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价值、成就及其嬗变的根本原因
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现象的主体，其本身客观存在的重大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汉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从自在、自为向自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最早脱离先秦文学不同程度地附着于音乐歌舞的状况，率先成为以文字为唯一载体、纯语言艺术为特征的文学品种，从而在文学史上掀开了不再借助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新时期。其意义的巨大、影响的深远，就文学本体的发展而言，不啻于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汉赋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意识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势必冲破传统的相对封闭的自我，对多姿多彩的客观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精神需求、审美意识也逐渐趋向多元化。而汉赋则正是这种文明进步在文学上的物化。它将先秦时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重在内心情绪的感发，延展到对外界事物形象的艺术再现，从注重美政、美德，扩大到包括自然美在内的一切客观美的追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愉悦性情的需要，从而对使文学的艺术功能更趋完善作出了贡献。
第三，汉赋是后世津津乐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主要体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采。正是汉赋，以前所未见的浓笔重彩，形象而细腻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呈现的享誉世界的辉煌景象，不仅艺术地描绘出当时诸如自然山川、都会城邑、宫观园囿、帝王生活、民生疾苦、婚姻爱情、经济生产、物质文化等极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而且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环境中饶具特色的诸如进取意识、自我完善意识、补衮意识、悲剧意识、怀旧意识、隐逸意识等精神心理，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无可替代的珍贵艺术资料。
汉赋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代体物文学，使其日趋成熟。先秦时代，文学的叙事状物是不够发达的。诗人总是重在抒发主观的内心情感，表现自我，而比较地忽视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去搜捕客观的创作对象，进行细密的艺术概括，大抵不出 有心为志，发言为诗 （《毛诗序》）的范围，很少 体物写志.这样就势必限制了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张力，不能充分展现广阔的大千世界。直到汉赋，才首次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自觉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不仅 极声貌以穷文 ，而且 蔚为雕画 ，从而奠定了我国体物文学的基础。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影响之深远，甚至泽及现代。诸如在艺术观念上以大为美，强调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追求气势力量的宏阔博大；在创作构思上充分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驰骋想象，巧构幻境，夸张渲染，拟人状物，使所表现的事物往往较之自然形态更富于艺术创意，而显得神采飞动，激越人心；在描写技巧上善于把握整体铺陈扬厉，将宏观与细节结合在一起，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化描绘；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注意熔铸华赡的词藻，词汇丰富，造语多变，句式参差，韵律铿锵，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典雅华丽，发展了修辞技艺，奠定了美文学的语言基础。
第二，极大地开拓了文学题材。由于汉赋体物写志的特性，导致作家有可能将文学的触角探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较之前代开拓出了广泛得多的文学题材，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的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是体物文学的发端，大到城市建筑，小至花木虫鸟、工艺器皿，无不摄手；汉赋又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已经出现专门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篇章，如张衡的《温泉赋》、蔡邕的《汉津赋》等。除此之外，汉赋还开创了宫怨题材，田园题材，确立了纪行文学等。凡举种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极一时、形成汉代文学洋洋大观的大赋毕竟衰落了。虽经班固重新提倡，也无法挽救，最终不得不放弃故辙，让位给灵活短小、更加注重抒情述志的小赋。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很耐人寻味的。汉赋的如此嬗变，原因很多，诸如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模式，陈陈相因，再难有实质上的突破；虽说体物以写志，但连骈铺陈、穷极物象、往往庞大而臃肿，作家情志未免常被淹抑等。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原因毕竟是属于表象、次要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大赋的颂圣应制性。这种文学体裁自从在司马相如手中由吴楚郡国走进宫廷，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专利品，就决定了它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以迎合皇帝一人所好为极致，而赋家也靠此得以进身，成为皇帝身边的 言语侍从之臣 ，亦即御用文人。纵观两汉以大赋名世的赋家，几乎概莫能外。
大赋一旦成为进身的 敲门砖 ，势必吸引了大多数文人对此趋之若鹜，甚至东汉后期顺帝时，张衡《论贡举疏》中还特别奏谏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能有焉。……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可见早已形成风气。既然连扬雄、班固、张衡作大赋都要祖式司马相如而转相摹拟，更何况其他诸生。
向皇帝献赋、在朝廷试赋，当然不出 宣上德而进忠孝 的颂圣。而一旦成 言语侍从之臣 ，又必应制而 朝夕论恩，日月献纳 ，仰天子之鼻息，诚惶诚恐，投其所好，为其帮闲；即使心有讽谕之思，在此场合，用此体裁，也不敢越雷池，只能将真情淹隐在一片颂辞之中，不可能率兴而发，明抒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种纯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像汉代大赋那样，从定型的时期开始，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是完全颂圣应制性的。这种特性除使偏爱它的帝王感到欢愉和满足之外，很少能使有才华、有识见、有个性的作家真实而强烈地表现出主观情思，相反倒是常处于艺术创作时的知与行、心与手失衡的矛盾痛苦中，故而或转用适于行情的别体宣泄，或抑郁悲悼，或弃而不作。如司马相如的不得志 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且做骚体《哀二世赋》、《长门赋》；枚皋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又自诋娸（丑）。 ；扬雄更蔑称其为 童子雕虫篆刻 ， 壮夫不为.因为文学毕竟是作家心灵的物化，不可能通过大赋这种文学形式充分展示作家心灵，而只能去取悦统治者，这才是汉代大赋走向绝境，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灵活自如的小赋，以真正体现 体物写志 宗旨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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