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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科技中国》杂志，2005年第10期。 此文的“对话”复印件曾在2005年8月湖南长沙科技哲学会议上“无意地”散发过，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两位对话者竟然被推荐到闭幕大会上以此为题作15分钟的发言。事后，有人认为此“相声”影射了某个单位。但也有一人说：“什么影射？就是描述吗，只是要当心报复你们。” 发表版作了删节。 ---------------- 以下是全文版： 对话之三：“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0871）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100873） 刘华杰（2005-7-5）：2004年12月24日北师大科学与人文中心刘晓力教授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规范与科学文化的小型研讨会。会上，我报告了一个自己考虑了很久的问题，发言题目为《“科学共同体”的神秘性：“学妖”的社会角色》。“学妖”一词立即引起部分同行的兴趣，一时有男学妖、女学妖，大学妖、小学妖，内行学妖、外行学妖，好学妖、坏学妖诸说法等等。看来此词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说明力，也促进了人们对科学之社会运作的思考。 此前，你曾提出“四姨太效应”的说法。我想，“学妖”及“四姨太效应”等，都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特点的某种概括。这回我们就来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或者“隐喻”。 田松（2005-7-6）：“学妖”这个词很形象，很有概括力。一个形象的词能够提供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无形中有助于学术思想的流通和生长。虽然有些严肃的学者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喜欢。 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曹南燕老师就学术界的过度包装作了一个发言。接着曹老师的话茬，我说了“四姨太效应”。这是“四姨太效应”第一次公开亮相。不过这个想法是在去年11月无意中冒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大战与后现代科学观”的研讨会，期间刘兵带着你我前往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租车里，我们谈到了当时各高校正在申请的一个某部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被一家很多人认为实力不够的单位获得了，引起了议论。我在车里忽然想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扮演的颂莲，四姨太。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最后事情泄漏。好心的大少爷对她说：“你也真蠢，怀孕这种事，做假能假得了几天？”四姨太说：“我蠢？我不蠢！我早就算计好了，开始是假的，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 刘华杰：你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更详细地说说其中的缘由，毕竟多数人还没听说过“四姨太效应”，知道“马太效应”的倒有一些。 田松：“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四姨太不愧是念过书的，话里透着智慧。四姨太的意思很明白，虽然是假装怀孕，但是因为引来了老爷更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怀孕的机会，时间一长，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到了那时，就算有人知道了当初的假，又能怎样呢！ 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就是曹老师说的过度包装——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乃至于命运。有的经费高达千万，乃至上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不需要特别优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对不错的管理者，这个单位就不可能不发展。比如用个最直接的办法，把学界公认的本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潜力的新秀高薪挖来几个，这个单位的实力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这时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 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术体制所导致的“四姨太效应”。和你的“学妖”还说得上是可谓相映成趣吧！ 刘华杰（2005-7-7）：念了半年大学的颂莲深深懂得“老爷”有限精子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她的假孕主张只是想提高真实受孕的机会。对于科学事业，这种策略在某种条件下也未必一无是处。它的危险在于，它的持续作用或者多阶段的迭代过程可能使老爷错过真实生育的机会，即导致老爷断子绝孙（逼急了也可能上演通奸及“狸猫换太子”似的极端故事），对于科学事业，相应的结局人们自然可以猜到。 我们可以把“四姨太效应”与科学社会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作对比。默顿说的“马太效应”讲的主要是后来的事情运作和正反馈放大过程，而“四姨太效应”主要讲述事情的形成过程，它将为马太效应提供一种“前件”。于是，“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将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两者都有一个“太”字，也算一种巧合吧！一个来自希伯来文明，一个来自儒家文明！ 虽然“四姨太效应”和“学妖”都有具体的原型，但是它们有一般性，在科学社会学中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 田松：“学妖”一词的提出，得益什么呢？ 刘华杰：“学妖”一词字面上直接得益于“麦克斯韦妖”、“拉普拉斯妖”甚至“金妖”（其中的金指你的导师金吾伦，好像是张华夏教授命名的）等。不过，在学理上，这个概念主要得自于经典科学社会学和SSK（科学知识社会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运作在规模和组织方式上都远远不同于二战以前的情况。我们看到的科学事件的发生，只是一种外表现象。柏拉图有一个“洞穴”影像隐喻，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洞穴中的囚徒，不知道形成影像的背后机制（对应地，在中国有“驴皮影”表演，只是观众的位置有些变化）。 科学社会学道出了现代科学动作的一个核心机制：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这一条几乎可以解释科学技术运作的许多方面。但是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形成或者组建的？什么是学术同行？此“同行”是如何聚类的？我们承认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时候要考问更多更、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许多事情尚未步入规范运作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使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成为可能，隐而不显的操作者，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说白了，谁有权力提供第一推动使某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成员？ 此操作者可以是学者但也可以不是学者，可以是大学者（如院士）也可以是杰出专家或一般科研人员，也可以是幕后的“包工头”。他们的共同点是：（1）智商较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2）有很强的游说能力，能说会道，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3）一般不把自己置于显赫的座次，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她）的特殊地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表面上只是小人物，身份通常为编辑、秘书、小官员、办事人、召集人、活动家、记者等。与台面上“公开表演”的科学共同体同行们的显赫而正规的身份相比，这些操作者，即所说的学妖，身份甚至有点卑微或者故作卑微状以图大事。 简要说，学妖是中国当前学术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负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等过程是发挥重要作用。学妖的主要职责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愿意地实施，即组织同行评议。组织同行评议的诸多逻辑可能性，但现实中往往有具体的习惯性安排。学妖所从事的工作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学妖只起副作用、只做坏事，那样评价是极错误的。实际上总体上他们做对称性的工作，社会学家应当无偏见地看待。 田松：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以前的那些“妖”都是属于科学哲学的，你这个“学妖”则是社会学的。这倒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行当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转移。从科学知识到科学家，从科学共同体到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这是一个不断向外的过程。 学妖这个词隐喻着我们的学术活动背后某种不为人注意的机制，涉及到权威如何成为权威的问题。以往我们关注的是，权威作为个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比如发愤苦学、比如智存高远等等。但是学妖则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有可能成为权威的个人，是怎样凸显出来，得以成为权威的。因为权威不是绝对的，你能够成为权威，这件事儿本身是需要更大的“权威”来认证的。所以我觉得学妖构成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一面是科学共同体，另一面是对权威有需求的群体，可以是公众，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甚至也可以是其它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只有穿过了学妖这个界面的权威，才可能被需要权威的人视为权威。 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某某人经常在某家媒体上以某某家（就说是科学家吧）身份出现，对某种和科学有关的社会现象发言。时间一长，在这家媒体的读者看来，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如果很多媒体都这样说，那么就会有相当多的公众认为，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再有类似事件的时候，如果其它的媒体没有请到这位先生发言还会觉得自己的权威性不够。然而，很有可能，这个人在他自己的共同体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专家，远远算不上是权威。甚至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当然，学妖对于这个界面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有相当的调控能力。而不同的学妖，有意无意地调控着不同的界面。 如果按照界面的种类划分，你觉得是否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1）体制内学妖；（2）民间学妖？ 刘华杰（2005-7-8）：可以简单地这样划分，但这样容易立即引出认知层面或者价值层面的判断，而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看，应当尽可能事先不做这样的判断。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划分，它们动作的过程也是十分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性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你说的“界面”概念很有意思，它相当于一层“膜”，膜两侧的势能、渗透压、社会地位不同。学妖的一种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建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界面。界面行使区别的功能，一旦建成，原本相差无几的真正同行，就可能形成天壤之别，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 科学家要走向社会，必须以某种办法传播自己、宣传自己、推销自己，这样的事实从伽利略那就开始了，作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本人甚至非常擅长此道（可参见《伽利略的女儿》）。但是，相比起二战之后的大科学，伽利略的社会活动数量级太低了，或者说现在的科学组织过程更为复杂。 如果说伽利略本人就是自己的学妖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家一般不能直接面对社会，他们需要代言人（agent），学妖就是其一。在中国，院士称号是最高等级的科学技术荣誉，院士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对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具有发言权和权威，院士也频繁出席各种论坛、大小会议。媒体以及普通公众，可能只注意到（因为他们一般只看到这一层面）诸位院士走来走去、说不说去，却不晓得这些院士何以“出场”。一般说来，院士还比较乖，不会主动请缨，自己报名上媒体上发表言论，而是经某人（学妖）的邀请而出场的。当然，极个别院士除外。 在你说的“体制内”，院士们也几乎一样地活动，比如评审、论证某个项目，院士们一般并不知道项目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晓得何时启动哪项程序。通常，需要地位虽低，但能操纵院士的小人物（学妖），对院士的出席与否做出细致安排，甚至细化到座次排定、发言次序等等细节。学妖的行为极类似于“麦克斯韦妖”的行为，他（她，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操控开关，决定某个人（分子）归属于界面的哪一侧。 我们看出来了，标准是重要的，但是标准是隐而不显的，学妖具体掌握着标准。 好像说来说去，还是隐含着展现了学妖的负面效应，其实我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 田松（2005-7-8）：不错，我也发现，从界面这个角度看，学妖和麦克斯韦妖的功能是极为类似的。不同的是，麦克斯韦妖是一种不可能之妖，而学妖则是现实之妖。 我觉得，把四姨太效应、学妖以及马太效应连起来，可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马太效应是说，让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但使有者更有无者更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似乎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某个主导者（老爷？）的神秘意愿。而四姨太效应则有其内部的解释，该效应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假孕能够提高真孕的机会”。假孕必然引起两种关注，一是老爷的关注导致了真孕的可能性，二是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导致了揭穿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相互竞争，哪种可能性增加得快，哪种结果就会出现。倘若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启动四姨太效应肯定是个疯狂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存在前者，四姨太效应就是一种大胜大败的风险策略。在电影的故事原型中，由于丫环和二姨太的作用，四姨太被揭露，这时就进入了马太效应，无者更无。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学术体制中，情况则复杂得多，不像电影那么简明。在学术版的四姨太效应中，必须引入学妖的概念才能说得清楚一些。 首先，电影中的四姨太是否有孕，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不仅老爷掌握者，其它姨太和丫环也都掌握者。但是，一个学术机构有多大的能力完成多大的事情，本身不是有和无的二值逻辑，而是一个连续谱。所以真孕假孕，取决于由谁来定义，谁来判断。我们在南京谈到的那个学术机构获得那个项目，也是通过正常的评审机制获得的。单从程序上说，几乎每一步都没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其中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评委中有几人就是那家学术机构的兼职或荣誉成员。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每一个有资格做评委的人都是某个参评单位的兼职或荣誉成员，如果严格回避的话，可能在小的同行范围中根本找不出评委。所以这里关键可能是：是谁让这几位评委而不是另几位成为这个项目的评委！当然，这就是学妖了。学妖可能是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机构，也可能根本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具体的机构。在这里，学妖调控了姨太和老爷之间的界面。 其次，在学术机制中，被判断的可能不是真孕与假孕，而是是否可孕。在你被判定为可孕的时候，你马上就受孕了。因为判定本身就意味着得到经费，或者成为平台、基地。所以只要老爷关注，立即受孕。在启动四姨太效应到接受判断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被揭穿的问题，只有得到与得不到的问题。马太效应在这里只表现为有者更有，而不表现为无者更无。 第三，孕后足月就要生产，但是难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婴儿是否健康，同样是要经过同样的界面，被同一个老爷认可。所以这个婴儿很难被判定为不健康。即使出现非常糟糕的意外，甚至难产，“四姨太”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无论怎样，四姨太在此前已经得到的好处不会消失。 所以这样一来，在学术机制的四姨太效应只有收益，没有风险。自然会成为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首选策略。 完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四姨太启动四姨太效应，争取老爷的关注，老爷自己不去判断，而是通过一个由学妖调控的界面进行判断，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也必须通过界面完成，判断之后，马太效应出现，有者更有。 不知道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没有？讲得是否中性？ 刘华杰：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形象，充分运用了metaphor的好处（有关metaphor的说明能力，可参见Mary Hesse的经典论文）。我赞同你的贯穿性的讲述，完整的故事就是这样。 不过，可能由于这故事太不正经（据说学问都装得很正经），所以读、听起来多少会令人觉得不会发生在科学界吧！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要明确的，科学界（以至于学术界）确实会发生但不是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学妖、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等，都是某种“片段性”关于实在过程的模型，只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 因此，现在我先要郑重地说说学妖的正面价值。学妖几乎是当代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某单位要把科学活动搞好、搞出声势，必须有很好的学妖。 相比而言，四姨太效应稍稍具有贬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地、中性地看待之。影片中三姨太曾说：“四妹，你刚来，老爷对你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往后时间一长，你要是不给陈家添个儿子，苦日子就在后头了。虽说你是个读书的，我是个唱戏的，我们这种人都是人回事。” 如果人人都明白四姨太效应的作用机制，就会主动地防范它带来的过多的负面东西。说到底，运用四姨太效应可以是一种普通的博弈策略，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部分社会主体确实可用采用。其他主体最好的对策是，先了解四姨太效应的具体机制，在项目初期申请及后期评审过程中采取正常程序把好关，把四姨太效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合理的、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田松（2005-7-11）：褒贬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可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做中性的研究，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而言，纯粹的中性研究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在研究之初，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价值倾向，把隐含的价值判断直接表达出来。价值判断总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以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为标准，评判实际情况的好坏。 比如我们会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了界面的专家就是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那些专家，而不是学术共同体不大认可，甚至反对的那些。在这种对理想的设定中，其实隐含着学术共同体本位的思想：把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作为价值，把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作为标准。而如果是由于学妖的存在而导致了对这种价值和标准的偏离，就会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1）学术共同体所谓“公认的”专家，可能未必统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公认的某几个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提名和排行，所以这里面恐怕也存在界面和学妖的问题；（2）即使这个公认存在了，它是否就可以作为标准？ 而事实上，由于界面本身的多样性，学妖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需的。所以我们讨论学妖以及四姨太，不是为了消灭学妖和四姨太，而是在了解了当下学术运作机制的情况下，指出机制内部隐含的问题，从而完善机制本身。 我们不妨谈几个学妖与四姨太应用的案例，通过案例，可以把问题讨论的更清楚一些。 刘华杰（2005-7-14）：现在研究生的导师一般被称为boss，即老板，外国、中国皆如此。这个boss相当于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可能两者兼有。此说法在多年前，我还是首先从留学生那里听说的，后来国内也有了，而且发展迅速。 美国的科学“老板”，喜欢招收印度、中国及俄罗斯来的学生，大量实验室工作由学生来承担，但做出成果首先是老板的。这些学生平时一般自称“打工的”。美国三院的手册《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中的一个指示性举例明确认可这种做法（见中译本第36页），这意味着大科学就是这样运作的，“他比你先到”，他是老板，他说了算。不过，学界老板不能做得太过头，不能成为简单的“包工头”和“转包商”。抬头看，中国各学科的包工头式的人物已经有许多了。这些包工头的主要职责努力实现四姨太效应（初期，或者进入新领域时），进而实现马太效应，具体措施如：（1）用公款用大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2）负责申请、指导、管理、验收各类科研项目，或者担任某某“基地组织”的主任、首席科学家；（3）参与评定学术奖励并接受奖励；（4）大量招生，用少量时间象征性地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署名的研究成果一般很多。 田松（2005-7-22）：的确，现在国内也是这样。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我原来在报社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相对基层的研究人员跟我讲述其主管领导的某些行为。该领导有职有权有地位，总能拿到大项目，大课题。他自己不做，只是分下去，让其他的研究员和研究生给他打工，他本人不但有绝对的经费支配权，发表文章也署名在前，尽管那些文章他甚至都看不懂了。她把这位领导称为“学术地主”，和“包工头”、“转包商”的说法类似。这已经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情况恐怕更为严重吧。这种现象可能会被某些人称为学术腐败，被另一些人称为学术不端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之所以出现，我想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包工头”和“地主”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说这种现象不好，那么，它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实的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出了什么问题？ 你刚才说，不能太过分。但是，过分的界限应该划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地主们不在文章前面署名，他们的行为是否就是正常的？或者说，地主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署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署名？如果一位地主几年不在文章前署名，他是否还可以安心地稳定地当他的地主？比如，每个单位都有类似的考评制度，教授每年要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多少多少，连续几年不能达标则如何如何。 我现在考虑，在我们讲的故事里，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新的角色：学术明星或者学术能人。事实上，现在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自己的学术能人。比如现在竞争院士的位置，不仅仅是院士候选人个人的事儿，更是单位的事儿。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更多的学术能人，占据更多的两院院士之类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能够帮助它们充分地实现四姨太效应。 至于充分利用四姨太而成功的例子，我记得以前你说起过一位学术带头人，现在从我们这个讨论的角度，你是否有新的评价。 刘华杰（2005-8-13）：通过举例，把社会学意义上的某种角色具体化，不但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可能缩小了想象的空间。我看还是不讲出我的例子，而是希望读者搜索自己的例子，也欢迎对号入座。 田松（2005-8-13）：也许在我的这种比喻的框架下，不大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四姨太。不过在我们当前这种科研资助的框架下，启动四姨太效应可能是每个科研机构必然的策略吧。我们有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填表上面。 学妖这个词虽然我们也尽量地从中性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自我对号。还是你举个例子，或者打个比方吧。 刘华杰：学妖的组织过程直接影响到“同行评议”的结果。举个假想的例子：某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是否要上马（或者教育部的某个项目）？假定一开始“随机”选择200位专家（其中相当多是院士）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经初步调查发现，正好一半专家支持上此项目，而另一半反对，可谓泾谓分明、旗鼓相当。 此时学妖A出面，重新组织“更科学、更合理”的同行专家队伍进行“深入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学妖A倾向于支持上此项目，因而他（她）的立场多少影响到其对同行专家的出场选择。在第二轮投票中，同行专家数量仍然保持在200位，但人员略有变动，其中某些人退出某些人进入，投票结果为140：60，即赞成上此项目者明居上风。此项目的运作有了转机。但是，此时学妖B出场，经他（她）运作，同行专家投票的结果为30：170，即反对上此项目者取得绝对优势。再经过数年的科学论证。学妖C、学妖D、学妖N纷纷出场，最终此项目以100：0的干净结果通过上同行专家的论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同意此项目立即上马。 至此，该项目的可行性也业已得到“科学的充分论证”，这相当于一群科学家以科学共同体的名义为此项目“背书”，即以科学的名义、以科学家的职业信誉为该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担保。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学妖的活动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但其作用却是相当大的。我无意指责其中任何一个学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总是一定程度上需要学妖的角色，不是A就是B担任此角色，而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的、都是价值渗透的。 有些学妖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比如某某（考虑到误读的可能性，隐去真名）。 时代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并非想指责某些“学妖”或者“四姨太”，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科学之社会运作的具体机制，让人们争做“好学妖”和“明智的四姨太”，而不是相反。离开了“学妖”的“四姨太”，当代科学就会瓦解。 田松（2005-8-13）：这个话题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很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也许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入口或者一个窗口。这两个概念虽然比较怪异，但是涉及的问题我想是严肃的。学妖这个概念可能比较玄，我觉得，从界面的角度，把学妖和麦克斯韦妖进行类比，对于理解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四姨太效应相对来说容易理解，把它和马太效应对比着看，连起来看，会更显直白。 2005年7月－8月 北京－长沙 文章来源： http://www./newver/browarticle.php?articleid=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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