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语》是钱锺书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该书出版后，即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掀起了又一轮“钱学”热。报刊上有数十篇文章热评这本书：有讲该书的学术文化意义的，有讲该书内容掌故的，也有对本书的校注乃至标点提出商榷补充或补正的；但也有对此书出
版原委妄加猜测的，等等。今年是社科出版社建社30周年，又是钱锺书先生逝世10周年，现根据我当时的工作日志，将《石语》的出版前后情况作一记述，以纪念这位受人尊敬的一代学人，同时也为出版社留下一点出版史料。
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去白沙沟钱锺书家和杨绛先生谈《钱锺书集》出版事，当时钱先生已病重住院，不在家里。谈完之后，杨先生走到书桌跟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沓手稿对我说：这是锺书60年前写的原稿，不久前才发现，你们（出版社）有没有兴趣去影印一下？我想有人会对内容及锺书的字感兴趣的。她又说：“锺书过去写的东西，现在就只剩这份东西了。”钱锺书先生病重住院后，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但又怕干扰和给他带来感染而不敢去，就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因此杨绛先生一说完，我就立即答应说“可以的”，就取过手稿坐下翻阅起来。
这是用手工装订的一沓用毛笔字写的原稿，外边新包的白纸封面上，钱先生用苍劲的毛笔字写了“石语”两字，旁边钱先生又写了一行说明文字：“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圆女又钉成此小册子槐聚记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原稿用文言（繁体字）记述，有断句无标点。好在文字不长，我很快看了一遍。中间有看不清或看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先生；但有些地方她也认不清。看后，我考虑了一下，对杨绛先生说：杨先生，这份东西内容十分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资料也弥足珍贵，如果不标点不排印就这么影印出来，恐怕会影响读者阅读，大概许多人会看不懂，这有点可惜了，是否影印之后再附一个标点排印本，这会扩大读者面，给读者带来方便。对我这个建议，杨先生很赞成，但她担心这很容易出错，因为“锺书这份东西是60年前写的，有些字现在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想了一下，就不自量力地对杨先生说：是否这样，这事情我来做一下，有弄不清的地方，就随时来请教您。杨先生很高兴，同意我试试看。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取了原稿回家。不久我又去钱家和杨先生商谈此事，我谈了标点此书的几点想法，她都同意；她又向我推荐了周振甫先生，说周过去编过钱锺书多部书稿，比较熟悉钱的字体，叫我有弄不清的地方可去请教他，请他“把把关”。我立即同意。
我很快和周振甫先生联系上了，并去他府上将杨先生的意思传达了。他一口应允下来。我们说好，由我校点出一个初稿，再由他在上边订正。以后，我除主持社里日常工作外，就经常泡在资料室里一边查阅有关文献资料，一边进行校点。一开始校点，我就知道这一工作的困难了，因为虽然这篇东西不长，但它涉及许多人和事，包含许多文献知识和掌故，而且手稿中还有不少错字、误字和异体字等；还有一些认不清的字，就连作者本人也认不得了，等等，我是大大低估它的难度了。好在有杨、周先生的帮助，我很快完成校点初稿，并送给了周先生，请他审阅订正。周先生肯定了初稿，对一些疑难问题，他也去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作了订正，随后将稿子退给了我。中间，我和杨绛、周振甫先生还就校点中的问题有过多次互动。最后，我将初稿送去印厂排印。
正在此时，杨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她原先也不知道，原来过去钱先生已先把《石语》原稿交给栾贵明先生抄写和点校，还给钱先生看过。杨先生叫我取回去看看。我对照两个稿子看了一遍，发现栾稿比我们的稿子问题还多；而且栾稿是横写（我们是按原稿竖写），原稿按语放正文括号内（我们在原按语处抄写），也不符合我们原已商定的本书按原样排版体例等。我将栾稿送给周先生，并谈了我的看法，请他再看看。周先生看了，看法和我一样，他说：还是按我们的稿子排印吧，不过可以吸收“他对我错”的地方，改正我们某些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于是，我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杨先生，杨先生同意仍按我们的稿子排印。
在校点中，有一处地方是讲当时北平出版的一期《大中华》杂志内一篇文章名的，我实在看不清当时钱先生写的什么字，周先生也看不出，杨先生也看不出，栾稿也弄不清；后来杨先生又拿到医院里问钱先生，钱先生自己也认不清当时写的什么字了。这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将当年那期刊物找出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文章名了。可是我托人打听了一下，说是北京各图书馆中只有两家还保留有当年出版的这一刊物：一是北师大图书馆，一是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当时我去给杨先生送清样时，就向她说明了这一情况，说我抽时间去图书馆查后再将此处改正。而我当时特别忙，一时竟抽不出时间去这两个图书馆查一下。一次去张中行先生家谈事，张先生问我最近忙什么事，我说了校点《石语》事。张先生一听十分感兴趣，嘱咐我回去有空带稿子给他一看。我说现在我书包内就有稿子，立即取出给他看。张先生饶有兴趣地仔细看了一遍，对我校点中有几处又提出了订正。我特别指出上述刊物文章名字处，对他说“此处还需去图书馆查核一下方能解决”。张先生琢磨了半天，提出此处应是“家居”二字，还讲了原委。我一听有道理，就记下。回去和周振甫先生联系讲了张先生的意见，周先生也觉得有道理，给我来函说可照此改正。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总想去一趟图书馆；然而这时我有一急事必须要到外地出差一趟，发行部同志提出《石语》一定要赶在即将开幕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之前出样书，我也只好同意先出一版再说了。
在出版前，我代出版社为此书出版写了一个“出版说明”：
本书为钱锺书先生六十余年前与陈衍一次谈话的记述。陈衍（1856—1937），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和学者，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多种著述行世。这篇谈话评论了当时一些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和言行逸事，涉及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林琴南等二十余人，其间不乏谈话者对诗文写作、学问人生的真知灼见。全篇为文言记述，词章优美，生动风趣，不失为一篇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以及钱锺书学术思想不可多得的资料。
本书为首次出版，除影印了作者手迹外，还附点校过的排印稿。手迹中所用的某些异体字，排印中有所变动；个别误写字也作了改动。
在本书点校、编辑过程中，曾得到杨绛、周振甫、张中行、栾贵明诸位先生的热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1995年11月中旬，我将这篇“出版说明”连同最后清样稿送给杨绛先生审阅。11月26日杨绛先生回复：“文林同志：校样已细读过，好得很！但贱名当除去，其他没有意见。杨绛11月26日。”
杨先生这里说的“贱名当除去”，是指“出版说明”中提到的她的名字。我联系后得知，原来杨先生谦虚，她说她不能在“出版说明”中和张、周两位先生并列受谢，嘱咐我一定要删去她的名字。我说这反映了实际情况，杨先生确实在《石语》校点出版中起了关键作用，无人能代替。我说服她还是署名了。
对于头一版印数多少，我是估计不足了，心想《石语》为文言文，谈的又是文人的事，也只是学界少数人会感兴趣，因此提出头版印3000册就可以了。我出差后发行部征求了书店的意见，就自作主张改印1.1万册。谁知在订货会上，一听《石语》是钱锺书从未出版过的著作，书店就纷纷订货，订数很快超出1万册了。
《石语》出版后，如上述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有文章对校点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的；同时我也收到学界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以及一些读者来信，也对校点提出了看法和意见，这些我都一一择善而从。加之我自己和杨、周先生也发现了几处讹误，我都作了改正。特别是那期刊物文章名处，我本来就不放心，有一天收到钱锺书研究者陆文虎来信，他说这处“肯定是错了”，应该是“食字居”（他没说他已去图书馆查过）。为了很快出《石语》第二版，事不宜迟，我马上联系到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查找这期刊物。结果费了很大劲，才在书库一堆尘封已久的什物中翻找出来，一看果然是“食字居”，于是立即复印下来。出了编译局，我径直去了白沙沟杨先生家，将复印件给她看了。杨先生一看笑了，说“陆文虎已去北图查到了”，原来如此。
回来改正后，连同其他订正的讹误，又重新排出清样，送杨先生和周先生看后，《石语》于1996年5月印了第二版。但杨先生仍要删去“出版说明”中她的名字，我又说服了她半天，最后她“妥协”，最终同意了署名，但要放在周、张两位先生之后。此事不久为张中行先生所知，他还特地给杨绛先生写了一信致意和感谢，由我们代转给杨先生。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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