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国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蒋洪教授组织10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信息办公室和财政厅进行财政信息调查,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级财政透明度只有福建一省及格,得分仅有62.7分,全国财政的透明度总体平均分仅为22分。(4月24日《央视》) 一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全国31个省市区,有30个不及格,而及格的只有一个福建省。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班31个学生,有30个考试不及格,这绝对不是学生的学习态度问题。同样,30个省财政透明度不及格,是整个大环境出了问题。 那么,财政透明的大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呢?可以说,迄今为止,财政透明还只停滞于造势阶段,基本没有进入操作阶段。这一问题起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还没有财政透明的觉悟。可以说,财政透明将使一切暗箱操作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就会剥夺政府一些部门进行权力滥用和寻租的条件。因此,抵制财政透明是某些政府部门的本能。而对于政府拒绝财政透明,人民群众还没有办法与之抗衡;二是财政透明还缺乏强大的法律支持。目前关于财政透明,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更没有明确的操作规程,基本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境地。而舆论在论述财政透明时,只是从《宪法》的宏大叙事入手,或者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找出一两条规定,显然力度不够。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由于表达不明确,被拒绝财政透明的官员以“秘密”为由而否定。须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未能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比这困难许多的财政透明问题当然不可能靠其中的一两条规定就能轻易解决;三是财政透明还缺乏外部动力。财政不透明,就是大多数看不懂的预算报告,每年却毫无悬念获得通过,使得拒绝财政透明的地方政府更加心安理得。 当上面三个问题继续存在,就注定了财政透明只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蒋洪教授说,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经白了。因此,我们一点也不能乐观,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财政透明的曙光。我们年年在进步,但进步实在太慢了。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当财政不透明时,公众对财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只能靠偶然的“暴露”了———或者偶然捡到了一些票据,反映出一次公款旅游的事件;或者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政府的文件,才知道公款可以用来按摩。这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可以打死一两只倒霉的蚊子,大批的蚊子是打不到的。 财政透明的切入点还应该靠法治。一个是政府的财政透明,一个是官员的财产透明,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最为重要的两件事,也应该成为立法的重点。这,仅靠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肯定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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