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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玉虎
我母亲苏娥生于1909年，比我的父亲李可染小两岁，他们是同乡，都是徐州人。我父亲出生贫苦，我爷爷是打渔出身，后来以多年的积蓄开了家饭馆，家中没有文化根底。但是我母亲苏娥却是大家闺秀，我外祖父苏少卿天资过人,性情豪放浪漫 ,18岁即背井离乡,去北京上海投师问艺。他成名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戏曲界非常有声望，29岁即已在中央财政部办的报社做总编辑，是当时非常活跃的戏曲评论家、京剧票友，列属四大谭票、三大京剧教师。我母亲苏娥是家中的长女，虽然我父亲与母亲看似并非“门当户对”，但是对于绘画和戏曲的共同痴迷成为他们的月下老人。 我父亲和我母亲早在1925年前后即在徐州的京剧票房活动中相识。1924年，应徐州京剧票友的邀请，外祖父携一家人回到家乡徐州，与徐州票友共同创办京剧票房“民众俱乐部京剧研究班”，任艺术指导。票房骨干中有刘仲秋，还有我父亲李可染。
我母亲那时年方十五、六岁，但因家庭环境的薰陶已会唱不少青衣戏了，而父亲迷上了拉京胡（后来他多次写文或对人说学拉胡琴是他第一志愿）。我母亲时常去票房吊嗓玩，正是父亲在票房拉琴。
 我的母亲苏娥
父亲在学拉琴上下了大功夫。我外祖父苏少卿带我父亲去见胡琴圣手孙佐臣，若干年后父亲在一篇谈艺文章中写道：“……我恭恭敬敬向他求教，老人家说，”学艺第一要路子正，第二要用苦功。” 孙佐臣的手音特别精彩，我父亲得益于此。
有一次票房举办彩唱演出，有“南天门”一剧，由刘仲秋扮演老家人曹福，母亲扮演曹小姐，父亲操琴。据徐州老人们回忆，他们的演出堪称珠联碧合，很受欢迎。我母亲也喜爱绘画，中、西画都擅长，我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人在共同爱好中相识，继而感情升华相恋。几经磨难、周折，他们终于在1931年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外祖父一家子都住在上海，父亲常常往返于徐、沪、杭之间。在他们结婚后，母亲就住到了徐州婆家，即今日的徐州“李可染旧居”中，在那里住有六、七年光景。他俩志趣爱好相同，意气相投，且我母亲是大家闺秀，美丽又贤惠，他们夫妻感情极好。我大姐玉琴，二个哥哥玉霜、秀彬都在徐州降生，我则是生b在上海，这是我父母一起度过的最愉悦幸福的时光。 我母亲在1938年4月生下了我。此时日寇已占领上海，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祖父家同样生活艰难，经济拮据。父亲远在大后方，关山阻隔信息全无。母亲遭遇这种不幸，又日夜思念着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不安，得了重病，三个多月后于当年8月死于伤寒症，年仅29岁。 父亲李可染在重庆隔了一年多才从徐州同乡那里得知我母亲的死讯，恸泪遥洒，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高血压，到老不愈。而我们几个子女至今还保留有几张我母亲画的山水、花鸟及小楷字迹。
另附作家俞律对苏娥的描写：
李可染既师事苏少卿，自然经常出入于苏门，这样便认识了苏少卿的长女苏娥，苏娥涉猎中、西画，又擅唱京戏的青衣，和李可染志同道合，李可染深悦之，曾表示，见到苏娥就感到兴奋。苏夫人观察李可染为人诚实厚道、学艺又用心，便斟酌将女儿许配于他。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李可染时，他欣喜异常。顺便说一句：一直到数十年后，他和我谈起此事，还这样形容苏娥——“身长玉立，齿白唇红。”
婚后的生活当然是幸福的，从1932年到1937年，他俩一直住在徐州城里一座旧式平房里，这就是现在徐州市政府为之重新修建的“李可染旧居”。他俩的长女、长子和次子都出生于此。不久抗战爆发，李可染西走武汉、重庆等地，投身救亡；苏娥又怀孕在身，便南下上海，托身已移居法租界的父母家。当第三子出生后，她患腥红热不治去世。李可染在重庆隔了多年才得知妻子的死讯，恸泪遥洒，从此得了失眠的症侯，到老不愈。
我母亲苏娥画作(作于1937年,母亲时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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