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中国流氓社会的形成，导源于一系列大规模的身份丧失。这促使我们思考“身份”（Identity）所扮演的非凡角色。我们已经被告知，身份就是人的权利关系的契约，或者说是人的社会共享代码，它支配了个体在他者境域中的地位和交往的本质。身份是否真正获得这种权利尚在其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这种权利的一个外在象征和特殊能指，有力界定着自己的权利空间—关系网络1的边界。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湘淮名流集团是一个近代范例，向我们表明了由身份圈定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强大功能2。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庞大的身份迷津，令所有闯入者在其间迷失。
流氓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乃是因为“身份”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它的破裂，必然导致流氓化和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变。在先秦时代，只有孔子以独特的智慧洞察了这点。他的“仁”就是关于身份秩序的限定，也就是要把身份（二人关系）维系在“礼”的等级秩序上。但坐在马车上颠沛流离的孔丘先生似乎并未意识到，身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人与土地、人与组织以及人与自身的广泛的关系结构。
由于孔子及其众弟子的介入，民族性格特征在先秦时代就遭到了犀利的揭露：它并不注重人的个体自身的纯粹内省，而是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被简单地外推到人与人的外部关系上。
孔子因势利导的学说加剧了这种精神倾向，它促使中国人离开了“内省”而走向了“外联”。即使出现所谓“内省”，也仅仅是一种针对外部关系的自我检讨。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关怀，导致了对个体自身“本我”的严重忽略，阻碍了心灵的内在升华和超越（纯粹精神性的反思），并反过来引发“仁”（礼）的持续性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先秦以来，本土文明并未形成孔子所期盼的“仁”（礼）的理想格局，恰恰相反，人际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身份性焦虑不断升温，并最终加剧了社会流氓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身份秩序是土地所有者、国家领属下的“百姓”所共同构筑的一个多元空间，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级位的系统—－
土地身份
作为土地所有者（耕作者）的农民（自耕农、雇农和地主），是中国居民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土地的结盟、以及按照季节循环进行生产和休闲的模式，成为农业时代社会秩序的伟大根基。土地就是农民的身份和证书，或者说，土地就是农民没有成为流氓的原因。土地和农民所构成的领属关系，是农业专制主义中国的社会基石。在中世纪的城市，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转换成了人与街坊（市井、作坊、店铺等城市生计单位）的联盟，后者为近代城市中的人居关系奠定了基础。
国家身份
以国家为核心和以户籍为标记的社会组织的受辖者被称作“居民”。这个庞大的组织拥有从家庭、家族（宗族）到家国（国家）的三级管理体系，它要求“居民”中所有个体绝对服从于这一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还呈现为“人民－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的话语崇拜。它们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两项政治根基，坚定捍卫着皇室—文官集团和乡绅（宗族及其领袖）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把剩余的权利碎屑分配给了农民，在永久的冲突中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户籍是查验平衡的指针，它由一个皇帝管辖的部门—－户部（有时由丞相直接负责）主管，在宗族制度的协助下，监管户籍、人口、土地、粮食、田赋、徭役的良性互动。户籍是中国人四大发明以外的第五大发明（中世纪西方也有过户籍制度，不过仍有流动的自由）。明清以后，固定的户籍延袭了秦汉保甲制的极权主义精髓，它坚定地护卫着居民与土地、国家和整个社会以及相关伦理的惨淡蜜月。
自我身份
我们要指涉的最后级位是中国人的主体（“我”的精神实存和“真我”）。根据儒家的教义，中国人的自我就是对身份（关系）的一种共有意识5。中国人的自我是“面子人格”，它是一个奇怪的精神镜像，映照出“我”在他人眼中所呈现的社会图像，它暗含着一种我置身其中的隐匿的关系网络，并据此决定了“我”的本质。这是所有身份背后的最深刻的一种身份，并且构成“身份本体论”的核心。
与西方独立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精神体系有所区别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是由“他者”决定的。那是他者的自我，并且注定要在“他者”的注视下活着和死去。从明清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所撰写的研究笔记，其核心母题都是“面子文化”。这个奇妙的特性，是他者探究本土知识分子流氓化的秘匙。
在中国民族文化体系中，“面子”（Face）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身份模式，它是由身份和身份修辞学组成的复合系统，在历史中充当了重要角色。“面子主义”是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导引，它向我们指示了这个文化发生畸变的内在机制。“面子”不仅是一种尊严，更是一个进行道德自我约束的边框。任何一种“面子”的破裂，都会导致人内在的伦理崩溃和无耻化（厚黑化），把循规蹈矩的人们带到流氓的真理面前，促使人变成那个“臭名昭著的存在”。
孔子弟子子路（季路）的个人传记，向世人提供了有关“面子”的出色佐证。子路是孔子集团中最具流氓性的角色，他以擅长“政事”著称，曾任卫国蒲大夫，后为卫国权臣孔悝的保镖和家将。据《史记》载称，子路本为“性鄙”粗人，簪羽佩骨，孔子评价他“野”和“喭”，都是好勇斗狠、流氓成性的意思。孔子追思子路时曾经感慨地说：“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显示“脏词”就是子路的话语标志。公元前480年，子路在宫廷政变中为保卫孔悝而战死。据说他死前身体已被刀剑刺烂，却还要掸掉长衫上的尘土，又拣起被击落的冠帽，对着断了的缨带长叹道：“君子死，冠不免。”将带子勉强在下颌上系好，这才气绝倒地，从容赴义。对“面子”的执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流氓与“面子”的关系（“礼”），在这一子路的“帽冠叙事”中也已昭然若揭。（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