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1)(2)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现在可以说，关于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问题，主要是“国都帝陵”建于那里的问题；同时，也是司馬迁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问题。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清末民初，我国史学界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讨论。柳诒徵先生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他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遗书》，刘光汉在《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在《立国篇》，章太炎在《种姓篇》，陈汉章在《中国通史》，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等文章和书籍中都有这种论述。
几十年过去了，“起源”和“黄帝”问题，由于前人在论述中的证据不足，所以现在它还是悬在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心中沒有解决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有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如芮传明、余太山先生在《中西纹饰比较》；苏三先生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載》；郑刚先生在《中国人的命运》；黄柏宁先生在《“山海经”考》；陈宣红先生在《“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从“山海经”看大禹和埃及金字塔》；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杂志社组成的易学课题组，在《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等文章和书籍中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现“西来说”可信。
虽然这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但是，确凿的物证在那里呢？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当，理论建立于对文献的研究和猜想之上，所以他们解决不了关键的物证问题。这就使真理的光辉很快就暗淡下去，人们不得不重新缩了回来。这就使我们再次看到司马迁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巨大束缚力，它使挑战者重新碰得焦头烂额！就这样，“伟人”的错误理论坚如磐石，再次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由于挑战者一次次的失败，司马迁一次次的胜利，这就大大加重了《史记》错误理论的法码，无形中使司马迁的错误理论成了不用验证的客观“真理”和一致公认的“科学”！并为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推崇备至，奉为经典，迷信不矣！
然而，中国文化究竟起源于那里呢？历史真相究竟怎样呢？其实《史记》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混乱和迷茫了。因此国务院不得不在2000年启动了“两个工程”来解决这些千古之谜。其中一个工程名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个工程名叫：“寻找黄帝工程”。国家想通过对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彻底解决“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对争论了350年的尖锐矛盾。因为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国家有能力，有决心，在我们手中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两个难题！因为这两个难题不解决，很多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
今天，我们从古今中外众多研究中国文化起源的观点来看，除了2100年前司马迁提出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之外。其实在350年前，德国基尔什尔还提出过：“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后来还有外国汉学家提出过：“中华文明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等等。在这些对立学说中，显然不可能熊掌鱼翅兼得，统统都是真理，必有一方是谬误。然而，谁是真理？谁是谬误呢？最关键的是，物证在那里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缺乏认真的探讨研究。可以说，我国学者长期受《史记》的熏陶，对司马迁的理论“情有独衷”，所以我们的“深厚感情”和思想基础都是建立在司马迁的理论和境界之上的。这就无形中用朴素“情绩”代替了检验，用“想象”代替了物证！面对中外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矛盾的观点，我从中埃两国遗留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吻合的事实上发现，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确实是由西向东发展而来的。因为中埃两国种种相同的文化，埃及的总是早于中国的。这就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各种“中国文化西来说”都有一定的证据和道理。但唯有“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最客观、最真实、最科学！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上古历史发源、发展、变化的事实和真相！
我们知道，上古历史早已随风而去，史实早已沉定如泥，我们根本无法再改变它，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们去歪曲它、否定它。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和目的，那就是尽可能把破碎的历史资料拼斗还原成真实的历史，使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事实真相和科学规律。如果我们参杂自己的感情去臆断或猜测历史，那不仅对正确认识历史无济于事，往往还会使自己和他人都犯错误。
所以我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最佳、最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这也就是说，研究上古历史的根据，主要就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之中。
但我声明一点，我是个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从小接受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教育。但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时，怎样才能摆正“爱国”、“科学”、“真理”，这三者的关系呢？对于这三个问题，我认为，三者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因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如果“真理”和“科学”都不要了，满嘴都是瞎编乱造的胡说八道的假话，那种人肯定是不学无术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学术骗子！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关键是要尽力找到中国上古文献明确记載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以证明黄帝、炎帝、雷祖、颛顼、喾、尧、舜、禹，以及诸帝建立的古都和帝陵在哪里。如果不找到这种确凿的主要的巨大的物证，那我们研究“两个工程”，可能就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事实上，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境内，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件黃帝至夏朝的确凿文物存在，以证明黃帝至夏朝的这段历史是在中国起源和发展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