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明翰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资源
英国伯明翰学派是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回应。为了回应所谓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论点——即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没有本质的区别，英国社会科学界开始注重对都市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进行研究，试图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和大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伯明翰学派的确立应该归功于霍嘎特(Richard Hoggart)《文化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1957)、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传播》（Communication,1962）以及汤普森（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等著作的出版。他们三人对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的正式成立起到了创始人的作用。他们强调研究日常生活，关注工人阶级的“活”文化，注重现代大众传媒。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际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它的建立为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寻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核心机构，围绕该中心所形成的“伯明翰学派”为日后欧美各国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的论著迄今仍是欧美许多大学人文、传播、电影、社会学等专业的必读书。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伯明翰学派主要的理论资源。与 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是，伯明翰学派把理论的重心从单纯的政治和经济研究转向了对文化及文化机构的研究，使文化不从属于经济基础而具有独立的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Hegemony）等都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理论化提供了基础。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语言解码，索绪尔、雅各布森对语言符号系统做出“言语/语言”的区分，以及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符号学分析都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在解构主义方面，伯明翰学派广泛吸收从德里达(J.Derrida)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资源，特别是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中得益匪浅。知识（knowledge）、权力（power）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是福柯思想的内核。他的权力理论和知识话语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给每一位人文学科的学者以许多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人文学科本身就是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人文科学始终是某个时期的人文科学，它既是这个时期思想控制的产物，也是这个时期思想控制的一部分。在人类的任何认识领域中都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另一方面，由于人文科学自身知识的阶段性、意识形态性和可逆转性以及它的自我反思能力，所以，人文科学又必然会突破狭窄局限的所谓的“学科性”，从而进入一种非人文科学所能够界定的、没有学科中心的、或界限不清的文化研究或哲学研究。女权主义理论的引人，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版图。因为女权主义不仅挑战以长期以来以“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和“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史，而且对文化研究学科本身的父权色彩和等级秩序提出了质疑。
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质
英国伯明翰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关注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功能，倡导与现代大众传媒密切相关、与精英文化截然相异的大众文化，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抵抗并规避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弘扬并建构少数者话语的大众文化文本和阅听人受众主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表现出对普通大众和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表现出对大众文化极大的研究热情。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源出于民间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是对知识阶层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拨，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拥有不同于贵族精英的审美趣味。伯明翰学派兴起之前，英国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文化抱有敌意态度，其中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F.R.利维斯(F.R.Leavis)的影响为最大。早在1869年，阿诺德就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表露了对18世纪末、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以都市为中心的“低级文化”借民主和教育普及得以广为流行的担忧。他把社会阶层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阶层（中产阶级）和芸芸众生（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一个失去“严格封建等级和差别习惯制约”的、非常危险的阶级（1）。在他眼里，大众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不仅带来了政治骚动，而且还使社会和文化造成混乱和衰落。阿诺德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服从文化等级和文化差别以获得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威。
阿诺德对大众文化的鄙视深深地影响了利维斯。利维斯将少数精英掌握的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明对立起来。他所确立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实际上不单单是文学的传统，更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他宣称，在19世纪之前，英国存在着一种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的文化，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将这种有机共同体的文化分解为两种文化，一种是少数人掌握的文化，另一种是大众文明。少数人的文化体现在精华思想和精华谈吐所具有的价值标准之中，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归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支配。与此相对的大众文明指的则是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消费的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如流行小说、广播、电影和广告等。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和《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1933)两部重要的文化批评著作中，利维斯利用细读式的文学分析方法解析 了这些大众文化现象。他和他的妻子把通俗小说看成是“一种毒瘾”（a drug addiction）； 好莱坞电影则是一种“无节制手淫”(largely masturbatory)(2)；广告是“无孔不入地对大众进行手淫式地操纵和愚弄”(3)的一种文化疾病。鉴于此，他大力倡导道德批评，呼吁文化精英承担起教育大众的重任，培养大众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使文化精英占据的中心不被低劣趣味的虚假权威所取代。
令人欣慰的是，战后成人教育的发展对上述文化精英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打击。由于伯明翰学派早期的重头人物如，霍嘎特和威廉斯等均出身于工人家庭，因此，他们能够带着在大众文化中成长的背景步入当时英国的学术舞台，从而将大众文化从被谴责的“他者”转变成为值得理解和值得研究的“我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大众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因为，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大众文化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
作为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的霍嘎特，他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是爱怨交加和矛盾复杂的。一方面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活”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怀旧和赞扬；另一方面则是他对20世纪50年代新的大众娱乐所形成的大众文化的困惑与责难，充分显示出他与利维斯理论的难解之缘。有趣的是，他极力推崇的3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正是利维斯所大力反对的。霍嘎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机整体性。声称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表达了强烈的群体意识，创造了饶有趣味的日常生活，而50年代新的大众娱乐（mass entertainments）却以其“无责任心”和“替代性”摧毁了古老健康的工人阶级文化组织。这在他看来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4)。
威廉斯则从字词的层面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他探讨了“大众”（mass）、“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意义和使用。按照威廉斯的理解，“大众”一词实际上是二十世纪披在“暴民”（mod）概念上的一件文明外衣，它带有浓厚的反民主色彩；而“大众传播”这一概念明显地反映了“文化精英”们对现代媒体文化（如电影、电视、广播、报纸等）及其消费民众的一种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威廉斯认为,所谓的mass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看待mass的视角和偏见。mass culture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消费的低层次文化产品,或者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威廉斯明确指出：
“大众”(popular)是从民众的视角，而不是从那些在民众之上追逐利益或权力的人的视角出发来考察的。尽管如此，但它早期的含义却依然存在。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不被民众认可而被其他人认可；而且它依然保留着两种较早的合义：即下等作品（可参照通俗文学、有别于上流报刊的通俗报刊）和一味哗众取宠的作品（与平民报刊区别开来的大众报刊或大众娱乐）；此外，它还包含着更现代的意味——为许多人所喜爱，当然，这种含义在很多情况下与较早的含义有些许重叠。大众文化的新近含义实际上是指由民众为自己而创造的文化。它与早先的所有文化都不相同；它经常被用来替代以往的民间文化，同时，这种文化还是对现代的一种重要强调。(5)
基于以上认识，威廉斯终其一生都拒绝使用“大众”（mass）一词，而代之以“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多元社群”、“多元利益”等概念。他对英国的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虽然威廉斯身为大学教授，但他并没有站在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去排斥大众文化。相反，他站在民众的立场，身体力行，积极主张接受并扩大文化的内涵,解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倡导建立一种“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 culture),并以文化领域作为突破点，打破英国社会中固有的阶级分化，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想象空间和精神家园，从而让社会文化在雅俗共赏中提高整体水平。
如果说伯明翰学派早期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抽象笼统的论辩上而缺乏具体的实践考察，那么，以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尔特·豪（Stuart Hall）和后来移居到美国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则要深刻许多。他们从自己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参与和实践中提炼出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文本，如电视媒体、电视肥皂剧、浪漫喜剧、通俗小报、购物商场、海滩度假、摩天大厦、晚间新闻、麦当娜现象、发烧友文化、流行音乐、时尚文化、广告等。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大众文化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他们修正并超越了早期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单一看法，提出了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大众文化的参与性、快乐性、抵制性、反抗性以及大众文化对社会变革的潜在进步意义。斯图亚特.豪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关注大众群体对资本主义媒体霸权的解码能动性，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权力结构对大众文本所造成的意义上的断裂。菲斯克则充分而又广泛地借鉴当代许多欧洲思想家的理论资源，利用自己深厚的符号学背景，为大众文化“立名正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和《解读大众》（Reading the Popular,1989）两部重要著作中，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产生，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大众文化文本的相关性和特征，大众文化的功能和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围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根本上厘清并解决了欧美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争论。
第二，重新界定文化的内涵，确立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发挥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追溯了“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所发生的变化，他对利维斯关于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威廉斯认为，利维斯的文化定义忽略了其它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诸多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因此，“对于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内涵，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同义语(6)”。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有四层意思，第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第二是指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则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表现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四层意思后来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又被威廉斯概括成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存在着一种“理想”，其中就某种绝对或普遍意义的角度而言，文化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7)，根据这种定义，文化分析的作用实质上“是从生活和作品中去发现和描述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对形成社会永恒秩序或普遍的人类状况具有长远的参照价值”(8)。第二，存在着“文献记载”即有记录的文化作品和活动。根据这种定义，“文化是智力和想象性作品的总称，用丰富多彩的方式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历”(9)。如果采用这种定义，那么，文化分析的目的就是一种批评性的评价。它能采用类似于有关“理想”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它是对阿诺德把文化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一种严格的筛选行为。第三，“存在着文化的‘社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10)。 根据这种定义，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文化的“社会”定义涵盖了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不被承认的众多内容，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威廉斯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对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11)。毫无疑问，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对于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未来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正如斯图尔特豪所说：“它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或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了的，文学和艺术仅仅只是一种，尽管它们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 《漫长的革命》一书成为“英国战后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创新事件”(12)。它为激进修正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奠定了对大众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础。
威廉斯在重新给出“文化”定义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方式和手段。在他看来，对文化的分析主要是对特定作品和机构进行分析，就这层意义而言，它是对基本的组织形式的分析，是对作品和机构所体现这些关系整体的分析。威廉斯认为，文化分析的目的不是研究特定的含义和价值，找出很多的东西与这些因素相比较，以此作为建立标准的办法，而是通过它们变化的方式去发现某种总的“规律”或“趋势”，唯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更好地领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威廉斯之所以提倡一种文化分析的方式，是因为他认识到“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而且也是一种说明”(13)。虽然文化分析不能颠倒历史，但它能通过把文化作品和实践推回到它的历史时期，向当代说明和展示它在“历史上的选择”所依赖的特定的当代价值。通过这种文化分析的方法，我们就能弄清楚“历史团体所表达的文化”与“当代团体所使用的文化”之间的区别(14)。沿着这条路线研究下去，真正的文化历程就会展现出来。威廉斯的文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精英文化的特殊地位，使艺术跟其他文化实践一样，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跟生产、做生意、政治、养家糊厂一样，它是一种活动”(15)。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是由普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或是与日常生活的作品和实践相交流过程中创造的，文化应该是他们“活生生的经历”和生活实践。
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是一种扩展型的文化定义，具有丰富的人类学内容，运用这种扩展的文化定义可以使亚文化、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等研究合法化，并为这些研究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然而，随着文化研究在英国的进一步发展，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内部出现了大量关于文化定义的讨论。新的理论资源的引进，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等都使文化的内涵得以更大的延伸，文化的地位得以更高的提升，文化的功能得以更深的挖掘。豪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一文中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代表了与早期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范式——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认为，文化不是某一社会集团的客观经验，而是一个生产意义和经验的领域。通过它，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从这一角度来看，威廉斯过分关注人的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肤浅、落伍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16)。结构主义指出，既然人的意识和经验都是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当我们已经能够研究它的构成机制时，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关注它的具体内容呢？所以，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考察，就不能像威廉斯那样仅仅把文化看成是生活经验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应该同时把文化看成是产生这种经验的前提，是人的意识和经验的基础。事实上，人们往往是依赖于教育其自身的语言以及意识形态来看待自我社会身份的或成为一个主体的，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并非来自个体本身，而是由文化赋予的。所以，人虽然是文化的“主体”（subject），但却不是文化的创造者，主体并不能够独立自在，而是由文化建构的。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应该被看作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概念。于是，文化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文化研究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正如伯明翰学派的第三任负责人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应该看成是对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研究。主体性的历史形态就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建构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主体性的独特形态。这种主体性又被约翰逊称之为“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17)。所以，研究主体性就是要研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主体性的建构。文化研究应该思考并解决如下的一系列问题：即，现有的主流文化秩序究竟是通过何种手段来规范人们的意愿、兴趣、选择和偏好的？谁会拥护或者反对这一文化秩序？受拥护的文化秩序对居从属地位的人们维持其既定的生活方式有无帮助？被反对的文化秩序是否不利于居从属地位的人们维持其既定的生活方式？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最终能否达成认同？非主流文化的规避、抵制、反对或颠覆力量到底能有多大的绩效？
第三，关注媒体话语和传媒受众，建构具有能动性、主动性、批判性的阅听人主体。威廉斯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中最早对大众传播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者，随后的豪、莫雷(David Morley)、菲斯克等人对媒体话语和传媒受众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威廉斯论述媒介的不朽杰作《传播》一书里，他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借此能够为言论的自由、开放和真实创造条件。他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把人类对媒体的使用概括为四种理想型的模式(18),即专制式的传播模式，家长式的传播模式,商业式的传播模式和民主式的传播模式。威廉斯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摆脱诸如资本和国家认可的，并已得到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商业式和家长式体制的控制。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做出文化上的贡献。威廉斯在随后写就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1974)一书中对电视传播媒介作了更为详尽细致的考察。他把电视节目作了较为宽泛层面上的区分:即商业类节目和公共服务类节目。前者主要包括电视系列剧、电视连续剧、电影和通俗娱乐;后者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新闻资讯和公共事务资讯,包括新闻片、特别报道、纪录片、教育节目、艺术和音乐节目、儿童节目、戏剧等等。在威廉斯看来，虽然第二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英国的电视中占有较高的地位，但它却并不比第一种类型的电视节目优越。因为其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教化性的,而其电视观众则是被动性的。在威廉斯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电视节目常常允许公众参与其中,如电视连续剧和游戏节目等，这种电视传播媒介能够为公众讨论提供一个批判和交流的平台，它突出了“公共交流持续增长的变化性和杂糅性”(19)。
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将“文本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引入到媒介研究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对电视文本的分析，其中以1970年代中期布朗斯顿（Brunsdon）和莫雷等人为核心的“媒介研究小组”所作的贡献为最大。他们通过对英国 BBC公司的电视王牌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作了重点的研究发现，该节目独特地通过强调“日常生活”的稀奇古怪和变幻奇趣来传递明确浓厚的政治价值观念，透过“稀松平常”的凡人小事而关注平民心目中的焦点问题。布朗斯顿和莫雷等人认为，该电视节目把日常生活中许多复杂的现象制作成简单、自然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试图为观众界定某种“常识”，透过这些无关乎政治的日常生活“常识”使普通观众了解“政客与官僚”的古怪行径。久而久之，这些“常识”就成了观众品评任何新闻事件的一把标尺。“常识”的建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观众在收看类似《举国上下》这样的节目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就会发挥作用。因此，媒介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标榜与政治无关的媒介节目、信息等，其实并非人们相象的那样清白简单，如果就此展开分析，对于解析任何政治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媒体其实是一种帮助制造“舆论”和“常识”的文化机构，它往往有意无意地遮掩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的本质，而代之以传递“普遍利益”的面目出现(20)。
斯图尔特.豪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自己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剖析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优势意识形态”现象。豪认为，意识形态在不断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优势阶级则以媒介文化产品来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结果，弱势阶级即普通社会大众在优势阶级制造并传达的意识形态改造之下，反抗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当然，意识形态和弱势阶级的社会经验反差很大，常常会产生矛盾，以致于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识形态的斗争。媒介文化是有权者与无权者经常斗争的场域，只不过这种斗争并非都是有权者通过强迫手段而得以进行的。根据豪的推测，优势社会形态的文本脉络和观众的社会情景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强力，观众的社会情境促使他们和优势意识形态冲突，也就是说，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正是他们的思想与文本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协商（negotiation）一词暗含有利益、冲突需要调适的意思，与此同时，它也暗示着：在解读电视的过程中，观众是主动寻找意义的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菲斯克认为，豪“编码/解码”理论的价值就在于，他把分析的重点从文本研究转向了阅听人研究。斯图尔特.豪的这篇文章因此而成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最具重要性的转折点。
为了说明讯息的解读与讯息的建构同样复杂，豪进一步划分出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阅读。在他看来，阅听人在解读电视讯息时会建构起三种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和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这三种立场带来三种取向的解读：偏好阅读（preferred reading）、协商阅读（negotiated reading）和对立阅读（oppositional reading）(21)。偏好阅读是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阅听人，他们从主导意识形态“偏好”的角度（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协商阅读原则上虽然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要协商，以便找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解释。对立阅读则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故采取了完全另类的解读。豪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和三种电视解读理论开拓了伯明翰学派的一个研究传统，即对大众文化消费者主体——阅听人的研究。在他的推动和启迪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们对特定社会语境下的阅听人阅听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莫雷和菲斯克等。莫雷是由文本研究转向阅听人研究的关键人物。他研究电视节目《举国上下》阅听人的目的本来是要证实豪的理论。结果,莫雷发现，阅听人的解码比豪的模式更加复杂。豪把阶级设想为决定阅听取向的关键因素，莫雷便根据阅听人的阶级、社会和职业背景，将阅听人分为26个小组，然后让他们观看同一集电视节目，再分析他们各自的解码行为。莫雷的研究表明，阅听取向的划分与阶级类别并无对应的关系，例如银行经理与学徒的等级虽然相去甚远，但他们的阅听取向却并无二致。在莫雷看来，豪的三种阅读分类过于简单，实际上，阅听范围之广远非阶级的分类方式所能够概括的，因为在阅听人和文本之间有一个比阶级地位更活跃、更能动的因素，那就是“阅所人所采用的话语范围”。阅听人往往都使用他们随手可得的、熟悉的话语来解码，因此，文本意义的建构取决于“这些阅听人带给文本的话语，如知识、偏见和抵抗等”(22)。阅听人带给文本的话语总是多于文本的话语，所以，协商阅读显然应该取代偏好阅读而成为大众媒体文本主要的阅读形式。
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传统中脱颖而出的约翰.菲斯克如今已是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大众文化消费者——阅听人的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菲斯克相信，阅听人完全有能力将文化产品改制成他们愿意接受的形态。菲斯克在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众文本（popular text）“生产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主张。这种“生产性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popular writerly text)，它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开放的。菲斯克指出：
这种文本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那些声音。这种文本的复杂意义不是其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大众文本内部存在的一些裂缝大到，足以使阅听人从中产生出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阅听人控制的文本。(23)
对菲斯克来说，大众文本允许并且欢迎这种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大众文本（如电视）是多义的、模糊的，混杂了不同的声音，它因此是一种“活的文本”（activated text），可以透过阅听人的挪用而生产出新的意义。菲斯克认为，在电视研究中比较具有生产力的做法，不是指出电视如何在主导性意识形态中建构主体的手段，而是了解符号泛滥如何促使阅听人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主体立场，以及了解电视如何允许他们生产意义，并以针对主导性的力量来制造具有代表性的抵抗策略，抑或去协商某些局部与主导性力量相关的影响(24)。在菲斯克看来，由于电视文本具有多义性和流行性，阅听人所看到的文本意义自然就是开放的了。在《电视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指出，“一种文本和具有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25)是电视观众与电视文本之间最常见的关系。电视固然有其意识形态复制的效果，但电视阅听人也可自行从文本中寻找意义，并从中得到愉悦。电视之所以能如此“流行”，或许正是因为电视能让不同观众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电视观众再也不是无头脑、无个性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有灵魂、有个性的主体，他们可以能动地运用电视文化产品来交流、创造他们需要的意义。一方面，他们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接受意识形态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阅读行为却又隐藏着反抗的因子。
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自成立以来，其间经历过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乔治·劳伦（George Lorain）在90年代取代约翰逊成为该学派的第四任负责人以后，在校方的压力下，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度被要求并入传统的英语系科。经过一番谈判，“文化研究”的名称和独立性虽被保留了下来，但却不得不开设许多本科课程，由单纯的研究中心演变成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文化研究系”。该系的成立，实际上已经标志完整意义上的伯明翰学派的终结。过去的研究学者们大都呈星散之感，各自为阵。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能形成一股特色独具的“英国潮”，并加入到至今遍及欧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热潮之中。
毋容置疑，现如今，伯明翰学派发起的文化研究已经作为一个准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对当代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启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文学从高雅的圣殿中解放了出来，使其直接面对大众，模糊甚至消解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人为界限，实现了跨学科的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形成了关于媒介文化、性别文化、女性文化、青年亚文化、地域文化、种族文化、影视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地。在这种新的研究领地里，从这些新的问题中，人们建立了自我认识方式的框架，了解了人们每日生活的建构情形，借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观、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写着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
参考文献：
(1)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p.76.
(2) Q.D.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n&Windus, 1978,p.165.
(3) F.R.Levis,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edited by John Storey, Prentice Hall, 1998,pp13-18.
(4)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Penguin, 1958,p.343
(5)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1976, p.199
(6)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1963,p.256.
(7)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p.57
(8) Ibid.
(9)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1963,p.17.
(1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p.57
(11) Raymond Williams,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edited by John Storey, Prentice Hall, 1998,pp48-51.
(12)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er: some problematic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London: Hutchinson, 1980,p.19.
(13)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1963,p.69
(14) Ibid.p.61.
(15)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1963,p.70.
(16)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ited by Jessica Munns & Cita Rajan,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1995, pp.194-198.
(17) 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ited by Jessica Munns & Cita Rajan,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1995, pp.574-590.
(18) Raymond Williams, Communications,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1962,pp.124-134.
(19)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Collins, 1974,p.134.
(20) Davi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p.18.
(21)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Simon D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3,pp.100-103.
(22) Davi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p.18.
(23)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pp.104-5.
(24) John Fiske,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British and Australian Critical Practi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6,3:200-16.
(25) John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1987,pp.4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