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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竞报》2007年9月6日
太平天国 打开问号，重述大历史，找寻那些逝去的细节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太平盛世，书剑老于风尘。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能忘天下。恬嬉之余，存英雄骨相，观书写史，保身，乐天，忘忧，尽年。
太平军起事之时，清朝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明日黄花。而清政府倚重的还有一支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到清朝后期，绿营这只生力军也已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武器”。
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邪教歪门又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军事起，湖南各地数十万人应声而起，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是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曾国藩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材翼)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手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 (《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只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而在王鑫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朗朗，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也堪称凶残。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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