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奉命剿匪。
1949年11月至195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率领的二野和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解放了云、贵、川、康(除西藏外)四省，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驱出了中国大陆。
在西南各地新政权相继建立之际，粮食问题凸显出来。
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几个大西南省市，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历来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然而，当人民政府接管旧政权时，却发现，西南各省库存的粮食对于庞大的军需民用，如同杯水车薪。
四川省的库存粮食尚不足省内半月消费；在云南，国民党政权在昆明市的大西仓等几个主要粮库几乎没有存粮；20多万人口的贵阳，仓库存粮仅够维持3天；重庆等地的存粮也同样少得可怜。
粮食的需求量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西南解放后，需要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迅速增加，进入西南的60万解放军部队，等待收编安置的9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国家机关团体、文教卫生及企业职工约60万人，都需要人民政府供应粮食，此外，作为主粮区，西南地区还要完成中央要求提供战略机动粮的任务。
195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解决不好200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
邓小平把粮食问题放到了稳定西南局势，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战略高度，他明确提出，解决西南地区粮食紧缺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发动和依靠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组织征粮工作队，到农村去以地主、富农为主要对象征收农业税———公粮。
中央确定的整个西南1949年度的公粮为20亿公斤，其中，四川为15亿公斤，贵州、云南两省5亿公斤。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为了确保任务完成，1950年5月，邓小平再一次明确要求，把征粮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征粮实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的政策。
然而，就在征粮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西南各省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始了疯狂的暴乱。
在川西，1950年2月5日，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徒，在成都市东北龙潭寺发动暴乱，杀害过路和派往起义部队的军政人员40余人；2月11日起，邛崃、大邑、名山等14个县城被匪徒围攻。
在川东，匪特暴乱于1950年3月达到高峰，全区35个县市几乎都发生了武装暴乱，重庆市与川东各城乡处于半隔绝状态。
暴徒们破坏公路、桥梁、煽动群众，围攻征粮机构，哄抢粮库，杀害征粮干部，仅据川东行署涪陵地区三个县统计，1950年被抢走的公粮即达500万公斤以上。
西南地区匪患的猖獗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西南很多地方是和平解放，加之又是解放前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结束前，有计划地在云、贵、川、康四省建立了15个游击区，匪患最盛时匪众达50余万人，百人以上的股匪有1100多支。
面对土匪暴乱蜂起的严重形势，邓小平指出，不严厉打击国民党匪徒的嚣张气焰，不肃清土匪，不但征粮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社会秩序难以安定，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很难巩固，我们的工作应该把征粮、剿匪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进行。
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的领导下，剿匪斗争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展开。1950年2月15日，西南军区发出剿匪命令，要求各参战部队“克服任何困难与一切怕疲劳的情绪，来进行这一艰苦复杂的斗争。”
贺龙领导的川西军区提出了“先腹心区后边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剿匪步骤，集中8个团兵力，迅速消灭温江、眉山两地区的股匪，确保了成都中心区安全。此后，又先后进行了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消灭了川西腹地大部分土匪势力。
王近山则指挥川东军区集中主力，对交通要道和产粮富庶的璧山、涪陵两个地区施行重点进剿。1950年2月，川东军区十二军直属部队及所属两个团对流窜在璧山、永川、荣昌三角地带的“川东人民救命军”股匪予以全歼；4月，川东军区又以“铁壁合围”的战术对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带的7000余名土匪进行了歼灭。
川南、川北、西康、贵州等地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
从1950年2月到年底，西南地区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全区共歼匪85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40余万支，广大地区股匪基本肃清。
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征粮工作的进行。到1950年8月，西南区一举完成了中央下达的1949年度公粮征收任务。
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结束时，累计歼灭土匪116万人。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贺龙、张际春等领导西南军民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迷梦，从而使得祖国的大西南和全国一道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30多年后，邓小平在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十分兴奋地回顾道：“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资料提供/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丁佑君烈士纪念馆
□文字整理/记者魏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