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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移民问题尚未解决，新移民还在源源不断产生。三峡移民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
《财经》记者 邓海
移民补偿低，耕地普遍缺乏，已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活水平。要实现三峡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方政府争利三峡，确有其不得已之处。 《财经》记者在湖北和重庆采访，屡屡听闻当地人感叹，他们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三峡工程遗留下来的痛楚，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这样的痛楚，在三峡库区，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当属移民之痛。 漫漫迁徙路 自1993年正式实施移民搬迁安置工程至今，三峡库区已搬迁安置移民128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其中，重庆库区搬迁安置移民106万余人，湖北库区搬迁安置移民22万人。 三峡移民，并非百万人口的简单迁移。它牵涉广大移民生存基础的中断和重建，乡土、历史、文化、经济链条的遗失和续接；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 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近期谈及“后三峡时代”时，公开表示：“移民‘搬得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要实现三峡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移民之初，1994年8月，国务院曾批准三峡库区17个县市为长江经济开发区，批准宜昌、万州、涪陵为沿江开放城市，实施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但之后并没有出台相关细则，此项开放政策最终名存实亡。 三峡库区重庆段原有大小企业接近1400家，在移民迁建过程中，接近1100家企业在关、停、并、转中消失或搬离；三峡库区湖北段在搬迁前有232家企业，最终也只保留了11家。库区产业空虚和就业艰难，造成了部分地方成为“吃饭财政”，甚至是“要饭财政”。在重庆库区城市，目前仍有八个区县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整个重庆库区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8.95％。 来自农村的移民，占三峡移民总量的80％左右。三峡水库蓄水后，淹没了库岸沿线耕地38.96万亩。历来生态环境脆弱、人多地少的三峡地区，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尽管采取了部分农村移民外迁、进城安置等措施，仍未能解决耕地资源稀缺问题。 “别看农村移民的房子是新的，碗里吃的却不如从前了。”湖北省三峡办副主任王明菊对《财经》记者说，可耕地普遍缺乏，已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活水平，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 重庆万州区城郊龙宝河畔旁的双河口，是一个三峡移民的聚居区。3月初，记者在当地行走，只见一家家商铺店门紧闭，街道冷清。一家三四口人的三峡移民家庭，每月总共领取的低保费只有140元左右。为解决吃菜问题，他们在街道附近的斜坡、花坛等空闲之地都种上了蔬菜。长期以来，这里只有一家银行，其担负的主要任务只是收取水电费。 记者查看过重庆信访办近年的工作总结，发现三峡移民的上访和“闹事”频仍，连年位居所有上访“闹事”记录的前三位。在三峡库区地方移民管理机构采访期间，记者也曾目击多起移民因生活困难而上访的事件。很多基层移民干部表示，移民生活困难多是政策瑕疵导致，很难解决。 4月1日，记者在重庆巴东县移民局，采访巴东县移民局农安股股长彭达奎。当时，彭刚刚结束了和一位年过七旬的上访老移民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望着老人离去的背影，彭达奎在会议室桌前坐下，深吸了几口烟，沉默两分多钟，才开始和记者说话。 彭达奎从事三峡移民工作已有17年。这些天来，他每天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一套讲述三峡移民故事的电视剧《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常常泪流满面。 白天，他要不停地接待和处理移民上访事件，面对接待移民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很多时候心情沉郁。他直言，前期补偿和后期扶持标准太低，“直接导致很多农村移民出现生活困难，连续上访”。 这一点，在对移民的住房补偿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三峡水库按1993年5月物价出台补偿标准，对城镇居民砖混私房每平方米的补贴是246元，农村移民砖混私房却只有185元补贴。但很多移民房是在2002年左右建成的，建筑成本已远非十年前的水平。彭达奎说，按53.14％的物价上涨指数来算，此时农村移民砖混房每平方米可补280多元，修建成本却已达到每平方米600多元。 在巫山、奉节、巴东等县，由于新建县城坡度较陡，建房难度系数增大，国家相应地增加了城区建房补贴，但农村移民不在增加建房补贴之列。农民在山坡上建新房用于挖掘地基的费用，甚至就已经超过补偿款。于是被迫将生产补助用于建房，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设计单位普遍把农村移民补偿算得很低，审查单位也习惯压缩对农村移民的投资。”巴东县一名老干部告诉《财经》记者，该县曾为修建葛洲坝水库、隔河岩水库、水布垭水库而移民。在增加移民投入的谈判中，常常是项目业主方强势不让利，县政府铩羽而归，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移民安置绝大多数采取“上移后靠，就地安置”的处理方法，农民移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在事实上缩小了；那些移居到更高山坡的农民，往往还面临气候条件改变、种植业产量减少的困境。 水利部长江委提供的一组数据，充分反映出库区农民生存之不易：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库区山地丘陵占90％以上，宜居河谷平坝仅占10％，耕地严重缺乏；目前库区还剩耕地2217万亩，其中坡度超过15度的占48％，且地块破碎，水利设施配套难度大，耕作非常困难。 彭达奎告诉《财经》记者，三峡蓄水淹没河谷平地之后，目前巴东县60％以上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其余耕地坡度也在15度以上。 3月28日，《财经》记者徒步走在湖北兴山县沿江山路上，发现在连日雨水的冲刷下，很多移民种植的胡豆等植物被连根冲起，混着泥水从陡峭的山坡冲到山谷，流入长江。 由于耕地匮乏，移民通常靠开垦坡地广种薄收，导致的结果是垦殖率越来越高，垦殖坡度越来越陡，水土流失也越来越严重。 新移民 旧有的移民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原先未曾料及的新移民还在持续产生。 近一两年，随着三峡蓄水的水位不断抬升，出于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担忧，新一轮移民计划正悄然启动。 重庆市政府副省级官员向《财经》记者透露，在接下来的四年内，重庆将在三峡库区进行10万人左右的生态移民。这一设想已获国务院批准同意。 重庆市移民局最近在进行三峡移民专项规划中期评估时表示，将争取国家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减轻三峡库区人口负载，通过“生态移民”“劳务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措施，对库区人口进行“奖出限入”。 据水利部长江委测算，目前三峡库区需要搬迁的生态移民共约18万人，建议生态移民以外迁为主。移民的对象主要为五户及以下的散户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7亩、生活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有困难的居民等。 尽管如此，在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区，还有102万农业人口。根据对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区功能要求以及土地承载力的分析，长江委认为，到2020年这里的人口需要大量向外转移，至少需要引导和促进35万人口向外流动。 进行生态移民的目的，是通过移民搬迁，减少人为活动、污染源排放和水土流失，减轻土地和环境的压力，使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草地、湿地、林地逐步恢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从而增强三峡水库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 因此，相关部门的材料中，对这一轮移民称为“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而不再称为“三峡移民”。 但是，无论名称上如何变化，这部分移民和老移民一样，他们的生存诉求，都是政府不能摆脱的责任。根据水利部长江委的测算，如果生态移民为18万人，仅仅是搬迁安置费用所需要的投资，就至少需要180.2亿元。 就生态移民安置费用来源，重庆希望能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征收以三峡总公司为主要对象的生态补偿金，作为对移民为生态保护所付代价的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普遍，其主要做法是由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统筹，实现从生态受益区向生态保护区、从资源输入区向资源输出区的补偿。中国从2001年开始研究生态补偿问题，但由于法制不配套、融资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一直未能实质推行。 湖北省三峡办经济发展规划处处长向杰昌向《财经》记者透露，2008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曾派员赴湖北，就征收三峡电站生态补偿金做专门调研；但鉴于谁来征收、如何征收、征收标准等问题依然充满争议，短期内恐难有结论。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也在对征收生态补偿金的课题进行调研。不过，究竟向三峡水库以降的长江中下游城市征收，还是向三峡电站征收，或者对两者都进行征收，目前尚悬而未决。 谁为生态补偿 新移民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原因。 自清朝中期以来，三峡地区人口增长过快，素来是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紧张的区域。加之三峡区气候变化急剧，“旦为朝云，暮为行雨”，雨量大，坡度陡，土层薄，水土流失造成很多土地表土丧失，土壤沙质化和石质化，保水保肥能力低。因而，三峡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应该是控制水土，以减少泥沙入库量。 但是，在三峡水库蓄水之后，许多库区地方移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在一亩以下，不足以养活自己。移民们为了生存大肆开垦耕地，造成大片土地石漠化；而后，再度开垦新的耕地，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据重庆国土局调查，三峡库区中度退化以上的土壤面积，占库区总面积的69.4％，土壤养分普遍缺乏。以涪陵李渡区中峰乡一个村为例，20年前适宜耕种的一类土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的60％；近年来，由于土壤侵蚀、不合理耕作，目前60％的土地已变成无法耕种的石板地。 水利部的最新遥感数据也显示，三峡库区的水土流失面积为2.98万平方公里，占库区土地面积的51％；其中，中度以上流失面积占流失面积的82.5％。水土流失变本加厉，既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必然结果。 据重庆市水利局测算，三峡库区段每年侵蚀产沙1.57亿吨，相当于减少30厘米厚土层的土地104万亩，进入长江的泥沙多达4000万吨。照此速度，宜昌以上各类水利工程总库容只需55.6年将被淤满，三峡水库大致只需35年至40年就将被泥沙填满。 虽然这种估算失之粗略，但水土流失之严重程度仍可见一斑。 在重庆市看来，对于生态恢复，目前国家投资总量和标准太低，导致治理程度和治理水平都不高。重庆市水利局一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国家每年用于三峡水库水土流失治理的资金在7200万元左右，能治理的面积为480平方公里；单位面积投资最高15万元，仅能达到初步治理水平。按如此投资速度，要完成三峡库区治理还需60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无法与水土流失而向水库输沙的速度“赛跑”。 不过，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一名主要领导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对《财经》记者说，三峡水库水土流失治理根本“不差钱”，在1989年实施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后，国家今年还在三峡开展了农业综合开发、国债水土保持等项目，并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了监测和预警。 无论当前的治理水平是否为投资所限，为三峡库区日益紧张的生态环境解压，都是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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