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号之谜，明教与明朝到底是什么关系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
国号，也许是诠释一位开国皇帝政治理想最简捷的途径。在以往王朝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元朝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可谓空前绝后了。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来自于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大宋政权的旗号下先被封为吴国公，后又称吴王，在这期间他所用的年号都是大宋龙凤年号。“龙凤”，就是小明王韩林儿所用的年号。所以，明朝的“明”来自小明王的“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什么朱元璋抛弃了小明王，却要留下“明”字作为国号呢？那我们就首先说说，小明王的“明”字从何而来。
自唐朝以来，有那么一群又一群“吃菜事魔”的人，夜聚晓散，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几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希望摆脱现实的黑暗，他们祈求的是一个光明世界，在那里，人人相恤相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吃菜”就是吃素，那么这个“魔”是谁呢？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被称为“魔”的光明之神，与佛祖一样，也是外来的神，但它不像佛那样消极退让，因此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因而，他们一再被打入地下，只能夜聚晓散。为了保护自己，教众们用各种各样土生的以及外来的口号、形式装扮自己，但永远也不能改变与现实对抗、与官府对抗的本质。
小明王韩林儿本为韩山童之子，而韩山童则是元末活动于河南、河北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元史·顺帝本纪》记载：栾城人韩山童的祖父，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遭到处罚后，被迁到广平府永年县去了。到了韩山童这一辈，他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民众都翕然信从。与此同时，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也散布传言，说韩山童本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为中国主。于是，刘福通等聚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计划共同起兵造反。事情不慎泄露，地方官紧急搜捕，刘福通于是迅速起兵。韩山童被捕后，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
韩山童等人为了号召民众，还暗中雕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刻了“石人一眼，天下四反”几个字，埋在河道里，结果被修河民夫挖出来，民众大为惊诧，更加相信“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之说。韩山童等约定起兵，以红巾为标志，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或者“红军”，这就是元末的红巾大起义。
我们可以看出，“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传说出自白莲会，那么白莲会又是什么呢？要弄清它的来源，还要弄清什么是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216—277年)创立。摩尼教的教义杂糅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其主要经典有《二宗三际经》，“二宗”宣传明暗斗争，明终胜暗，达到安乐；“三际”则指过去、现在、未来。初际明暗相背，中际明暗相混，后际明暗分别。明是善、理；暗是恶、欲。摩尼教的神称为明使，也称为明尊，就是摩尼。摩尼教的经文中，就有“若有明使，出兴于世，教化众生，令脱诸苦”这样的话，明使引导众信徒树立各种美德，最终进入极乐世界。
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694年)传入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入了回鹘，并且在回鹘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
从此，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并且尽量与佛教拉上了关系，以求保护自己。他们诡称自己为佛教上乘宗，其教徒不吃荤，供奉摩尼夷数(耶稣)画像，反对摩尼教的佛教徒和官府便说他们是“吃菜事魔”的邪众。
后梁年间(907-923年)，这个“上乘宗”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
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明教徒为了逃避禁律，便一再改名，或与其他宗教融合。到北宋末年，它便与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弥勒教合流了。弥勒教假托弥勒降生的传说，白莲社以西方净土白莲池为引诱，也都有秘密聚众、反抗官府的传统。元代宗教政策宽松，白莲教一度可以公开传播。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元廷又先后下令禁止白莲社佛事，白莲社再次成为秘密结社。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
明王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又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红巾军大起义以白莲社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濠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了 。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自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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