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梦”走出国门
公元20世纪90年代初某年的秋天，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面候机卫星厅的一个休息室里，于一心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西装，上衣没有系扣，带蓝暗格的白衬衣一尘不染、透着干净，枣红色羊绒毛背心的上方露出棕色的领带结，笔直的裤线可以当尺子。他像许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尽管平时衣着随便，可是今天却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因为他从未自上而下、由里到外一次都穿新衣服，所以感觉浑身不自在。板整的布料使他的一举一动走了样、变了形，显得不那么自然、协调。于一心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硬塑料号码箱，右手拎了一个装满食品的塑料袋。
于一心身边站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叫李振，四十五岁左右，油头粉面，也穿了一身西服。八、九成新的服装套在他的身上，给人感觉合体舒展。看来他平时比较讲究衣着、注意仪表，所以经过今天的精心修饰后，举止仍然得体、洒脱，透出成熟男子的帅劲。尽管在此之前李振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在外人眼里，他倒像是这儿的常客。两人来到最里面的一排空座位前，随便找了两个坐下。
于一心望着窗外的一架“空中客车”对同伴说：“这次总算见到 ‘活’飞机了，我俩现在就等于走出国境了！那边电话打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振刚想点烟，见墙上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又把烟放回兜里：“放心，我能拿这事打岔吗！先想想到那边以后怎么办吧！”“怎么办？凉拌！反正咱俩全加上只有 156 美元。”
“你放心，吴玉不是外人。上高考复习班时，我教过她，单纯得不行。考大学填志愿，还是我帮她选的学校呢。”“你不是说她是河北某个小乡村里飞出的山凤凰吗，怎么你又教上她了？”
“她家的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北京，见她聪明可爱，就出学费插到我们这个班来了。”“她现在什么样你知道吗？你‘翻’的这些都是10年前的‘皇历’了，变坏了，又学好了，十年‘走’上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
“这你就不如我了。常言道：三岁看老。虽说这么多年没见面，可她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好像昨天还跑来问我难题呢。你还记得两月前咱们在华北大酒楼吃饭，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学究’，叫什么？对对，张让，他就是吴玉的老公。你看他人怎么样？”
于一心摇了摇头：“老公，多难听呀，100 年前老公是什么？是太监。转来转去，又成丈夫的昵称了。张让给我的印象不错，他早就去布加勒斯特了吧？”“也没有，他是乘两周前的那个航班走的！”
开始登机了，大家自动排好队，等候上机。他们两人随着人流进了机舱，于一心和李振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在空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李振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显得异常兴奋。“下海多年，至今没能混出个人样儿来。今天总算坐上飞机了，好兆头呀！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开端。”“我都怀疑那里的情况，能否像吴玉吹嘘的那样‘遍地是黄金’！”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行江心自然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那儿，党可不管咱们呀！”
“这是我与吴玉事先讲好的条件：我帮她把丈夫办过去，她负责让咱们在罗马尼亚站住脚。”
于一心系上安全带：“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没底。我俩这条腿是迈出去了，那只脚能落到哪，目前真说不准，别踩空了！咱俩可没有回国的机票钱！”“又来了，总那么悲观。不管怎么说，我们还算是个成功者。想想看，中国 12 亿人，能出国做生意的，肯定是少数。凤毛麟角，你懂得这个词的含意吗？”
“成功者？你的条件定得是否低了点。中国现在出国的多了，每年光去美国的就有多少？况且咱们这也叫出国？我看充其量是去欧洲的乡下度假，客囊羞涩，还得靠干点‘农活’把盘缠挣出来！”“错，大谬也。别看那些去美国所谓的精英们，他们算什么？混好了、到头了，不过是一个为资本家卖命的打工仔。我有一个朋友，出国前脾气暴躁，清高的眼球从未向下转动看过人，总是低垂着他那‘趾高气扬’的眼帘与别人谈话。回国后判若云泥，甚至同他大侄子聊天都诚惶诚恐、低三下四；和我去菜市场买萝卜，见谁都点头哈腰。他坦言，给资本家打了五年的工，让老板‘拿’成这样了。别看咱们兜里就 156 美元，可我们的‘身分’是老板，老板两个字，你懂吗？简单地说：不用仰人鼻息、忍辱负重；今天喝稀的，明天就可能开上私人飞机！”
“你没事吧？”“信不信由你，等会再说吧！飞机该起飞了。”
几分钟后，伴随着“嚓啦”声响，飞机的下部振动了一下，这是起落架被收起时发出的动静，此时，人们知道飞机已经冲上了蓝天。座位上方系安全带的警示灯灭了，乘客纷纷松开安全带，有的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机舱里的闭路电视里显示着飞机飞行的一些参数。空姐开始送饭。于一心接过一份，递给了李振：“得，得，吃饭吧！办出国手续时，真盼着早点弄妥，这回真上飞机了吧……”“又觉得心里发虚，底气不足，是吧？”“能足吗，156 美元。”
李振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小声点，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商场上的‘新兵’。我问你，知道什么是生意人吗？”“您继续讲课，我洗耳恭听。”
“虽说兜里仅装 100 元，可是让外人感觉你有 10 万元似的。敢去北京最好的大饭店请客，吃饱喝足了还主动要买单，推让了半天，很不情愿地让对方结了账，最终买卖还谈成了。这才算是具有商人素质、真正意义上的生意人……”“你是给我传授经验呢，还是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新人，抛砖引玉。”“得，我看你能给我引块什么样的玉，无玉（吴玉）。”“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是少数中少数。”
于一心用餐完毕，把一次性的“盘盘”“碗碗”放回托盘里：“别自我感觉良好了，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和那些宁可到美国干下三烂的活，也不愿意在国内体面地‘为人民服务’，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哎，哎，你不能乱联系呀，我和他们不一样。”
唾沫也值钱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国际机场。它刚一停稳，两辆载有飞机舷梯的汽车开了过来，未等飞机的舱门打开，舷梯已经各就各位了。“密封门”终于被打开了，乘客陆续走了出来，于一心和同伴随着人群涌出。李振环视四周，用手碰了一下于一心：“咳，咳，你看这也叫国际机场！我怎么看这候机楼和我原来所在中学的教学楼似的！” “机场的大与小，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并不重要，还是多花点时间考虑下一步棋怎么走吧！”
他们俩随着人流，登上一辆又宽又长的大通套“奔驰”客车。车上没有几个座位，两人找了个靠车窗的空地站在了那里。上了有八成满，车就开了，三拐两转到了候机楼的入口。
一进门是个长方形的厅，大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小。别看候机楼外观不怎么起眼，它里面还真上点档次。室内的设施及装修都很现代，大到花岗岩的地面，小到楼梯的扶手，给人一种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感觉。
不大一会的工夫，大厅就被这个航班的旅客充满，大家等候过边防。除了于一心、李振两人外，在这一百多名乘客中，还有三十来个中国人，他们相互打听着怎样入境。于一心去填写入境登记表，李振照看着手提行李，耳朵听着两个中国人的谈话。这是一男一女，男士手里一件行李都没有，一看就是经常出入这里的常客，他穿戴非常随便，不修边幅，和双休日到大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女士似乎是第一次出国，手里大包小包好几个，神态紧张，眼睛不够用。两人像是在飞机上才认识的，女士说：“您等我一会儿，和我一起过关，我还不知道在哪取行李呢！”“你放心，没事，我第一次来也是这样，还不如你呢。一会过边防时，你在护照里夹上五美元，就不会有麻烦。”
于一心填完表，走了过来：“我刚才在那边听说：第一次入境，还得打钱，要不然，不让进。”“这边也有人这么讲。凭什么打钱？我们手续都齐全，不能给。一会你就跟在我后面，有我呢，今天让你也开开眼，看我怎样走进他们的国家！”
“在这里吹牛，也得用人家‘罗国’话呀！”“你就瞧好吧！”
大约有五、六个入口，边防工作人员只要见是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连问都不问，盖上入境章就放行了。一见走过来的是塌鼻梁、黑头发、黑眼睛，再一看是中国护照，边防工作人员马上就“认真”起来。他们还总能找出问题，发现手续中有某个地方不合格，有时干脆把中国人的护照往旁边一扔，不理你了，叫下一个。也有中国人进去的特痛快，不用问，准是有什么“东西”令他们满意了。五至十美元是当时“进关小费”的“罗国尼亚国家级标准”，最损的也得扔进一包“万宝路”，要不然你就等着吧！大约有三、四个“不识实务”的中国人被拦，他们站在那里，相互探讨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轮到李振、于一心。接待他俩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胖墩墩的，笑起来透着坏。他接过两人的护照，翻了翻，没有发现想要见到的东西，先用罗语嘀咕了几句，见对方没有反应，又改用英语。其实，于一心能听懂大概内容，可是事先李振说好不让他插嘴，所以就装着什么都听不明白，傻站在李振身边。李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胖子边防”说话，咧着嘴冲他笑。对方搞不明白这两个中国人是怎么回事！李振见“胖子”说累了，他开了口，用的是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打一照面儿，我就觉得你小子损狠奸坏，没憋着好屁、要冒坏水儿。这不，大清早起你就给爷儿们添腻歪，让我堵心。不是我不想给你打喜儿，关键是兜里一个大子儿没有。再说也不能惯你们这臭毛病，让你们套着烂。怎么喳儿，不想让进，给我使耙子，成心弄出事故由，吃饱喝足了就想炸刺儿？老喽……”
对方被李振弄得莫名其妙，耸了耸肩，盖上章让李振过去。可是李振不走，还来劲了，又说上了：“嘿，嘿，我俩是一块儿的，这是我哥儿们，把他自己个儿撇下算怎么回事儿，撂单儿呀，那他还不撇了酥儿了！你还别撇哧拉嘴的八百六十个不乐意，作出一副贼鬼溜滑的奏行，像儿大了。更别和急眼猴儿似的，急哧白脸想跟我蹿辕子。我说话靠盘儿、把牢，不是跟你胡诌白咧，更不是在胡闹八光、没事儿找事儿。我也不多嘚啵了，砢碜你也白搭，我还急着颠儿丫子呢。你也别没时没晌、腻腻歪歪的，来个胡萝卜就酒 — 嘎嘣利落脆。帮人帮到底儿，把我哥儿们的护照也盖上，盖呀，不丢份儿，装什么傻，充什么愣呀！唧唧缩缩的。瞧你那一脑门子的官司，邪行了，还得让我亲自动手？别死要面子、走褶儿了，硬撑个什么劲儿呀，没事儿，盖吧！得儿，这就对了，回头见！”
“胖子”以前可能还真没有遇见过李振这号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觉。他翻看了一下护照，没发现什么问题盖上章，就放他们两个人过去了。出了关卡，来到取行李的厅，两人都笑了。于一心边笑边说：“你真行！”“这叫牛刀小试，服了吧？”
两人找到自己的行李。于一心将它往行李车上一放，推车往出走。机场的海关共有四个检查行李的台子，由海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检查乘客随身物品，四拨人正在那里“紧张地工作”着，都是在翻中国人的箱子、提包。李振从于一心手里接过推车，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往出走。一个工作人员还冲他俩喊了几声。李振装没听见，继续往出走，见那人追了过来，没等他开口，就侧过身来，哇啦哇啦地说开了。这次连于一心都不懂他在“哇哇”什么。这名海关工作人员面对李振的“胡言乱语”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不知所措。在“大讲特讲”之后，李振作出已经把“问题”表述清楚的样子，无需再费口舌，也不管对方同不同意，不理他了，推起车走了。这人没有再阻拦，转身回去了。出了海关，于一心又笑了：“真没想到，老哥土耳其山沟里的方言说得也这么流利！”“哥们儿怎么样！一分钱没花，老子进来了！”
出口大厅里等候接机的人不少，其中多数是中国人。李振四下张望，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孔。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李振焦急地看了看表，又望了望四周，见同胞们都陆续出了机场，自言自语：“怎么回事呀？说好了来接，连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先别急，你不打个电话给那位单纯的女学生？”一句话像是提醒了李振：“对，是应该打个电话。”
两个人推着行李车在大厅里找电话。这里的电话都是磁卡电话，没有电话卡不能使用。一个 20 来岁的当地人似乎看出了两个中国人的心思，主动上来搭话。双方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用手比划。看到当地青年掏出一张磁卡，李振伸手去接。对方拿电话卡的手“走到半路”又停住了，他不给，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反复摩擦，意思是这卡得需要钱买。于一心掏出 156 美元，见“当地人”要抽 20 元面值的美元，示意不行。最后对方拿走 5 美元，“买卖”成交。
李振一边拨号一边看着手中的小记事本，耳朵贴在于一心手中的话筒上：“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没准她接咱俩来了，再等会，不急。”
两人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整个大厅里仅剩下他们两个中国人。飞机早上不到 6 点就抵达布加勒斯特了，此时两人在机场已经滞留 5 个多小时了。由开始等待、盼望吴玉的出现，到最后变成了漫无目的地呆坐。还是李振耐不住性子了：“总这么傻老婆等汉子，也不是个事呀！要不然咱再打一个？”
两人又来到电话机前。李振显得有点兴奋：“通了，通了，喂，喂，找一下吴玉，吴 — 玉……”说到这里，转过脸面对于一心：“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我用英文试试！哈喽，哈 ——，电话断了！”
李振用手敲了几下话筒：“嗯？怎么会？可不是，磁卡上没钱了，你看显示器上是零了。”“得，我这一个半‘哈喽’，五美元没了！” 此时李振一股无名火心中点燃：“这不是电话里老师长、老师短地求我给你老公办护照的时候了，人心叵测呀。不能呀？吴玉不是这种人呀！把这事给忙忘了？不会呀，这事还能忘？哎！我是没咒念了，老太太的脸，褶子了。”于一心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中国人，他站了起来：“你等等，那有一个中国人，我去一下。”说完快步迎了过去。李振坐在那里没动，静静地观望着，见于一心陪笑与那个中国人说着什么，对方爱答不理的。不一会于一心回来了：“问他什么，人家都说不知道！”
来机场的中国人渐渐多了起来，每进来一个中国人，于一心都要厚着脸皮过去搭讪，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大约这样问了有十几个中国人，最后总算遇到一个好心的“同胞”愿意帮忙。这是一位不到 50 岁、胖胖的男子。从外表看，此人挺和善。于一心和他攀谈了几分钟，之后，一起向李振这边走了过来。于一心忙给双方做介绍：“这位是李老板；他是北京海丰进出口公司的王经理。”
李振仔细看了一眼来人，声音中饱含着客气：“您好，在这里相见，是一种缘分。”来人似乎也是一个爽快人，赶紧去握对方伸过来的右手：“你好。王伟达，就叫我老王吧（听起来很像“老王八”），你们去哪？”
于一心赶忙接过话：“去哪？没地方去。飞机早上就到了，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朋友说好了来接我俩，都等一上午了，眼都望穿了，现在真是没辙了。您认识吴玉吗？”“听说过，没有来往……”
“不会是个局吧？”“说不好，反正在罗马尼亚，隔三差五的就得出现几回类似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就曾在此处饿了三天三夜……”李振不相信吴玉会欺骗自己，认为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会吧！要不，您帮我们按这个电话号码再拨一次？”
三人来到电话机前。王伟达掏出一张磁卡，塞入插口。他用生硬的“日本味”罗语与对方讲了几句，之后，冲于一心说：“对方的意思，没有这人！”李振露出吃惊的神色：“没这人？见鬼了！”
王伟达犹豫了一下：“这样吧，你俩是第一次来罗马尼亚，也不像太坏的人。要不，先到我家去！总在机场傻等，也不是个事，回去再想法子吧！”于一心和李振连连道谢。两人由王伟达前面带路，拿着行李，出了候机楼。一阵风迎面吹来，使人略感寒意。王伟达看着他俩的穿戴，问了一句：“北京比这里要暖和吧？”于一心用手按了一下被风吹起的上衣：“可不是，在北京穿这身衣服还热呢！”
王伟达在一辆八成新的黑色“奔弛”车前停下，掏出车钥匙先打开车的后备箱，把他俩的行李放了进去，然后开车门，示意他俩上车。 “要不是今天来送人，恐怕你俩得在机场过夜了。这里的中国人如果不认识，一般都很少与陌生人搭话，助人为乐的事肯定没有！”
李振赶紧迎合：“我们今天是遇到好人了！”“好人谈不上，只能说不是坏人。”
汽车上了大路，车速明显加快。于一心望着窗外问了一句：“这里怎样？我俩可是两眼一摸黑！”“不怎么样。不过，话得两头说，从挣钱的方面来讲，这里比起国内容易多了！”
一听王伟达说这话，李振来了情绪：“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我的于老弟，就怕饿死在这里！”于一心两眼注视着窗外，自言自语：“嗯，车开到这里，有点城市的样子了。这条路挺宽，就是上面怎么有好多的坑呀？还有，街道两侧这么多的楼房，怎么盖了一半就废弃了？”
王伟达开车左躲右闪。于一心和李振被惯性弄得摇过来晃过去。要是赶上个新手开车，就这条路，非掉坑里不可。坐车的要是遇上个晕车的，也非吐不可。“这条路叫共和国大道，两侧楼房都是齐奥塞斯库活的时候贷款盖的。他被枪毙了，这些楼房跟着也都没‘气’了。现在国家的‘首’和‘脑’们，屁股还没坐稳呢，谁还有心思顾及路上的坑、道边的‘水泥碉堡’呀！”
汽车在一“群”灰色的楼房中间穿行，这是一片居民住宅区。楼房都是混凝土结构，十几层高矮，外观没有什么特色，方方正正，排列整齐，非常普通。每栋楼之间没什么区别，像是一个娘所生的多胞胎，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如果不是楼上标有数字，很难分出“谁”是“谁”。
“高粱地”里的中国人
王伟达住的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楼房，每个房间都宽绰、敞亮、未经装修过。屋里摆放了不多的老式家具，大部分“面积”被闲置。王伟达把客人引进屋，请两人坐下。“你俩先洗个澡吧，然后咱再弄点吃的。”“老李，要不然，我先冲？洗完帮王经理做饭。”“这里有两个卫生间，都能洗！”……
王伟达问李振：“你与吴玉是什么关系呀？”李振看了一眼桌上的那大碗面，咽了口唾沫：“她是我以前的学生，能帮我联系上吗？”“按说不难。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集中在几个大市场里，他们卖货、批货每天进进出出，低头不见抬头见。明天我正好要去市场收些货款，说不定就能碰上。你们来这里，怎么打算？”
“咳，别提了。吴玉说这里的钱好挣极了，随便干点什么就能发个小财；只要帮助她把丈夫弄出国，我们来罗马尼亚后的一切她都包了，下面的事不用操心、不用管了。好吗，我甭管了，她也不管了！”
王伟达指了一下茶几上的面条：“别耽误吃，一会凉了！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得建个公司，办一个这里的合法居住权，就是所谓‘续上身份’，然后再往这里发货，最好是低档服装、鞋什么的。货发好了，价值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到一美元。我看你俩也累了，吃完饭，先休息，睡一觉，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来日方……”
王伟达的“长”字还没说出口，一阵敲门声传了进来。他起身去开门，先小心翼翼地从门镜里往外看，然后再把门打开。进来一个 25、6 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银灰色棉套服，戴一副度数很深很深的近视眼镜。主人忙做介绍：“这是小……”于一心看了来人一眼，马上站了起来，迎过去同他握手：“赵铁，是你呀。王经理您甭介绍了，我俩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这要是演电影，写电视剧，准说是瞎编的。你怎么也来罗马尼亚了？”
“咳，就别提这事了，我是被骗来的，多亏了王经理，要不然我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呢！”说到这里转过脸冲着王伟达：“您知他是谁吗？我姐的大学同学，天下还有这等巧事？”“赵男，现在可好？”
赵铁可能是这里的常客了，不用主人让，自己就坐在了沙发上：“有二年多了吧，没一点消息，被那个男的哄到这里之后，就没下文了！”于一心接过话碴：“不该叫‘那男的’，应称姐夫才对。嘿，判断失误吧！大学里，我眼巴巴地整整追了她四年，连手都没摸上。你姐也是，死心眼儿！嫁给我不就完了吗！”
赵铁继续“诉说”：“出国前也没想那么多，给我办手续的人说得可好听了：‘只要拿出一万元人民币，我就能让你的两只脚踏上罗马尼亚那片沃土，保证你的后半生有着落！’本想过来找她，多挣点钱。到这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国内好好的工作也丢了。出来有半年了吧，人没找到，钱也没挣着，落得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于一心笑了：“找着知音了！”
“小赵，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啦？”“我打工的那家饭店老板嫌我手慢，不用我了！”“得，我这里成难民营了！”
第二天上午，王伟达、于一心、李振、赵铁一行四人，来到布加勒斯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高粱地”。这个市场坐落在该城市的东南角，2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站名叫：“COLANTINA”，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高粱地”，所以这里的中国人都称这个市场为：“高粱地”。几年之后，“高粱地”这个词的知名度，在罗马尼亚不逊于“可口可乐”。一提起“高粱地”，当地人马上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货、便宜”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来罗马尼亚的中国人，倘若是以玩为“中心思想”，大多数“同志”肯定要去赌场、夜总会，但是如果你为挣钱而来，“高粱地”就不能不去。到后来约定成俗，它被演变为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今天他们一行四人来这里，目的有两个：一是瞧瞧市场，王伟达捎带手收点货款。二是看看能否见到吴玉。这时的“高粱地”规模还不是很大，整个市场顶多有四百来个商店，里面闲置了大量空地，其中小部分用来堆放建筑材料，还有“一亩三分地”当停车场。这时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高粱地”商店的密度之大，甚至可以用“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王伟达把“大奔”直接停在了一排商店的门前，四个人下了车，走进市场。
这里的商店，其实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临时活动房。它们当中的大部分是由一毫米厚的铁皮焊接而成，其余则是用预制水泥板搭建的，每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市场以批发为主，商品被摆在店门前，每种商品都是成箱成箱地放在那里，排放整齐。纸箱上部被敞开，从箱里抽出一件商品作为样品。来这里买东西的，一般都是罗马尼亚各地的小商、小贩，有时与店主讨价还价语言讲不明白时，就用手中的小计算器协助沟通。他们四人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店的主人是蒋全、皮华洁夫妇俩，他俩来自中国的南方。见到王伟达后，蒋全连忙打招呼：“您来了！”
王伟达冲他点了点头：“我那货卖得怎样了？”“挺好的，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先给你结一半款吧？”王伟达表示同意，随着蒋全一起进了他的商店。于一心他们三人没有进去，在外面看着女主人卖货。皮华洁示意客人坐下：“请坐吧，坐在那纸箱子上就行，不怕压！里面都是鞋，坐吧！”李振问：“这里生意怎么样？”“最近还不错，平均吧，一天能卖 2000 美元左右。”
于一心对她的话很感兴趣：“卖这么多的流水，里面能有多大的利呀？”“嗯，不除去开销，大约 10 % 吧。”
“那你们一年也不少挣呀！”“我们出国是花钱买出来的，就这样也得等到明年下半年，才能给自己挣钱，现在还不知是给谁干呢。我们和你们比不了，你们发大货、赢大利，我们是在赚小钱、挣吃喝。”
“各有各的难处，其实我俩还不如你呢。现在你快看到‘曙光’了。你的罗语说得挺好！”“不行，只能说数字和几个常用的单词。我们一般很少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主要还是与中国人来往。”
“遇到事了，非得和罗马尼亚人交涉不可了，那怎么办？”“有几个罗马尼亚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以雇他们当翻译。一般没什么大事我们不找，他们要价太高。我朋友怀孕去医院做 B 超才花十美元，可是翻译费却付了五十美元。”于一心没想到“罗语”这么值钱。
王伟达从店里探出头来：“于一心你过来一下。”
商店里面和我们想象中的模样差距就更大了，确切地说，这里就是个堆货点。大大小小的纸箱把本来不大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蒋全从一个装拖鞋的大编织袋里抻出一个包，解开上面封口的麻绳，露出成沓的当地货币。王伟达见于一心推门进来，用手指着这些钱：“把门插上，帮着数吧，一百张一沓。”
王伟达把数好的钱装进手提箱。“我呀，回去也不点了。让炒汇的阿拉皮（他冲于一心笑了一下），就是阿拉伯人，叫他们受‘累’吧！”“王老板，你那几箱货什么时候到呀？集装箱提出来后，别忘了我呀！”“瞎子磨刀，快啦！放心，落不了你！”
两人走出商店，招呼李振和赵铁。不大的工夫，四个人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黑老大”很有男人味
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有个广场叫“罗曼纳”，虽说它叫广场，其实就是一个五岔路口。“广场”四周的商店、银行、饭店和娱乐场所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在一家美国银行的旁边，有幢两层小楼，其建筑风格有点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味道，现如今已被它的新主人作了某些改动，外观明显地带有中国特色了。这就是布加勒斯特非常有名的“中国城”中餐馆。
饭店的一层是餐厅，其装修颇具中国韵味。餐厅里从脚下踩的红地毯、屋顶吊着的宫灯到餐桌上的桌布、牙签盒全部都是地道的中国造。厅里摆放了 25 张桌子，能同时容纳 100人用餐。桌椅都是仿中国明代宫廷家具的式样，用料乃上等紫檀木，漆饰为擦蜡，暗红色的表面光滑润泽，显得高贵典雅。据说开这个饭店仅装修和厅内的陈设就耗费了二十多万美元，其材料和成品大部分都是从奥地利运来的台湾货。
饭店的老板正是赵铁的姐夫阎理。他身材瘦高，肢体匀称，肩膀宽且厚实，身上没有一点赘肉，相貌冷峻，神态清逸，留了一个板寸，给人印象洒脱、精明、狡猾。他当过侦察兵，做过工人，还在农村种过地。他这个“工农兵”到底是怎么个排列次序，没人能说得清楚。在罗马尼亚待上些日子的中国人，多数都知道他。
饭厅门前硬木雕花屏风后，摆放了一对景德镇青花、云母质瓷瓶，釉面白里泛青，有一人多高。这天傍晚，阎理端坐在瓷瓶边的餐桌旁喝茶，他正要往茶碗里续水时，见一个样子很凶、身材粗壮的当地人走了进来，便起身与这人点了点头，然后示意他坐下。由于语言不通，双方没有说话。阎理冲吧台打了个手势，过来一个男跑堂。他是罗马尼亚人，相貌英俊，20 岁左右，名叫机机。阎理见他走了过来，就用他那只有机机才能听懂的生硬罗语说：“那包亿，周！（罗语意思：让姓周的来。）”
机机走了。不大会的工夫，一个文静、瘦弱、漂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给人感觉像是个还没毕业的高中学生，身穿红色中式丝织旗袍的年轻中国女孩走了过来，她轻声细气地问了一句：“老板，您找我？”
阎理没抬眼皮，脸冲着客人：“周坤，你跟他说，事成之后给他 2000 美元。这是地址，尽量别伤人，送客！”说完，把手中的一个纸条递给了周坤，就不再理他俩了，继续喝他的闲茶。周坤示意来人可以回去了，边往外走边翻译老板刚才讲过的话。阎理坐在那里没动，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的背影。不一会儿，周坤回来了，刚想走开，被阎理叫住。“哎，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周坤没有说话，进里面去了。
阎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这是一部 90 年代初期“板砖头”式的移动电话，它在当时算是一种奢侈的“通讯工具”。他拿起手机：“喂！你呀，最近怎么不来了？”……“没钱？我又不收你饭钱……”
电话的另一端就是李振教过的学生吴玉。她身穿一身浅红色毛巾面料的睡衣，正坐在梳妆台前化装。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握着眉笔对着镜子，往右眼双眼皮的中间“抹黑”。化装后的她，看上去要比实际芳龄年轻不少。吴玉的声音很甜，如果仔细听她的讲话，就会发现在她那标准的普通话背后，不时地还夹杂着河北北部山区土话中某个韵母的长拖音：“真的，老阎，我有点事想找你！”……“不，不，他现在不在家，带孩子出去散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对你来说很简单。”……“去，去你的，来点正经的，晚上柏林‘CASINO’（赌场）见怎样？”……“得，挂啦！”她挂上了电话。
吴玉住在布加勒斯特东面的富人区里，这是一套很别致的二层小楼。她家住在二楼，共有四个大房间，最小的那间卧室也有三十多平米。一进门的客厅，大得足可以开三、四十人的家庭舞会。屋里的家具古香古色，室内陈设雅致堂皇。听到开门声，吴玉从卧室出来，对着刚刚进门、领女儿溜弯归来的张让说：“你弄点吃的吧，我有点饿了。”张让没说话，给女儿换了双拖鞋，直接进了厨房。他们的女儿张佳，今年四岁，样子非常可爱，长相“吸取”了父母的优点。她也跑进厨房和爸爸一块“瞎”忙活起来。吴玉又回到卧室，继续她的“造美工程”。
张让从厨房出来：“好了，来吧，吃吧！”
张让衣着随便，文质彬彬，样子有点疲惫、无精打采，坐在吴玉的对面，抱着女儿，看着她俩用餐，自己没有吃。“我说这都几天了？也不打听一下，李老师他俩怎么样了？”“什么李老师？噢，他们呀！瞧把你急的，一通地催。皇帝不急，太监急。两个大活人，还能饿死吗？”
“你和人家事先都讲好了，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哎，哎，累不累呀？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你的事？我看那个阎理不是什么好人，早晚得出事！”“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比你清楚！我只是拉点他的货卖，至于说他做什么，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会还得马上出去！”
“你别急着走，说点正事。佳佳怎么办？我整天看孩子也不是个事呀！让你整天在外面跑，挺过意不去的！”“又充大个儿！那你说怎么办？请咱妈，人家来吗？”
“他们不是给我哥看孩子吗！”“我说话还别不爱听，也就是你哥他们是在美国，要是在国内，她才不会管看那个傻孙子呢！”
“那不一定！”“不一定？瞧那年春节，一听说我要来这里，你妈那副‘官模’（吴玉家乡土话：样子），翘着个二郎腿（学老太太的腔调）。‘罗马尼亚？去那里做什么？’听说话的语气，好像我要去支援边疆似的。来来，今天咱们说道说道，这中国人去哪个国家，还能因为所去的国家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吗！美国再好，与你们张家有什么关系？瞧你妈，一谈起美国就眉飞色舞，真是看不惯。革命一辈子了，对得起那几十年的党龄吗？说人家嘴大着呢……”
“又来了，得得得，我就在家看着佳佳吧。一听你唠叨，脑仁就往出窜，你千万别没完没了！”吴玉看了一下表：“不行，真的得走了，佳佳和妈妈说再见！”说罢起身更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