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人类越来越切身感受到文化呈现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曾经雄霸世界若干世纪的语言—文字文化正由中心滑向边缘，代之而起的是蓬勃发展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是影像与形象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它踏破以往视觉艺术的边界而向整体的生活突围，成为波及人类生活每一寸空间的文化弄潮者——不但我们生活期间的建筑、居室、服饰、街牌广告、电视图像、商品宣传册等等充斥着视觉图像，就连美味、音乐、肤感等难以言传的非视觉因素也要频频向视像转化……不经意间，人类文化已经全方位地被“视觉化”了。
面对这种人类文化大举地向视觉的转向，许多敏感的学者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加以描述，纷纷用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后工业时代、媒介技术等概念与视觉文化相关联，一时间，“视觉文化”成了某种包罗万象、无所不是的流行而时髦的用语。美国视觉文化理论先锋尼古拉·米尔佐夫甚至认为，“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用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定义和作用” 。于是，在这种策略指引下就出现了研究视觉文化中的权力分配、性别政治、种族意识等占据主流位置的“视觉文化理论”，目前在英美等国家的视觉文化研究多半就集中于这种视觉政治学或视觉社会学领域。而我们的忧虑却为此变得越来越深：这一切的研究毕竟偏离了“视觉”与“视觉经验”本身！
视觉文化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无法找到答案。视觉文化是呈现于视觉、并在视觉意识中得以保留与内化的文化形态，因此，对于它的研究就不能脱离开具有根本地位的“视觉”本身。没有视觉对视像的普泛把握，视觉文化就无从谈起；没有视觉对视像的普泛把握，建诸视觉之上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等等分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回到视觉文化本身来研究视觉文化。
一、现象学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本源、回到视觉文化本身的理论研究必然是现象学性质的研究。现象学运动一百多年来始终标举的口号就是“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比起任何其他哲学来都更少从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出场”，它所面对的就是实事之物、所要解决的就是与实事有关的问题。我们用现象学的目光观照视觉文化，必然面对的实事就是视觉与视觉引发的这种文化现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反思这种文化现象，并且规矩这种文化的发展路径。
现象学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是必然的在场者，它踏实而独特的方法将把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带向一个新境界！在现象学的理论脉动中，始终给予“视觉直观”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早已为我们阐明，“原初在确切意义上进行着直观的那种意向体验是对一个事物的视觉感知” “它在所有体验类型中都被设为前提”，这种“感性感知和其他意向体验之间因而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奠基关系’：其他的意向体验没有感知是不可能的，而反过来则是可能的”。莫里斯·梅洛－庞蒂从知觉的角度赋予直观以重要地位，他指出，“知觉首先不是在作为人们可以用因果关系范畴（比如说）来解释的世界中的一个事件，而是作为每时每刻世界的一种再创造和一种再构成”。由此可见，在现象学视界中，奠基于感知的“直观是一切真正知识的最后根据”。
而在直观的诸种形式中，视觉感知的感觉直观是最基础的，具有奠基地位的，范畴直观与本质直观，意识的想象与构造都是以视知觉的感觉直观为最初的出发点。因此，现象学的理论与视觉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点。从现象学的视像理论切入研究视觉文化，将改变目前视觉文化研究的非本质性、不规范性，为尚处于混乱、盲目状态的视觉文化研究开辟出一块新天地！视觉文化的现象学研究不仅对于视觉文化自身领域的研究具有前瞻性与开拓性，同时，这一研究思路对于目前处于艰难停滞状态的当代美学与审美文化研究提供某种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因而，这一理论的现象学目光对待是十分有意义的。
这种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实事存在的问题，而且在于对这一问题的现象学解答。根据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任何意识都是某一对象的意识，都是朝向一定对象、指向一定的目标的，有着现实与之对应的“意向相关物”。“意向性”是人类意识的本质特征。那么，在视觉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上，人类就不是被动的承受物，而是可以发挥这种意向能动性，选择文化，根据人类健康向上的发展需要积极地创造这种文化。因此，在此种意义上，视觉文化是完全能够按照人类的需要来规矩和不断发展的。所以，这正是现象学对于视觉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象学与现象学方法？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还需简要回顾一下现象学运动发展史。现象学是20世纪初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的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与方法。他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学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尊重现象本身，认为“现象”是一切知识的根源或起源。为了彻底地认识事物，就必须将有关这一事物的一切观念、信仰、理论加以“悬搁”，放在括号内存而不论，而从直接直观到的经验出发寻求事物的本质。这种“现象学的目光”是极为踏实诚恳的，它使理论研究放弃对传统的盲目崇拜、而转而崇拜“现象”，崇拜“实事”本身。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发表之后，出现了理论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直至将所有的现象都最终回溯到“先验自我”中。对于这种越来越深的向纯粹主观的陷入，当初胡塞尔的追随者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出现了其他颇有影响的现象学潮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等。自现象学向法国转移后，出现了在当代至今方兴未艾的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包罗·里科尔意志现象学等等。一百多年间，现象学历经德国、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掀起热潮后，又向美洲与亚洲大陆蔓延，从而成为一股影响学术发展进程的世界潮流，这期间，美国的A·古尔维兹、A·舒茨，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印度的J·N·莫汉提等等都是各个国度的现象学代表，数百位现象学者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着这一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并且这些都与最初胡塞尔的主体意识现象学大相径庭。为此，美国现象学史学家施皮格伯格评论说，现象学“象一条河，包含有若干平行的支流，……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但并不需要有确定的可预先指出的共同目标”。由此可见现象学运动一百多年来，尽管内部矛盾分歧颇多，但也正是在“共同的出发点”上使他们能够彼此联结，共同成为“现象学的”。如同当今在现象学的名义下有“政治现象学”、“社会现象学”、“宗教现象学”、“节日现象学”等等广阔的现象学研究领域一样，我们所从事的“视觉文化现象学”研究也应当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研究内容的现象学有某种共同的基础、某种共同的出发点，某种共同的是其所是地成为现象学的东西。那么，这一共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
概而言之，就是所有现象学家共同标举的口号“面对实事本身”！
倪梁康说这是“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施皮格伯格说，就是“将自己限制在直观观察的直接证据上……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这里所谓的“实事”，是指一种本源的“现象”，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实事’无非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之物、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示（显现）中，在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实事’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更进一步说，它是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从而有别于那些远离实际问题的话语、意见与成见。”
在视觉文化的现象学研究上，我们所应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基本的现象学精神——回到实事本身，回到视觉文化本身！换句话说，视觉文化现象学所要研究和处理的是视觉文化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视觉文化与某种东西的杂交综合物。这如同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课程讲稿中指出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获得有关现代哲学运动中被称为现象学情况的历史知识。我们并不处理现象学，而是处理现象学本身处理的问题。重复地说，我们不是单纯地为现象学作解释性说明，然后就能报告说，现象学处理的是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课程就处理这一主题。”（1927年夏在马堡大学授课的讲稿《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导论》）为此，在视觉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并不处理现象学，也不处理某种所谓现象学与视觉文化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而是就“处理视觉文化本身”！使视觉文化能够在诚恳踏实的现象学目光中“如其本身所是”地在我们的面前显现出来。
为此，我们将把一切加在视觉文化之上的观念术语括上括号、加以悬搁，把迄今在这一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视觉文化政治学、视觉文化社会学等所谓视觉文化理论、把与之关联的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媒介技术等所谓视觉文化概念，统统暂时存放于括号中存而不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使用现象学赋予我们的意向性目光投注到视觉文化本身的现象上来，恢复视觉文化本身的面目，尊重视觉文化如其显现般的那种显现，找寻视觉文化本己的本质。当然，如同海德格尔恰恰要研究被胡塞尔划到括弧中的“存在”一样，我们并非要将这些有关视觉文化的既有理论、概念弃置到废品堆中，而是要在现象学直接直观的基础上予以反思和运用，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有关视觉文化的既有理论，而恰恰是要在现象学的目光中重新发掘这些资源，这如同胡塞尔在创立现象学时对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理论的现象学吸收一样。对此，我们不妨引用由胡塞尔起草的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的“现象学宣言”中的一段话，“只有返回到直接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我们才能运用伟大的哲学传统及其概念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观地阐明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陈述这些问题，因而最终至少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
二、 视觉文化研究的现象学之维
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化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更。与前视觉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某种“认知的普遍视觉化”、对“身体经济的强调”、对“个体体验的追求”，以及“快感的走向大众化”等新的文化气息与景观。对于这些“现象”的剖解最好还是从“现象”本身出发，也许，现象学的许多闪光思想能为我们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提供理解视觉文化的依据。我们不妨从中择其一二加以论述。
（一）、本质直观
在人类文化史上，尽管口头—文字—图像等文化的载体各不相同，但就文化的共同本质来说，人类通过种种文化所要获得的是某种“意义体验”，——无论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这种意义体验是充实的抑或空乏的。从意义的表述来看，语言是某种间接的形式，“谈话和书写意味着通过它唤醒的语词来把一个经验翻译成一个文本”， ——语言的中介性是语言文化自身固有的语法，是这一文化的本体本身。在语言文化氛围中，如果试图悬搁汗牛充栋的传统语言学观念，代之以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从事研究着实是一件艰巨的事业，这里的问题在于，剥离开语言中介的所谓语言文化“现象”能否还继续等同于语言文化本身？现象学的初始要求是排除中介，这对于语言文化是困难的，而对于新兴的视觉文化则有着天然的优势。视觉文化无需将经验、体验加以翻译，无需借助于任何中介，而是以直接的视觉经验、体验为内容，以直接观照的方式呈现于人类面前。它祛除了语言文字中介可能引起的误解歧义，强调直观地把握视觉文化现象、反思视觉文化现象，代表着一种灵活的看和问的方式。视觉文化现象学就是从这种最初意义上的直观、直视出发的对于意义的直观把握。所以，视觉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直观”文化，是某种胡塞尔所指称的“切身性领域”的文化。在现象学家那里，“直观是一切真正知识的最后根据”，视像作为语言之外的存在，在意义表达上比语言更具备基础性，——这也就为视觉文化时代出现的普泛化的视觉图像确立了合法性。我们从事视觉文化的现象学研究必然要从这种奠基性的视觉感知出发，进而在感知的基础上研究意识的意向性“想象”与“构造”。
这种现象学视界的“视觉”，并非仅是生理的感官，或仅仅是肉眼看的行为，它是在直观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视觉就是一种看的思维”，就是现象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本质直观”。胡塞尔认为，一切知识的，特别是现象学洞察的最后检验就是直观（Anschauung）。“直观”这个词，在德文中本来就是“观看”的意思。“直观”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或者说，是“最终的教益”。本质直观就是要把“所有那些在直观中原本地（可以说是在其切身的真实性中）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就当作它们自身所给予的那样来加以接受。” 现象学的“直观”不但不排斥思维，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不同意直观只能将个体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而观念或本质却一定要通过抽象才能被我们所获得的传统看法。在胡塞尔看来，直观中就包含着思维，他称之为“自然的思维态度”。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胡氏指出：“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例如在知觉中，一个事物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眼前；它具体地在其它事物之间，在活的事物和死的事物、有灵魂的事物和无灵魂的事物之间存在，就是说，具体地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如同个别物体一样部分地进入知觉，在回忆的联系中部分地被给予并且由此扩展到不确定的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中。”
从中可见，主体在对眼前事物的观看中就已然包含了对事物的本质的体认，包含了思维的性质，而无须再经过抽象的阶段。——这其实也就是所谓“本质直观”的涵义。我们在各种视觉文化产品诸如面对电视剧、电视广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通过眼与心直接地把握视像、获求本质，而无需借助语言的中介转换。
（二）、发现身体
身体人人都有，但自古以来却很少论及，对于它的看重是后现代以后的事。但追本溯源，最早却是现象学的理论贡献。现象学眼中的身体力求回到“身体本身”、让身体成为身体自身。于是，身体不再是身体之外的一个设定，不再被或理性或存在所囚禁，而是欲望、工具、智慧三种话语的游戏之所。胡塞尔非常重视“身体”的作用。他说：“在这个自然的被本真把握到的躯体中，我就唯一突出地发现了我的身体，也就是说，作为唯一的身体，它并不是单纯的躯体，而恰好是一个身体” “躯体”只是一个类似于“他物”的自然身体，身体则是心物的结合体。“躯体”在意识中的构造也必须回溯到原初感知之上，原初感知将感性材料如头部、四肢、躯干，统摄为一个整体。对“身体”的立义则是我的意识与这个躯体的结合。身体“不仅仅只是一个事物，而且是对精神的表达，它同时又是精神的器官。”
开启身体领域研究的大师则是继胡塞尔之后的法国学者莫里斯·梅洛－庞蒂。他明确指出身体是我们和世界联结的唯一方式——“因为我有一个身体，我通过这个身体把握世界。” 在第一部围绕身体与知觉的现象学名著《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赋予身体以本体地位，这是以往所有的哲学著作中从来都没有过的。梅氏对知觉的所有阐释、对现象学中重要概念“主体间性”的阐发，都是建立在这个“身体”之上的。——“因为我的身体是朝向世界的运动，因为世界是我的身体的支撑点”。因为“任何一种知觉，任何一种以知觉为前提的行为，总之，任何一种对身体的运用都已经是最初的表达。”
身体是一种活生生的肉身化意识，是能够“跨越距离，能穿过知觉的未来，能在难以想象的平凡存在中描绘凹陷、凸起、距离、间隔、方向的一个体系之体系……。” 这种对于身体性的强调直接开启了当代对于身体文化—经济的有意识发展。
在认知层面，它给予身体以合法地位，身体不再是人的低级之物，不再是从前相对于头脑与精神的单一的肉体机器，它是思维的基础甚至就是思维本身。它打破了意识的传统认识，即“我思”，而是意向性的“我能” ，从而赋予主体焕然一新的认知图式。但遗憾的是，在梅洛－庞蒂之后，对身体思维认知学的研究并没有蔚然成势，相比，对于身体文化—经济的地位提升却显然可见。我们从视觉文化时代对于“身体可视性”的重视，以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身体经济”（美容业、服装业等）中，就可以看到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身体浪潮。此外，还有从尊重身体自然性出发的对欲望的肯定以及欲望文化的勃兴（如女性的身体写作）等等，这一切在令人们耳目一新之余，还需同样需要现象学的审视——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恰在这里变为某种急切的需要，既然意识行为的本质是意向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在身体从鄙视到重视的选择之后，是否还应进行再度的思考和有意义的选择？这是摆在我们如今视觉文化时代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三）丰富性还原
在视觉文化时代，这种由视觉感官直观而来的现象是多样与丰富的。我们知道现象学是在向思维经济原则的挑战中诞生的，思维的经济或简约化原则是近代哲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所奉行的方法论，他的提出者是奥卡姆，所以这一原则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在奥卡姆剃刀的削减之下，事物的丰富性内涵被剥得只剩下几根精光的骨头，所以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一项使命就是要还事物以本真的“丰富性”，施皮格伯格进一步将其诠释为“对多样性的无所不包的欲望”，现象学“与其说是对思维经济原则的有意识的挑战，不如说是对多样性现象的感受性的尊重” ，因为这种丰富性并不是附加在事物身上的多余物，而是就构成了事物本身。在视觉文化领域，恰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不同于语言文化的丰富性，在这种意义上，视觉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图像呈现物，而是包含图像在内的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综合文化”，视觉文化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包容力、最具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这种丰富性不仅呈现于外在的视觉物相中通过身体的“外感知”把握，同时这种丰富性也是活跃于身体之内的“内感知”。胡塞尔就强调身体内感知的丰富体验性，并在广义上重新阐释了笛卡尔的“我思”，即“它包含着‘我知觉’、我记忆、我想象、我判断、我感觉、我渴望、我意愿中的每一项，以及包括在其无数流动的特殊形态的中的一切类似的自我体验”。
由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当今方兴未艾的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还有许多尚待深入挖掘的地方，这需要研究者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善于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做出具有学术创造性的阐释。而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观照视觉文化研究只是其中的一脉，同其它方法一样，目的无非是如其所是地揭示出视觉文化的本质蕴含。因此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以就教于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