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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月革命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刘淑春 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一场社会革命还是少数人的政变? 对于苏联时期的史学界来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苏联的某些政论家、新闻记者开始对十月革命发难，他们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某些政治流亡者的老调，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苏联解体后，以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菲拉托夫为代表的少数俄罗斯的右翼政治家则更是公开谴责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小撮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在他们看来，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利用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结果给民族带来了灾难。 对上述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的论调，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当时就据理进行了反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和尤?亚?波利亚科夫等都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求在政治上的反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人民作出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历史潮流，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政权，这是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的。因此，十月革命是一场必不可免的伟大的人民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少数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或“政变”。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瓦列里?布舒耶夫在其《十月》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是本世纪初“俄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绝不像今天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一小撮叛乱分子的阴谋”引起的动荡。如果说这仅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阴谋分子”的行为，那他们的活动舞台也只能是彼得格勒。但正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口号迎合了千百万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才使得他们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将苏维埃政权推广到广袤的国土上。布舒耶夫分析了二月革命转向十月革命的复杂因素，并引用1917年俄国一系列事件的参与者——立宪民主党人首领、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帕?尼?米留科夫的话来证明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米留科夫在1927年巴黎出版的《转折中的俄国——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时期》一书中说：“‘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场新的、完结的革命，它只是俄国革命长期的和复杂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仅是延长了俄国革命的总进程。” 俄罗斯左翼学者 В．萨普雷金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杂志2005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并非是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一文。他在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定义，进而从理论上得出结论：“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作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完全确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特定条件下诞生的，这是革命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长期运动的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和客观的结果。”同时，他也用当时的一些历史见证人，如反对革命的С．А．阿斯科尔多夫、С．А．布尔加科夫、С．Л．弗兰克等人的自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文集中写道：“俄国革命，毫无疑问是先前的各种条件酝酿而成的”。“革命――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变革，它的意义更加深刻，因为革命是由许多世纪以来人民与民族文化疏远的进程决定的，这种疏远尤其伴有阶级的敌意。”萨普雷金还提到，俄国白卫军首领А．И．邓尼金将军在其五卷本的《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1926年）》中直接描述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及白匪军叛乱失败的必然性：白匪军首领们是一些没有人民支持的领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抵抗和协同行动如此有力量，因此，这不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而是陛下的臣民拿起了棍棒，开始行使自己的历史权力。由此，萨普雷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的证据，它证明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和最公正的！” 俄共在今年4月的决议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由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本身酝酿而成的。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把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向俄国转移。俄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及其他对抗性社会矛盾的聚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些矛盾激化到极点。俄国陷入民族灾难的境地。摆脱灾难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变革。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既来源于穷途末路的沙皇制度的束手无策，也来源于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临时政府得以上台执政，但它未能阻止俄国继续参战，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个政府把俄国引上了加速瓦解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工人、农民、士兵和平民知识分子跟随布尔什维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伟大的十月革命是自1917年2月开始执政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彻底垮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十月革命使俄国误入歧途，还是挽救了俄国? 否定十月革命的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如果沿着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下去，俄国会跻身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列。而十月革命中断了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俄国误入歧途，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 沃洛布耶夫等许多学者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确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俄国并没有解决工业化这一任务，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甚至残存着农奴制。战争期间，俄国资本主义承受不了战争的重负，陷入全面的危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因此，1917年俄国已经面临全国性灾难，俄国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二月革命后，历史曾给俄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次用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方式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社会进行民主主义的改造的机会，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而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因此，在国家处于军事、经济和政治崩溃、政权完全丧失统治能力的情况下，十月革命就是保护民族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列宁不拘泥于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提出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不能保证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然后在这一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构想，并且付诸实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俄国，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俄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路。 如今仍有人不考虑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俄国被战争拖到崩溃边缘的1917年，仅仅拿1913年即战争爆发前俄国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明俄国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一厢情愿。对此，萨普雷金在前述文章中谈到，在改革的最初年代，别尔佳耶夫、费多托夫、布尔加科夫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被当成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物来推崇。然而，恰恰这些人是十月革命活生生的见证人，他们说了一些真话，说出了是谁破坏了祖国，是谁创造了新的生活。如 Н．А．别尔佳耶夫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一书中说，“俄罗斯帝国早已开始腐败，在革命之前旧制度就完全烂掉了，战争终结了腐败的进程……人民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被革命唤起的人民群众一开始就抛弃了一切束缚，人民群众执掌政权带有在混乱中瓦解的威胁。但在自发的革命中，人民群众通过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象征变得有纪律、有组织了。从这个角度说，共产主义对俄罗斯国家创下了无可争议的功绩。俄国面临全面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崩溃的威胁。但这一崩溃被共产党的专政阻止了，共产党的专政找到了让人民情愿顺从的口号。”俄国上世纪20年代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肯定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保全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所作的贡献。如А.В.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曾指出，“从苏维埃政权保存了俄国那一刻起，它就被证明是合理的，不论个别反对苏维埃的指责多么有力”。“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俄国将被抛向史前阶段，陷入无政府和强盗横行的泥潭” 。 诚然，十月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挽救俄国，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的制度，使俄国在这个新的制度下快速发展。正如俄共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国家从血腥的世界杀戮中挣脱出来。迅速地、按照列宁的表述，‘顺便地’解决了早已成熟的民主主义改造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是苏维埃政权赋予了俄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联合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巩固了绝大多数人民手中的政权。一切从前用来巩固等级制的和财产方面的不平等的特权都被废除。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企业中确立了工人监督。农民问题也同时得到解决。俄国农民拥有土地的世世代代的梦想实现了。……建立新型公正的生活制度的热情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取得国内战争各条战线的胜利，不允许退回到社会压迫，遏制了经济破坏。苏维埃政权取消了任何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为苏维埃联邦奠定了基础。1922年12月，俄国各族人民自愿结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在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打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公设——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并永世长存。它推翻了对以发财致富为目标的战争的任何辩护。它把公正看作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原则。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如下理论：劳动人民离开剥削者就不能活，劳动人民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和组织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在苏维埃社会确立了对劳动的崇拜。……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件将劳动者在金钱、敌视和仇恨这些使人们互相分离的力量面前团结起来的思想确定了下来。同志式的团结、集体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友谊的基础得以奠定。新社会承认了母亲和儿童、老人和病人有权获得义务保护的权利。它摈弃了把教育当成专有的社会特权的立场。革命为满足个人在创造活动上的需求提供了广阔天地。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和业余文学活动吸引了千百万人。十月革命把人类向前推进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说教所无法比拟的地步。” 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В.В.阿列克谢耶夫在其《俄罗斯的革命与现代化:同一抑或对立？》一文中说，苏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即1937年），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1913年的7.2倍。如果说革命前的俄国的工业总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五位，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是2.6%，那么苏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它在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达到了13.7%。1913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2.1%，而1937年则提高到77.4%。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城乡人口的对比关系。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从1926年的18%增加到1938年初的30%，即这些年里，城市吸收了国家全部自然增长的人口。 统计学家B.M. 西姆乔尔教授在其刚刚问世的《俄国经济发展百年：历史的数列》一书中，根据俄国20世纪不同时期的官方统计数据，对俄国百年的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他的数据中读者可以得知，在实际面积相同的国土上，苏联的人口比俄罗斯帝国最多时的人口增加70%。就一些基本经济发展指标来说，苏联时期比帝俄时期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石油开采量是帝俄时期的70倍；钢铁产量是帝俄时期的51.9倍；木材运出量是帝俄时期的32.2倍；粮食和肉类的产量是帝俄时期的4﹒2倍；捕鱼量是帝俄时期的12倍；货物运输量是帝俄时期的165.5倍；旅客运输量是帝俄时期的46.2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民财富的实物总量增长了79倍。相比而言，美国同期的增长不超过16倍。现在有人喜欢说，沙皇俄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最有活力。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国民财富的增长率为11.7%，即年均增长率为1.1%。但在苏联时期的第一个和平年代，即从1921年至1930年，其时人民正在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创伤，但人民的财富还是增长了63.5%。在40年代，即苏联人民抵抗德国纳粹和战后的恢复时期，国民财富的增长率降到37.2%，但这仍比沙皇时代最好的时期高出2倍多。50年代是世界公认的苏联奇迹时期，年均国民财富增长率达到10%。即使在所谓的“停滞”时期，苏联人民仍使国民财富增加了90%。但只是90年代成为20世纪第一次国民财富非但不增长，而且还糟蹋掉的时期，从1991年至2000年年均国民财富减少4.8%，这根本无法与苏联时代相比。 В.В.阿列克谢耶夫于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俄思想家论坛上谈到了俄国20世纪的百年现代化历程。他在发言中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方式颇有微词，但他不得不承认，正是苏联时期使俄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90年代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去工业化”之路。他谈到，“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20世纪，俄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1917）；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现在）。1905年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是，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而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克服。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这样，20世纪俄国的历史是走了一个圈，实际上发生了第二次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是向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的回归。国家步入了去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丧失了一半的工业潜力。” 总之，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回答了“十月革命是中断还是加速了俄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这一问题。 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最大悲剧，还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上，俄罗斯学者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最大悲剧。如菲拉托夫公然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布尔什维克在其执政期间非但没能解决俄国社会在20世纪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反而引发了经济、政治、精神及对外政策等危机。因此，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性错误。 然而，沃洛布耶夫、普列特尼科夫等许多学者都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具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解决了全民族的任务，这包括实现国家的工农业现代化、建立先进的科学和现代教育。虽然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一切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使苏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对本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亚、非、拉各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苏联作为—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带来了—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不仅标志着东方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潮流，而且是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英勇尝试。苏联作为资本主义对抗力量的存在，使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威胁，迫使其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进行自身的调整。总之，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尽管在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但十月革命这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将永载史册！ 苏东剧变之初，西方预言家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实际是断言十月革命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终结”，而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然而，新世纪以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的呼声响彻全球。这是对“历史的终结”判断的最有力的否定。正如俄共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苏联领土上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复辟仅表明社会主义的暂时后退。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反对美国式全球化人士的运动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正在积聚力量。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白俄罗斯得到积极的发展。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选择力量的声音越来越坚定。21世纪初，社会主义仍然不仅是千百万人的理想，而且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 萨普雷金在前文中谈到，今天在俄国有人继续宣扬 “十月革命的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的一页彻底地翻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车厢从俄罗斯文明这辆列车上脱钩了”、“共产主义作为世界文化的背景消失了”，等等。这些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否认”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时代，否认社会革命是根本解决阶级对抗性矛盾的方式这一思想。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在辩护，以使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制度合法化，使对社会的掠夺和暴力变成规则，剥夺人民抵抗施暴者的自然权力。然而，革命没有死亡，她还活在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仍在增长：200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现今的经济方针不满意的占被调查者的75%。这个数据不是久加诺夫，而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引用的。他在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100年》一书中承认：“一个幽灵在俄罗斯游荡…… 革命形势的幽灵……‘优惠者’的抗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形势的经典的定义令人震惊地吻合: ‘上层不能……，下层不愿’”。然而，革命形势，即当“上层不能，下层不愿”时，与其说这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结果。革命形势的深厚基础植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通过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体系折射出来。即使反革命力量要阻碍社会的进步，但世界文明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整体而言，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显而易见并日益加快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进程和同样显而易见的全球整个生活的社会化进程。十月革命的伟大而没有过时的意义恰恰在于，正是它奠定了这一进程的实践开端，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通往这一进程的道路。苏联的失败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戏剧性的一幕，而不是伟大十月革命时代的终结。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的十月开始的否定资本世界的革命，无论如何都将继续下去！这不是宿命论，更不是共产主义狂热，而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使然！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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