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说话——为什么说中国普通工人工资低_炼利的博客

数字说话——为什么说中国普通工人工资低

发表于 2009-09-04 13:41:12

 

数字说话

——为什么说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低？

王炼利

 

想弄明白“工资”，需了解“GDP”

衡量工资水平有国际标杆

迷阵为谁设？迷阵为何设？

向管理要效率，还是向劳动者榨利润？

 

想弄明白“工资”，需了解“GDP”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和乡镇的工薪阶层靠工资过活。但是绝大多数人是“糊糊涂涂拿工资”。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工资就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若想真正弄明白关于工资的ABC，首先必须要弄明白什么是GDP。

GDP是什么？GDP又叫“增加值”。何谓增加值？简单点说，一根铁棒，被工人加工成了轴，轴的价值肯定大于原先铁棒的价值，这大于原先的价值部分，就叫做“增加值”，这是工业部门创造的GDP。一件衣服出厂价200元，拿到市场去卖，标价280元，这比出厂价多出的80元在扣除包装、运输、广告等费用后，也叫做“增加值”,这是商业部门创造的GDP。

增加值即GDP中包括了“劳动者报酬”。注意：我们通常认识的“工资”仅仅是“劳动者报酬”中的一部分。劳动者报酬包括了全体社会劳动者参加经济活动所得的全部报酬。这些全部报酬指：工资、奖金、各类津贴、公费医疗支出、医药卫生费、交通津贴、由单位支付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由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基金（全部报酬中除了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基金不算入工资计算范围，其他都属于工资范畴）。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报酬中还包括了单位分配的住房（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分配住房是以实物形式体现的劳动报酬，所以，这不能算是“福利分房”）。对于广大城乡个体经营者（以中国农民为主体）来说，由于其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别，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有了对GDP的简单认识，就明白“GDP”的确与每个人有关联。主要关联在于，每个经济活动人员都在为GDP作贡献，每个人都在创造着GDP。有了这样的简单认识，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深认识GDP。

你投入购买铁棒的费用（原材料购买费）1000元，投入铁棒运输费（原材料运输费）100元，如果你购买原材料的资金有部分是向金融部门贷款的，你还要投入利息支出20元，如还需培训工人，需支出培训费50元，还需要投入作为生产管理用的文具用品30元，在你花了这共1200元后 ，你就将铁棒放入机床去加工，在加工过程中，又发生了水电费用100元、劳防用品费30元、差旅费100元等共230元费用；等到轴加工完毕，需要为销售作准备，再发生产品包装费100元、广告费200元等共300元。

在以上这段叙述中，所有以具体数字表示的费用，都叫做“中间投入”，在由铁棒加工成轴的过程里，中间投入一共是1200元+230元+300元＝1730元。现在，只需要一个名为“总产值”的数字减去“中间投入”，也能得到 “增加值”，即GDP。

什么是“总产值”呢？简单点说，一根铁棒，被工人加工成了轴，轴的价值就是“产值”。各种加工品的价值总和，就构成“总产值”。总产值不但包含“中间投入”，还包括对加工者（雇员）支付的工资，包括了经营者的利润，包括了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并包括了缴纳政府的增值税、销售税及附加和其他上交政府的专项收入。后面的四个“包括”，就是产品通过加工后增加了的价值。

在刚才的举例中，我们看到原材料铁棒被消耗了，但这个消耗不是化为乌有，而是铁棒的物质形态被改变了，改编成了“轴”，铁棒的价值形态则发生了“转移”，价值转移到了“轴”上，而轴的价值显然比铁棒价值要增加好多，这个增加部分，就是在“铁棒”到“轴”的转变过程中，向GDP作贡献的全部内容。

所以，“总产值”是由“中间投入”和“增加值”两部分组成。而劳动者报酬（其中当然包括职工工资）就是“增加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者报酬不属于中间投入）。

 

衡量工资水平有国际标杆

 

在此引入“总产值”的概念，“总产值”与“工资”结合起来考察，就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部门工资是否处在一个恰当水平，这是衡量工资高低的标竿。这个标杆是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联合国工业统计一向都将“总产值”、“增加值”、“工资薪金”列入最主要的统计指标。

由于这个衡量办法来自“国际标准”，而我国又与“国际接轨”对接了多年（主要与发达国家接轨），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世界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工资薪金占总产值的比重。这里还需告知大家，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雇员工资体现的就是雇员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他们的工资结构很简单，远没有我们这样复杂。

根据联合国《工业统计年鉴（1983/1984）》所提供数据，按每一百美元制造业产值中工资支出占总产值的比重，1980年时，美国该项比重是17，日本12，联邦德国21，英国19，澳大利亚20，南朝鲜10，东欧联盟国家8～13不等，新加坡8，印度是9，中国数据缺失。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06）》所提供数据，按各国各地区本币计算制造业雇员工资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美国是16.2（2002），日本9.6（2002），德国20（1999），英国18.2（1999），法国14（1998），韩国8.1（1999），以色列22（2003）中国香港16（2003），俄罗斯11（2003），波兰13.8（1999），新加坡8.2（2003），印度4.7（2002），委内瑞拉4.5（1998），中国数据缺失。

中国数据缺失，不等于一点计算办法都没有。虽然国家统计部门对有关“总产值”数据能提供得详之又详——按各种所有制单位区分的总产值、按三个产业分的总产值、按行业分的总产值、既按所有制分又按行业分的总产值。。。。。。，唯独对涉及工资收入的数据，总是讳之莫深，甚至故意设置迷局——人们对工资数据的质疑就是统计部门故意设置迷局的结果，有关部门不仅是不想让你搞明白，而且还故意要把你搞糊涂，搞糊涂了，面对一团乱麻一桶浆糊，你也就没有了搞明白的勇气，有关部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但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就有了出色统计传统的上海，在《上海统计年鉴（1989）》和《上海工运志》里，还是递出了一把解开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也是职工工资最高的城市其职工工资占产值之比的钥匙。

1952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4.4万人，月平均工资是66.16元，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2.3%（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18.15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7.1%。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5.6%。

1957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01.01万人，月平均工资是71.55元（数据来源：《上海工运志》），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7.3%（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是35.49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28.7%。

出现这个比值，查原始数据没有错误，问题在于1957年是公私合营刚完成的头一年，大量原私企职工转入全民所有制，使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资计算范围一下扩大了；1956年又刚进行了工资改革，上海职工普遍工资升级，升级面达到80%，工资改革后还拉大了级别工资的差距，这些原因造成了工资总额一下提高，才使得职工劳动报酬占总产值之比“不正常”。

1962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08.56万人，月平均工资是68.42元（数据来源：《上海工运志》），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9.5%（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是146.05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7.3%。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6.5%。

1965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18.59万人，月平均工资是69.58元（数据来源：《上海工运志》），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9.7%（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是244.62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4.8%。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4.3%。

1970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40.26万人（数据来源：《上海工运志》），月平均工资是61.33元，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0.9%（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是393.8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3.2%。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2.8%。

1975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是156.39万人（数据来源：《上海工运志》），月平均工资是58.25元，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1%（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当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是406.68亿，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3.25%。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2.9%。

1978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是502.38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是13.79亿，劳保福利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4.2%（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3.4%。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3%。

1985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是674.33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是28.47亿，劳保福利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36%（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5.74%。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4%。

1988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是734.81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是47.08亿，劳保福利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43.6%（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职工全部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9.2%。扣除离退休费，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6.4%。

通过上面的陈述，我们对上海自1949年以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工业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而全国的职工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应该是低于上海之比值。

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第六次职工调查，调查认为，200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是16395.48元，将平均工资数乘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6855.51万人，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报酬总额是11240亿，其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产值的份额仅为3.2%（11240/353631）。据笔者现掌握的有据可查的历史统计资料，唯有三十年前文革动乱中的上海，才可与之“试比低”。

 

                迷阵为谁设？迷阵为何设？

 

怪不得，凡联合国的此类统计项，都被中国回避！还回避得煞费苦心！譬如，统计部门公布了包括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私营企业在内的“规模以上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2004年到2007年依次为5220万、5935万、6347万、6856万人），却不公布相应的工资报酬；公布了不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城镇制造业职工人数（2004年到2007年依次为2960万、3097万、3250万、3358万人），但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一对照，够你一头雾水。然而你就不能说是统计部门算得不对——统计部门是在按照统计规则统计职工人数，你抓不住把柄，反倒衬出你的不专业。

不过，可真不要轻易放过“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这个概念，其实，“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雇员人数！“职工人数”经过了大下岗的折腾，“职工”中的一线工人现在只占到极少比重。举个例子，建筑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蓬勃发展，2008年的产值比1991年增加了44倍，但是建筑业的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却从1993年的663万，减少到2007年的271万，而2007年的建筑业从业人员，是3134万！建筑业裁员后留下的只是国有建筑业的管理人员，工人都被国有单位当包袱卸了。来建筑业打工的都是农民工，1995年时，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1578元，2000年时也才2253元，城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大可以将农民工工资压低再压低！

所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创的“效率”，是建立在广大农民工劳动力与企业的不平等交易上的——统计上“职工”人数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巨大差异，就是解开这种不平等交易的钥匙。不过这个信息没有被职能部门传递出来，虽然他们是知道的，知道得很清楚。

 

向管理要效率，还是向劳动者榨利润？

 

正因为有了不怕工资低只怕干不上活的农民工垫底，中国的企业“向管理要效率”就停留在口号上。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占产值之比，从上世纪八十多年至今，一直占73%～74%，而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波兰等国只占百分之六十几，韩国不到百分之六十，美国不到百分之五十。中国工业企业“中间投入”占比高，中国工业企业“中间投入”几十年都处在“高稳定”状态，这就是中国工业整体上还没能“向管理要到效益”的证明啊！

没能向管理要到效率，在总产值-中间投入=增加值的计算式上，增加值无疑减少——从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06）》近年对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分析，美国制造业可以有占总产值51%的增加值可供支配，占总产值16%的工资薪金就是取自51%的增加值。余下就是经营盈余（指税前，以下同），占到总产值34%。日本韩国的中间投入各占64%、58%，经营盈余各占27%、33%，俄罗斯、波兰、德国、英国、以色列的中间投入都在百分之六十几，经营盈余只占百分之十几，印度中间投入占到80%，企业经营盈余占14%。中国呢？根据官方统计资料,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占73%，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资料,2007年普通职工平均报酬是16395.48元,将平均报酬乘以官方提供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6855.5万人,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是1.124万亿，2007年官方公布的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9.4万亿,将9.4万亿减去1.124万亿,经营盈余（税前）高达8.3万亿，占总产值23.4%，这远高于俄罗斯、波兰、德国、英国、以色列此项指标，高出印度此项指标近十个百分点。

当然，统计部门不是这么算的，如果统计部门能统计，那统计出来“劳动者报酬”，肯定远远超过1.124万亿。问题是有关劳动者报酬是如何生成、如何分配的事项太不透明了，所以，对中国的企业是怎样在“盈利”，不得不打上诸多问好。

衷心希望中国工业的“中间投入”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早日与国际接轨。不过，增加工业企业普通职工收入，不能等到“中间投入”降下来时才行动。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工资——不是统计部门公布的那种平均工资——多年来是在与农民收入接轨，而不是与国际接轨。

当然，统计部门公布的“平均工资”并非虚幻。只不过那是占城镇就业者40%还不到的那部分人的工资，经过了大下岗，“国有单位职工”都趋向精英化甚至贵族化了。而职工中的“精英” “贵族”，不仅享受着工资中所含的各种津贴，还享受着工资以外的补贴——如住房补贴，这个“补贴”有的部门可就“补大”了，但一般人甭想能补上。

如今，中国工业企业真正的平均工资之低已经有目共睹，并被全总的调查所证实。在历年联合国工业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工资总额占总产值之比如此低的国家。因此，提高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普通劳动者报酬，这不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恩赐，更不是在克扣经营者的利润，而是要在良心上还普通劳动者一个公道！

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更应当成为 “还普通劳动者公道”的楷模【注】！

 

【注】我在本世纪初亲眼见北方一个号称“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企业职工连同技术人员，除了春节放假和中秋节下午放假，全年没有休息天，还每天要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九点。刚招聘来的大学生集体抗议这种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拒绝晚上加班，结果，这些不肯加班的大学生集体被作为旷工处理。老总说了：“哼！劳动法？没有劳动，哪来的劳动法！”“告吧，去告吧，全北京还是全省能告赢我们？”那么，这样加班是否真的是工作需要？我亲耳听老总这样说：“其他单位都下岗了，我们灯亮着，说明我们有活干！”打那以后，即使发生骇人听闻的山西小煤窑事件，我只是心痛，却不吃惊——国有企业都这样，头顶着种种光环的企业都这样，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