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创造的按偏旁部首编排字典的做法，成为汉语字典词典编纂史上的一种经久不衰的编排形式。从古代的《字林》、《玉篇》、《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汉语大字典》等都是采用部首编排法。只不过部首的分部有增减合并，部首的排列以及部内字的次序有所不同。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说文》的分部以及部首的排列有其自身的考虑，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经过简化后，有些部首类别发生较大变化，部首与字义的联系也发生变化。我们要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可以通过《说文》的部首来入手。比如“相”字是个会意字，《说文》列在“目”部，《辞海》列在“木”部，究竟列在哪个部首更符合“相”字的原初意义呢？《说文》解释“相”为“省视也”，省视当然是要用眼睛，因此列在“目”部更切合原初意义。《辞源》把它仍然放在“目”部是合适的。当然《辞海》放在“木”部也有方便查找的考虑。熟悉《说文》的五百四十个部首，记住这些部首所在卷次，是有效使用《说文》的一个基本功。今人徐耀民有《说文解字部首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可以参考。
至于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排列次序，黄侃先生的《说文略说》给予了精辟的总结：“许书列字之次弟，大氐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璙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靈（案：‘靈’原书下作王旁），用玉者也。其中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祯、祗、禔相近；祉、福、祐、祺相近；祭、祀、祡相近；祝、 （●示+留）相近。又或以义同异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崇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氐次字之法，不外此三者矣。”（《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18—19页）明确了这一体例，就可以明白当初许慎编排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次序是颇有用心的。后来有的字典、词典的编纂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当然《说文》的部首编排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主要一点是五百四十个部首分得太细碎，有的部首只有一个字，如凵部、克部、彔部、耑部、它部等；有的部首只有两个字，如凶部、尗部、瓠部、北部、身部等。这样就失去部首的意义了。自清代的《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分别把部首合并分为214部、250部、188部、200部，看来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说字形、字义，以汉以前的书面语为主要对象，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开辟了汉语文献语言学的独特道路。陆宗达先生认为《说文》“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汉民族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通论·引言》，第7页）如果我们把书证看作一种文献学方法，那么，要深入认识《说文》的解说，就应该和古典文献的阅读结合起来。如《说文》引《诗》最多，如果我们把毛传郑笺和《说文》引《诗》对照起来分析，对一些字的本义或引申义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在《说文》引用文献中，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古典文献的片段，如《佚论语》、《汉律》等，这些引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文字”一词现在通常是作为一个双音词在使用，但是许慎对“文”与“字”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叙》指出：
这段话涉及汉字发展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文和字反映汉字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文代表图画符号阶段，字代表标音符号阶段。汉字有一个从象形发展到形声的历史过程。就《说文解字》的实际情况而言，“依类象形”的文，约占20%左右，“形声相益”的字，则占80%。其次，文与字的关系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文是汉字形体音义的本原，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派生而来。章太炎先生作《文始》而不是《字始》，就是依据这一原理。从形体结构上讲，文是独体，字是合体，因此有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其三，文字是书写记录语言的工具。“著于竹帛谓之书”，是说在竹简布帛载体上把文字连贯起来就叫做“书”，“书者如也”，段玉裁解释“如”为“如其事物之状……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实际上即陆宗达先生所说的“表达思想交流思想”、“从其思想的意思”。（《说文解字通论》第47—48页）明确文与字的区别与关系，是我们阅读《说文解字》的一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