器，大汶口文化的象牙器，龙山文化的为数不多但却是精品的黑陶器）。 建筑及建筑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的建筑还是窝棚式建筑，后来黄河流域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穴居式房子，黄土区开凿窑洞，江浙地区多平地建筑，江南则为干栏式建筑，后者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在村落上午整体规划设计方面，通常有一道人工开凿的圆形壕沟，聚居的房子周围有贮藏什物的窖穴以及陶窖、牲畜栏等，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新石器晚期后段，建筑业出现了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如烧制土砖、石灰、混凝土层制作，还有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夯土技术一方面使人们淘汰了半穴居式房子，改居住在多有台基的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而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另外更重要的是使修建如城墙、大型宫殿之类的大规模建筑成为可能。打井技术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远离自然的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居住。 总的说来，新石器晚期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作好了物质准备。 三、 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技术的进步引起社会分工，社会恩工又引起产品交换，私有观念和贫富分化已随即而开始。随着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氏族公有制社会已经无力来维系社会秩序，这就须有新的权威势力来平衡、约束乃至压制社会矛盾，这种强制力量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家机器。国家的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谓之为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揆诸考古学，史前的社会文明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局部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4000—前3300年期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晚期后段。其特点是：该阶段人口呈爆发性增长，人群交往频繁密切起来，出现了不同社会单位的私有制，村落利益矛盾发生。 第二阶段是普遍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左右。其特点有，小家族乃至个体家庭经济独立性越来越强，私有制和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呈橄榄型——高端和低端人少，中间层居多，传统的氏族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础结构，贵族利用其躯壳，作为控制和管理社会大众的网络，已经消解了其民主和平等原则，巩固了贵族自身的利益。这些贵族阶层已经全方位地推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体系的建设，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此时大量出现的若干普通村落围绕一座中心聚落分布的社群结构即是这一新内容在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的体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即是古人所谓的“国”与“邦”，它是社会进入邦国林立的时代的标志。至前2500年前后，社会文明进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不同程度地沉寂了下去。 第三阶段是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约在前2500—前2000年左右，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也是铜石并用的时代。它的特点是，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结果呈金字塔型——底层人数最多，越往上层人数越少，呈现出了典型的阶级国家的登记和财富分配的构成模式。龙山时代，战争和暴力冲突的规模和旷日持久前所未有，有邦国之争，亦有民族冲突，邦国之间结成的军事联盟的目的在于民族内部的政治统一，更指向民族征服，从而开启方国之争的序幕，最终走向三代文明。 四、走向文明的不同道路 先夏文明是由若干相对独立演进发展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个有特色，这些地区文化主要有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它们共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其中中原文化的地位逐渐突出，诸文明的功过成败，经验教训最终熔入中原这座大熔炉，进而为冶铸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良好的奠基。 （一）燕辽文化区 燕辽地区指今天的辽西平原至燕山南麓一带。该文化区位于东北亚筒形罐大文化群的最南端，受其南邻的影响，它沾上了越来越多的黄河流域的文化的特色。出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红山恩惠取得突出成就，现在已经发掘的约5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留下了十几处大型公共建筑，该遗址群并非日常居所，而是红山文化的精神中心。但公元前3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崩溃。可能的原因一是由气候干旱化变迁所导致；另一方面由于红山社会唯一依靠的力量乃是宗教信仰，而其社会基础很不坚实，外部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导致其走向崩溃。 （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长江下游就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如河姆渡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等。到前3300年左右，当地进入良渚文化阶段。良渚社会分层明确，上层贵族地位依血缘世袭，墓葬品数量规格已经制度化，近似形成商周一类的规范礼制。该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乃是古越族的主要分布区，强大良渚文化的甚至扩张到了苏北地区。但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由良渚贵族精心设计的宗教色彩日益浓重而变得极端和僵化的社会调控机制，再也无法应对任何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的变化时，整个系统便一泻千里般崩溃了。此后的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三）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 以两湖地区为主的长江中游，古地名称荆楚，居民曰苗曰蛮，史前社会文明可以追溯到大溪文化，继之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遗址是荆楚文化的代表。该城遗址每边长达1100—1300米，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工程之浩大，竟连发现它的考古学家很长时间里都不敢相信它是5000年前杰作。在前2300—前2200年左右，该文明衰落了，原因有两说，一是水患说，一是军事失利说。 （四）黄河下游的海岱古文化区 此文化因“惟海岱为青州”（《尚书》）之句而得名。它的特点是，这里的居民拥有一套复杂的陶器群，以丰富多样的造型而非绘彩刻饰取胜，它还有几种特别的风俗，如拔牙——拔掉侧门齿的风俗。该地区的制造业可能也是当时最发达的。 海岱古地区社会文明进程起步较晚，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时代达到高峰，经过持续发展，直到商代早期，一直是颇有竞争力的地方文明，这一点不同于前述诸地方社会的命运。该地区的文明经过长期稳定发展自然磨合而成，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社会。又因其西接中原，北通燕辽，南邻良渚文化，沿淮以溯又同世纪中游地区往来，故能在交流中不断自我调整得以持续发展下去。 （五）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 约公元前5000年，这里出现了仰韶文化。早期以姜寨村落为代表，各地文化面貌相对独立，处于大致平等平均的氏族公社阶段。约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中期（又叫庙底沟期）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整个文化面貌高度统一。它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文化的辉煌，彩陶文化独具特色，影响力达大半个中国。公元前3500年，仰韶文化晚期，高度统一的文化面貌不复存在，各地的文化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来，只有渭水上游至陇东一带得到发展，而早前仰韶文化扩展区的一部分异化为马家窑文化而分离出去了。这种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了因大规模重组（亦即晋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得到改变，再到公元前2500年，又形成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稳定的社会文化迥异的是，这里显得混乱不堪，社会动荡，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冲突由村落而至邦国。 该文化区有两个地区值得注意：一是位于晋中南的襄汾盆地，传说是陶唐氏帝尧所居，最大的陶寺遗址，仅中部内城城垣的面积就达到200万平方米；另一个地区是豫西晋南地区，这里是被后人认为是虞舜、夏禹以及稍后的夏王朝的所在。 为什么其他地方社会大多在直线发展后难逃陨落的命运，而中原文化能在大起大落之后却存续发展下来呢？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就气候条件而言，它不是最佳的，但亦绝不至于象燕辽文化一样因环境变迁而衰落。 在文明进程的机制方面，它不同于其他社会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共同点——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得较早。这是以环境资源的丰富和稻作农业生产率较高为基础的，其社会的运作主要围绕如何处理阶层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而中原地区资源匮乏，旱作农业生产率低，社会分化不易展开，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领袖权威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而异于非中原地区的上层领袖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和管理色彩。 中原地区的位置帮了大忙。这里特殊的中心地理位置，是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其他各地方社会无法比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和政治经验交汇融合进了中原这个大熔炉。这座大熔炉既熔铸了中原社会的文化方向，也炼就了中原人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它对周边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从而为三代文明以及一个更持久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五、中华文明特质的初现 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为三代文明做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的中华文明的特征、性质和发展方面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华文明实为史前社会文明化的继续与发展。下述史前特征影响了日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 （一）安土重迁，或许是农业经济生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由此而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族群，如“华”“夷”“苗”“蛮”“越”“戎”“狄”“羌”等。 （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部交通便当和文化的多重结构，导致了史前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动向，即文化和社会多元发展的同时具有一体化的趋势。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化，史前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方向——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史前中国社会文明化严禁方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牢固的氏族—宗族观念和严格的礼制。中国的礼制应该萌芽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时期。 （四）祖先崇拜与中国社会的非宗教性特点。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开始是氏族，以后是宗族的血缘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它的等级制或礼制尤其强调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和“孝”，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中国的宗教由于早期军事领袖对神权的压制，并进一步专擅“社祭”，使宗教在早期就相当大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其后本能的血缘亲情的祖先崇拜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而宗教日益不发达，到后来就远远无法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能抗衡王权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非宗教性特点。相反，却开启了从儒家学派到程朱理学，由关于“君臣父子”的理念所形成的牢固传统，并推进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 （五）源自史前生活基本需要的发明——漆器、丝绸和玉器及卜骨习俗，却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成为东方民族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六、附记 这是我阅读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一章的笔记，准确地说是将原文50多页的内容做了一个浓缩，仅管了无创新，但仍耗去了我许多的时间，读了两遍，手抄要点一遍，打字又一遍（鄙人打字属于蜗牛速度），实在辛苦，而我的摘要不过五千来字！想想史家著史，其辛劳于我又何止千百倍！好在虽耗费精力，但它亦助我完成了对先夏文明的认知的基本架构，不亦乐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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