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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写作”的自白
女性写作是女性试图通过对女性话语的书写，赢得女性在历史和文化中言说的权利，也是女性自我钩沉索引的过程。女性写作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女性以前的沉默状态，使女性经验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而且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对男性创作特权的颠覆和消解，就是一场争夺话语权、创作权和文学领导权的活动。正如西苏所说的：“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女性文学则是女作家用女性的声音说话，自己书写自己，抹去父权制下由男性描绘出的女性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而女性意识强调的是从独特的自觉的女性视角出发，书写女性经验、女性认识和女性体验的语言文化范本，具有以血代墨的“身体写作”特点，并具有非暴力、同情心、平等意识及和谐观念等女性文化标志。在此最重要的不是女性的性别立场，而是文化立场，即要追问她是在用男人的声音说话还是在倾诉妇女的沉默？她是作为一名妇女在说话还是在代替妇女沉默的妇女说话，或者替妇女说话？或者以妇女名义说话？身为妇女就一定具备了以妇女身份说话的资格吗？女作家的性别身份并不能保证其写作就一定是女性主义写作，因为女性毕竟生活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是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她们的身体、心理和情感难免被刻上一道深深的男性文化痕迹。
“女性写作”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一种与男性相对抗的文化姿态，它只是一种先锋式的写作风格。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中指出：“在西方文化中的父权制观念是本文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及美学之父，他的笔是一种像他一样具有生殖力的工具。……不但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繁殖后代的功能。” 女性写作本身就是打破男性的文化霸权，激荡女性枯寂心田，袒露女性独有的经验，打开女性尘封已久的心扉，成为一次文化探险。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称妇女写作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力量，“当她们在文化和社会中被压制的东西得到恢复时，那是一种爆炸性的、彻底破坏性的、令人惊愕的恢复，具有一种从未释放过的力量。” 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女性一切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能力以及应有的权利都被无情地压抑或剥夺了，不得不保持沉默，只有写作行为才能打破沉默，改变被压抑和奴役的境遇。通过写作，妇女得以恢复她的能力、资格、自信以及久违的欢乐。女性或者敢冒天下男性之大不违，对文化的菲勒斯机制提出挑战，或者踽踽独行，书写着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埃莱娜·西苏大声疾呼：“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身体领域。” 她希望写作活动能够引导妇女的觉醒，使妇女真正走上解放。
在这里，她提出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写作方式，即身体写作。“身体”对于女性女性来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是女性赖以确立自己价值的尺度及确证自己存在的生命尺度。“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 女性通过描写躯体，在肉体快感与精神美感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她还在继承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倡导“双性同体”写作方式。因为历史、文化和传统都是男性的，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痕迹，所以女作家在进行女性写作时，不能依赖历史和文化经验，只有拒绝历史、拒绝文化传统，才能找到自己的纯粹的女性立场，而她在自己的“一间屋子里”所拥有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所以她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经验，以自恋的目光谛视、抚摸和展示自己的身体，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于是在女性写作中，有关女性身体的令人眩目的感性经验成为一再重复的主题。
女性写作首先是扫去尘封在女性躯体、情感和欲望上达几千年之久的灰尘，激活被男性目光长期遮蔽的女性的真实自我，使女性身体从压抑、屈辱和男性欲望下面奋力挣扎出来；是女性将家庭影响、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附着在女性身体上的男权文化色彩层层剥离，使其受到压抑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像鲜花般蓬勃盛开的过程。文学史上的男性话语、男性叙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他们在小说写作中制定了一套明确的女性身体修辞学，使女性身体、相貌的描写涂上浓烈的男性化和雄性化色彩。女性的身体、心理、情感及感觉从幼年起，就被男权文化遮蔽住，并被改写得一塌糊涂，变得面目全非；或者说在男权中心话语中，“女人”被涂抹得色彩驳杂，难以辨认其真实面目。
女性主义作家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生命，生命是她们表达的本体。既是生命的赞歌，也是生命的悲吟，而身体既是女性生命意义的起点，也是她们生命意义的归宿。因此，原初的身体和本真的经验既是女性写作的起点，也是女性写作的终点。女性写作打上了“以墨代血”的“身体写作”的烙印，由女性自己来书写女性的身体，唤醒女性躯体内沉睡着的生命活力，展现出女性视野中的女性身体的审美意义，甚至使其带上了自恋的味道。此时，女性的身体在小说中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即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呈现的，而是作为女性自我欣赏和女性自我触摸的对象，即由“被书写者”变为“自我书写者”；同时种种女性独有的体验、感觉和想象也随之恢复，突破封锁之后的女性身体活力不可遏止地喷涌出来，泼洒出一幅瑰丽多姿的女性生命图景。女性主义小说中表达的正是这种以身体为中心的时间和空间体验，并以此抗拒妇女在历史上被书写的处境以及在现实中丧失话语权力的遭遇。
女性写作中，传统的“女为悦己者容”的男性崇拜观念受到了蔑视，女性自我及女性身体冲出黎明前的黑暗，做出了不无示威性的展现。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女性写作就是要返回她们自己的躯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 “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的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 在辨析了女性身体与女性写作的渊源关系后，西苏大声疾呼：女作家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 女性一方面通过写作来放纵自己的躯体与生命，挣脱男性修辞学强加在女性身体上的枷锁，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的逻辑，让女性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女性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写作还是女性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的过程。
她们采取了解构和颠覆的叙事谋略。他们解构了经典文本中对女性美的刻画，消解了经典女性形象。通常被描绘成“美”的化身、“善”的象征的女性形象，到了女性主义作家笔下，就成了“丑恶”的化身；她们还通过大胆披露女性的性经验，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温柔贤淑的女性既定形象，褪去女性头上优雅、纯洁的灵光。
她们打捞被泯灭几千年之久的女性之间的姊妹情谊，追溯梳理母系血脉渊源，并重新书写母性谱系，索引钩沉母女关系的记忆碎片，从而使写作成为女性救赎的一种途径。姐妹情人、母性女儿、母性姐妹关系都相继进入了女性写作的审美视野。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群，既是母女，又是姐妹，还是扯不断，理不清、难舍难分的情人。女性主义写作还刻意渲染女同性爱，不仅“打破禁忌和反对强迫的生活方式，它还直接或间接反对男人侵占女人的权力”。 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另外，她们还有意颠覆男性视野中的“女性文本”，即充满优雅、敏感、纤弱、淡淡的哀怨忧伤、天真无邪等色彩的文本；反击男性话语及叙事逻辑，摈弃男性经验、意象、修辞和句法，试图粉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性话语机制，建构出有别于男性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方式。这样就使写作不仅是对文化霸权、性别政治秩序的颠覆解构，还是一场摧毁菲勒斯中心的语言革命和美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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