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家袁家玑临证旨要
袁金声袁端红整理
编者按：袁家玑教授，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医药世家出身，一代名医施今墨先生高足，为国内著名伤寒学者。
袁氏研究《伤寒论》溯源流、明版本；论贡献、述发展；究六经、识本质；辨寒温、谈异同；论厥阴，正歧义。数十年学仲景之法，锲而不舍，博学不穷，笃行不倦，诚为后学之师。
袁氏临证治病，兼采各家所长，立方遣药，不图矜奇，精炼平正，善用经方治疗重证。擅长内科杂病及温病诊治，对冠心病及中风等病辨证论治尤多心得。
袁氏曾与任应秋等发起成立“全国仲景学术研讨会”研究发展仲景学说，又为筹建贵阳市中医院及筹建贵阳中医学院努力工作。
１９８５年联合１０位中医老专家向省政府上书，为振兴贵州中医事业奔走呼号，献计献策。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朱熹《朱子语类》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荀子·大略》
袁家玑，男，１９１３年生，贵州省贵阳市人。祖父袁训皆，号袁九公，为清末贵阳名中医，父袁平甫，精于中药业务，开设“袁体德堂”中药铺。袁氏自幼深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少年即热心中医。１９３１年，袁氏赴京学医，考入由名医肖龙友、孔伯华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不久转入名中医施今墨举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就读，四易寒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随施今墨老师临证实习一年，甚得赞许，被誉为施老高足。袁氏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学习，为他以后在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氏１９３６年秋返回贵阳，参加贵州省民政厅中医开业考试并获第一，次年即正式开业。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甚众，他据证而辨，以温病论治，疗效极佳，一时名噪省城，２０余岁即蜚声医林，成为当时贵阳四大名医之一。
解放后，袁氏除参加联合诊所工作外，还任贵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市门诊部中医科主任等职；１９５６年任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１９６５年任贵阳中医学院副院长；１９７８年任院长、第一卷４１０教授；１９８４年至今，任名誉院长。在解放后４０余年的时间内，袁氏多次被评为省、市及全国劳模，当选为省、市及全国人民代表，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和其他许多社会兼职，在教育卫生战线上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袁氏著述颇丰，除担任《贵州民间药草》、《医林拔萃》等书的主编外，还参与以下医籍和全国、地方性教材的审定、撰写、顾问等工作：如《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药科研资料汇编》、《中国名医名方》、《名医名方录》、《内经阐释》、《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伤寒论症状鉴别纲要》、《伤寒论讲义》、《中医内科》、《中医基础》等。发表了《心病辨证论治的体会》、《冠心病的治疗经验》、《治疗中风的点滴体会》、《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体会》、《学习伤寒论的一些体会》、《矽肺的中医治疗》、《袁家玑教授治疗经验》、《对发展我省中医事业的建议》等数十篇论文，并在由卫生部委托，贵阳中医学院与湖北中医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伤寒师资班”，培养了伤寒教学、临床和科研骨干人才。
袁氏早在３０年代就开始了他的中医教育生涯，曾受聘于“国医研究所”，讲授《伤寒论》和《温病学》。１９５８年，袁氏作为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亲自组织了两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和两年制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并讲授过《中医学概论》、《中医内科》、《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多门课程。１９６５年贵阳中医学院建立，袁氏从担任副院长起，直至院长、名誉院长，为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全部精力。
袁氏治学严谨，执教认真，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突出辨证论治思想，教学效果良好。在教材建设方面，主张编写教材应达到对学生晓之以理，平正通达，理论联系实际，简明扼要，学以致用。他还强调，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师要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加强临床锻炼，否则不可能把中医这门实践科学讲得生动活泼。袁氏身体力行，于繁忙的医疗、行政、社会工作之外，还亲自参加教学和培养教师工作，１９８０年以来，还指导过五届伤寒专业硕士研究生。袁氏执教５０余年，学生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省，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成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及行政部门的骨干力量。
袁氏为全国著名的伤寒学家，对《伤寒论》的研究造诣至深。他从《伤寒论》的版本情况，注家特点，注本优劣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对通行版本中的文字错、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袁氏对于《伤寒论》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认为：《伤寒论》奠定了六经辨证论治的基础，继承了《内经》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较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和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伤寒论》理法方药比较完善，以条文形式对外感疾病的证候加以概括，辨证有纲领，立法有依据，方药有法则，有效地指导对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伤寒论》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疗经验和有效方剂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发展，其中许多方剂至今仍然行之有效，对方剂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伤寒论》对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启迪作用。
袁氏认为，六经是《伤寒论》的核心，《伤寒论》之六经既源于《内经》而又高于《内经》，它是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及自己的临证实践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写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宏篇巨著。袁氏总结六经辨证中应注意七要，即一要明确主证；二要辨明病因；三要确定病位；四要明析病机；五要判断属性；六要明了兼变；七要明其病势。这样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才能有助于立法处方。袁氏又从六经与经络、脏腑、气化、阶段、证候群等方面对六经的实质进行探讨，认为以六经证候分类为主，结合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来分析和认识六经，这样既概括生理功能，又概括病理变化，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才是比较好的研究方法。
第一卷４１１袁氏总结《伤寒论》中制方用药之精妙，全在于“知机识证，活方活法”，数千年来用之不衰，能应万变之疾，其妙谛原在于此。所谓“知机识证”即指详审病机，明确辨证，而“活方活法”是指定法制方、依证而变、法变方亦变。仲景制方用药的特点是：首别表里寒热，针对病性用药；次视体质差异及邪之多寡；再视病情而权衡轻重缓急；配伍精当，药尽其能。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所谓“方有成局”、“法胜于方”，《伤寒论》１１３方，却有３９７法，足见方不及法。
《伤寒论》中的厥阴篇，历来是争议较大之章节。袁氏精研细究，参前贤论点，融个人体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厥阴病之存在是毋容质疑的。其因一为流传本均有六经，二是厥阴病提纲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证候性质，厥热胜复是其病机表现，厥热时间只是比拟，不能借对日数的错误理解来否定厥热胜复，进一步否定厥阴病。至于厥阴病提纲，袁氏除同意多数注家所认定的３２６条以外，他认为３３７条可作为厥阴病提纲之一，以补３２６条之不足。厥阴病是外感疾病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其证候性质是寒热错杂，厥热胜复（阴阳胜复）。厥阴病的基本证型有四，即寒热错杂证，厥热胜复证，厥逆证，下利呕哕证。因厥阴是六经传变的最后一经，邪正斗争达最后阶段，变化较为复杂，所以治疗原则是随证变法。寒者宜温，热者宜清，寒热错杂，虚实互呈者，则宜寒温并用，虚实兼顾，既注意扶阳，也要注意救阴。总之，在《伤寒论》厥阴篇的研究中，应立足辨证论治，深入细致地剖析厥阴条文，方可领会仲景之旨。
袁氏不仅是伤寒学家，而且是一位临床学家，他广览古今名著验案，与今之西学汇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减化裁，疗效称著，认为要用好经方，其要有五：其一是紧抓主证，明确病机，以主证为辨证关键，藉此明病机，方可立法遣方用药；其二是分析兼证，灵活加减，据证损益如法，剂量加减适度，方可施治中的；其三是权衡邪正，虚实分明，目的是促使阴阳平衡，病情向愈；其四是标本缓急，治有先后，特别对重危证的诊治，须果断处置，以免贻误病机；其五是熟识药性，煎服遵法，临证当予重视，方可见效。袁氏临证善以经方治疗重证。如他用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即取君药炙甘草有通经复脉之功，用量多在１８克以上，配以益气通阳，滋阴养血宁心之品，疗效显著；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系感染、胆石症、黄疸、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痢疾等病；用当归四逆汤治疗血虚寒凝所致的腰腿痛、闭经、痛经、不孕、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雷诺氏病等。此外，他用桂枝附子汤治疗胸痹心痛，四逆散治疗痿，干姜芩连人参汤治疗慢性结肠炎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袁氏临证以治疗冠心病、中风等疾病见长。他对冠心病的病机和辨证论治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该病的病机不越三条：即心阳不足，心血瘀阻；脾虚生痰，阻遏心阳；肝肾阴虚，痰瘀交阻。
三者相互影响，层层相因，导致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概而言之，冠心病的病机核心是胸阳式微，阴邪搏结。袁氏正是根据这一病机特点，经数十年精心研制的名方“冠心通络疏郁丸”治疗冠心病取得卓著的疗效。袁氏认为中风的病机中，内风是决定性的因素，外风仅是个别的诱发因素，以内风引起者为多见。这种以内风立论去认识与研究中风的病因病机，对认识中风的本质及指导临床治疗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风的治疗原则，主张以潜镇摄纳为主，并用熄风、化痰、通络、滋阴降火之剂以治，具体分为轻证、重证、后遗证三阶段，临床据证而辨，随后遣方用药。
袁氏在治学上强调“专一精思”，认为“学医贵在刻苦精研，临证善思，要多临床，于成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到提高”。他总结出“为医十要”，即：一要深究医经，力倡继承发扬；二要精勤博览，广集古今诸贤所长；三要学以致用，重视临床实效；四要在审疾问病中，重视辨第一卷４１２证论治；五要论治灵活，尊古而不泥古；六须治病求本，注意分清标本缓急；七当注重整体观念，重视脾胃升降作用；八在遣方用药时，力求精炼平正；九须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十要中西结合，重在融会贯通。
袁氏认为“德医俱重，方为人师”，他为人谦虚、诚恳，生性耿直乐观，是深受大家敬重的良师益友。
学术精华
一、研究伤寒层层深入探奥旨袁氏十分崇尚《伤寒论》，反复研究六十载，认为这部经典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书，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医学著作，它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历代医家的临证治疗，而且从唐宋以来，其影响远远超出我国，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一）溯源流明版本仲景《伤寒杂病论》原书共十六卷，是论述外感疾病和内科杂病的专著。仲景原序名为《伤寒卒病论集原序》，根据考证“卒”实为“杂”字之误，是传抄和简笔造成的笔误，自序中已明确写出“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以证明。约成书于公元３世纪初（公元２００～２１０年），此正当三国时期，由于封建割据，战争频繁，以致原著散失不全。但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所载，按古今医统，仲景有弟子卫沈、杜度，均有著作，名著当时，应该说张仲景的著作是流传下来的，不过当时没有印刷工具，只能辗转传抄，兼之秘不外传，故流传不广，也是散失不全的原因。后来经过西晋的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进行搜集整理，名为《伤寒论》，才流传至今。王叔和因为整理编次了《伤寒论》，也受到后世医家的一些责难，但《伤寒论》得到流传下来，其功是不可没的，且仲景著书至王叔和搜集整理仅８０年左右，原书真面貌不致有大的改变。根据《伤寒论辑义》的考证，隋《经籍志》记有张仲景方十五卷，而无伤寒论之目。至新唐《艺文志》则记有王叔和张仲景方十五卷，伤寒卒病论十卷，可见“杂”字误为“卒”字，由来已久。故后世有的医家如喻嘉言、钱潢有《卒病论》已亡，不可复睹之误解。对《杂病论》即今之《金匮要略》亦有误解，柯韵伯亦有凡《伤寒论》条文中不贯伤寒者，皆是杂病之论。唐初孙思邈（公元５８１～６８２年）所著《千金方》，称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方法不传，到孙思邈的晚年，才搜集编入他的《千金翼方》三十卷之中。隋《经籍志注》记载《梁七录》云：“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考仲景自序所称为十六卷，尚缺少六卷。说明隋《经籍志》所称的“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亡”，实际上并未散失，不过已经说明《伤寒论》十卷，《杂病论》六卷，分别流传于当时医家的手中，然距张仲景著书及王叔和整理已经３００多年了。唐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四十卷（公元７５２年），亦载有《伤寒论》十卷，王焘长期管理过当时的弘文馆图籍方书，因而有机会广泛阅读晋唐以来的大量医学书籍，《外第一卷４１３台秘要》所引同今所流传《伤寒论》十卷本，基本上是符合的，这就说明《伤寒论》十卷已经保存下来了，不过《外台秘要》所引《伤寒论》的方剂和条文有一些出入罢了。如桂枝汤在第二卷中，葛根汤、麻黄汤、小柴胡汤、小建中汤在第三卷中……他共分为十八卷，前十卷大概与今本《伤寒论》没有大的异同，后八卷则多为杂病部分，与现在所流传的《金匮要略》大不相同，故也称为唐旧本。到了宋代经过高保衡、孙奇、林亿等通过当时封建王朝的力量，加以校正，因为这时已经发明印刷术，得以重新刻版印行，称为宋版。仍把《伤寒论》全书分为十卷。根据林亿等校订的序文中说：“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订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考宋版本完成于公元１０６５年，距仲景虽８００多年，仍属新唐《艺文志》所记录的《伤寒卒病论十卷》、《梁七录》所记的“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之数，则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伤寒论》是已经流传下来的。宋版本后来已不见，仅存有明赵开美氏的复刻本，高保衡等宋版治平本虽然是赵开美复刻的，但是依照原书复制的，可能是治平本的真面目。后来又经一些医家的考证，《伤寒论辑义》引证“明洪武中，芗溪黄氏作伤寒类证辨惑曰：仲景之书，六经至劳复而已，其间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纤悉具备，有条而不紊也。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叔和采摭群书，附以己意，虽间有仲景说，实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痉湿三种一篇，出《金匮要略》，叔和虑其证与伤寒相似，故编入六经之左。又有汗吐下可不可并汗吐下后证，叔和重集于篇末，此六经中，仓卒寻检易见也。今一以仲景书为正，其非仲景之书者，悉去之，庶使真伪不分，要理不繁，易于学者也。”所以后来方有执、喻昌、柯琴等均宗其说。现在通行版本，都已去掉了辨脉、平脉、伤寒例、辨痉湿病脉证等前四篇，以及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易、差后病脉证等十篇。这就是现在通行版本，可以说，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的精华部分，基本上集中于这十篇里面，为历代医家所珍视。
这就是《伤寒论》的流传以及宋版本的形成概况。
关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后来整理为《金匮要略》一书。据较为明显的考证是宋孙奇、林亿等校《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的原序说：“王洙（宋仁宗时翰林学士）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序中又说：“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因而与《伤寒论》同时刊行，即现在的《金匮要略》，因为它是一个节略本，林亿等曾以《千金》、《外台》的一些方剂补入，是否杂病部分的旧观，就难下定论了。
其次，另有一种《伤寒论》别本，称为《金匮玉函经》，它同《金匮要略》并不是一本书，也有许多与《伤寒论》不同的地方，也分为十篇，但已摘抄掺入《千金方》及《千金翼方》的内容，虽然已经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刻刊行，但孙思邈是隋末唐初人（公元５８１～６８２年，隋开皇元年～唐永淳元年），应该说是孙思邈之后才搜集成书，它既不是《伤寒杂病论》，也不是上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论》，是必须明确的。
此外，近数十年来还出现一些版本，所谓的“古本伤寒论”。如湖南刘湘的《古本伤寒杂病论》，日本出现的《古本康平伤寒论》，四川廖平的《伤寒古今订补》等，已经通过许多人的考证，并非所谓的“古本伤寒论”，有的还涉及迷信，属于伪造，并不比宋本为古，不过为取信于人而编选出来的，不能算为正式版本，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流传了。
现在通行的版本有两种：一是上述的明代赵开美复刻宋镌治平本（１０５６年），一是金代成第一卷４１４无己著《注解伤寒论》本（公元１１４４年），仍为十卷二十二篇，称为成注本。成注本经明代嘉靖间汪济川校刊，因经过几次翻印，有一些错简错字。还有一种医统本，也就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经过明朝徐校刊，内容和“汪刊本”基本相同。
（二）论贡献述发展袁氏认为《伤寒论》的成就和贡献，概括起来有下述四点：１奠定了六经辨证论治的基础：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并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邪正斗争的演变加以总结，提出较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外感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辨证纲领和具体的治疗方法。他运用了《内经》以来的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的学说和理论，把前人诊断、治疗等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还运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八法，奠定了六经辨证的基础。这得到了中医界一致的看法。
２理法方药比较完善，具体指导临证治疗：《伤寒论》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辨证的纲领，他以条文形式，对外感疾病的证候加以概括。如三阳证多属热证、实证，三阴证多属寒证、虚证，其中并有表里的变化，传变与合病并病的规律，具体指导立法、处方、用药，并根据证候改变，随证加减变法。其治疗方法既有定法，亦有活法和变法。《伤寒论》号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应用的药物计８２种，方剂的组织配伍，均有一定法度，既精简又严谨，其辨证有纲领，立法有依据，方药有法则，便于掌握，临床行之有效，比较严密而系统地将理、法、方、药联贯起来，有效地指导着对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故后人称为“医方之祖”，为习医者必读之书。
３总结了许多有效方剂：据最近出版的《中国医学史》上谈到“居延汉简中关于医药方剂的记载，特别是武威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中的医方，都是实地反映了汉代方剂学发展的水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涉及疾病１００多种医方２８０多个，从以上两书看，几乎全是复方，但辨证施治的原则都还在初期阶段。从医方的组成可以看出，复方配伍已成为当时临证治疗上的普遍方法。从单味药到复方，到有理论指导的复方组成和广泛应用，无疑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很大进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正是在无数医家广泛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从这些出土文物的考证来看，张仲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疗经验和有效方剂，确立辨证论治的原则，经过１７００多年长期广泛的临证应用，许多方剂至今仍然行之有效，不愧为医方之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对方剂的发展贡献更是突出。许多运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药的医案是举不胜举的，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出的一些成果，也从其中汲取了不少有效方剂和有益的治疗方法。如小青龙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四逆汤抢救严重心力衰竭，而且做成四逆注射液，应用大陷胸汤、大承气汤、大柴胡汤等治疗急性胰腺炎、胆囊炎、肠梗阻等急腹症均有很好的疗效。由此可见仲景所总结这些方剂，有效地指导了临床，其影响久远深长。
４对温病辨证论治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经千余年的发展，至明清时代形成了温病学。袁氏认为，《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启迪了《温病学》的发展，温病本身就属于广义伤寒之范畴，《伤寒论》中对温病是有论述的，如原文第６条的风温为病，栀子豉汤证，白虎、白虎加参汤证，黄芩汤证，大柴胡汤证，黄连阿胶汤证，竹叶石膏第一卷４１５汤证，火邪伤阴证等等，不过是详于寒，略于温而已。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至清代１０００余年之久，形成了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就理论体系而言，受《伤寒论》的影响较大，如伤寒病邪由表入里，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三阴，而温病则由卫及气，及营及血，由上焦而中焦，而下焦，均为邪气渐次深入；寒邪伤阳，温邪伤阴，由浅入深的辨证论治方法则一，但在温病的性质上、辨证诊断上，如温病之不恶寒，口渴脉数，诊法上的察舌验齿，斑疹、白疒立口、温邪致病的不同证候，兼证，治法上的辛凉解表、清气、凉血、开窍、熄风、芳化、利湿、滋阴清热等等方面都大大扩展、补充和丰富了《伤寒论》治疗温病的内容。所以说《伤寒论》对《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二者是为统一体，又有寒温的不同侧重。袁氏明伤寒与温病之真谛，这一观点是客观的、公允的。
（三）究六经识本质袁氏认为《伤寒论》以六经为多种外感疾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它是指导辨证论治的理论核心，六经的学说来源于《素问》、《灵枢》，渊源已久，对六经的涵义与解释，并不完全一致的。故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六经”的涵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１六经的来源：袁氏指出仲景《伤寒杂病论》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仲景继承了古代《内经》的理论以及当代和自己的临证实践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写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六经辨证论治的宏篇巨著，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以“六经”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内经》。《内经》谈到三阳三阴六经的地方很多，其理论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绝对地看这个问题。如《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就谈到了三阴三阳之离合，这是三阳三阴开、合、枢理论的根据，并非不牵涉经脉，而且多论述足经，此原文之义，十分明显，不能舍去经脉不谈，仅就三阳三阴的开、合、枢立论，当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全面。柯韵伯的《伤寒论翼》，认为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甚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太阳为开，是三阳之藩篱，主表，外邪从阳经传入，必先见太阳证状，而后传阳明或少阳。阳明以胃家实为提纲，属三阳之里实证，故阳明为合。少阳为阳枢，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三阴皆主里，但外者为阳，内者为阴，三阴以少阴为枢，故直中之邪，从阴经传入，多先见少阴证状，然后传及太阴厥阴，故三阴以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其他《内经》谈到三阳三阴和经络学说的章节还多，不一一列举。这就足以说明仲景六经辨证的六经是渊源于《内经》理论的。
《伤寒论》六经辨证最明显的来源是《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不过已经有进一步的充实发展和提高，二者在内容上已大不相同。《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比较简略，日传一经，只论述六经的实证、热证，未论及六经的虚证、寒证，变化仅仅提及两感，治疗方法仅简单提及汗、下两法，很不全面，很不具体。《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则概括了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对邪正消长所出现证候有了分析、综合，对虚实的变化、寒热的趋向、表理之出入，虽然仍以三阳证三阴证概括之，但已形成理法方药比较完整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使诊断有依据，辨证有纲领，论治有准则。同时，奠定了八纲辨证的基础。《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三阳三阴次序的排列，与《素问·热论》虽然相同，但日传一经之说，从传变条文如第４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５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２７１条：“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２７０条：“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第一卷４１６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从以上各条来看，则否定了以日递传之论，更加重视以辨证为依据。热论的六经形证，大部分和《伤寒论》六经主证大致接近。袁氏从学术渊源上既看到《素问·热论》中六经分证的特点，又看到《伤寒论》六经辨证与之相似和不同之处，二者的主要症状是比较接近，可以看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来源《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
但张仲景已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
２历代医家对《伤寒论》六经的认识：历代医家对《伤寒论》进行注释者不下数百家，近年来散见各种书刊的讨论文章不少，对于《伤寒论》六经的讨论也不少，认识各有不同，难求划一，但各有发挥，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１）六经与经络：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学重要基本理论之一，它已影响和渗透到整个中医学当中，《伤寒论》的六经证候虽不局限于经络，然从六经的病证来看，同脏腑经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经络病理反应来看：足太阳经受邪，则见头项强，腰脊痛等证。足阳明经起于鼻梁凹陷处两侧，络于目，并从缺盆下行经胸腹，行于人体之前面。故阳明经受邪，则见目痛、鼻干、腹满疼痛等证。足少阳经起于目外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入耳中，并从缺盆下行胸胁，行于人体侧面。故少阳经受邪，可见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证。三阴病属里证，其经络所反应的证候，虽然不象三阳经那样显著，但其出现的某些证候，亦有反映，如太阴病的腹满痛；少阴病的咽痛咽干；厥阴病的头顶痛等，可以说明都和三阴经络循行部位有关。从《伤寒论》的原条文中与经络有明显关系的也不少，如２４条：“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１４２条：“太阳与少阴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其它条文还有，在此不一一列举，都是按有关的经络循行以针刺进行治疗的。尤其明显的１２４条的蓄血证，直接提出“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指的就是足太阳经脉发病，未愈而循足太阳经入里，传及膀胱本腑，经腑的关系十分清楚，但不少情况仅据经络来解释则难于阐明其生理病理变化。但六经与经络仍然是有一定关系的。
（２）六经与脏腑：袁氏认为，六经与脏腑经络关系十分密切，脏腑经络又有表里关系，十二经根源于脏腑，各络于肢节，运行于全身，它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六经证候的产生，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所以六经辨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联系。在疾病的进展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的脏腑，而出现脏腑的证候，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经病不解，传入于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以致水气内停，可见小便不利，小腹里急，渴欲饮水等证。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胃肠燥热，腑气不通，就会出现腹满疼痛，拒按，便秘等证。但为少阳之腑，胆热上逆，则有口苦、咽干、目眩等证。又如太阴病脾阳不振，寒湿不化，则有腹满而吐，腹痛自利等证。少阴病心肾虚衰，气血不足，则有脉微细，但欲寐等证。厥阴病寒热错杂，肝气上逆，则有气上撞心等证。
这些都是脏腑机能的病变，也说明六经与脏腑是分不开的。从生理上来看，脏腑之间，通过互相络属形成其表里协调关系。在整个六经辨证论治的过程中，从上面所述，在病理的关系上也是密切的。如太阳病可以循经入腑，亦可因心肾虚衰或治疗失当而转成心肾阳虚的病证，如６４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此为太阳病过汗，损伤心阳的证治，由太阳而累及少阴心。又如６９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此为汗下后，阴阳俱虚，累及少阴肾的证治。又如太阴阳明脾胃的表里关系，不论是生理或病理都是很密切的。说明脏腑经络的互相络属及其表里关系在病理方面的反映，是我第一卷４１７们研究《伤寒论》六经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
（３）六经与气化：袁氏认为气化学说来源于《内经》，尤其是《六微旨大论》的“本标中气”古人引用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也是阐述六经生理病理变化的一方面。气化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属于五运六气的范围，是说明四时气候的变化的。因人与天地相应，故引用来说明脏腑功能的变化。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仅有“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并未言及人之六经，到后世有的注家，应用“本标中气”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就是所说的六经气化学说。当然《内经》早就把六气配合脏腑来阐述病因病机，也就是六经气化学说的依据。根据《六微旨大论》说：“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陈修园称为“上中下本标中气图”，在其下注云：“六经之气以风寒热湿火燥为本，三阴三阳为标，本标之中见者为中气。中气如少阳厥阴为表里，阳明太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表里相通，则彼此互为中气。义出六微旨大论。”明之张景岳则早已将“本标中气图”推衍为“脏腑应天本标中气图”以脏腑为本居里，十二经为标居表，表里相络者为中气居中，因十二经及脏腑是互相络属，互为表里的，如足太阳膀胱经络于肾，足少阴肾经络于膀胱，其它仿此。并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作为六经脏腑经络病机变化和治疗原则的总概括。袁氏认为，如果单以气化学说来解释六经，也是不全面的，必须结合脏腑经络，还要结合六经证候分类等才能比较全面地来解释六经。《伤寒论讲义》（重订本）在“六经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中说“六经就联系着整个五脏六腑，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气化，又是脏腑经络生理或病理的现象。也就是说，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因此脏腑、经络、气化三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孤立或片面地强调一面来解释六经的实质，而是必须联系起来认识的。”袁氏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中医理论的和比较全面的。
除了上述用脏腑、经络、气化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外，还有以部位、阶段、证候群等来解释的。所谓部位是以皮肤、肌肉躯壳、脏腑来区分，如明之方中行说：“风寒之着人，必以皮肤当之，皮肤在躯壳之外，故曰表，表合太阳足膀胱经；阳明者，风寒之邪过皮肤而又进，接皮肤者肌肉也，肌肉居五合之中，为躯壳之正，内与阳明足胃经合也；少阳者，邪过皮肤而又进，则又到躯壳之内，脏腑之外，所谓半表半里者，少阳足胆经之合也。”有的将病位与证候性质结合起来认识，如日人喜多村说：“本论所谓三阴三阳，所以标病位也。阳刚阴柔，阳动阴静，阳热阴寒，阳实阴虚，是即常理。凡病属阳、属热、属实者谓之三阳，属阴、属寒、属虚者谓之三阴。细而析之，则邪在表而热实者太阳也，邪在半表半里而热实者少阳也。邪入胃而热实者阳明也。又邪在表而虚寒者少阴也，邪在半表半里而虚寒者厥阴者也。邪入胃而热实者阳明也。”按这样区分表、半表半里、里三部，结合八纲来分析，是比较有见地的。但它是简单的概括，若单纯用它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脱离开脏腑、经络、气化等中医的基本理论，是只能代表一个侧面，而不能全面认识六经的实质。如用表、中、里来分三阳还好理解，到了三阴，就难说明问题了。
关于以阶段来解释的，则以近贤为多，如胡友梅曰：“伤寒的六经，系病程划分的标。按病症发生，其过程普遍分为潜伏、前驱、增进、极进、稽留、减退、恢复各期。伤寒论之六经，当即六第一卷４１８个时期。前三期叫太阳、阳明、少阳，与前驱、增进、极进期为近；后三期叫做太阴、少阴、厥阴，与极进、稽留、减退稍同。”又欧阳氏曰：“伤寒论以各种证状之发展情况，与表现不同，从其中找出一定规律以辨别疾病类型，亦可称之为六个阶段。太阳主表，代表一切热性病之初期，即疾病前驱阶段；少阳主半表半里，代表体力与病邪作斗争发生之寒热往来证状，即疾病进行阶段；阳明主里，代表肠胃燥结，引起高热自汗等证，即疾病进行另一阶段；由于疾病继续进行，机体病理调节功能不足，逐渐转入衰退阶段，太阴代表消化机能衰弱，少阴代表心脏与全身机能衰弱，厥阴代表机体抵抗力与疾病作最后挣扎，发生寒热错杂等证。”袁氏认为这种按病程来划分阶段，也涉及表、中、里之部位及脏腑、病情等，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解释，但如果把六经的先后次序，固定为疾病发展的六个阶段，那就与临床实际不符合了。
因伤寒论六经病变不是衔接的，其传变程序本无一定规律，不但有传有不传，即使是传变，也非必然按照六经的顺序，从太阳而至厥阴的。因此伤寒六经不能固定为六个先后顺序的阶段。
近代医家提出以“证候群”来解释，认为《伤寒论》六经为六个证候群。袁氏认为，这在古人早有以方类证，以证系方的论述，如柯韵伯、徐灵胎都是著名的注家，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蓄水证、蓄血证、痞证、白虎汤证等等，是以辨证论治为主。“证”即证候，是综合了诊断资料反映疾病在某种情况邪正斗争在某一阶段上的证候性质，它已概括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位、阶段、证候群等的基本理论。如伤寒（表实）、中风（表虚）、寒证、热证等等，证候群的解释能够比较具体地指导临证实践，是比较合理的，应同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结合起来，则更为全面。
上述观点，不论从经络、脏腑、气化、阶段、证候群等方面来探讨六经的实质，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丰富而有益的见解，都是对我们研究《伤寒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虽然对六经的实质认识问题，议论纷纭，见解不一，但各有所据，各有发挥，对研究六经的实质也是有帮助的。
袁氏认为《伤寒论》既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重点在于六经辨证，而证候、方药及其辨证就应为研究的重心，因为证候的产生是脏腑经络气化病理变化的临床反映，所以分辨六经的证候性质及其变化就十分重要。以六经证候分类为主，结合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联系起来分析和认识六经，这样既概括生理功能，又能概括病理变化，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才是比较好的研究方法。
（四）重辨证明论治袁氏认为，辨证论治乃《伤寒论》全书之精髓。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的辨证思想对中医各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法法方方，无处不在进行辨证与论治，对其深入研究探讨是极为重要的，要更好地运用仲景的辩证法思想于实践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当侧重进行探讨。
１六经与辨证：袁氏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外感疾病表现的六种不同证候类型，以“六经”命其名，每一经的病证既可以独立存在，又相互有着密切的生理病理联系，是各经的脏腑经络气血在病邪作用下邪正斗争、阴阳消长的病理变化反映于临床上的表现，各经有其特定的病因、病位、病机、病性、证候特点、治疗法则及代表方药、兼变演化及加减化裁，形成了理法方药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所以说，六经是外感疾病辨证的纲领，论治的准则。
《伤寒论》的六经，各有提纲一条，此为后人所提，非仲景所论，但六经的提纲对每一经的主要证候、病机、治则、禁例等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它不可能包罗每一经病证的全部内容，但对第一卷４１９每一经的辨证论治起到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之作用，正如柯韵伯曰：“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主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表彰之。”由此可见提纲之意义所在。如原文第１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从脉证上概括了太阳病的主要证候表现，但细为分析，则示病因为感受风寒之邪，病位在一身之表，邪正斗争于表，营卫失调，故现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之表证表脉，且正邪斗争，发热自寓其中。提纲虽未涉及治法，但《伤寒论》的治法方药是法以证立，方随法定，证治是高度统一的，故辛温解表的大法自寓其中。至于中风、伤寒、兼证、变证，则逐层伸入，条文阐述了更为具体的内容。又如：“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作为阳明病的提纲，高度概括了阳明病之病机为胃肠燥热实，但细为分析，病因为燥热之邪，病位在胃肠，证候为经热证，还是腑实证，则应进一步据证而辨，清、下二法也自寓其中，发汗、利小便自当为其禁。其它经提纲亦可类推。由此可见，各经提纲对该经病证具有纲领性意义，高度提示了该经理法方药一整套的辨证论治内涵，此为无字中读出有字之意也。
《伤寒论》每章以“辨××病脉证并治”命名，足见仲景对辨证论治的重视。各经病证有其一定规律，在辨证中袁氏总结应重视七要：一要明确主证；二要辨明病因；三要确定病位；四要明析病机；五要判断属性；六要明兼变；七要明其病势（邪正消长）。判明这些情况，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才有助于立法处方。在论治中应注意治疗原则的确定；扶正祛邪的选择；标本缓急的分析；定法活法的运用，才能正确选方，灵活加减。袁氏的这些观点是临证运用《伤寒论》集数十年的经验之谈，于临床是有很大帮助的。
２六经与八纲：袁氏认为八纲辨证是明清时代才总结出来的辨证纲领，导源于《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著，尤其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为八纲辨证奠定了基础。但是八纲辨证已经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概括，已上升为辨证的总纲。各种辨证方法都和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中，无不贯串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基本内容。因为六经病证的发生与发展变化，都是在外邪的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证候反映，邪正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关系着疾病的证候性质、发展趋向和预后。阴阳为总纲是区分阴阳两大证型的纲领，表里是分析病位的纲领，病位之浅深，病势的发展趋向，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出表为顺，入里为逆。表里也代表治则，如先表后里，先里后表，表里同治的治疗原则。表里二字的含义，应作具体的分析，在不同之处则有不同的含义。表里，有明内外，定顺逆，别轻重，查吉凶，论治法的多种含义。所以理解六经病证的表里关系，对指导临证治疗有重要的意义。寒热是辨别证候性质的纲领，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里是非常重要的。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真假寒热和寒热错杂等等证候表现是比较复杂的，当四诊合参，细致识别，对临床立法处方用药具有重要意义。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袁氏认为，阴阳两纲为八纲辨证之纲领，辨虚实则为八纲辨证之关键。是治疗时选择扶正或攻邪或攻补兼施的重要依据。《伤寒论》对辨邪正虚实和虚实转化应当特别重视。袁氏的认识，多方面中肯地阐明了《伤寒论》的六经证治与八纲辨证的密切关系，指出了只有深入理解六经的病理机制，掌握辨证论治的要领和外感疾病的发展变化，才能在六经辨证时正确地应用八纲辨证，才能从复杂的证候中分辨出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的属性及其变化，从而决定有效的治疗。
３正气与邪气：袁氏认为《伤寒论》对各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中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邪正斗争的分析，这对我们在临证时判断疾病的属性、确定治疗的大法及推测疾病的预后均具有重要意义。《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指人体的正气，乃机体抗御疾病，修复机体的一种第一卷４２０能力。具体而言，指脏腑功能协和，气血经脉强盛，阴平阳秘，纵有邪气所伤，亦不为病。若正气内虚，六淫邪气猖獗，则致发病。《伤寒论》三阳证是正虚不甚，邪实为主的证候，邪正斗争呈亢旺之势。如太阳病的麻、桂二方证，葛根汤证，大、小青龙汤证，阳明的白虎、承气证，少阳之柴胡证等等均为正盛邪实之证，其证候性质属阳证。而三阴证，正气不同程度的虚损，邪气犹存，正邪斗争处于衰减状态，如太阴的理中汤证，少阴的四逆汤证、真武汤证、附子汤证、黄连阿胶汤证，厥阴的乌梅丸证、吴茱萸汤证等等均为正衰邪留之证，其证候性质属阴证，所以邪正斗争的亢衰与否，可以判断证候的属性。
邪正斗争的分析，还有助于确定治疗的原则。如正盛邪实之证，治以驱邪为主，如陷胸、承气之属，不少方剂均是驱邪扶正的治法。三阴证，以正虚为主，邪气尚存，故而治以扶正为主，兼以祛邪之法，理中、四逆等均属此类。驱邪为治，亦随邪气的性质，所损何脏何腑而采取相应之治法，如太阳伤寒证，则以麻桂开腠发汗，解表散寒。又如承气汤证，则以枳朴硝黄，攻泻燥实；五苓散的化气利水；瓜蒂散之涌吐痰食，都是针对不同的邪气采取的相应祛邪治法。
邪正斗争的分析，还应有动态的观点，根据体质、治疗的不同情况，观察正邪斗争的演变趋势，从而判断阴阳消长，预测疾病的转归。如太阴篇２７４条“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说明脾气渐复，邪气已微，病有向愈之势。厥阴之厥热胜复诸条，更是邪正斗争变化趋势判断预后的明证。
４六经与传变：六经证的传变在《伤寒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六经病证既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而脏腑经络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某一经的病变常常会涉及到另一经。如太阳病传为阳明病或少阳病，变则如太阳病变为少阴病，阳证变为阴证，证候性质已发生变化。六经病证的传变与否，要根据脉证的现实表现来判断，也就是说要“据证而辨”。历代医家对六经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议，袁氏认为，《素问·热论》有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等日传一经之说，据此认为《伤寒论》六经传变也是如此，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虽然来源于《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但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结合临证实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４、５两条说明张仲景具体否定了日传一经之说，而且清楚的提出是否传变要据证而辨。关于用日数代表时间和次序在古书里也是常见的，故《伤寒论》厥阴篇中厥热胜复证尚用日数作为时间多少的比例是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至于《伤寒论》的条文每有一日、二三日、六七日、八九日、十三日等提法，则是说明疾病的过程，有的人用日传一经去解释，实为牵强。如明代张景岳就说：“伤寒传变不可以日数为拘，亦不可以次序为拘。”柯韵伯亦说：“旧说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七日再太阳，谓之再经。自此说行，而仲景之堂，无门可入矣。”袁氏指出，临床上疾病之传变，既不按六经之排列次序，也不能以日数为拘，如太阳病既可传阳明，亦可传少阳，也可传变于三阴。故六经传变应据证而辨，这是必须明确的，亦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的说法，也是说明六经传变的灵活多变性。一般来说，疾病之传变与否，决定于邪正消长力量的对比和治疗处理之当否。如自表而里，由阳而阴，这是一般邪正盛衰的传变规律。若在正复邪衰的情况下，则能由里传表，由阴出阳。“直中”指不经过三阳，直接出现三阴的证候。宋元后医书多以为“传经为热，直中为寒”，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不可从。传变而言，阳证传阴多为病重，阴证回阳多向愈，这是一般的规律。
５合病与并病：《伤寒论》中有合病并病之称。柯韵伯云：“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第一卷４２１并现，并则以次相乘。”袁氏认为，六经辨证论治虽各经基本上有其主证主方，但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可以出现复杂的证候。《伤寒论》叙述合病、并病虽仅有十二条，而且仅限于三阳经，但已对合病并病的辨证论治方法提示了证治原则。
论中言合病者有四种证型，共计七条：论太阳阳明合病三条：３２条、３３条、３６条，从这三条太阳阳明合病，以表证为主，治疗以解表为先。３２条内迫肠胃，自下利的宜葛根汤。３３条不下利，但呕，葛根加半夏汤。３６条喘而胸满，是表证未解而肺气失宣，故仍用麻黄汤以宣肺达表。
论太阳少阳合病之１７２条是太阳在表之邪并入少阳，热迫于里而下利，重在于里，故用黄芩汤以直清里热，若呕加半夏生姜以降逆止呕。论少阳阳明合病一条，即２５６条阳明少阳合病，脉滑而数，以里热燥实为主，故宜大承气汤以攻下。论三阳合病二条：２６８条、２１９条，三阳合病，阳明经邪热炽盛，故独取阳明，禁用汗下两法，故用白虎汤以独清阳明之热。
论并病者分两类，共计四条：论太阳阳明并病一条，即４８条：“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此太阳病并入阳明，而太阳表证仍在的治法，虽未出方，治法已备，宜小发汗以先解太阳之表。认太阳少阳并病三条：１４２条、１７６条、１５０条。这三条说明太阳少阳并病，汗、下两法均不可行，宜用刺法，取穴如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或刺期门。合病并病，偏于表者从表治，偏于里者从里治，汗、下均不宜者，则以针刺以泄其邪。
袁氏认为《伤寒论》论合病、并病只有上述十二条，仅可作为举例示范以示治疗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其实三阳三阴合并病的例子很多，可以推而广之。柯韵伯《伤寒论翼·合病启微第三》曰：“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底，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则是三阳矣。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病之名，而有合病之实。或阳得阴而解，阴得阳而解，或阳入阴而危，阴亡阳而逆，种种脉证，不可枚举。学者当于阴阳两证中，察病势之合不合，更于三阳三阴中，审其证之并不并。于是阴病治阳，阳病治阴，扶阳抑阴，泻阳补阴等法，用之恰当矣。”袁氏甚是推崇此说，认为与人启发不少，合病并病并非仅限于这十二条，《伤寒论》中合病并病例子不少，它同六经传变的关系密切。如１６８条就是太阳与太阴并病，又如３０１条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是少阴与太阳同时发病，认为是太少两感或太少合病均可。故六经辨证既要分看，又要合看，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关于治法，合病当从综合论治，并病可以分证论治。认识传变与合并的变化，因证立法，以法定方，不固执一方一药，才能符合《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
６论治与八法：袁氏认为《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领，密切配合八纲辨证，指导着辨证论治，广泛运用了治疗八法。《伤寒论》对治疗八法的运用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和治则，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发挥和运用，理论联系实际，使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因证立法，以法系方，以方带药，把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与八法的运用密切地配合在一起，很好地发挥了治疗作用。
（１）汗法：病在表则宜汗，即《内经》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十剂轻可去实之义。从六经辨证第一卷４２２来看，汗法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如太阳伤寒证，宜麻黄汤以发汗解表，太阳中风证，则宜桂枝汤以解肌祛风，二者均为外感风寒，以辛温解表为主，但有表虚表实之别，麻黄汤重在发汗以解表，桂枝汤则重在调和营卫以解肌。如属温病，在卫汗之可也，用辛凉解表，《伤寒论》太阳篇第６条已提出温病证候，未提治法，后世温病的银翘散、桑菊饮则从此发展而来。从麻桂二方发展变化出来的汗法，又有大小轻重之差别，如桂二麻一汤太阳发汗之轻剂，桂麻各半汤是太阳之微发汗法，大青龙汤是大剂发汗而兼清热，桂枝二越婢一汤小发汗而兼清里热，麻杏石甘激发以清宣肺热为主，虽重在清，但麻黄石膏相伍，又是辛凉微汗之法。由于太阳表证所兼之证不同，亦麻桂二方加减，除上述数法外，如兼水饮则用小青龙汤以发汗，外解风寒，内除水饮以平喘咳。兼项背强，汁出恶风者为表虚兼太阳经输不利，用桂枝加葛根汤，无汗恶风，则属表实兼证，用葛根汤，其它，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解肌而兼平喘，桂枝新加汤，解肌而兼顾营阴不足，皆在桂枝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又如阳明篇２３４、２３５条之表证兼里实的证候，与桂枝汤或麻黄汤发汗，阳明病禁汗，此因兼证而用汗法，属权变之法。少阳属半表半里证，忌汗、吐、下，但兼表与柴胡桂枝汤以微发汗。三阴一般不可发汗，但太阴２７６条太阴偏表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又如桂枝人参汤证之温中解表，太少两感之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扶阳温经发汗，或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微发汗，厥阴之当归四逆汤是养血而兼温经发汗，均为汗法之变。袁氏认为，《伤寒论》之汗法，不仅仅用于太阳，而它经之兼表者，根据证候亦可发汗，有专以发汗为主要治法的，有调和营卫以解肌发汗的，有汗而兼清，汗而兼和，汗而兼温，汗而兼补，汗而兼养血等法，可见辨证及病机分析十分重要，虽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此仲景之活法也。
（２）吐法：痰饮、食积阻于上焦胸膈，宜用吐法，即十剂的宣可决壅。《内经》说“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即因势利导之法。如，瓜蒂散之涌吐痰实，厥阴３５５条之痰厥证，亦用瓜蒂散以吐之，均为吐法的运用。吐法易伤正气，慎用为妥。栀子豉汤，临证运用，并非致吐，不可称为吐剂。
（３）下法：邪实于里，病机向下者，宜用下法，即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宜决之，十剂泄可去闭之法。下法是以通里攻下为主要目的，有寒下、温下、攻逐之不同。寒下，如承气汤证；攻逐指痰热水饮结于胸胁，应用攻下与逐水并行之峻剂，如大结胸证，与大陷胸汤以攻逐水饮，泻热破结。悬饮证予十枣汤专逐水饮。血实者宜决之，如蓄血证之桃核承气汤或抵当汤、丸，以活血化瘀，或破血逐瘀，此寒下与活血逐瘀并行之剂；温下之法应用于寒邪与痰水互结，凝滞不通，如寒湿结胸，治以温下温通、涤痰开结的三物白散，《金匮》之三物备急丸、大黄附子汤，均为温下之法。另有润导通便之法，如蜜煎导、猪胆汁导。如中虚而热结便秘，亦可补而泻之，如桂枝加大黄汤。后世根据上述下法发展充实了下法的内容，治疗方法已更为完备。袁氏认为，在使用下法时必须辨清寒热虚实及其相兼和夹杂情况，才能正确进行辨证论治。
（４）和法：邪在少阳，不可发汗、吐下和利小便，治疗宜用和解之法，小柴胡汤为和法之主方，和其里而解其外。少阳兼证，偏表者的柴胡桂枝汤，偏里的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均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减，亦属和解。四逆散是疏肝解郁、调和肝脾，使枢机运转，表里得和，也是和法。推而广之，诸泻心汤、黄连汤、干姜芩连汤都是寒温并有，清补兼施，辛开苦降之剂，亦为和法。故和法并不局限于少阳病，其他经也有其和法，如桂枝汤就称为调和营卫之剂，乌梅丸也是和解寒热错杂之剂，和法在《伤寒论》中应用是较广的。
（５）温法：根据“寒者热之”、“热可制寒”的原则，病属寒者，宜用温法。但有表寒、里寒之第一卷４２３别，表寒宜辛温发汗，里寒主要指阳虚，邪从寒化，或阳虚，寒从内生之里虚寒证，则宜甘温辛热以扶阳、温中，或温经散寒，是为温法之主要内容。里寒亦当判别病位，为何脏之虚损，有温脾、温肾、温肝等不同治法，温法多与他法配合，与补法配合最多，故有温补之说。如理中汤（丸）、四逆汤类、真武汤、附子汤、吴茱萸汤等均为温法。此外，亦有寒实之邪，又宜温通、温下，如三物白散就为温下寒实之剂。
（６）清法：根据“热者清之”、“寒以胜热”的原则，病之属热者，宜用清法。六经虽均有热证而宜清，但运用清法各有不同，以阳明经热为清法之正。清法可单独运用，但兼用者较多。白虎汤为清法之代表方剂，治里热炽盛之阳明经热证。六经使用清法者或兼用清法者很多，如大青龙汤证、麻杏石甘汤证、桂二越一汤、阳明三清法、湿热发黄诸方、黄芩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汤等等均属清法。清法临证应用甚广，尤其是温病学说，在《伤寒论》清法的启发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７）消法：病邪结滞于中，宜用消导和散结之法，非纯用汗、吐、下与补法能以解除者，能使气血寒热痰湿食滞等结聚之邪得以消散，故有“化而非攻，和而非补”之说。如诸泻心汤之治心下痞，即是和寒热，调虚实以消除心下痞满，小陷胸汤之清热化痰开结，治心烦腹满，卧起不安的栀子厚朴汤，治心下痞塞的枳实栀子豉汤，均是清热除烦，行气宽中而消痞满之剂。又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之消补兼施，宽中除满，茯苓甘草汤以治水停心下，厥而心下悸，均为消法。袁氏认为消法多寒温并用，清补兼施，以消除寒热痰湿积滞之痞结，药用辛开苦降，行气宽中之品，因寒热错杂之邪，非此则不能消散其结滞。消法亦多与它法合用。
（８）补法：根据“补可扶弱”、“虚则补之”的原则而立，凡正气不足，气血阴阳已虚，皆宜用补法。《伤寒论》之治法总的不外祛邪与扶正，它始终贯穿着“扶阳气”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所以各种治法都包含着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的内容，不是单纯的滋阴补阳，益气补血。如桂枝加附子汤，即解表中扶阳，麻黄附子细辛汤即于发汗中补阳，桂枝新加汤即于调和营卫中以补益气阴，白虎加参汤、竹叶石膏汤即于清热中益气，这些攻补、清补兼施的治法都含有扶正祛邪，寓补于攻的补法在内，可以说是补法的灵活运用。三阴以虚证为主，阳虚者宜温补，常温阳与补气合用，如理中、四逆辈、厥阴之吴茱萸汤等，阴虚热化，则宜育阴清热。《伤寒论》中补法亦用之很广。
以上是袁氏对《伤寒论》治疗八法的认识，十分深刻，运用灵活，很好地指导了《伤寒论》治法的研究，更便于清楚地掌握立法、选方、用药的一般规律。八法的相兼为用，证变法随，根据这些原则，八法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后世《医方集解》就分为二十二类。故古人有“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之说，理解和掌握八法的基础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７通常与达变：袁氏认为，所谓“常”是指普遍的一般规律而言，“变”则指不循规律的特殊变化；“通常”是指掌握普遍规律，“达变”是指了解特殊变化情况，“通常达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伤寒论》不论在辨证，还是论治中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如太阳篇１４条曰：“太阳病，项背强，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所曰“反汗出”，其意是指太阳病见到项背强时，据３１条，常见于伤寒表实之证，按一般规律，当为无汗恶风，但本条未循此常，既见项背强，又见汗出恶风，故曰“反”，不是表实兼项背强，而是表虚兼项背强，所以不与葛根汤发汗解表，升津舒经，而与桂枝加葛根汤解肌祛风，升津舒经，辨证上具通常达变之意义。又如３８条之大青龙汤证，脉浮紧，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为其常，紧接着３９条就言第一卷４２４其大青龙汤之变，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临证不知此变，据脉浮缓，有投桂枝汤之虞。脉证上寓通常达变之意。又如阳明腑实证以腹胀满、小便得、大便硬为常，而２４２条之大承气汤证言“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则为变；２３７条阳明蓄血证之“屎虽硬，大便反易”，因瘀血性濡之故，亦为其变。可以说《伤寒论》六经辨证的论述中对普遍规律和特殊变化进行逐层的阐述，论常言变，变中寓常，常变结合，阐明了各经病证的辨证内容。
治疗上，通常达变更具其临床指导意义。如阳明病以清热泻实、保存阴液为其要，发汗利不便皆为其忌，此阳明之大法、定法，但２３５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此阳明兼表证之汗法，为阳明之变，不可不知；又如少阳病以和解表里为大法，汗、吐、下均为禁，此言常，但当病兼太阳之柴胡桂枝汤证，是和而兼汗；病兼阳明的大柴胡汤证、柴胡加芒硝汤证，则又是和而兼下，均为常法中之变法。太阴病，温中散寒为其治，汗下均为其禁，此言常，而２７６条之“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为太阴之汗法，桂枝加大黄汤之兼下，均言其变。少阴之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三急下证，其兼汗、兼下，均非少阴之常，乃少阴之变法。
论中治法上的通常达变例证很多。袁氏对《伤寒论》通常达变法则在辨证及治法中应用之体会尤深，故而在运用伤寒方时，能于千变万化的病证中做到辨证论治主次分明，定法活法运用自如。
８制方与用药：仲景《伤寒论》承《内经》、《神农》之旨，创六经辨证，据证立法，以法制方，遣方用药，微妙精奥，素有“医方鼻祖”之称。袁氏精专细读六十载，对经方之研究颇下苦功，对仲景立法制方，可谓心领神会，认为仲景制方用药之精妙，全在于“知机识证，活方活法”，千余年来用之不衰，能应万变之疾，其妙谛之所在亦在于此。
所谓“知机识证”是指熟察病情，详审病机，分析其寒热虚实、阴阳表里、病损何经、邪正消长等情况，明确病机，依证定法，以法定方。其关键在于辨证。如痞满燥实之阳明腑实证，立攻下燥湿为法，以大承气汤治之；腹满吐利之太阴虚寒证，温中健脾，散寒除湿为法，以理中汤治之。《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无一不是依证立法，以法定方。仲景制方，惟求辨证，有是证便用是药，不论病在何经，但求据证而用。如吴茱萸汤之立法在于温里散寒，补中泄浊，降逆止呕。
阳明中寒之食谷欲呕，少阴浊阴上逆之吐利烦躁欲死，厥阴肝寒挟浊阴上逆之干呕头痛吐涎沫，三者分别为病在阳明、少阴、厥阴，但阴寒内盛，浊阴上逆之机，呕逆之证则同，故不论病在何经，证候病机相符，用方则一。又如桂枝汤用于太阳中风证，但在太阴病脉浮者，亦可运用；承气汤用于阳明腑实证，亦用于少阴三急下证；猪苓汤用于少阴阴虚，水热互结证，但在阳明热盛津伤，水热互结时亦用之，若干例证均说明仲景制方用药是谨察病机，据证论治的，故不独外感用之，杂病亦用之。
所谓“活方活法”，是指定法制方，依证候的变化而随证增损，即证变、法变、方亦变。如桂枝汤证，若兼见喘证，则于解肌祛风中兼降气平喘，与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青龙汤证，兼见内热烦躁证，则解表而兼清里，于麻黄汤中加麻黄、石膏治之。论中制方的变通视病人体质，邪之多寡，证之变化，临证权衡，全在于随机应变。
仲景制方，药味不多，精而不杂，熟谙药物之气味，阴阳刚柔，升降浮沉，厚薄轻重，依法制方，配伍相宜，汤、丸、散、栓，各施其用，适治其所。用药主要重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首别表里寒热，针对病性用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留者攻之”等等治疗用药法则，《伤寒论》中均有运用与发展。如病在太阳之表，则主以麻、桂等辛温解表之第一卷４２５品，阳明里实，则以硝黄枳朴之攻泻，少阴阳衰与姜附大辛大热以回阳救急。当病情有兼挟时，还施以相应治疗的药物。药物之寒热温凉，皆以对证、典型者，用之则易，难在疑似之证，其鉴别辨证尤为重要，如身痛一症，表实证、大青龙汤证、桂枝新加汤证、少阴阳衰之附子汤证均可出现，随其病机不同，用药迥别。
其二，重视体质差异及邪之多寡。《伤寒论》中虽未明言体质之说，但辨证、用药重视禀赋及阴阳偏盛偏衰之理自寓其中。因人之体质有差异，感邪不同，从化各异，同患一病，治法虽同，则用药有别，如１７条“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是言湿热内蕴，或阴虚内热之体，纵患太阳中风证，不可与桂枝汤之辛甘温以助其湿热，用药不可偏辛温，应于辛凉苦泄中求之，如葛根、黄连、黄芩之属，以辛凉彻其热，辛苦以消其满；又如麻黄汤禁例之亡血家、衄家、淋家……用药均考虑了体质因素。又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其用药据体质及邪气盛衰而不同，后者明示强人可加大附子、干姜之量，以速速破阴回阳，又如太阴病，脉弱，胃气弱，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说明脾虚、胃气弱、易腹泻之人，凡苦寒攻伐之品均当减量或慎用。这些都说明仲景在用药时十分重视体质及感邪情况。
其三，视病情而权衡轻重缓急。病有缓急轻重之不同，用药亦当相应。如６１条之干姜附子汤证，为外寒骤中，阳气暴虚之急证、重证，病情发展迅速，常为虚脱之兆，故急以附子、干姜，大辛大热之单捷小剂，力专迅猛，且煎后去滓，一次顿服，使药力集中，速速回阳为当务之急，方中不取炙甘草之缓。又如３９６条之“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的理中丸证，因病势不重，故不用汤之急速，而取丸剂缓缓徐图。又如麻黄汤、大青龙汤，后者则重用麻黄、石膏，大承气汤较调胃承气、小承气之量重，小建中汤之倍芍药等等，均示仲景方药权衡病之轻重缓急、用量多寡、制方大小、不同剂型等，遂致达药。
其四，配伍精当，药尽其能。袁氏认为，仲景制方，善于配伍，充分发挥药物不同之功效。
如桂枝、芍药配伍，发挥了解肌祛风，敛阴和营之效，于发散中又寓敛阴之意，故能治太阳中风之证。若增加桂枝汤中桂枝之量，则又具平冲降逆治奔豚气之用。桂枝配炙草，取桂枝辛温通阳，炙甘草补中益气，又能扶其心阳；桂枝配麻黄，则辛温发汗之力著；桂枝配附子，能温经扶阳而逐寒湿；桂枝配茯苓又能化气行水，蠲除内饮；桂枝配细辛，又可温通经脉，散寒止痛；黄连汤中桂枝、黄连、参、枣、草配伍，又具和胃安中，宜通上下之阳气而止腹中痛。说明仲景制方，熟知药性，精于配伍，充分发挥了药物不同之功效。又如大黄黄连泻心汤的取麻沸汤渍之须臾，绞汁而服，取其气之轻扬，不用味之重浊，发挥其泻心下无形邪热之作用而消除热痞。大承气汤则是先煎枳朴，后下大黄，冲化芒硝，且大黄量大，古方为四两，后下，取其泻热荡实之力峻，由此可见煎法不同，功能则异。诸如十枣汤中大枣煎汤送服之扶正，缓甘遂逐水之峻猛；真武、附子汤中芍药之用阴和阳；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白通加猪胆汁汤中人尿、猪胆汁之反佐，种种配伍，均发挥了药物良好的治疗作用。袁氏深究仲景制方用药之法，于临证中制方精炼平正，配伍得法，随机增损，总能切中病机而奏效。
总之，袁氏从医６０个春秋，于仲景心法的研究，颇下功夫，融古参今，既遵仲景之训，又采诸家之说，临证使用经方治病，讲原则，遵法度，圆机御变，灵活进退，当机立断，疗效甚捷，可谓达出神入化之境地。
第一卷４２６二、阐发经义细读深思多临证（一）反复深研举一反三袁氏认为一部《伤寒论》，辨证论治，斯为典范，理、法、方、药开古今之医门，其意精奥，非反复阅读，前后互参，疑似之处，微甚之间，结合临床，细心领悟，才能得其旨，施其用。仲景设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对病证之变化掌握其规律，杜绝其演化，设法以御变，如２９条之甘草干姜汤及芍药甘草汤例，就是表证兼阴阳俱虚时误用桂枝汤攻其表，致阴阳两虚，先与甘草干姜汤扶其阳，后与芍药甘草汤扶其阴，后连设二“若……”分别说明邪入阳明或烧针迫汗致阳衰的变证，则与调胃承气汤和其胃，或与四逆汤回阳救逆，此为仲景设法御变，示人发汗后可能出现的变化和证变方随的原则。但当看到，发汗过多，或烧针迫劫，亦可损伤心阳，或发为奔豚，与桂枝甘草汤或桂枝加桂汤治疗；亦可成为欲作奔豚的桂甘龙牡汤证；或致风火相煽，热毒炽盛，气血怫郁，失其常度，或发黄；或火气上攻，迫血妄行而见鼻衄；火毒伤阴则小便难；或火气攻心，发为谵语；诸多变证，当于仲景设法御变中举一反三，才能适应临证多变之病证。
袁氏六十载研经探旨，深知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此乃古人“方有成局”、“法胜于方”之谓。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足见方不及法，研究仲景心法，若不细心领会，则难察其中之堂奥。如治心下痞一证，有大黄黄连泻心汤，泻其心下之邪热，畅达气机以消痞；若热痞兼表阳虚者，主泻热消痞兼以扶阳之法，制附子泻心汤治之；如脾胃不和，寒热错杂，升降失司致痞，又立辛开苦降，和中降逆之法以消痞，与半夏泻心汤主治；兼水饮食滞者，于和胃降逆中又兼宣散水气法，与生姜泻心汤主治；若兼脾胃虚弱，谷物不化者，则立和胃补中，消痞止利为法，与甘草泻心汤主治，此治痞证之五泻心汤法。但细读经文，治痞何止五法，１５６条之水气致痞，宜化气行水，五苓散治之，水气得行则痞证愈，此又为消痞一法；又如１６１条脾虚弱，痰阻中焦，气机不畅所致心下痞硬，以旋复代赭汤补益脾胃，化痰和胃则痞消，此又为治痞另一法；１６５条少阳兼阳明里实之心中痞硬，拟和解兼通的大柴胡汤治疗，此亦治痞之法也。
然１６４条之心下痞兼表不解，“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大黄黄连泻心汤的煎服法；附子泻心汤的煎服法等均示人消痞之法，如此是谓法中之法。推而广之，桂枝汤、麻黄汤等等均是一方之中，非为一法也。袁氏精研探微，纵横跌宕，对仲景心法，微奥之处，心领神会，故临证中不拘一方，但求良法，举一反三，用之伤寒，治之杂病，皆能奏效。
（二）广览注述择善而从袁氏认为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一书，自晋代王叔和编次《伤寒论》以来，至今已１７００多年，国内外学者注释者不下六、七百家，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仲景之法，他主张广泛涉猎诸家之述，以广见识，开阔思路，加深对仲景至精至微之理的认识。但毕竟学派众多，难于统一，当以能指导临床为其判断标准。袁氏十分推崇清代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对书中重视理法研究，又密切联系临床，是为《伤寒论》研究之佳本。对柯氏以方类证的立论、六经辨证方法及诸方的分析，反对方有执的“三纲鼎立”说，主张“以方名证，证从经分”的学术观点，认为《伤寒论》非单为伤寒而设，是为百病立法等观点，倍加赞赏。亦崇尚清代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认为尤氏提出的第一卷４２７“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是着眼于各经病变的本证、变证、坏证、兼证、邪正虚实、病因异同的基础上制定的。临床抓主证，为其辨识疾病的要点，疑似证的分析，为其鉴别诊断的眼目，认为这种主次分明的辨证方法于临床辨证论治极有价值。此外对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以验案阐发仲景辨证立法的精神，变通运用仲景之法，十分赞赏许氏尊古而不泥古的治学精神。对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亦很推崇，成氏分析各条之病机，对症状的分析、类似证的鉴别，对方药君、臣、佐、使，功能性味的阐发都极为精细，示人触类旁通，辨证有途。袁氏对诸家著述、医案，今之医学资料广为阅读，以对临证治病有实效为宗旨，择其善者以从之。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善于学习，博采众长，临床运用，随机应变，故疗效称著。
（三）去伪存真扬其精华袁氏治学严谨，讲求科学求实之作风。认为中医是朴素唯物论，其理论是在临床实践中产生的，故而，任何学说、制方用药，均须以临床检验为其标准。对《伤寒论》来说，由于成书久远，时代所限，其中某些内容不能为实践所证明，当予扬弃或存疑待考，如六经欲解时，“病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栀子豉汤的“得吐者，止后服”；烧散等，验之临床不应，袁氏则主删节或存疑。
（四）融古参今运用经方袁氏研经探旨，尤重于临床运用，他广览古今名著验案与今之西学汇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减化裁，疗效称著。数十年临床探究，认为要用好经方，其要有五：１紧抓主证，明确病机：袁氏认为，有诸内，必形其诸外，主证与病机有着直接的联系，临证他善抓主证以明病机。经方治病，不以经分，以证为据，故主证为其辨证关键。主证，可为一症，亦可为一组症状，它往往反映了病的本质和主要病机所在，故抓主证，则明病机，方可立法遣方用药。如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为阳明热证之主证，故立辛寒清热的白虎汤治之。脉结代、心动悸是心阴心阳两虚之主证，与养心复脉的炙甘草汤治之。一般说来，主证与病机都有着本质的联系。但亦有同病异治者，不可不晓，即同一主证的出现，其病机不同，施治亦异。如下利为主证，有表邪内迫阳明致下利者，以葛根汤逆流挽舟；有脾虚寒湿下注者，以理中汤温中散寒除湿为治；亦有热利之黄芩汤者；四逆汤之扶阳抑阴者，诸多病证，均可有下利之主证，又当以主证之特点，四诊合参，详为鉴别更有寒热真假，辨证就更为重要。
２分辨兼证，灵活加减：袁氏说，世间病证，变化万千，如出所病者有之，变化者更其多也，仲景之法，论中已明示据证加减，今人之体质、病状、兼夹之证、药后反应，均当详审，据证损益如法，剂量加减适度，方可施治中的。
３权衡邪正，虚实分明：袁氏指出仲景立方，或是扶正，或是驱邪，或邪正兼顾，于邪正虚实，盛衰之中，斡旋而用，促使阴阳平衡，病情向愈。一般而言三阳证以攻邪为主，扶正为辅，三阴证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但临证每多虚实互见，表里兼夹，寒热错杂，故扶正与驱邪往往同时并用，对邪正多寡，又当审明分寸，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补兼施，当为明辨。
４标本缓急，治有先后：袁氏认为仲景《伤寒论》治病之标本缓急井然有序，一般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轻者缓治，重者急治，虚证缓治，实证急治，这为常法。但治疗中亦要注意变第一卷４２８法，如虚证病情危急者，亦当急治，如干姜附子汤之急扶其阳，四逆、白通之破阴回阳，少阴病急温之条文，通阳之温灸法，均是其例。亦有实证本当速速驱邪，但因病重，邪结较深，驱邪难于速去者，亦可以丸剂缓图，如抵当丸之例。表里合病，先表后里为其常法，但亦要分辨里证情况，里虚，里实，急重时都当先里后表，种种情况，均当明析。他还强调《伤寒论》中急证、危证颇多，诊治当胆大心细，胆大在于对危证、重证之果断性，心细在于详审病情、危甚俱明，庶可当机立断，当下则下，当补则补，大制其剂，以挽垂危，紧急关头，切不可踌躇不决，贻误病机，坐视其败。袁氏治重证，果断心细，经验丰富，力挽沉疴，于重危之中尤见功力。
５熟识药性，煎服遵法：袁氏说，仲景之方用药不多，但精于药物之性味功能，寒热补泻，气味升降，配伍煎服均有法度，使药物充分发挥了治疗作用，临证当予重视，方可见效。如大黄黄连泻心汤之麻沸汤渍之，不如此法服用，未必有效。
袁氏数十年学习仲景之法，锲而不舍，悟其奥意，临证更能师法活用，屡见效机，这种博学不穷，笃行不倦的治学精神极为可贵，上述认识，诚经验之谈，对指导学习与临床颇具意义。
三、冠心病标本分析论病机袁氏对冠心病的研究十分深入，集数十年经验，撰有“权衡标本，燮理脏腑，化瘀宣痹，通补兼施”、“对冠心病辨证论治的体会”等文，发表于《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冠心病专辑》、《医林拔萃》及杂志，阐述了冠心病的病因病机，明析其标本虚实及其相互关系，论述十分精辟，对认识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极有帮助。
中医古代虽无冠心病病名，但据临床证候，如胸痹、胸痛、胸闷、心痛、心悸、短气等症状，对本病已早有描述和记载。如《素问·脏气法时论》：“心痛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灵枢·厥阴病篇》：“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类似心肌梗塞的记载。同篇并描述了厥心痛的症状，如“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后触心”，“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对心绞痛的症状描述是很明确的。《金匮要略》有“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专章论述，将胸痹、心痛、短气联系起来讨论，对本病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对其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法则与方药，此后，历代医家在理论及临床上作了深入研究，丰富了冠心病辨证论治的宝贵经验。本病在“心悸”、“怔忡”中亦有相关的论述。
（一）本虚———重点在心，旁及四脏袁氏认为《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首条就指出：“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明示胸阳不振，阴邪搏结为冠心病之主要病机，其病位在心，为本虚标实，虚实互呈，而以本虚为主的证候。追本溯源，治病当求其本，而病之本，本于心之阴阳气血亏损，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在发病中又至为重要。《内经》云：“心者，生之本……为阳中之阳”位于胸中，心气心阳虚损，则胸阳式微，阳微不运，心血失去推动，流行不畅，可致气滞血瘀，久则心脉瘀阻，出现胸痹心痛短气之证。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夫脉当取之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此之极虚，乃心胸阳气之虚，虚则阴邪乘之，阴乘阳位之机关键在于阳微，故温通心阳，补益心气为治本之要，只要胸阳一振，得以宣发，有如光照万物，阴霾四散。心之能第一卷４２９事，又主生血，心阴心血不足，心神失养，神不安则心痛怔忡发生；血之不足，心气亦虚，阴阳两虚，痰瘀交阻，发病亦属常见。
心与肝脾肺肾关系密切，其功能失调对本病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脾主中州，主灌四旁，胃为仓禀，摄水纳谷，同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心乃君主，赖其长养。若脾气失调，运化不健，则不能奉心化血，致心气不足，心血亏虚；脾又为生痰之源，如饮食不节，谷物不化，或过食肥甘，可聚湿为痰。肺居胸中，乃制气之主，贮痰之器，肺失宣降，水津失于布散，亦可聚而为痰。
脾肺气虚，痰气交结，可阻遏心阳，痹阻脉络而发病。
肝属于木，木气冲和条达，则血脉流畅。肾乃水脏，水充则龙火不升，若肝肾阴虚，则心血不足，血循不畅，可瘀阻心脉；且肝肾阴虚，阳亢生热，可炼液为痰；肝郁化火，疏泄不利，失其气治血和，均可致痰瘀气滞交阻，胸痹心痛发生。肾乃阳气之本，肾阳不足，心气亦虚，阳虚饮结，寒湿不化，水泛为痰，上逆凌心，亦可痹阻心脉，甚则心肾厥脱，危在旦夕，致极危之证。
由此可见，本虚主要是心之阴阳气血不足，重点是心阳不振，而全身脏腑功能失调与心又密切相关。
（二）标实———痰瘀气滞，痹阻心脉痰浊、瘀血、气滞痹阻心脉，乃病之标，属实。气、血、痰之形成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袁氏强调对于痰浊当予重视，此为广义之痰，为脏腑功能失调之产物，不专指咳嗽咯出之痰，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往往与痰有关。痰的生成，首责正气不足、脏腑失调，其中肺、脾、肾、三焦四者关系最为重要，四者中又以脾气为主，如果脾气运化失司，不能尽散水精上归于肺，以敷布全身内外，濡养百脉，而肺气不能下降，三焦失于通调，气亦不能下交于肾，肾气不能正常蒸化水液，水液停滞中焦，泛溢表里，即可积液为饮，煎熬成痰。若伤暑、湿、寒、热之邪，或饮食不节，嗜食膏粱厚味，或起居失宜，情志抑郁，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影响气机升降出入，或营卫气血运行不畅，亦能致水谷精微不得敷布，津液停积而生痰。
瘀，亦是致使冠心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重视。瘀的概念有二，一为瘀滞不行之血液，一为血液运行不畅，其中包括溢出经脉外而积存于组织间隙的血液，或因血液运行受阻而滞留于经脉内以及瘀积于器官内的血液。但血液运行正常与否，关键还在于气。“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虚则不能推动血液运行，亦可致瘀，故气对血的影响最大，气虚气滞均能导致血瘀。由此可见，气机阻滞不仅生痰，而且也导致血瘀。因此痰瘀常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痰瘀凝聚必然阻碍气血运行，气血不畅致脏腑功能失调，痰瘀交阻愈甚则气机愈加郁滞，反之亦然。
（三）病机———胸阳不足，阴邪搏结冠心病的发生，从虚实标本来分析，“胸阳不足”指心阳心气运行机能不足，属虚，为本；痰浊、瘀血阻滞于心脉，属实，为标。正虚邪结，正邪相搏于上焦，为本虚标实，虚实挟杂，而以本虚为主的证候，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脏腑气血的不足，功能失调，导致气滞、血瘀、痰浊的形成，它们虽是病理产物，一旦形成，反可成为致病因素，导致心阳不宣，气机阻滞，则胸痹心痛发生。概括起来，主要病机有三个方面：１心阳不足，心血瘀阻。心阳心气不足，心血失去心阳的推动，血行不畅，以致气滞血瘀，第一卷４３０心脉瘀阻。
２脾湿生痰，阻遏心阳。脾胃失调，运化不健，或过食肥甘，痰湿不化，痰瘀交结，阻遏心阳而致气滞血瘀，使之心脉痹阻。
３肝肾阴虚，痰瘀交阻。肝肾阴虚则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则心气亦虚，气血俱虚，导致血循不畅，以致心脉瘀阻。且肝肾阴虚则阳亢生热，也可炼液为痰，痰瘀交结，阻滞心脉，而致胸痹心痛发生。
三者相互影响，层层相因，逐步导致了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
袁氏对冠心病本虚标实的病机分析十分透彻，抓住了胸阳式微，阴邪搏结这一关键，并与脏腑功能失调，痰瘀气滞交阻的标本虚实作了清楚的阐述，言简意赅，诚为经验之谈，对于认识冠心病之本质与临床均有指导意义。
临证特色
一、冠心病的分型论治袁氏从医６０年，对冠心病的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疗效十分显著，他认为治疗中当注意本标虚实，轻重缓急，分型论治及专药运用等四个方面。
（一）燮理脏腑，平调阴阳，治本为要袁氏认为胸阳不振，阴邪搏结为冠心病之主要病机，是本虚标实，虚实互呈，而以本虚为主的证候，阴乘阳位之机关键在于阳微，故温通心阳，补益心气为治本之要；血之不足，心气亦虚，阴阳两虚，痰瘀交阻，发病亦属常见，故滋阴养血，气阴两补皆不可忽视。心与肝脾肺肾关系密切，而与脾胃的关系更为明显，对脾虚气弱或老年体虚、肥胖痰湿之体十分重视益气健脾、和胃化痰、通阳活络之法。肝肾阴虚者，又当滋养肝肾、调气和血，交通心肾，制其亢阳。肾阳不足者，宜急救回阳，心肾厥脱者，危在旦夕，回阳固脱，中西医抢救，又为当务之急。上述均为治本之法。
由此可见，治本既要重视心之阴阳气血虚损，又要协调全身脏腑功能，正如清代薛宝田所云：“养其四脏则心自安”，贵乎平衡，方为治本之要。
（二）化痰宣痹，活瘀定痛，治标宜通痰浊、瘀血、气滞痹阻心脉，虽为病之标，但在发病中亦占重要地位，当以通泄为法，在胸痛憋闷发生之时，行气活血、化痰宣痹就更为重要。尤其是痰浊，一旦形成，每与瘀血、气滞交结不解，痹阻心脉而致病，因而行气活血之时，化痰通络一法不可忽视。袁氏常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合二陈汤，通阳化痰宣痹，配伍于不同证型，每获良效。治痰当注意以下几点：１痰与肺脾肾密切相关：袁氏指出清代吴澄《不居集》中曰：“虚损之人，未有无痰者……痰各不同，治亦迥别……论其脏不出肺脾肾之经，论其治不出理脾保肺滋阴三法。”若脾肺气第一卷４３１虚，痰湿重者，可将二陈汤合益气健脾、活血通络之剂应用，因肺主气，气化则湿化，脾主湿，湿化则痰消；气虚甚者，可加黄芪、黄精等；脾阳虚，常与桂枝人参汤合用；阴虚阳亢者合天麻钩藤饮；心阴虚配天王补心丹；心之气血两虚，则合炙甘草汤应用。
２注意痰瘀交阻的病机：痰阻可加重血瘀，血瘀亦可加重痰阻，二者交结难解，互为因果，故化痰之时应伍活血通络之品，如三七、红花、川芎、降香、鸡血藤之属。
３注意辨别痰的属性：湿痰多配苓桂术甘汤，痰热应合温胆汤。若痰重时见胸痹心痛以胸部憋闷为主，苔腻，脉多弦滑，可加浮海石、胆南星、远志等化痰，生地、芍药等滋阴腻滞之品少用。
４注意理气药的配合应用：本证胸阳不振，气机障碍，而阴邪之痹阻愈增其势，三者层层相因，互为影响，致病迁延难愈。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化则湿化，气顺则痰消，故化痰之时疏通气机甚为重要，陈皮、木香、枳实、佛手等行气之品常配合应用。
（三）明析标本，权衡缓急，通补兼施本证因虚至实，虚实互呈，阴阳错杂，标本每易混淆，分清标本缓急，随机应变，是论治的关键。治本宜补，旨在调理脏腑气血之盛衰，如益气通阳，滋阴养血等；治标宜通，意在宣通脉络之痹阻，如理气化痰，通络活瘀等。平时调治，通补兼施，治本为主，兼以治标；急时治标，以通为主，兼以治本。心绞痛频发时，以活血通络、宣痹定痛为主，佐以温阳化浊。
（四）证病合辩，分型定治冠心病似《金匮》之胸痹心痛短气病，论病则一，论证而各异，辨病与辨证须紧密结合。袁氏以本虚为纲，将冠心病分为阳虚型、阴虚型、阴阳两虚型；痰瘀气滞各型可见。分型论治，依法遣方，配与专药，惟病是求。兹分述于下：１阳虚型（１）心气虚与心阳虚：心气虚可见胸痹心痛憋闷，心悸短气，自汗乏力，面色苍白，舌淡带紫，脉多缓弱，或结代，或沉迟无力。若再出现肢冷脉微，或结代连连，唇甲青紫，心悸加甚，冷汗不止，则为心阳虚或心阳虚脱，本型多见于心肌梗塞合并休克的患者。心气虚宜补益心气，温通心阳，兼以化痰通络，用炙甘草汤加黄芪，重用桂枝、党参。心阳虚脱可用四逆汤、生脉散加减，常拟下方治疗：熟附片１０克、干姜１０克、人参１０克、炙甘草１０克、上肉桂５克、五味子１０克、麦冬１８克、延胡索１０克。
心阳厥脱，乃重危之证，应中西医结合抢救。
（２）脾阳虚：胸痹心痛，兼见食少乏力，腹胀便溏，脉搏缓弱，舌淡苔腻。宜温中健脾，化痰通络，袁氏常用桂枝人参汤加减：桂枝１０克、潞党参１５克、焦白术１０克、陈皮１０克、干姜１０克、茯苓１５克、法夏１０克、炙甘草１０克。
２阴虚型（１）阴虚阳亢：可见胸痹心痛，兼见头痛头晕，眠差多梦，烦躁易怒，口干肢麻，舌红；兼痰者，苔多黄腻，脉多弦滑或弦数。本证多见于心绞痛与高血压病同时存在。治宜虚实兼顾，本第一卷４３２标同治，育阴潜阳，理气化痰，通络活瘀。常选用天麻钩藤饮、瓜蒌薤白半夏汤、温胆汤、血府逐瘀汤加减化裁，常拟下方治疗：钩藤１０克、决明子１５克、生石决（打）３０克、牡蛎（打）３０克、地龙１０克、瓜蒌壳１５克、法半夏１０克、陈皮１０克、丹参１５克、川芎１０克、红花５克、茯苓１５克、生地１５克、赤芍１０克。
气滞血瘀心绞痛重者，可加广木香、失笑散，或郁金、降香等；痰多胸闷者，可去生地、赤芍，加浮海石、胆南星。
（２）心阴虚：此型与肝肾阴虚有关，但肝阳亢的症状并不明显，多见于冠心病与脑动脉硬化并存者，胸痹心痛，兼见心神不安，心悸而烦，失眠多梦，头晕耳鸣，腰酸腿软，五心烦热，口干咽燥，盗汗，舌质嫩红，或见舌裂，苔光剥，脉细数或弦数。心阴虚者，与滋阴安神的天王补心丹，酌情增入活血化瘀通络之品。常用下方：生地１５克、玄参１５克、麦冬１５克、丹参１８克、黄连６克、瓜蒌壳１０克、法夏１０克、红花１０克、川芎７克、茯苓１０克、远志１０克、佛手１０克、炙甘草９克。
若属心阴虚与肝肾阴虚同时兼见，治疗应以肝肾之阴为主，兼用化痰通络之品，袁氏选用首乌延寿丹、杞菊地黄丸加减，常拟下方：制首乌１５克、黄精１５克、生地１５克、枸杞子１０克、旱莲草１５克、金银花１０克、郁金１０克、丹参１８克、红花５克、鸡血藤１８克、薤白１０克。
（３）心血虚：可见胸痹心痛，心悸头晕明显，面色不华，舌质偏淡，脉来细弱。宜滋阴补肾，益气养血，可于上方中增入益气养血之品，如黄芪、当归、白芍、生地、太子参等。
３阴阳两虚型常见胸痹心痛，脉结代，心动悸，或脉来大而缓弱，三五不调，面色白光白，舌淡瘀滞，舌苔滑腻，动辄喘促，短气乏力，夜尿频多，胸闷心痛每于夜间憋醒。本型心气心血不足，气阴两虚，痰瘀交阻，多为久病失调，宜扶正固本，阴阳两补，气血双调，兼以化痰通络，袁氏善用炙甘草汤加减：炙甘草１８克、潞党参１５克、生地１５克、桂枝１０克、茯苓１５克、瓜蒌壳１５克、法半夏１０克、陈皮１０克、丹参２４克、川芎１０克、红花６克、赤芍１２克。
炙甘草为治疗脉结代、心动悸之主药，有通经脉，利血气，养心复脉之功效，用量宜重，服药时间宜稍长，方可取效。
在分型论治的基础上，特效专药的应用亦属重要。如袁氏善用三七粉，早晚各吞１克，长期服用，有活血通络，降低血脂，调整血压，增进血供，缓解心绞痛的良好作用，远期疗效较好。
以三七粉按辨证配为丸方，缓图取效。袁氏研究冠心病，集数十年丰富经验，创制了“冠心通络舒郁丸”，用于冠心病患者的平时调治，效果良好。我们曾用此丸治疗冠心病患者１１８例，总有效率达９５％，患者服药数月后，心绞痛诸症缓解，心电图亦见改善。此外，茵陈、山楂、茶叶煎汤代茶饮，对降低血脂、缓解动脉硬化有效。除药物治疗外，亦强调饮食起居及适当运动。但如片面强调活血化瘀才能治疗冠心病则未必可行。
总之，袁氏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以“阳微阴弦”之机为中心，以通阳宣痹为大法，治本重在养心与燮理全身脏腑气血阴阳，治标在于行气活血，尤重化痰。
第一卷４３３二、中风证治说要袁氏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是肝风内动，以致气升、火升、痰升而出现的猝倒暴仆等证候，病因病机中，内风是决定的因素，外风仅是个别的诱发因素，以内风引起者为多见，与外风有关者则少见。治疗原则应以潜镇摄纳为主，并用熄风、化痰、通络、滋阴降火之剂。袁氏特别告诫：不能再犯前人在治疗上外风内风混淆不清的错误，而混用祛除外风辛温发表之剂如小续命汤等。
（一）中风三阶段的治疗袁氏将中风分为中风轻证、中风重证（闭证、脱证）、中风后遗证三阶段，临床据证而辨，然后遣方用药。
１中风轻证的治疗：袁氏十分推崇张锡纯《衷中参西录》的镇肝熄风汤（代赭石、怀牛膝各３０克、龙骨、牡蛎各１５克，白芍、玄参、天冬各１５克、川楝子、生麦芽、茵陈各６克、龟板１５克，甘草４．５克），临证常以此方加减为治。若初起痰涎较多，舌苔垢腻，言謇语塞较重者，宜减去玄参、天冬、龟板，加法半夏、胆南星、三蛇胆陈皮末、远志、竹沥等药，先予熄风镇逆化痰；若肝阳上亢，血压较高，多兼见头昏头痛目眩者，则加入钩藤钩、生石决明、决明子、夏枯草、菊花等，以加强镇肝熄风清热的力量；若半身不遂等证，久未向愈，宜据证酌加通窍之品，如石菖蒲、桑枝、川芎、地龙、红花、鸡血藤等。
２中风重证的治疗：闭证除阳闭用局方至宝丹，阴闭用苏合香丸以迅速开窍而外，还可以应用其他开闭方法。如通关散搐鼻以取喷嚏，针刺水沟、合谷等穴，牙关紧闭不开者用乌梅擦牙，都是协助开闭的良法。若牙开声出，再进潜阳镇逆、熄风化痰的方药，可选用镇肝熄风汤、天麻钩藤饮、竹沥汤（如无生葛汁可以不用）、涤痰汤、三蛇胆陈皮末、天竺黄、川贝、远志等加减化裁。袁氏认为本病痰瘀交阻，初期一般不宜先用滋阴腻滞之品，如阿胶、熟地、生地、制首乌、山萸肉、天冬、玄参等，以免加重痰浊瘀血之壅塞，诸药在病程后期再据证选用较好。
脱证比较危险，应中西医结合大力抢救，中药煎剂缓难救急。本证宜先益气固脱，首先煎服大剂参附汤以回阳救急，同时应用滋阴固脱之剂，如鸡子黄、山萸肉、阿胶、五味、龙骨、牡蛎、龟板、鳖甲之属，或据证用地黄饮子加减，以滋养真阴，温补肾阳。治疗闭证的局方至宝丹、苏合香丸、通关散等，脱证均不可用。
３中风后遗证的治疗：中风后遗证多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蹇语塞等证，多属风痰阻络，气滞血瘀，经隧不通，气血失调。要注意痰瘀交阻这一病机，选用益气养血，熄风化痰，活血通络的方剂，如补阳还五汤、解语丹。要据证进行加减，尤其应注意化痰活瘀药物的运用。
要坚持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才能取效，并配合使用针灸及头皮针以争取时间，提高疗效。
（二）中风的选方用药袁氏认为：中风除脱证应迅速回阳救急，益气滋阴以固脱外，开始即应以潜阳镇逆，熄风化痰为主，滋阴腻滞之品暂宜少用。潜阳镇逆之药也包括一些金石类药物，如龙骨、牡蛎、石决明、珍珠母、龙齿、龟板、鳖甲、磁石、代赭石、生铁落，均可随证选用。熄风也并非必须运用大剂第一卷４３４滋阴腻滞之品，主要是清肝泄热以熄内风，如可用钩藤、天麻、生白芍、丹皮、桑叶、菊花，甚则可用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等以清泄肝热而熄肝风，并佐潜阳镇逆之不足。
此外，治疗中风病，化痰药物之运用甚为重要，因痰留隧络，每致蒙蔽清窍，窒塞喉关，而且痰与瘀每相结合，必须先予开泄化痰，才有助于潜降熄风，竹沥、二陈、胆南星、天竺黄、川贝、石菖蒲、远志、枳实、竹茹、全瓜蒌、杏仁、三蛇胆陈皮末等均是中风化痰宣窍的常用药，可以据证加以选用，效果较好。袁氏喜用竹沥，因其苦寒无毒，性滑而流利，走窍并逐痰，为治疗中风的要药，能使神志转清较快。本药宜早期服用，每次可兑服２０～３０毫升，同时略兑入生姜汁数滴，最好兑入潜镇熄风化痰的汤剂中，日服三次。
本病上虚下实，若服潜镇熄风化痰之剂，痰浊已化，痰热已清，病情好转，而阴虚证候明显者，亦应滋补肝肾，养血宁心，可选用一贯煎、杞菊地黄丸等加减。养心安神药如酸枣仁、柏子仁、茯神、何首乌藤、丹参、浮小麦等，可用潜阳镇逆、熄风化痰的方药化裁配合应用。滋阴方剂属于培补调理，若初起肝阳上亢，痰浊壅盛，早用腻补，则流弊甚多。养心安神方药初起亦可据证酌情选用，与腻补之意迥然不同。活血化瘀药物的运用，在中风治疗中甚为重要，因为痰浊与瘀阻每每相结，阻滞经脉，妨碍早日恢复，可根据痰瘀二者相结的情况，运用化痰活瘀的药物。尤其是在中风后遗有半身不遂、语言謇塞、口眼歪斜、精神障碍的情况下，应据证选用宣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药物，如地龙、当归尾、桃仁、红花、鸡血藤、川芎、三七等，临床多以熄风化痰、通络活血同用。
（三）常用验方举例中风初起，血压尚高，神志未清，舌强言蹇，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痰涎壅盛，脉弦有力，舌红苔黄而垢腻，属肝阳上亢，内风上扰，痰浊中阻，治宜潜阳镇逆，熄风化痰。方用：生石决明３０克（打，先煎）、生牡蛎３０克（打，先煎）、代赭石２４克（打，先煎）、怀牛膝３０克、生白芍１８克、钩藤钩１５克、法半夏９克、川贝母９克、胆南星６克、石菖蒲６克、决明子３０克、黄芩９克、竹沥３０克（加生姜汁数滴，分三次冲服）。
若肝火上炎，烦躁不安，可加山栀炭、丹皮、桑叶、龙胆草、黄连、青黛；若痰涎多，可加天竺黄、远志、三蛇胆陈皮末；若呕逆，可加枳实、竹茹、陈皮。欲再加重潜阳镇逆作用，可用生铁落煎汤代水。此方服后如有效，可服至十多剂。
中风经治疗而神志已清，能自行饮食，后遗舌强言蹇语塞，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脉弦细，舌质红，边瘀紫，苔略黄，属风痰未化，脉络瘀阻，治宜潜阳熄风，化痰通络。袁氏拟方如下：生石决明３０克（打，先煎）、生牡蛎３０克（打，先煎）、生白芍３０克、怀牛膝３０克、决明子３０克、地龙９克、何首乌藤３０克、鸡血藤１８克、红花６克、丹参１８克、法半夏９克、川贝母６克、茯苓３０克、石菖蒲６克、竹沥３０克（分冲）。
上方据证加减，可服多剂，如药后上述症状减轻，尤其是半身不遂有所改善，则应坚持服药治疗。若血压已不高，气虚血瘀症状明显者，亦可用补阳还五汤。
三、善用经方治疗重证袁氏研究经方，造诣精深，临证常用经方，治疗沉疴重疾，每能应手，出奇制胜，兹举数例，第一卷４３５以见仁术。
（一）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乃《伤寒论》之有名方剂，袁氏除用此方加减治疗不同原因所致的脉结代，心动悸，每能奏效。袁氏认为，运用炙甘草汤，其要有四：１君炙甘草，用量宜重，以复血脉：炙甘草汤有通经脉、利血气、益气通阳、滋阴养血、阴阳并调、气血双补之功能，主治心之气阴两虚，尤以心气虚为主所导致的脉结代、心动悸。根据《名医别录》炙甘草有“通经脉、利血气”的功用，《证类本草》亦记载《伤寒类要》治伤寒心悸、脉结代者，仅用“甘草２两，水三升，煮一升，服七合，日一服。”足见重用炙甘草通经复脉之功效，方中再配伍益气通阳，滋阴养血之药。其通心阳复血脉之力更著。炙甘草用量宜偏重，一般用量在１８克以上，量小了，复脉效果不好，有的病例用量达３６克之多，配伍适当，临床尚未见浮肿之副作用。
２重视辨证，灵活加减：《伤寒论》１７７条虽叙证简略，但主证主脉十分明确，而造成脉结代、心动悸的原因很多，必须对其病因病机加以辨证分析，灵活加减，以切合病机变化，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炙甘草汤中以草、参、桂、姜益气通阳复脉，地、麦、胶、麻以滋阴养血宁心，如心气虚明显，见心悸短气，动辄尤甚，脉缓弱无力，同时出现脉结代，可以用原方。若气虚明显，可将辅药人参剂量加重，协同炙甘草为主药，还可加入黄芪。若属气阴两虚，在心虚的基础上兼见心烦、眠差、口干，舌尖红赤，脉细弱而结代，可提辅药生地与炙甘草为主药，去生姜、桂枝。
至于酒则可去可不去，因地黄得酒可提高其疗效。如证见阳虚，形寒肢冷，唇舌淡紫，脉微而结代频发，可加附片，提高桂枝、人参的剂量与炙甘草为主药，去生地、阿胶、麦冬等阴柔之品，以温通心阳而复血脉。在此，尤须提出的是若见心肾阳虚，出现厥脱，虽结代连连，但脉微欲绝，四肢厥逆，大汗淋漓，颜面苍白，神志模糊，唇舌青紫淡，则非炙甘草汤所适应，应速速回阳急救，如四逆加参等，同时中西医结合进行抢救。因炙甘草汤虽为气阴两补之剂，略偏温阳之品，并非回阳救逆之剂，虽加附片，与回阳救逆之剂仍有差别。
３辨证还应与辨病相结合：如冠心病绞痛时所出现的脉结代，心动悸，若属心之气阴两虚为本，痰瘀交阻为标，本虚而标实者，应虚实兼顾，本标兼调，调补心脾，通阳益气复脉以治本，宣痹化浊，活血通络定痛以治标，炙甘草汤可与瓜蒌薤白半夏汤、血府逐瘀汤合方加减。若属风心病引起的脉结代，心动悸，可用本方补气血，通阳复脉，并加祛风湿药物，如防己、秦艽、白术、泽泻、车前子之属。
４本方加减应用时，炙甘草、人参不必改动，否则就越出了气阴两补的作用。
（二）大柴胡汤的运用大柴胡汤为仲景《伤寒论》名方，主治少阳邪热不解，病兼阳明里实之证，取小柴胡汤与小承气汤合方加减而成，以柴、芩和解少阳，枳实、大黄攻泻阳明，芍药敛阴和营，缓腹中急痛，半夏、生姜和胃止呕，去参、草以免甘缓补中恋邪。其临床运用甚广，对胆系感染、胆石症、黄疸、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肠炎、痢疾等多种疾病，只要属少阳邪郁兼阳明里实者，多可取得显著疗效。
临床运用大柴胡汤的关键有三：一是掌握少阳兼阳明里实的病机；二是掌握大柴胡汤的主第一卷４３６证。《伤寒论》１０３、１３６、１６５条对其病机、证候、鉴别阐发十分清楚，大柴胡汤证有四大主证：①往来寒热，或发热，发热可轻可重；②心下急，乃上腹部及两胁疼痛急迫，或心下痞硬，按之，肌肉紧张，有抗力；③呕不止，乃呕吐急剧，频繁，甚者吐出黄苦之胆水；④多有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脉多弦滑而数，苔多黄腻，因病邪未全归阳明，但邪热伤津，苔亦有白厚而干者。只要掌握这些主证，与病机相符，即可用大柴胡汤治疗。三是据证加减，若寒战高热，有化脓倾向的，可合大黄牡丹皮汤运用；痛处不移，舌边瘀滞，可加丹参、红花、桃仁；黄疸可加茵陈、郁金、山栀、车前子；结石可选加金钱草、海金砂、鸡内金。急性发作时，往往不用滋腻之品，以免恋邪，大枣常常不用，一般服一、二剂，或三、五剂，对镇痛、解热、止呕、通便常常奏效。
病有轻重缓急之分。方有大小缓急之别，对于慢性反复发作患者，因久病入络，往往痛处不移，舌边多瘀，应加入红花、桃仁、川芎之类活血药物，此时嫌大黄过于峻猛，故用大黄炒炭，使之入血分以泄热化瘀，仅有轻微缓泻作用。久病体虚者，亦可师柴胡加芒硝汤之例加入太子参、甘草。因大柴胡汤有清热利胆之效，而六腑以通为用，只要胆道疏利，枢机运转，则腑气通降，其病可愈。
案例：患者周某，女，６０岁，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０日来诊。上腹部剧烈疼痛４天，以上腹为重，辗转不宁，忽冷忽热，呕吐频频，不思饮食，口渴干苦，小便短赤，大便二日未行，腹部按之痛甚，以腹部明显发硬，有肌紧张及反跳痛。西医检查，血象高，嘱其拟剖腹探查，以明确诊断，患者畏惧手术，而来诊治，见舌质稍红，苔白厚而干，脉弦滑数，以大柴胡汤加减进治：柴胡１２克、黄芩９克、枳实１０克（打）、白芍１８克、大黄６克（后下）、黄连６克、法半夏１２克、广木香９克、竹茹６克、延胡索９克、生姜１０克、元明粉５克，服一剂，即得黑色臭秽稀粪五次，腹痛若失。上方减大黄，再进两剂，余症皆除。后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味调理善后。此例属腹痛急症，为少阳阳明合病，因热甚呕吐剧烈，于大柴胡汤中加黄连、竹茹，以增强清热和胃止呕之力，痛甚加入延胡索，以行气活血镇痛，大便秘结，加元明粉以软坚泻热，广木香配枳实以增强行气破滞，导热下行，去大枣之甘缓，以免恋邪。
（三）当归四逆汤的运用当归四逆汤由当归、桂枝、芍药、细辛、通草、炙草、大枣组成，乃仲景《伤寒论》为血虚寒凝所设。袁氏认为本方在《伤寒论》３５１条中仅言“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但只要抓住血虚寒凝之病机，临床运用极为广泛，如属此型的腰痛、腿痛、腹痛、闭经、痛经、不孕、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雷诺氏病、冻疮等等疾患，均可取得满意疗效。处方用药，可据证加减化裁，但归、芍之养血，桂、辛之通行血脉不可不用。
１原发性痛经案：患者，朱某某，女，１７岁，未婚，初诊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０日。痛经４年来诊。患者１２岁月经初潮，始经量多，色黑有块，周期不定，小腹隐痛，因经行时饮冷，游泳，随意不拘，４年来，月事不调，每当经潮，小腹冷痛，坠胀不适，喜温喜按，腰酸腿软，行经错乱，前后不定，潮汛将至，诸症尤重，经色紫黑，中有凝块，数年来，经量渐次减少，初潮时，行经６～８天，近至二三天则已，腹痛加剧，至辗转不宁，甚则痛至晕厥，手足不温，伴见呕吐腹泻，日三四行。平素纳差腹胀，面色白光白，眠差梦多，精神欠佳，白带清稀量多。曾经西医检查，诊为原发性痛经，子宫后倾。多经医治，见效甚微。时值经讯，遂来就诊。见舌质淡紫，脉沉细而缓涩，宜益气养血，温经散寒，通络定痛，与当归四逆汤加减。
第一卷４３７当归１０克、生白芍１５克、桂枝９克、细辛３克、黄芪１５克、焦白术１０克、川楝肉１０克、延胡索１０克、川芎１０克、制香附９克、吴茱萸６克、台乌药９克、小茴６克、生姜５片、大枣７枚、炙甘草９克。３剂。
二诊（６月１４日）：药后经量增加，血块较多，腹痛大减，腹泻停止，诸症徐减，药见效机，遵法续进３剂。嘱月经停后，服用归脾丸，至经前５天续进上方。
此后来诊，如前法，在上方基础上略为增减，经３月调治，月经量增，血块已无，经期小腹仅微有隐痛不适，尚属正常，饮食增加，面色红润而告愈。
按：本例禀赋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因经期不注意调摄，游泳饮冷，致寒邪内入，风冷之气客于胞宫，血因寒凝则滞，冲任受阻，不通则痛。为虚实互见之证，故以温经散寒，通络定痛为主，兼以补气健脾治之，与当归四逆汤加减，用归、芍、川芎养血通络，桂枝、细辛温经散寒，吴萸、台乌、小茴、香附温里散寒，行气消滞，芪、术、草、枣益气健脾，川楝、延胡行气活血以止痛，生姜和胃降逆止呕，本方已寓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之义。平时以归脾丸益气养血，兼安心神，标本主次分明，汤丸兼用，既能益气养血，又能暖宫散寒，温通经脉，故痛经得愈。
２无脉证案例：患者，张某某，男，４５岁。居住于高寒地区，２５年前曾感心慌、气促、伴双下肢关节疼痛，某日劳累，突然昏迷不省人事，经西医按脑血栓处理好转出院。１０天前突觉上肢疼痛难忍，尤以肘关节以下为甚。两手掌颜色变紫，脉搏消失，经某某医院诊断为“风心病”、“双上肢动脉栓塞”，未经特殊治疗，右上肢麻木疼痛渐渐消失，皮色、皮温正常。现觉心慌气促，气短乏力，咳嗽痰多，肢软，头昏头闷，胀痛，左手臂手指麻木疼痛，冷感，尤以关节部位为甚，遇寒则加剧，纳差少寐，小便黄少，舌质红，苔薄黄腻，左脉细涩欲绝，时有时无，右脉细滑。
辨证：阳虚内寒，气血不足，寒湿中阻，血脉不利。
治法：养血温经通脉。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当归１５克、桂枝１２克、生白芍２５克、木通１５克、细辛３克、丹参２４克、防己１５克、黄芪２４克、地龙１５克、红花６克、苡仁２４克、桑枝３０克、秦艽１０克、山药１５克、茯苓１８克、炙甘草９克、大红枣９个。１０剂。
二诊：药后诸证减轻，左脉呈现，显沉细而微，右脉细小弦，手仍感冷，前臂紧痛，头昏、头胀、痰多。用当归四逆汤既见效机，仍以原方加减。原方去山药，加钩藤１５克、川芎１５克、延胡索１０克，加重丹参、桂枝、细辛、红花之量，１０剂。
三诊：左脉细弱，右脉细弦，血压１３．３／９．１ｋＰａ，诸证减轻，续进上方１０剂，以巩固疗效。
按：无脉证多由于气血不足，寒凝，血脉瘀滞所致。本例因居高寒，身体虚弱，卫外失固，为风寒湿邪所袭，流走经络关节，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而为痹证。寒凝血脉，脉络痹阻，则见左侧肢麻疼痛、青紫而冷，左脉细涩欲绝，时而无脉。袁氏以补益气血，温经散寒，除湿通络法论治，以当归四逆汤中重用归芍桂枝木通细辛以养血温经，散寒除湿，加芪、枣、山药以益气固本，推动血循，丹参、红花、地龙、桑枝活血通络，防己、秦艽祛风胜湿。共奏气血双补，温通经脉而复其血脉之效。
３梨状肌综合征案例：患者，马某某，男，３５岁，驾驭员，初诊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３日。右腿突发疼痛。屈伸不利一周来诊。一周前，不明原因突感右腿疼痛，行走时右髋部牵扯至腰骶部疼痛，活动不便，与伤湿止痛膏贴之，罔效。到某某医院检查，诊断为“右侧梨状肌综合征”，服西药未能减轻，疼痛日渐加重，遂来诊治。患者驱车而至，不能行走，右腿疼痛难忍，动则有如刀第一卷４３８割，不红不肿，扪之不热，舌质平，苔薄白，脉沉细弦，以温通之法，拟当归四逆汤加减：桂枝１２克、细辛９克、怀牛膝１５克、当归１２克、生白芍１８克、鸡血藤１８克、乳没各１０克、木通１０克、防己１０克、威灵仙１５克、红花９克、炙甘草６克。６剂。
服方３剂后，右腿疼痛大减，六剂后病痊。
按：袁氏认为此例为寒湿凝滞经脉，致经气受阻，故发右腿疼痛，其舌质不红，苔薄白，脉沉细弦，是为血虚寒凝，遂以仲景之当归四逆汤治之，方中以归、芍、芎养血活血；桂、辛温经散寒；防己、灵仙驱风除湿，血藤、乳没、木通、牛膝以通行血脉而定痛，炙甘草和中，且配芍药以舒挛急，止疼痛，全方以温通经脉除寒湿为主，兼以养血通络定痛，寒湿得除，血脉畅行，则疼痛止。
袁氏亦常用此方治疗或预防冻疮，每能奏效；治血虚寒凝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在养血温经的基础上加虫类搜风通络之品，并加重挂枝、细辛之用量，亦可见效。
（四）桂枝附子汤治疗胸痹心痛桂枝附子汤为《伤寒论》治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之方剂，袁氏除用此方治风湿外，还用于心胸阳气不足，寒邪凝滞，阻痹心脉之胸痹心痛治疗，每可奏效，兹举例如下：患者，李某某，男，５３岁，初诊：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患者因胸闷短气，心前区阵发性闷痛三天来诊。患者罹患冠心病已１０年，常有胸闷短气、心前区憋闷，疼痛阵作，口服硝酸甘油片可缓解。此次发作又住入某某医院，诊为冠心病心绞痛，服药治疗，诸证减轻。三日前起居不慎，感受风寒，兼之心情不快，感胸闷气憋，如物紧压，动辄气喘，心前区隐隐作痛，颜面浮肿，恶寒汗出，手足不温，口唇发绀，面色不华，舌质淡紫，苔薄白，脉沉而缓，拟温阳散寒法，桂枝附子汤和枳实薤白桂枝汤合方加味进治：桂枝１２克、炮附片１０克（另包先煎）、枳实１０克、瓜蒌壳１５克、茯苓１８克、法半夏１０克、延胡索１０克、生姜５片、炙甘草９克。３剂。
二诊（１１月２２日）：如法服药后，胸闷减轻，心痛未作，短气、面浮等症均有好转，手足已温，药见效机，再于前方加味：桂枝１２克、炮附片１２克（先煎）、潞党参１５克、茯苓３０克、瓜蒌壳１５克、薤白１０克、枳实１０克、川芎１０克、郁金１０克、法半夏１０克、炙甘草９克。６剂。
三诊（１２月２日）：服药６剂后胸闷、心痛悉除，面浮消退，余症均大为好转，惟短气乏力，面色转和，发绀消除。舌质淡，苔薄白，脉弦缓有力，改用益气通阳，化痰活瘀，宣痹定痛法治疗。
按：本例为冠心病患者，因感寒及情志不畅而诱发胸痹心痛发生，袁氏据胸痹心痛短气之主证，又见恶寒肢冷，唇绀舌淡紫，脉沉而缓，按之有力，为寒邪闭郁，胸阳不振所致，心前区憋闷，紧压感，脉沉弦，则为痰浊痹阻，胸阳不宣，故又见心痛隐隐，以桂枝附子汤、《金匮》枳实薤白桂枝汤合方加减进治，以桂枝、炙甘草入心助阳，炮附片温阳散寒，枳实、瓜蒌壳开胸中结滞，重用茯苓益心气宁心神，法夏化痰，助瓜蒌壳宣痹，延胡索活血定痛，生姜、炙甘草和中以助正祛邪。合而温通心阳，散寒定痛，故而奏效。患者二诊以后，在原法基础上增益气通阳，活血之品，系因患者心气不足之故。
袁氏认为，此例胸痹心痛短气之发生，主要为寒邪所致，又见心胸阳气不振，但未至《金匮》薏苡附子散及乌头赤石脂丸的程度，枳实薤白桂枝汤中的桂枝亦嫌量轻，且无附子之温阳散第一卷４３９寒，故通阳之力不足，故以桂枝附子汤合枳实薤白桂枝汤合方，使胸阳得振，寒凝气散，则胸痹心痛得愈。
（五）干姜芩连人参汤治疗慢性结肠炎本方出自《伤寒论》厥阴篇，治上热下寒，寒热格拒之吐利证。袁氏常用此方加减治疗寒热夹杂，脾肾两亏之慢性胃肠炎及慢性结肠炎，每能奏效，如：李某某，男，５６岁，１９８６年３月２日来诊。自诉１０多年来不明原因经常腹胀下利，腹中隐痛，利下清稀或粘稠，内夹粘液及不消化食物，食后脘闷欲吐，畏寒乏力，动辄汗出，口干而略苦，不思饮食，面色不华，舌质偏淡，苔黄白相兼，脉沉缓弱。曾在某医院诊断为非特异性结肠炎，服药无效，遂来诊治于中医。病属脾肾两亏，寒热错杂，脾胃升降失常，与干姜芩连人参汤加味：潞党参１５克、干姜１５克、黄连１０克、苍术１０克、厚朴１０克、肉桂９克、黑故纸１５克、生白芍１０克、乌梅５枚、车前仁１０克、砂仁１０克、苡仁１５克、陈皮１０克、炙甘草１０克。６剂而愈。
按：袁氏认为，本证多由腹泻或痢疾长久迁延而致，临床大便培养多属阴性，往往病情反复，难于根治，病人体质日渐亏损，正气不支，邪气犹存，故单纯温补脾肾之阳，健脾助运，忽略邪气之存在，难于奏效，须配合苦燥清热，酸收涩肠之品，方可见效。
此例患者已下利１０多年，寒热夹杂，下利日久，脾肾两亏，故见腹胀下利，腹中隐隐作痛，脘闷欲吐，不思饮食，面色不华，舌淡苔白，畏寒汗出，脉沉缓弱等症，属脾阳不振，失于运化，寒湿中阻所致；畏寒、汗出、脉沉为肾阳亏虚；下利粘稠，口苦、苔黄白相兼，均为胃肠湿热。因其为寒热错杂之久利，又兼脾肾两亏，故与干姜芩连人参汤加味治疗，方中重用干姜、党参以辛开温中，振奋脾阳，散寒助运；以肉桂、黑故纸补命门之火，补火以暖土，水谷人胃，全赖此真火才得以蒸化，黄连苦寒而燥，既能苦降清热，又能厚其肠胃；苍术苦温而燥，其性主升，能健脾胃，助运化，厚朴苦温而散，其性主降，能化湿下气除胀满，二药均为芳香化浊之品，相伍可助参、姜温运脾阳，复其升降；车前仁甘寒滑利，能别清浊，利湿而止泻；芍药、炙甘草酸甘合化，安脾经，行血痹而止腹痛；佐以乌梅涩肠止泻，敛阴止渴；砂仁、陈皮芳香醒脾，理气化痰；苡仁健脾除湿。合而辛苦合化，酸甘相伍，具脾肾两补，寒温并用，复其脾胃升降功能之妙用。
四、加味乌贝芨甘散治疗溃疡病加味乌贝芨甘散是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自拟散药方剂，由三七粉３０克、乌贼骨３０克、川贝３０克、白芨３０克、甘草３０克、黄连３０克、砂仁１５克、延胡索３０克、川楝子３０克、佛手３０克、广木香１８克、生白芍４５克组成，共研为极细末，每日早、中、晚饭后各吞服３克，经常服用可获较满意之疗效。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常因长期的饮食不节，或精神刺激损伤脾胃而致。本病的发生，病位虽在胃肠，但与肝脾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肝失疏泄，或肝火犯胃，致肝胃不和，胃气郁滞，失于通降，或由于长期饮食不节，或禀赋不足致脾失健运，胃失和降，又久病可损伤脉络，故临床常见脘痛、泛酸、呕吐、黑便、呕血等证。由于肝旺犯胃，气郁化火，久之致肝胃阴液耗伤，脾虚第一卷４４０胃弱，化源不足，日久伤阴耗气，气血俱损，故而迁延日久，发作频繁，缠绵难愈。临床用调理肝脾、调理脾胃之汤剂，常能缓解症状，但远期疗效不理想，易于复发，且汤药难于坚持长期服用，故以柔肝和胃，调气和血为法，拟制本方。又因初病在经，久病入络，病程较长，非短时所能治愈，只能缓攻徐图，以期根治，故而运用散剂，便于常服、久服，以促进溃疡愈合。
本方以三七粉为主药，《本草纲目》谓三七能“止血、散血、定痛……亦主吐血、衄血、下血。”乌贼骨收敛制酸、止痛、止血，川贝化痰，散结消肿，与乌贼骨配伍，有很好的制酸止痛作用；白芨收敛止血，消肿生肌；芍药、甘草酸甘化阴，柔肝缓急止痛；黄连清热燥湿；川楝子、延胡索行气活血止痛；佛手、广木香行气止痛；砂仁理气健胃，合而既能柔肝和胃、理气活血，又能制酸止痛，止血生肌。用后，症状能较快得到缓解，但溃疡未必能愈合，如不继续服药治疗，促进溃疡愈合，则多有复发，所以应连续服用本散３月或半年以上，疗效才能巩固，多年来使用本散治愈的病例不少，兹举两例介绍于下：例一：某女，１８岁，脘痛２年余，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０日来诊。自述脘痛阵作，入夜加重，辗转难眠，上腹及两胁胀满，时有反酸，嗳气频频，苔薄白，脉弦，经某医院钡餐检查，发现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嘱其服用加味乌贝芨甘散加制香附１８克，每日早、中、晚饭后服３克，坚持服用３月，诸症好转，Ｘ线钡餐复查，十二指肠球部龛影消失而痊愈，至今已１０余年未复发。
例二：宋某，女，４３岁。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来诊。述胃痛１１年，隐隐作痛，以夜间尤甚，嗳气反酸，食少便溏，短气乏力，怕冷汗多，头昏心慌，面色不华，脉细弱，舌淡紫，边有齿痕，据Ｘ线钡餐检查，诊为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于加味乌贝芨甘散中加入上肉桂６克、潞党参３０克，服法如前。服用半年后，诸症痊愈。
按：例一属肝胃不和，气滞较甚，故于本散中加入制香附，以增强疏肝理气，和胃止痛之力。
例二主要是脾胃虚寒，肝胃不和，故于本散中加入上肉桂、潞党参，以增强温阳益气，健脾和胃之力。针对患者不同情况，适当加减药物并坚持服药，是取得稳定疗效的关键。
名案评析
一、冠心病案杨某，男，５４岁，工人。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６日初诊。
自述心悸、心绞痛已半年余，曾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１日在某医院作心电图检查：交界性期前收缩，室性差异性传导，室性期前收缩，Ⅰ、Ⅱ、２ＶＦ之ＳＴ下降０．１毫伏。血脂检查：总胆固醇为２３１毫克％，三酸甘油脂１４３毫克％，诊断为冠心病。现仍感心慌心累，心痛阵作，胸闷气憋，动辄气促，行走困难，自汗多，面浮而苍白，形体虚胖，脉来三五不调，结代频频，舌淡胖嫩，苔白滑，以补心益气，温通心阳，兼以活血化痰通络之法治疗，用炙甘草汤加减，方拟：炙甘草１２克、茯苓３０克、潞党参１５克、桂枝９克、郁金１０克、泽泻１５克、法半夏１２克、丹参１５克、薤白９克、川芎９克、广木香９克、红花６克、当归９克、远志６克。三七粉早晚分吞１．５克。
第一卷４４１二诊（３月１日）：服方３５剂，诸证明显好转，结代脉已显著减少，胸闷气憋大为减轻，原方加佛手９克、山药１５克、陈皮６克续调。
三诊（３月１６日）：服前方１５剂，效果明显，仍以养心化痰，活血通络之方治疗：炙甘草１８克、潞党参１５克、薤白１５克、茯苓３０克、瓜蒌壳１８克、桂枝９克、法夏１０克、丹参１８克、广木香９克、远志９克、当归９克、红花６克、赤芍９克、川芎９克、郁金９克。
以此方为基础随证加减，心动悸，脉结代反复时，加重炙甘草、潞党参、桂枝的用量，再加入太子参，以增强益气通阳复脉的作用；血压高，肝阳上亢则加决明子、怀牛膝、牡蛎以平肝潜阳，血脂高以茵陈、山楂泡水常服。经治１年余，共服３９６剂，坚持服用三七粉（患者未服过西药），并嘱其少吃高脂厚味饮食，经常作散步、太极拳锻炼，结代脉逐渐消失，诸证悉平，精神转佳，面色红润，舌转正常，随访至今，患者身体健壮，能从事家务及体力劳动，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１日所复查心电图结果：窦性心律，电轴无偏移（＋４５°），正常心电图。胆固醇１２０毫克％。
〔评析〕患者年岁较高，形体虚胖，心阳心气不足，故见心悸汗出，短气而累，动则气促，行动困难，舌质胖淡，舌苔薄白；心胸阳气不足，运血无力，血行不畅，致气机壅塞，痰浊瘀血乘其胸阳式微而痹阻心脉，故见胸闷气憋，心痛阵作，脉来不匀，结代频频；阳气不足，故见面浮苍白，舌质胖淡。袁氏以益气通阳复脉，兼以化痰活血通络为法，用炙甘草汤加减进治。因心阳心气不足为病之本，故去地、麦、胶、麻，重用炙甘草，以通经脉，利血气，复其血脉；配桂枝、党参、茯苓益气通阳，协炙甘草复脉，共为主药；瓜蒌壳、薤白滑利通阳，开胸中结气；法夏、远志化痰开窍；归、芎、郁金、红花、三七以活血；广香行气；泽泻利湿。配伍适宜，故能振其心气与心阳，宣其阴邪之痹阻，故投药见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此后，据证加减，总以益气通阳为主，兼以化痰行气活血为治，渐次加重炙甘草、党参、桂枝的用量，进剂３００有余，兼调摄有方，活动知度，遂使心气渐复，胸阳振奋，气机宣发，有如光照万物，阴霾四散，痼疾得痊。
二、中风（脑血栓）案姚某，女，６４岁，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８日求诊。家属代诉，一天前下午，因家务劳累，感左上肢及左下肢发麻，肢体沉重，进行性加重，数小时后，左侧身体活动不便，左手足无力，神志尚清，入夜思睡，神志朦胧，喉间痰鸣，时有鼾声，呼之能应，语言不清，左半身不遂，大便未行，小便黄少，颜面潮红，右侧鼻唇沟变浅，脉弦滑而数，伸舌不利，舌质红，苔黄厚。治宜潜阳镇逆，熄风化痰，拟方：生石决３０克、生牡蛎３０克、代赭石２４克（三药均打碎先煎）、怀牛膝３０克、生白芍１８克、钩藤１５克、法半夏１０克、川贝９克、胆南星９克、石菖蒲６克、决明子３０克、黄芩９克、竹沥６０毫升（加生姜汁数滴，频频喂服）。３剂。
二诊（４月２１日）：药后神志稍清，语言略好，余症如前，大便数日未行，于上方加入生大黄７克，２剂。
三诊（４月２４日）：服上方后大便得下，病情未再增重，上方去大黄，继以竹沥加生姜汁服用，续服６剂。
四诊（４月３０日）：６剂尽后，神志语言清楚，舌质红渐次减轻，黄苔化薄，但左侧肢体仍不能活动、麻木，感觉欠佳，有时觉痛，内风渐平，舌质偏红，苔较前减薄，尚属黄厚而腻，脉弦而第一卷４４２滑，于潜阳熄风中增入滋阴清热，化痰通络之品。
生石决３０克、牡蛎３０克（二药打碎，先煎）、生白芍２０克、钩藤１５克、怀牛膝１８克、生地１５克、川贝１０克、法夏１０克、枸杞子１０克、石菖蒲６克、鸡血藤１８克、桑枝２１克、延胡索１０克、夏枯草１０克、竹沥６０毫升（分冲）。６剂。
五诊（５月１０日）：６剂药尽后，病情稳定，神志语言清楚，心烦眠差，口干不欲饮，诉左侧上下肢疼痛，麻木，舌质红，苔退，脉细弦，已不数，以滋阴清热，化痰通络法治之，杞菊地黄汤加减：枸杞１０克、菊花１０克、生地１８克、赤白芍各９克、皮丹１０克、桑寄生１５克、怀牛膝１５克、川贝１０克、法夏１０克、牡蛎２４克（先煎）、丹参１５克、枣仁１５克、山栀炭１０克、地龙１０克、鸡血藤１８克、延胡索１０克。６剂。
此后，在上方基础上据证加减，并嘱功能锻炼，左侧肢体逐步活动，经治半年痊愈，思维行动如常，至今１９年从未复发，现８０高龄，仍健康无恙。
〔评析〕患者为阴虚痰热之体，年老，气血失调，阴亏于下，阳亢于上，又因长期吸烟，痰热内蕴，因其劳累，引动肝风，风火交煽，致气血逆乱，气血痰火并于上，神明被蒙，风痰痹阻经脉，故而发生神志不清，半身不遂。中风初起，以潜镇摄纳，平肝熄风为主治，生石决、生牡蛎、代赭石重镇潜阳，平肝熄风，钩藤、决明子熄风散热，痰因火动，故以黄芩苦寒降火，怀牛膝引血下行，折其亢盛之风阳，生白芍入肝，敛肝之液，收肝之气，柔肝熄风，使气不妄行，法夏、川贝、南星、菖蒲、竹沥通窍除痰，使气下行，合而有镇肝熄风，降火除痰之功。药后风势渐平，增入生大黄，导热下行，风火潜藏，故神志语言清晰。服药１１剂后，风火之势已退，阴虚痰热显露，故减少潜阳熄风之品，增入滋阴清热，化痰通络药物以复肝肾之阴，清热平肝，化痰通络，本标兼顾。
风火平熄后，改用滋补肝肾，清热宁神，化痰通络法殿后，病情逐渐好转，调治半年而愈，思维敏捷，左侧上下肢活动复常。本证阴虚痰热，故初中时滋阴腻滞之品不宜，以免壅塞气机，反使痰火恋滞，难于降泄，待肝风平熄后，才转滋阴清热，化痰通络法，杞菊地黄汤加减，增化痰活瘀通络之品以标本同治，治法有序，方药中的，半年后痊愈。
三、痿案患者，赵某某，女，４６岁，初诊：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日。患者驱车由人背扶来诊，自诉双下肢无力颤抖，不能行走已半年，平素急躁，遇事多思善怒，一年前因工作不利，致心情郁闷不安，口干而苦，呃逆频频，呃声响亮，尿意频数，渐感双下肢发抖，逐步加重，不能自控，半年前终至不能站立行走，饮食偏少，腹痛气胀，大便不爽，进油肉食品，易于腹泻，一日二、三次，似排之不尽。
精神紧张，无明显消瘦，扶之站立则双下肢颤抖剧烈，肌肉松弛。经西医多种检查，均示正常。
苔薄白，舌红润，脉细弦。拟疏肝和胃，调畅气机之法，以四逆散加味进治。
柴胡１０克、生白芍１５克、打枳实１０克、佛手９克、当归１０克、川芎１０克、广木香９克、青陈皮各１０克、山药１０克、山栀炭７克、枣仁１５克、丹参１５克、炙甘草１０克。６剂。
二诊（１０月１２日）：药后呃逆减少，腹痛腹胀大为减轻，余症均有好转，但身楚，痛处不定，腿足不利，颤抖似有所减，心情急躁时，腿颤如前。月经不调，脉弦细，续以疏郁和气血为治。
上方去青陈皮、山栀炭、枣仁，加制香附１０克、牛膝１５克、桑枝２０克、太子参１５克，６剂。
第一卷４４３三诊（１０月２８日）：前方服１２剂后，感两腿较前有力，可站立扶墙行走，双下肢颤抖减轻，饮食睡眠好转，有时耳鸣，头内翁翁作响，头痛，双眼有时充血，眼胀不适，舌平，脉弦细滑。拟柔肝疏郁，佐以凉肝熄风，潜镇之法。
柴胡１０克、生白芍１５克、打枳实１０克、太子参１５克、钩藤１０克、丹皮１０克、菊花１０克、白蒺藜１０克、牛膝１５克、佛手１０克、桑枝２１克、牡蛎３０克（打，先煎）、丹参１８克、炙草６克。
６剂。
四诊：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５日。药后诸症继续好转，逐渐已能自己行走，双腿有力，已不颤抖，惟在情志激愤时颤抖发硬，但程度较前大为减轻，腿脚不利仍有发生，肝郁诸症大为好转，有时呃逆，消化欠佳，食油腻食品，间或有腹泻。上方续调，再进６剂。
此后，总以四逆散或逍遥散据证略为加减，历时半年而愈，患者能操持家务与工作。但情绪波动时，呃逆、眼红、尿频、腿颤尚有发生，嘱其遇事泰然，情志舒畅，以免郁而百病由生。
〔评析〕痿一证，指肢体筋脉弛缓，手足痿软无力，不能行动而言，危害极大。其致病原因大抵可因外感邪气所致，或是风寒，或是湿热之邪，侵犯筋脉、肌肉，致弛缓无力；亦或是外感温热邪毒，侵犯筋脉肌肉，亦可致痿；温病耗伤肺胃之阴，致不能输布津液，濡养筋脉而发病。
因内伤所致者，多见于久病体虚，肝肾亏虚，精血不足，肌肉、筋脉失于濡养而致。多以清热生津，养肺益胃，或滋养肝肾，或清热化湿为治。而本例，袁氏认为乃因郁证所致。盖郁证表现复杂，此虽下肢颤抖，痿软无力，但综观全证及发病过程，而是情思不畅，肝气郁结所致，郁怒伤肝，诸症亦起，正如《鱼孚溪医论选》引沈明生曰：“凡木郁之病，风之属也。其脏应肝胆，其经在胁肋，其主在筋爪，其伤在脾胃，在血分，其性喜调畅，故在表者当疏其经，在里者当疏其脏，但使气得通行”，又曰：“血郁者，四肢无力”。肝藏血、主筋，故肝气郁结，则血于郁滞，气血郁滞，则筋脉失荣，故见下肢颤抖，痿软不用，久郁不解，则肝胃气血不调之证，腹痛腹胀，呃逆食少，腹泻乏力，脉弦而细，诸症迭起，故先以四逆散疏肝理气，畅达木郁，继之进退于逍遥散，疏肝健脾，调气养血，佐以通行血脉之品，痿告愈。
医论医话
一、厥阴识义袁氏研究《伤寒论》，造诣颇深，非常重视辨证论治与理法方药的运用，对于厥阴篇的研究尤具心得。厥阴篇是《伤寒论》研究中争论较大的章节，历代注家聚讼纷纭，悬而未决，袁氏精研细读，深究其旨，参前贤注释，融今之临床体验，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撰成“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一文，精辟地阐明了厥阴病的实质。
（一）厥阴病存在，毋容质疑《伤寒论》的厥阴病存在与否？是一个历史争论较多的问题。袁氏认为从临床辨证论治出发，厥阴病的存在是应当肯定的。
第一卷４４４厥阴病证候复杂，变化较多，或有错简在所难免，临证实际确有厥阴病又是一回事，不能随意就否定厥阴病的存在。陆渊雷在《伤寒论今释》的叙例中说：“论中厥阴篇最难审，首条提纲，上热下寒，即乌梅丸证，旧注即是矣。下文寒热胜复诸条，截然与首条不类，且临证书，胥无征验。篇末下利吐哕诸条，既非上热下寒，亦非寒热胜复，其为杂凑，显然可见。”又说：“余以为阴证除太阴、少阴而外，更无所谓厥阴。”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如此厥阴篇整个不要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应历史地看这个问题。仲景的《伤寒论》是总结了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撰著的，是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医学巨著，虽几经战乱迁徙，散失不全，存在错简是属可能，但其流传本均有六经辨证，明确有厥阴篇。从《伤寒论》的著书年代迄今已是１７００年，而西晋王叔和整理时，距东汉末年仅约８０多年，距孙思邈４００来年，六经辨证的基本面目是非常清楚和有根据的。此外，厥阴病提纲主要是说明厥阴病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证候性质，犹如太阴病提纲之例，是用具体证候阐明其证候性质，与蛔厥的乌梅丸证肯定有联系，因为证候性质同为寒热错杂。是否可以据此以否定厥阴病的存在呢？显然不能。厥热胜复是厥阴病寒热错杂病机的表现，临证观察厥热时间的长短与比例，可以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陆氏不理解是借日数来作时间的比拟，拘于厥五日热五日之文，随便断言“且临证书，胥无征验”，既不结合临证实际，对日数的理解亦错，既否定厥热胜复，又进一步否定厥阴病，显然不符合《伤寒论》厥阴病的实际。
至于下利吐哕，认为“既非寒热错杂，亦非厥热胜复，其为杂凑，显然可见。”殊不知厥利在厥阴病中占重要地位，厥热胜复与厥利关系密切，有微甚生死之辨。吐哕如前面所述，均与厥阴有密切关系，岂能随便谓之为杂凑而否定厥阴病之存在？其说不可从也。
陆氏又认为“余以为阴证除了太阴、少阴而外，更无所谓厥阴。”我们说厥阴、少阴虽同属三阴证，均有寒化、热化二证，厥阴之寒厥与少阴相同，但其他厥逆、厥热胜复、寒热错杂等则与少阴不同。再则厥阴篇所述病证，如乌梅丸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当归四逆汤证、白头翁汤证等等，临床是常常可以见到的。这些名方，临床行之有效。所以只承认太阴、少阴，而不承认厥阴病的存在，与中医的传统理论和临床实际均不符。如果认为厥阴篇证候复杂，条文可能有错简则可，认为“厥阴病名存实亡”则不可从。
（二）如何看待厥阴病提纲袁氏认为３２６条历来大多数注家认为是厥阴病的提纲，因为它是用具体的证候来说明厥阴病的证候性质属于寒热错杂，虚实互见。从《伤寒论》六经提纲来看，所谓提纲，是概括主要的证候、病机和证候性质的。提纲不可能无所不包地把本经所有的症状均排列出来。如太阳病的提纲是第１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以表证表脉来明确其证候性质。
１８０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则仅仅从病机、证候性质加以提示，阳明之为病是里热实证，既不写症状，也不写脉象，也不提燥热便秘，在后面才陆续分条加以叙述和说明。其简略概括则较厥阴病提纲更甚，不能否认１８０条为阳明病的提纲，更不能否定阳明病的存在。少阳病的提纲更为简略，只提出口苦、咽干、目眩，说明胆火上炎而已，但也说明既非表证，亦非里证，属于半表半里的证候。因此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编写体例看，尤其是从辨证角度看３２６条，以具体的证候作为厥阴病的提纲是可以成立的，说明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证候及其性质。然蛔厥为寒热错杂之证，当然与提纲有联系，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提纲就是蛔厥的证治，提纲仅是第一卷４４５高度地概括了寒热错杂的证候表现而言，这与其他经的提纲完全类同。
此外，厥逆是厥阴病常见的证候，厥逆及其辨证在厥阴篇亦占重要地位，３３７条，统一切厥证而言，指出厥逆的证候是手足逆冷，其病机为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故将此条作为厥阴病的提纲之一看待，说明厥阴病厥逆的病机和证候，以补３２６条之不足，亦可供参考。
（三）厥阴篇的基本内容１厥阴病的证候性质《医宗金鉴》说：“厥阴者，阴尽阳生之脏，与少阳为表里者也。故其为病，阴阳错杂、寒热混淆。邪至其经，从化各异，若其人素偏于热，则邪从阳化，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蛔厥、口烂、咽痛、喉痹、痈脓、便血等证见矣。若其人素偏于寒，则邪从阴化，故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肤冷、脏厥、下利、除中等证见矣。所以少阳不解，传变厥阴而病危，厥阴病衰，转属少阳为欲愈。
阴阳消长，大伏危机。”这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厥阴病的病机、证候性质及其变化，说明厥阴病是外感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邪正斗争，阴阳消长，寒热从化各异，病情变化较为复杂而危重，并把厥阴病的证候性质概括为“寒热错杂、厥热胜复（阴阳胜复）”。
２厥阴病的基本证型从病机和证候性质来分析，厥阴病可以归纳为四个证候类型，即寒热错杂证、厥热胜复证、厥逆证、下利呕哕证。
（１）寒热错杂证：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一开始就说明厥阴病的证候性质属于寒热错杂。３２６条说：“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表明了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是上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是下寒。它体现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证候性质。具体有３８８条之蛔厥证和３５９条之中寒格热证，３８７条之麻黄升麻汤证。
（２）厥热胜复证：厥热胜复亦称阴阳胜复，其证候特点为四肢厥逆与发热交错出现，它反映了邪正斗争最后阶段的盛衰和进退。厥热时间的长短是了解病势进退的依据，临证可从厥或热出现时间的长短，来观察其病机的消长变化，分析其转归和预后。所以厥热胜复也是厥阴病的一个主要内容。厥逆是阴盛，正不胜邪，表示病进；发热是阳复，正能胜邪，表示病退。从发热与厥逆时间的长短及其变化情况，可以估计正邪盛衰和阴阳消长的演变趋势，用于诊断治疗和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关于条文中所引日数的长短与多少，应该历史地来看，它是以日数作为时间比较，相对地借以说明厥热时间的多少，不能绝对地把它看成固定不变的天数，否则就难于理解。
（３）厥逆证：厥逆证属厥阴病主要证候之一。３３７条：“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
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可以说这是厥阴病厥逆的提纲，它概括了厥逆的证候表现及病机。致厥的原因很多，总不外阴阳之气失去相对平衡，不能互相贯通所致。此条说明了厥逆的病理，统一切厥证而言。从其基本属性来分，厥逆一证有寒热两大类。若阴气独胜，阳气衰微，不能通达于四肢者，称为寒厥；若热邪深伏，阳气被阻，反使阳气郁结于内，不能充实四肢者，则称为热厥。厥阴篇对厥逆证的分辨特别重视，概括而言有：①蛔厥：３３８条之蛔厥，多由胃气素寒，蛔虫扰动于中，阳气不能外达而致厥。
②血虚寒凝致厥：如３５１条，此素体血虚，复因寒邪凝滞，以致气血运行不畅，四末失于温第一卷４４６养，故手足厥冷，脉细欲绝。
③寒厥：基本上与少阴病阳衰的虚寒厥逆相同，如３５３、３５４、３７０、３４５条均属于阳衰阴盛的寒厥证。
④热厥：此证多属热邪深入，阳气内郁，不能透达于外所致。如３３５条：“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３３５条：“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此二条均为热厥。对后世温病所称的热入心包的神昏痉厥的证治，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⑤脏厥：如３３８条所述，乃脏器虚寒已极，真阳之气欲脱所致，较寒厥尤重，急宜大剂急救回阳，以挽危急。
⑥水厥：３５６条之茯苓甘草汤证。此为水饮停于心下，故心下悸而不安。阳气被水饮郁遏于里，不能达于四末，则致厥逆。
⑦痰厥：３５６条之宜瓜蒂散证，此为痰涎实邪，停蓄胸膈，阻遏胸阳不能布达于四肢，而致手足厥冷。
⑧气厥：３１８条之四逆散证，是肝气郁滞，气机不畅，致阴阳气不相顺接而厥逆。
由于厥阴病寒热错杂，阴阳胜复，寒热无常，厥逆虽为重证，但亦有轻重浅深之不同，临床当注意辨证。
（４）下利吐哕证：下利与吐哕在厥阴篇中出现较多，尤其是厥利的病理关系更为重要，故此篇比较集中地加以论述。由于正气有强弱，病邪有轻重，阴阳有胜复，病至厥阴，寒热虚实变化比较复杂，故下利吐哕也有不同情况，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①厥阴热利：３７１、３７３条之白头翁汤证，为厥阴肝热下迫，所致之热利；３３４、３４１、３６３条是厥阴病厥热胜复的病理变化中，厥退而热不已，阳复，病从热化，邪热交阻，下迫肠道，可出现发热、口渴、腹痛、里急后重、下利便脓血的厥阴热痢。
②实热下利：此即厥阴阳复热化的证候，以下利谵语为主证。如３７４条：“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此实热下利是厥阴阳复而热结胃腑，由虚转实，形成下利谵语可下之证。
③虚寒下利：厥阴病以阳复为佳兆，故下利属热者，为阴证转阳，易于治愈。若阳复不及，或阴盛阳衰，则厥逆下利并见，属虚寒下利者，多属重证。如３５４条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３７０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又如３６７条：“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均说明了虚寒下利与厥逆的关系。虚寒下利为阳气虚衰，阴寒内盛，以下利清谷为主证，多与阴寒厥逆并见。若厥不回，利不止，则属危重证。
④呕吐哕：厥阴篇中关于呕吐哕约有三种情况：其一为肝寒犯胃，浊阴上逆之呕吐。如３７８条：为肝胃虚寒，浊阴上逆之厥阴寒证。其二为阴证转阳，脏邪还腑之发热呕吐。如３７９条：“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为厥阴转出少阳之呕而发热，此阴证转阳，脏邪出表，为欲愈之征；其三为虚实不同之哕逆如３８０条，为一再误治，中气中阳大伤，胃气虚冷，胃败致哕，属于危重证。３８１条为厥阴哕的辨证。
上述厥阴病的基本内容，证候的变化比较复杂，既有寒热错杂证，亦有热证，寒证，阴阳胜复，邪势进退，虚实夹杂，病机变化很大，然而了解这些变化，具体进行辨证，并不是毫无线索可寻的。
３关于厥阴病的治疗原则第一卷４４７厥阴病的治疗原则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由于厥阴是六经传变的最后一经，古人谓“两阴交尽名曰厥阴”，邪正斗争已达最后阶段，既是六经之末，三阴之尽，又是阴尽阳生之脏，阳复则生，不复则危。其证候性质既有寒热错杂，阴阳胜复，又有寒证、热证之不同，变化较为复杂，治疗应随证变法。总的治疗原则为寒者宜温，热者宜清，寒热错杂、虚实互呈者，则宜寒温并用，虚实兼顾。治疗应随宜而施，既注意扶阳，也要注意救阴。如治疗寒证，属阳衰阴盛之寒厥，则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以温补扶阳而胜阴寒之邪；肝胃虚寒，浊阴上逆，吐涎沫而头巅痛者，吴茱萸汤以暖肝降浊；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血虚寒凝的四肢厥冷，用当归四逆汤以养血通脉、温经散寒，并可用温灸法以温阳回厥；厥阴热证多属阴尽阳生，热化有余的证候，热深厥深，脉滑而厥者用白虎汤以清泻里热，肝热下迫，热利下重之便脓血，用白头翁汤以清热止利；呕而发热，厥阴转出少阳，用小柴胡汤以和解……寒热错杂，上热下寒则属于厥阴的正证，蛔厥以寒温并用的乌梅丸安蛔止痛；属寒热格拒，食入口即吐者，投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以清上温下，辛开苦降、益胃而止吐。至于厥热胜复，则应观察阴阳消长的变化，分析其病机进退，辨其寒热多少，随证施治。厥阴病对厥逆的辨证论治应特别注意，由于致厥原因不同，治法迥异。如３３０条，指出虚寒厥逆不可清下，宜温补扶阳，而３５５条，热厥宜用下法，而忌用发汗及温补等法。
所谓下法，包括清下宣通等法在内。又如３３０条、３７４条，两条进一步阐明热厥之热实者，治宜承气汤；热而未实者，治宜白虎汤。尤在泾说：“先辨厥热进退，所以明生死之机；次论生死微甚，所以明阴阳之故也。而厥阴有热，虑其伤阴，必以法清之；厥阴有寒，虑其伤阳，必以法温之，一如少阴之例也。”厥逆尤应具体辨证，既要注意回阳，也要注意保存阴液。
关于厥阴病的治疗禁忌，要据证候的变化情况来决定，如寒证及寒热错杂证，汗、吐、清、下等法均属禁忌。热证则禁用发汗温补等法。
厥阴病虽然复杂，变化较多，但只要掌握上述原则，具体辨证，灵活加以运用，是可掌握其规律的。
（四）关于厥逆辨证袁氏认为，厥逆一证是厥阴篇的主要内容之一，厥逆的辨证在厥阴篇中占着重要地位。厥阴篇所及厥逆证较多，如蛔厥、血虚寒凝致厥、热厥、寒厥、脏厥、痰厥、水厥、气厥等，将这些厥逆集中起来论述，其目的在于类比鉴别。其中有属于厥阴病的，亦有不属于厥阴病的。属厥阴范畴的，如蛔厥之乌梅丸证、血虚寒凝的当归四逆汤证，寒厥、热厥、气郁致厥，其它如脏厥、痰厥、水厥则属于对不同原因所致的厥逆集中起来加以分析，临证对厥逆的辨证是有帮助的。如３３８条之蛔厥系由于脏寒膈热，寒热错杂，蛔虫扰动而致厥，并提出脏厥作为鉴别。脏厥乃内脏真阳极虚，而致肤冷，脉微欲绝，躁无暂安时为其特点的阳气欲脱之危重证。蛔厥以寒温并用、清补兼施的乌梅丸治疗，而脏厥则应以大剂回阳救逆之剂治疗。又如当归四逆汤证，为血虚寒凝所致，以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为其辨证要点，此与寒厥之脉微欲绝不同，一般脉细主阴血虚，脉微主阳气微。各种厥逆，虽都出现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手足逆冷证，但由于致厥原因不同，其病机不同，临床特点亦不同，临证必须仔细辨证。少阴篇３１８条气郁致厥的问题，从原条文的排列上看，上一条３１７条就是脉微欲厥，四肢厥逆的通脉四逆汤证，３１８条列入少阴篇，是为同寒厥鉴别辨证而设，若从厥逆辨证出发，将３１８条列入厥阴篇，与厥逆证一道进行辨证亦无不可，况且此条为肝郁气滞，阳郁四逆之病机。
第一卷４４８厥阴篇对于寒厥、热厥的辨证、治法有严格的区别，如前述３３０条、３３５条均有明确阐述。
有人认为厥阴只有寒厥、蛔厥、血虚寒凝致厥，而忽视厥阴有热厥和热证，是不全面的。“厥阴有热，虑其伤阴，必以法清之。”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仅就厥阴热深厥深之义推之，与后世温病的热入心包，肝风妄动的神昏痉厥、谵妄、手足厥逆是基本相似的，且心包亦称膻中，即手厥阴，也是厥阴病。不过辨证用药《伤寒论》过于简略，仅运用白虎及小承气二法，温病则辨证较为细致深入，用药亦深入一层，且较为丰富，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均为后世成药，东汉末年没有，这是可以推寻出来的。
厥逆辨证的条文较多，学习时既要分看，又要合看，前后互参，才能进一步了解其意义。
（五）立足辨证论治，剖析厥阴条文厥阴病所列条文共５５条，袁氏主张应从辨证论治角度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得其要领。
否则仅孤立地就某条认为是厥阴病，某条不是，则很不全面。厥阴病的证候性质虽基本属于寒热错杂，阴阳胜复，但其变化比较复杂，既有从阴化寒的寒证，也有从阳化热的热证，有反映邪正斗争阴阳胜复的厥热胜复证，还有类似证等等。故其条文或引彼以例此，或借宾以定主，目的在于辨证论治，并非所有条文和所列的证治皆属于厥阴病。又由于汉文简炼、叙证不全，容易误解。但前后互参，细为综合推寻，亦可理解厥阴病的基本内容及其变化。这些条文，从辨证的角度去看，它们是有关系的，从论治去看，有其法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兹举数例以说明之：如３３８条蛔厥的乌梅丸证，既是和３２６条厥阴病提纲联系紧密，也突出了寒热错杂的证候性质，同时与纯阴无阳的脏厥进行辨证。乌梅丸乃寒温并用，清补兼施之剂，不仅治蛔厥有效，治寒热错杂之久利亦有效。但若用以治疗肝热下迫之湿热下利（白头翁汤证），则不仅无效，反而有害，若用以治疗太阴脾虚寒湿之下利、少阴虚寒之下利、少阴虚寒之下利清谷均属不可，从辨证论治来看显然是错误的。又如３３０条、３３５条，都是阐述厥逆的治法，但两条对勘，则明确寒厥、热厥的不同治疗原则与禁忌。再如３５０条、３７４条，两条对比，则知热而未实者，以白虎汤清之；热而结实者，以承气汤攻之。虽均为里热实证，其治法亦有清、下之不同。３５０条之白虎汤证，有的认为列于厥阴篇为错简，但从厥逆证来看，此条是针对热厥的证治，从用白虎汤的治法看，属于阳明经热的里热实证，热盛于里，阳郁致厥，但阳明病似乎不应出现四肢厥逆，故列入厥阴篇较为适当，因厥阴篇讨论厥逆是其重点，在此可以同厥逆进行辨证，不当作错简来处理。至于３５４条之痰厥、３５６条之水厥，二者均有四肢厥冷，故连类而及。又如３５１条的当归四逆汤证，其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与３５０条脉滑而厥的热厥不同，与３５３、３５４条之脉微欲厥乃阳衰阴盛的虚寒厥逆亦不同，这些条文前后比较，则辨证更为明确。
关于下利吐哕的一些条文，亦有不属厥阴病者，是引彼例此，以供辨证之用。因厥阴病的厥利为重证，吐哕亦有寒热之不同，故集中加以鉴别。如３４５条：“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为阴寒至极，厥利不止的死证，属纯阴无阳。３７３条之白头翁汤证，为厥阴肝热下迫，下利脓血证，３７４条之下利谵语有燥屎的小承气汤证，此下利为热结旁流。对比之，则知下利的病机不同，故治法随之不同。又如３７８条的吴茱萸汤证，为肝寒夹浊阴上逆之干呕，吐涎沫、头痛；紧接着３７９条的呕而发热的小柴胡汤证加以鉴别，此为厥阴转出少阳，自阴出阳的欲愈候。
二者虽同为呕吐，其病机、寒热属性均不同。
上述这些例证说明对待厥阴病的条文，应立足于辨证论治去综合分析，前后对比，纵横分第一卷４４９析，了解其内在联系，融会贯通，方可领会仲景之旨，这对临床是极有帮助的。如果孤立地对待条文，不仅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反可致片面而不正确的认识。如有认为厥阴篇冠“厥阴病”的仅前四条，其余都不是厥阴病；有人认为厥阴病是杂凑成篇，阴证只有太阴、少阴，而无所谓厥阴。
这些既非持平全面的见解，也与临床不能相符。
二、伤寒温病一脉相承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已经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过程，至今也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袁氏认为这种学术上的不同论争，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完全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如果认为二者是不相联系的，绝对地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互相攻讦，水火不容，是不必要的，有害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割断了祖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伤寒与温病的名称和理论都来源于《内经》及古代医籍，如《素问·热论》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故从古以来伤寒二字就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是指一切外感发热的疾病，当然包括温病在内。狭义就是指伤寒有五中的伤寒，即伤寒论第三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的伤寒。古人认为伤寒是会流行的。《千金方》引《小品》说：“伤寒，雅士之称；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肘后方》说：“贵胜雅言总呼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外台秘要》许仁则论天行病说：“此病方家呼为伤寒，而所以为外感之总称者。”这就非常明显，晋唐以前，追溯到春秋战国，所称的“伤寒”同所称的“天行”、“时行”、“外感”的含义相同。所谓“天行”“时行”“外感”相当于现代所称的传染病。张仲景的宗族在１０年内死亡２／３，伤寒十居其七，足见仲景所指的伤寒，是热病之类，也是属于传染性疾病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至于《内经》谈到温病的地方就更多，其较为显著者如《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金匮真言论》：“……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热论篇》：“夫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论疾诊尺篇》：“尺肤热甚，脉甚躁者病温也。”《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为风温。”《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中的“湿温、热病、温病”更无疑义。概括起来就是《伤寒论》和温病学说都是对多种外感热病进行辨证论治的专书，不过时间有先后，叙述各有重点，辨证纲领和治法有区别，发展有不同而已，就温病名著《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来看，是继承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论治理论和经验，加以补充和发展的，并不割断历史看问题。如《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一开始就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又说：“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则热最速”，“伤寒多有变证，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在辨证论治方面更继承《伤寒论》的理法而加以发展，如“再论气病有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茯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就是明显的例子。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和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开始就列出《内经》、《伤寒论》有关温病的条文。吴鞠通在《温病条辨》的凡例中的第二条就说：“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并不否认温病学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书中引用《伤寒第一卷４５０论》的理论、治法、方药亦属不少并有很大的发展，补充了《伤寒论》中关于温病辨证论治之不足，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又如清吴坤安的《伤寒指掌》则根据《证治准绳》以伤寒病之正证、类证、古法、今法结合辨证论治。清俞根初所著《通俗伤寒论》亦认为“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以六经辨证把伤寒和温病结合起来进行辨证论治，二者都应用六经辨证来对温病进行辨证论治。至于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均与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相联系，其治法更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六经辨证太阳属表，运用汗法，太阳中风用桂枝汤以解肌祛风。太阳伤寒麻黄汤以开腠发汗。卫气营血辨证所称的在卫汗之可也。三焦辨证的上焦肺卫，均属表证，用辛凉解表的银翘散。又如阳明经证用清法，“到气才可清气”的气分证亦用清法，中焦分证用清凉透泄，也是清法，其代表方剂多为白虎汤一类方药。温证论所说的苦寒直清里热的黄芩汤，即来自《伤寒论》。温病滋阴救液的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即是《伤寒论》炙甘草汤去参、姜、桂、枣加白芍演化而成。治湿温之中焦证，亦多仿《伤寒论》中的泻心汤诸方进行加减。化斑汤源于白虎汤；新加承气汤、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增液承气汤等五个承气汤源于《伤寒论》中大、小、调胃等三个承气汤。这就说明，从辨证论治的观点去认识伤寒与温病，用继承与发扬的观点去分析二者的联系，回顾从伤寒到温病的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出伤寒与温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通过１０００多年的酝酿和争论，逐步形成的，温病学说继承了《伤寒论》的理论和医疗经验，补充了《伤寒论》的不足，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更趋于丰富和完善。
三、为医十要袁氏在治学上强调“专一精思”，常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学医贵在刻苦精研，临证善思，要多临床，于成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到提高”。为此，他提出了“为医十要”。
（一）深究医经，力倡继承发扬袁氏常说：“西医传入我国仅百余年时间，而在祖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中药对民族的繁衍昌盛起了巨大作用，要取得良好之疗效，必须知其源流，自古名医，没有不通晓医经者。”又说：诊病两大法门，一为外感，一为内伤，外感时病以伤寒、温病立论。内伤杂病以《金匮要略》立论。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吴又可的《瘟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更是倍加推崇，反复研读，主张精读、熟读，旁及它经，深刻领会，联系临床，取其精华，心得甚多。对古典医籍中的阙疑之外，主张从实践中去考证，去解决争议问题，持以严格的科学态度。
（二）精勤博览，广集古今诸贤所长袁氏常说：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不刻苦勤奋，焉能学到知识。数十年行医，视医书为珍宝。在其所收藏的上千册书籍中分门别类，有精读者，有泛读者，广为涉猎，尤其是对精读的书籍，更是反复阅读，潜心领悟，结合临床体会，圈点满卷，眉批心得甚多。
极力主张尊古而不泥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扬长避短，灵活运用。十分推崇《名医类案》、《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医案》等，并一览现代的医药研究资料，临床运用中不宗一说，而集诸家第一卷４５１之长论治，故能取满意的疗效。
（三）学以致用，重视临床实效袁氏认为“学者为之用，用者贵乎学，乃学用结合之理，学之以用，相辅相成，才能使学到的知识得到不断提高，在医学中也体现出临床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反对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故弄玄虚，提倡既要刻苦学习，亦要在临床治疗中狠下功夫。如对冠心病的治疗，翻阅了很多医籍及现代研究资料，历经数十年的临床探讨，制定了分型标准，各型治疗原则与方剂，及其加减运用之法则，创制了“冠心通络疏郁丸”，此药不论在临床疗效、动物试验方面均显现了很好的疗效，生产供不应求，经济价值很高。
（四）审疾问病，尤重辨证论治袁氏常说“辨证论治”四字就是中医精髓所在，特色所在，故极其重视四诊合参，认为四诊乃医家之规矩准绳，不可偏废，否则，阴阳不明，寒热不辨，无法认证施治。故审疾问病十分仔细，对证候、病因、病位及药后反应均一一询问，望舌按脉均细细审察，对疾病的寒热、虚实、邪正、气血、痰湿，兼夹诸证细为辨证，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有是证便用是药，反对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执一方以治万病的不良医疗作风。
（五）论治灵活，尊古而不泥古袁氏认为，古方古法乃千百年来经历千锤百炼所留下来的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经得起临床的考验，卓有疗效，为当今临证应遵循的法则，但由于疾病的复杂性，故在运用古法古方时，不能泥一法一方，执死方以治活病，必须据证灵活加减，因人因地制宜，方可奏效。
（六）治病求本，分清标本缓急袁氏常说：“治病求本之理，医者通晓，但临证标本缓急之处理则大有学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同治，均须据证、据病的不同时期而论，孰者宜先，孰者宜后，标本治则自有法度。”如对冠心病、中风等疾均正确地分析在发病的不同时期，标本所占的地位不同，而采取不同之治法，标本缓急，轻重分明治疗才能有条不紊。
（七）整体观念，重视脾胃升降袁氏治病，既重视机体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也重视病变部位的局部情况，更重视脾胃功能的顾护。他对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脾胃分治的观点十分推崇，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应当详辨。人为一个整体，脾胃乃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健脾宜升，通胃宜降，复其升降，至关紧要。若不能食，则将变生他疾，药既不入，焉谈疗效。
（八）遣方用药，力求精练平正袁氏主张治病必须熟察病情，详审用药，无滥无遗，适至病所，用方贵在加减得法，用药不可图离奇异品，珍贵价昂，要在圆机活法，加减变通，刚柔相济，动静结合，分两适宜，以速速奏效为务。处方一贯使用价廉效捷的本地药材。
第一卷４５２（九）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袁氏在生活及医疗之中，非常重视预防为主的思想，常说要得无病安康，必遵养身之道。
须起居有节，情志舒畅，劳逸适度，顺应四时，方可安泰益寿。在诊病中，常将防患于未然的方法谆谆告诫病人。在流感、肝炎流行之时，无偿为药厂、药店提供预防的方药，以倡预防为主的思想。正如《黄帝内经·四气调神》篇所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医者，当视早防早治为疗疾之要，只有认真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因病机，演变转归，才谈得上摄生与防疾，早治以杜渐，此为治病中当遵循的原则。
（十）中西结合，重在融会贯通袁氏在京读书时就较系统地学习过西医知识，以后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也学习了不少的西医西药，尤其是在解放后，袁氏对学习西医更是十分认真。认为中医有几千年历史，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我国人民的繁衍昌盛起了重大作用，而西医是近百年才传入我国，也有它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起到很大作用。中医、西医各有其长，各有其短，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早在５０年代初，袁氏在贵阳市卫生局工作期间，就拟定了“中西医会诊办法”，此法的实行对加强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以及配合治疗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医学院的办学方针以中医为主，但也重中西医结合与团结。在庆祝贵阳中医学院建院２０周年纪念时，袁氏欣然题词：“突出中医特色，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将此条幅悬挂于会议室，以明确办院方向。
经验方一、复脉定痛方组成：炙甘草１２克、潞党参１８克、桂枝９克、瓜蒌１５克、薤白１０克、丹参１５克、川芎１０克、红花７克、法半夏１０克、枳实１０克、广木香９克。
用法：水煎，日服一剂，分温三服。
适应证：冠心病脉律不齐，胸闷心痛，动辄心悸，倦怠乏力，面白肢凉，舌质淡紫。
二、加减藿朴夏苓汤组成：藿香１０克、厚朴１０克、法半夏１０克、黄连１０克、葛根１２克、杏仁９克、苡仁１５克、车前仁１０克、竹茹１０克、苍术１０克、广木香７克、白蔻６克、淡豆豉１０克。
用法：水煎服，日服一剂，分温三服。
适应证：暑湿泄泻（急性肠胃炎），暴注水泻，胸脘痞闷，恶心呕吐，恶寒发热，头重身困，面第一卷４５３黄纳呆，小便黄少，苔白脉濡。
三、崩中止血方组成：潞党参１８克、黄芪１８克、续断１５克、桑寄生１５克、阿胶１５克（烊化冲服）、乌贼骨１０克、棕榈炭１０克、生白芍１０克、菟丝子１０克、仙鹤草１５克、制香附６克、焦白术１０克、煅牡蛎２４克（先煎）。
用法：水煎服，日服一剂，分温三服阿胶烊化兑服。
适应证：妇女崩中漏下，功能性子宫出血（气不摄血，冲任不固）。
四、小儿虫积腹痛方组成：乌梅１５克、黄连９克、榔片１０克、苦楝根皮１５克、蜀椒３克、细辛３克、生白芍１０克、广木香９克、生大黄６克。
用法：水煎顿服。或以使君子，每岁２粒，总量不超过２０粒，炒香，分早、晚两次服用。
适应证：小儿虫积腹痛。
注：本文《伤寒论》条文序号以宋本为据。
（徐学义编）第一卷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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