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社会都来关注“留守儿童” ——叶敬忠访谈录文汇报 记者 江胜信 农民工进城，这在今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对留守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的状况进行研究，却是一个崭新的题目。今年38岁的叶敬忠教授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近一年多来，他主持了由中国农业大学发起的“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课题，数百个日夜的问卷、访谈、研讨、分析，最终汇聚成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关注留守儿童》一书。 针对原有研究的缺憾设计我们的课题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留守儿童问题”伴随而生。能介绍一下您做相关研究的缘起吗？ 叶敬忠：这可以追溯到我儿时的经历。我从小在江苏省沭阳县农村长大。打记事起，父亲每年冬天都要离家去挖河，也就是参加农村水利基本建设。现在想想，父亲冬天挖河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吧。但那时候，我感觉时间很长很长，与父亲相隔很远很远。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理解今天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期盼。 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照看，这似乎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大都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恶劣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等等。目前，我国有近1.5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500万人的速度增长，留守儿童数量大约有两千万，由此带出的新问题接踵而至。 记者：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媒体曾对留守儿童问题做过报道，也有部分机构和学者对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规模、监护类型，以及农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做了一些研究。相比而言，你们的研究有何不同？ 叶敬忠：我们在设计自己的研究之前，曾查阅并研究了现有的文献。我们发现，这些文献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缺失性，大多将目光投向父母双方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却忽略了只有父亲或母亲单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而后者恰恰是当前我国留守儿童的主体；二是分析问题的不确定性，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以往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三是实地调查的不深入，有的只是在农村学校采用一些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来收集资料，而很少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的资料收集方法；四是地域覆盖不全面，大多只对我国中部地区、东南部地区、西南地区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进行探悉，忽略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省份。 我们的研究恰恰弥补了这些不足和缺憾。我们不是以学校某一年级或某一班级为研究单位，而是立足农村社区层面。我们选择了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10个村作为开展实地调查的研究社区，除大规模的问卷外，还对161名留守儿童、102名非留守儿童、149名留守儿童监护人、49名非留守儿童监护人、23名学校班主任及其他教师、10名农村小卖店店主、10名药店店主或医生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这样能更全面地分析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 另外，我们除了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进行对比外，还对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前后的状况进行对比。这样能够更全面地说明父母外出打工给儿童带来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定义留守儿童时引入了父母外出务工时间长短这一纬度。我们知道，也有不少务工人员外出时间很短，有的是到附近务工但每天回家居住，他们的孩子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儿童。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外出务工的儿童，而长期是指每年外出时间不低于四个月，且务工期间不在家居住。这一明确的定义在以前的研究中是没有的。 单亲监护占79.2% 隔代监护总是最多 记者：您能大致介绍一下《关注留守儿童》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吗？ 叶敬忠：我们的研究内容很细，包括了留守儿童家庭的基本状况，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学校、社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措施等方面。 我们发现40%以上的留守儿童根本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做什么工作，对父母在外的其他情况也知之甚少。有的孩子说：“每次一问爸爸就生气，为此特别担心爸爸的安全。” 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之后，回家次数很少，时间很短，与子女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短短几天时间并不能弥补留守儿童长时间关爱与情感交流的缺失。 我们将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细分为隔代(长辈)监护、父亲或母亲单亲监护、亲戚监护、同辈监护(哥哥姐姐等)及自我监护。其中单亲监护占被调查人群的79.2%；其次是隔代监护，占16.9%。 我们对不同监护类型下的留守儿童作了深入的分析，发现问题最多的是隔代监护。由于祖辈年老、文化程度较低和过度溺爱，留守儿童的性格和心理均有可能出现偏差，导致很多孩子出现自私、骄蛮、任性等性格特征。研究还通过大量实例揭示，单亲监护、同辈或自我监护类型的监护人压力最大，家庭成员的外出增加了他们的劳务负担，他们要承受照顾家人和从事更多农业生产的双重负荷。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儿童不仅因为要帮助监护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失去玩耍的时间，而且在学习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一部分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滑后灰心丧气，甚至相信“读书无用论”，早早踏上了辍学打工的道路。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们对自身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方面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产生了许多烦恼和冲突。但由于监护人过于劳累无暇顾及或长期在外，多数留守儿童有心事无人倾诉，性格比非留守儿童更易变得内向。 三大特殊群体：留守、流动儿童和留守妻子 记者：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听说在调查过程中孩子们愣是让您这个七尺男儿流泪了，这是真的吗？ 叶敬忠：留守儿童生活、学习中的很多细节，真是让课题组成员深受触动。大多数外出打工的父母，考虑的是孩子上学需要钱，他们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在电话普及率较高的陕西省榆林区古塔乡黄屹崂村，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父母的电话联系，平均每周一次，但每次通话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分钟。有不少留守儿童说：他们非常想和外出的父母多说话，但为了节约通话费，每次都不得不挂断电话。有时候太想外出的父母了，就乘监护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再打个电话。在短短几分钟内，几乎所有父母首先都会询问孩子的学习状况，其次是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而留守儿童在电话里除了回答父母的询问，最关心的是外出打工父母的身体，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在外很辛苦。听孩子叙说与父母打电话的内容，感动得我们跟着孩子一起掉泪。 记者：听说您正在设计一系列围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课题，具体有什么计划？ 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这并不是某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关注的事。这种转移的背后，有农村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农村教育系统不完善等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直接导致了三大特殊社会群体的出现，他们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妻子，每一群体的规模都特别大。我们计划将留守儿童的研究做得更加深入，同时开展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妻子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