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人道的资本主义
什么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而当前危机要求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教化，进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进步并不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它们有时是管用的手段，但绝非最终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创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体验的质量才是评判标准。倘若我们的所得与我们的生产力相符，我们就能够选择任何一种最有利于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 这涉及到哪些方面？其出发点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不管在美国、英国，或者是西德（在更短的时期内），情况都是如此。没有一位研究人员质疑这些事实。因此，加速经济增长并非值得我们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目标。特别是，我们不应牺牲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的质量——在家里、在工作中以及在社区的人际关系。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在这些方面已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牺牲了我们的价值观。在上世纪60年代，60%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今天这一比例为30%，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在银行业，值得信任的行为减少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家庭生活（离婚增多）、在娱乐场合（可信任的朋友减少）、在工作场所（同事间竞争加剧），也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我们越来越把个人利益看作唯一可靠的动机，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看作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他们才能的途径。这往往适得其反，通常也无助于营造快乐的工作场所，因为地位竞争是一种“零和游戏”。反之，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正和游戏”的社会。人类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混和体，但通常而言，相互帮助比勾心斗角让人感觉更好。 我们的社会已变得过于个人主义，有着过多的争斗，但共同目标不足。我们过度崇拜成功和地位，从而削弱了彼此间的尊重。但各个国家在这方面有所不同，斯堪的纳维亚人成功地将有效的经济与高度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结合起来。他们之间的信任度（以及幸福度）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要建设一个基于信任的社会，我们必须从学校抓起，甚至更早。孩子们应该懂得，最高贵的人生，是给世间制造最少苦难、创造最多幸福的人生。这一规则也应适用于商业和职业生活。人们应该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不只是创造账面利润。所有职业——包括新闻、广告和商业——都应具备清晰、专业、合乎道德的准则，从业者都必须遵守。医生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群体，并非无缘无故——他们拥有一套强制执行的准则，每个人都知道。 因此，我们必须远离过度的个人主义，朝着具有更高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前进。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改变文明趋势吗？这在以往有过先例，那是在19世纪初。在那之后的150年里，社会责任感有所增强，但其后50年里又有所减弱。所以趋势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人们往往是在恶劣时期（比如上世纪30年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决定寻求一种更加合作的生活方式。
我写过一本书，阐述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此仅提三点。首先，我们应通过学校推动一种更加美好的价值观体系——近期由英国儿童协会(UK Children's Society)发起的“美好童年”报告在此方面有着丰富多样的想法。其次，成年人应重新评估什么事情对他们最重要。近期的形势可能会对此有所促动，而当代对于幸福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找到答案。第三，经济学家应采用更为现实的模型，解释是什么使人类感到幸福，是什么推动市场运转。 商学院传授的三种思想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一是“有效资本市场”理论，该理论如今看来明显不足信。第二是“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巨大的经济动机下，代理人的行为能够取得最佳效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一致。这导致与绩效相关的报酬过高，往往会削弱单纯想把工作做好的动机，并在同事间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最后是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不断变革”理论，它是由自私自利的咨询公司提出的。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类对于稳定的根本需求——名义上是为了追求效率增长，但这种增长通常无法兑现。 我们不想要共产主义——研究显示，共产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幸福度最低、效率最差的国家。但我们的确需要更具人道色彩的资本主义——不仅建立在更完善监管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更好的价值观基础上。 价值观至关重要，它受到理论的影响。我们不想要一个建立在人与人相互竞争的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除了生存之外，任何社会所能提供的最佳体验，是其他人与你站在一起的感觉。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资本主义。 作者理查•莱亚德(Richard Layard)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著有《幸福》(Happiness,2005)一书，并与人合著有《美好的童年》(A Good Childhood, 2009) 译者/岱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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