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楔
太平天国终于死了——怎么死的？饿死的。 在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中，导致天国最后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朝高层内讧，不是清廷,不是曾国藩，也不是洋鬼子，而是缺粮！在长达13年中，太平天国所有的战事，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目标，几乎都只围绕着两个字——抢粮！ 第一章 坐困愁城 ⒈ 公元1853年6月，太平天国发动从南京指向武汉旨在拓展根据地的西征战事，东王杨秀清亲自掌握西征大军的指挥权。 太平天国西征军从南京出发，6月10日，再占安庆，驻扎集贤关的清廷按察使张印塘率军反扑，攻陷安庆，旋即全军退驻集贤关外。这时，西征军主力西进，无暇顾及安庆，折而向南，围攻南昌，因为悬军深入，久攻不克，9月下旬，撒围南昌，分兵三克安庆，兼克九江。9月25日，翼王石达开领兵进驻安庆，构筑营垒、战壕、炮台，使安庆成为南京的前卫重镇，是西征军的有力支撑点，隔断了安徽长江南北岸的清军往来，为西征军主力开辟安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果然，1854年1月，西征军主力攻取庐州，底定庐州以南、长江以北各州县，完成了开辟安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安徽省变成了西征军进击湖北的前进基地。无可否认，一举开辟安徽省根据地，乃是杨秀清西征的得意之笔。但西征军进入湖北后，离开南京遥远了，杨秀清却继续抓住指挥权不放，进行“遥控”指挥，就难免贻误戎机了。 太平天国轻易开辟了安徽根据地，使杨秀清产生了轻敌冒进的情绪。反映在西征军1854年2日中旬，水陆围攻武昌时，分兵石祥贞等进攻湖南，开辟湖南根据地，结果削弱了进攻武昌的兵力，所以直到6月下旬才攻占武昌。占领武昌之前，湖南西征军因兵力不足，以至太平天国官兵斗志不坚，自6月1日湘谭战役失利后，湖南西征军便一蹶不振，即使杨秀清命曾天养军增援湘北，也没有扳回湘北败局。曾国藩则乘胜追击，10月14日，攻陷武昌，顺江水陆东下，直扑九江。 这种败局的出现，主要责任要由杨秀清来负，其原因是： 第一，军情瞬息万变，移步换形。如果杨秀清要掌握西征军的指挥权，应该随军征战。“遥控”指挥，徒然贻误戎机。如1854年6月，西征军与湘军在湘北争夺战中，曾天养发现敌军兵力强大，很有战斗力，拟弃守岳州，打报告回南京请示东王杨秀清。报告先到安庆，须经石达开审查后再转禀东王。翼王石达开是在西历7月30日收到曾天养的报告的，再转给东王，东王再研究决定下命令给曾天养，木船逆水行舟到湖南，总须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即是曾天养应在9月才接到东王的指示，而岳州已于7月25日失守，曾天养巳于8月11日战死。遥控指挥，如何能不打败仗！ 第二，西征军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石凤魁畏缩懦怯，面对与他同一级别的将领韦俊、石祥贞等，难以做到统一指挥。反过来说，杨秀清本应派威望颇高的翼王石达开作为西征军统帅，方可以随机应变，审时而动，何至于湖南败绩，武汉失守?杨秀清老于军事，曾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先后派韦昌辉、石达开去湖北前线指挥军事，但是，派出了又把他们追回来，原因何在？舍不得交出军事指挥权！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久，杨秀清挥舞起天父的棍棒、羞辱天王洪秀全，逼封万岁（此处且按旧说），这是他要牢牢掌握军权的根本原因。杨秀清和洪秀全一样，是宁愿牺牲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也不愿放松一点他个人的政治权势，这才是西征军湘北战败，武昌又失守的根本原因。 第三，西征军的兵力与作战能力，充其量只能打一个省的战争。安徽的军事胜利与轻易攻入湖北，使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武昌还未攻下，便命令西征军分兵出击湖南，超过了西征军的作战能力。林绍璋孤军防守湘潭，后无援军，湘军则水陆师兼而有之，还有地方团练辅助作战，林绍璋哪得不败！如果湖南西征军真有能力的话，为什么曾天养增援湘北后，湘北争夺战又失败?所以，杨秀清把湖南西征的失败归罪于林绍璋，显然是很不公道的。 第四，由轻易开辟安徽省根据地而轻率冒进，武昌尚未攻下，便分兵湖南，由湘北争夺战失败而武昌失守，敌军悉锐东下。杨秀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由轻率冒进而一下子转化为消极防御，命令燕王秦日纲坚守田家镇、半壁山，在田家镇与半壁山之间，用铁练构筑坚固的拦江工事，结果被湘军全部摧毁，秦日纲等败退安徽省宿松、太湖。湘军侵占田家镇、半壁山后，猛攻九江。险恶的西征军事形势泼飘大雨般浇到了杨秀清的头上，他这才不得不授予石达开指挥西征军的全权，终于被石扳回了败局，1855年10月，西征军三克武昌。 第五，如果湖北西征军不分兵进击湖南，而以这支兵首先扫荡盘踞荆州的荆州将军官文、盘据德安的湖广总督杨霈等部清军，建立湖北根据地，普遍推行乡官制度，曾国藩哪能轻易攻陷武汉，直扑九江? 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还牵涉到敌对双方面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对比。因此，对于太平天国的门户——安庆保卫战，就单纯从太平天国方面的军事活动来评论得失，这就难以说清安庆保卫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了。 1857年，太平军退出湖北后，湖北巡抚胡林翼运用权术，交欢湖北总督、满族权贵官文，居巡抚之位，行督抚之权。胡林翼利用他手中权力，整顿厘金、捐税、漕税等弊政，每月收入达40万两白银，所以他能供应七八万湘、楚军的粮饷以及作战费用。再加各省协饷，更见充裕。即以湘军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财力而论，早已大大超过太平天国的财力。再就地利、人和等方面来说，太平天国也屈居下风。胡林翼说：皖、鄂交界地段，“袤斜五百余里”，山势起伏，连绵不断。他在重要山隘关口，修筑碉卡，大型碉堡内可住的人以上，储藏五六天的生活必需品，大有以逸待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胡林翼的碉堡政策，虽不能全部限制陈玉成的马足，但是，终究凭险依碉，击溃了企图跟随陈玉成闯进湖北的捻军，捻军领袖龚得树战死。这次战役，无异是陈玉成部与湘、楚军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太平天国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 就将领间的关系而论，指挥湘、楚军的是湘军巨擘曾国藩、胡林翼，他们两人完全通力协作，互相救援，一部分经制兵将领如满人多隆阿等，都得听命于官文，胡林翼既能行督抚之主权，多隆阿等对胡林翼的指挥，也就俯首贴耳。而在太平天国方面，陈玉成与李秀成面和心不和，与后来增援安庆的干王洪仁玕、覃王林绍璋等意见颇深，作战时不能同心协力，又将如何决胜于疆埸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退山湖北后，胡林翼全面恢复旧秩序，厉行保甲，组织团练，又轻徭薄赋，笼络人心，所以陈玉成在1861年春统军打进湖北后，如入无人（理睬）之境，不能在敌人的后院煽风点火，白白劳师远征。 在军事兵种上，湘军拥有强大水师，完全控制了长江的制水权，杜绝安庆太平天国守军的水上接济。根据以上情况的对比，安庆保卫战的前途是败局已定。1860年夏，安庆保卫战开始前，胡林翼告诫悍将多隆阿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多隆阿自以为兵精将悍，企图于陈玉成军前来解围安庆前攻陷桐城，遂派兵强攻桐城。胡林翼一再致书多隆阿，命令他停止攻城。信中说：“惟攻坚非至谋，扒城尤非善策。驱血肉之躯与炮石相抗，精锐徒伤，士气不振”、“老兄目前攻二垒，带伤及不列等不报者约千令人。若再以梯攻城，不知又伤多少？”令立即停止攻城，另筹良策，说明作战时应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上，不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陈玉成在这点上认识不足，坚持死救安庆，不止一次率领主力冲入敌方预置阵地中去与湘、楚军肉搏，最后，他手中的主力打光了，士气瓦解，兵无斗志。关于这个问题，《李秀成自述》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连李秀成也不同意陈玉成用死拼老本的方法解安庆之围。 从上所述，可见太平天国自定鼎南京以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战事频仍，虽有两破清廷江南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但西征东讨，豕突狼奔，总给人以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的“困兽”感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原来，在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中，导致天国最后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朝高层内讧，不是清廷,不是曾国藩，也不是洋鬼子，而是缺粮！在长达13年中，太平天国所有的战事，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目标，几乎都只围绕着两个字——抢粮！（待续） 在太平天国最后的日子，南京城厚实的城墙一度被轰开大缺口，但曾国荃亲率的湘军却不得其门而入,而第三次清军长驱直入的原因，竟是因为守城的太平军已经饿得举不起手中的刀枪！
⒉ 从战略意义上说，由于高层人物急功近利，定都南京的决策，成为导致太平天国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这就是石达开最后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意图？可惜的是，觉悟已经太迟。 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攻克南京，立即决定建都于此，从而结束了流动作战局面，进入以南京为中心的“设官据守”的新阶段。这是太平天国战略上的一大转折。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所以决定在南京定都，除了“金陵为王气所钟”的心理因素，主要是看中江南富庶，米粮丰足。这从领导集团内部在攻克南京之初，关于建都战略讨论中得到证明，1853年刻颁的《建南京于金陵论》反映了这场讨论。其中多次提到江南民情“富厚”，“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顺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又有称江南“米粟最多，是天下所不能及也”。 李秀成在《自述》中回顾这场讨论时，谈到洪秀全、杨秀清改变“本欲取河南为业”的初衷，而决定定都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听取了一个湖南水手的意见，因为“河南河水小而无粮”，南京则“民富足余”。清朝封建文人也证实，太平天国放弃集中全力北伐，是由于“北路陆地乏粮，难于馈运；今据长江之险，舟师万千，宜先据南京为伪都，再图北犯……遂于金陵建伪天王府。”史实表明，丰富的粮食资源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一个重要经济原因。 从定都南京到1856年6月，是太平天国前期军事上的鼎盛时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战略防御之后，太平天国分兵北伐、西征与保卫南京。北伐基本重复了永安之后的运动战策略，至1855年因孤军深入、粮尽弹绝而以失败告终。西征经历了一度曲折反复，到1855年初转败为胜，进展顺利。1856年3—6月，太平天国击溃了清军江北与江南大营，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然而，从战争最后的结局、即改朝换代的长远战略目标来看，洪秀全等人定都南京，却是战略决策上的致命失误： 一、江苏南京的地理位置处在“吴（越）头（荆）楚尾”的长江中下游，受到清朝西南方各省的经济实力和东北方各省政治势力的双重夹击，即兵家所谓“四战（四面受敌）”之地（见本章附文）；作为清廷的财源之区，江南一旦有失，被掐住财政咽喉的清政府必然以死抗争，决不能也不会给太平天国坐下来喘气的机会；尤其是，太平天国这种把农业生产基地作主战场的战略构思，无疑会在战争的过程中使广大农村变成一片焦土，即使在军事上不断战胜敌人，也必然会在经济上饿死自己（事实正是如此）； 二、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于业已统治中国近两个世纪的庞然大物——清朝来说，太平天国决不可能仅靠几次战役的胜利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就可以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满人来自关外，最不济的时候还有东北三省可以依托，而太平天国就如同摆在砧板上的肉，一旦首都被围，立即就会走投无路，成为瓮中之鳖； 三、最终严重的问题在于：在战事频仍的状态下，由于没有巩固而稳定的后方生产基地，解决百万军民的口粮，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为了探讨南京的粮食补给问题，先要回顾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是如何解决军粮供给的。 太平天国初期并无一定正常的征粮制度，多采取“因粮于民”、抢割、购买等方法。征粮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家，“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赀粮。每遇富室钜家，必掘土三尺。”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从金田—江口墟至永安的5个战场，都是典型的防御战局。太平天国据守在狭小的战役基地上，没有战略后方，缺乏持续的粮源。金田起义时的聚粮不久耗尽，“粮食暂时短少，东西王诰谕众弟妹概食粥，以示节省。” 为了取得给养，杨秀清多次实施战术机动，试图夺取黔江渡口，皆为清军击败。突围至中平，又将各村墟余粮集中储备，以供防御军需。清军三路进犯为太平天国务个击破之后，遂改行“坚堵”，断绝交通线。太平天国只得返旆新墟，将早稻割获充作军粮。 在清军前后堵剿下，太平天国“盐粮将尽”，突围而出，沿途就食筹粮，辗转而至永安。李秀成自述中说：“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 1851年9月25日，太平天国攻克永安，驻守半年多。除沿途筹粮运入州城外，又乘清军尚未集结，“每日仍出抢掠近处村庄”。据10月17日估计，太平天国“积谷可三、四月之守。” 同时，太平天国又发动军民，抢割秋禾，“兹查逆匪粮米，自去岁闰八月抢割之后，仓廪甚丰。自去岁获犯即供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当时“所有附城近处禾稻，皆为贼收，是以充足。” 太平天国永安突围前不久，赛尚阿奏报了太平天国筹粮方法和效果，说；“查匪踞永安以来，因粮于民，掳掠附近各村，粮米无短绌。”此外，太平天国还派人采购，居民也接济军资，清军根据咸丰帝多次严谕，“严行禁拿，前后获犯不少，贼之接济实已无多。” 以上5个战场的战局表明，单纯防御战略不能解决持续的粮食补给，反而因日渐消耗，粮食军资危机不断加剧，有限的储备不能支持持久的防御战局。永安突围之后，杨秀清等人开始转变战略，由单纯防御逐渐过渡到积极运动,太平天国从此不再固守在贫瘠的山区村墟，而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内线与腹地长驱进军，把桂林，长沙、武昌、南京等大城市作为近期攻取目标，沿途攻城略地，清军无法再围困封锁太平天国了，粮食军资补给的困难也因此得以解决。 这一阶段，太平天国逐步形成了（勒令地主作）“贡献”和“打先锋”（打家劫舍）两种征粮措施。在进军途中，太平天国派遣分队，先行数百里，“前往遍张告示，令富者贡献赀粮，穷者效力。”如果富户不肯贡献，则采取打先锋的方式，强制征收。江忠源说：“粤逆志在择肥而噬，下户穷管搜求不暇。且或以时诈示仁义，愚弄吾民，买饭求浆，多给市值。”太平天国“赴(桂阳)州城，所过非官吏不妄杀，见乡民愿从者与俱行；倘不，亦不强也。居人家，每食延主人上坐，以诱致徒党。遇贼者皆传其不杀，颇狎之。” 可见，太平天国初期有较严格的群众纪律，打先锋的对象是官吏、富室，对一般人民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予以保护和尊重。 由于战略方针的转变，太平天国尝到了“不贾而封殖，不耕而饱食”的甜头，便错误地以为，“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则金银五谷，来源无穷。” 因此，太平天国把重要补给来源在放在战场上，企图以“抢”度日。每当攻克城市，清政府粮仓，金库，军械库一概没收，成为太平天国战利品。岳州，武昌、九江、安庆、南京等三十余座城池所有清政府搜刮的民脂民膏，皆入圣库。以致沿江东下时，万舸千船，皆置辎重。 1852年7月，太平天国在湘南，采取“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或“代贼买办谷米物件”，前者是要贡献，后者为购买。太平天国撤围长沙，进军武昌时，“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 1853年2月，太平天国从武昌，“下九江时，到处遍张告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由于迭克城池，给养取之清政府库藏。太平天国不再“因粮于民”，而且厚待农民，始则谓“概免租赋三年”，继则宣示“薄赋税，均贫富”，而且将所获衣物救济贫者，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和支持。 至于粮食的配给，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大体上采取人无私财与平均分配的办法。张德坚在《口粮》中记载：“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奉。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依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务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衙官取给，军中亦然……惟礼拜钱及粮米油盐一律皆有定制：伪官每人每七日给钱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七斤，盐七斤而已。”据此折算，太平天国官兵每人每日分给米1．14斤(1斤2两2钱)，油盐各4钱。如果粮食紧张，官兵即要减少定量，例如金田起义后不久，全军“概食粥”。在道州，“每夫一人早，晚只给饭二小碗，不能充腹。” 太平天国采取的劫富征粮、平均分配的粮食政策，保证了全军将士“同食同穿”。这对广大贫苦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李秀成说，许多贫寒之家“各因食而随”，参加了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进军两湖三江时，“富者，文弱者吞声以填沟壑，穷者、强有力者遂甘心从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正因为满足了渴望生存的贫苦农民的基本物质利益，从而使部队发展至十数万人，形成燎原之势。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各种筹粮方法都不是以开辟补给基地，建立战略后方，发展生产，保证持续粮源为前提的，而是单纯防御狭小基地或流动作战的战略产物，虽然在当时有较大的军事和经济效益，但从持久的战争局面考虑，此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方法，太平天国很快就尝到其带来的苦果。（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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