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社会文化组织，从诞生、演化到现代大学的转型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漫长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而这种文化特质逐渐丰富、形成和发展了大学制度。应该说，组织产生了特定的文化，而文化则进一步凝练了组织并使之演化成为制度。这种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是一种现象，亦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哲理———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在大学的组织变迁过程中，院校研究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应运而生，并促进现代大学管理制度进一步走向完整和成熟，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
一、大学组织文化的演变与制度变革
1.中世纪大学的行会文化与自治制度
现代大学组织的发端可以直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的史实。中世纪大学最初的雏型只不过是一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学者行会”，在这里，学者们出于对知识和学问的共同兴趣和爱好，共同学习或交流思想，来满足“闲逸的好奇”。在这里，学者的共同体互相传播着独立的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高贵的精神贵族气息。同其他行会组织一样，学者们自己制定行规，自我管理，形成了独特的“自治”的组织文化，这是大学自治思想的最初源头。这种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校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即使中世纪大学曾一度落入神权的控制之下，但学者们思想的独立、行业的自治也还是显示出本质的力量而得以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了下来，促使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组织机构。“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它职业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2.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凝聚了学者的组织和力量，使之成为一种独有的社会文化机构，而德国洪堡时期的大学改革才形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洪堡在柏林大学首次引入了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柏林大学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学术自由”由此成为大学最根本的办学理念。为了保证和落实这种“教”与“学的”自由，柏林大学吸取中世纪大学“自治”的精神，实行“教授治校”的权力模式，并首次开始了学科的专门和分化，在大学组成了“学院”、“系所”、“讲座”等学术组织，构成了现代大学基本规制的典型模式。大学权力机构“教授评议会”被蔡元培先生引入我国北京大学，力主以“完整的教授制”和“健全的评议机关”来演绎大学的独立自主精神，充分体现现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组织建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行政事务的管理，但这个层面仍是以依靠教师为主。如“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个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但是这个行政体系仍受立法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会所制约。在蔡元培先生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领导和治理下，北京大学的组织建制完整地维护了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理念和宗旨，是精英时代大学制度的典范。
3.大学世俗化后的组织文化与制度变革
德国大学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进程和发展，但19世纪末期从美国大学起则完成了大学由宗教向世俗化的转变，使大学的性质与职能更加完善，自此，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机构转向了社会的轴心。这一时期美国大学从大学的结构、形式到大学的理想、功能都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特色。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大学冲出象牙塔开始为社会提供服务，知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主流。正如詹姆斯?A?帕金斯所说：“历史上知识的三个方面第一次在大学的三个现代使命中得到了体现，其结果既是革命性的，也是影响巨大的。它们改变了大学和社会的整个关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大学观。”美国大学承继了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传统，更加强化了教授在大学的主体地位。例如，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发表了学术自由与教授终身任职原则的声明，进一步巩固了教师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大学学术专业人才队伍的壮大和成熟。在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中，美国大学接受了德国大学学科分化的观点，但一个显著变化是，学校的学术工作开始按照众多的实际需要建立了学系，作为学科教学的基础单位。而在管理结构中，一方面，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大学的管理，在美国主要是州政府控制大学形成分权管理特色，此外，学校之外的董事会管理学校事务也是大学世俗化文化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大学规模的日趋扩展，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大学的学术行政管理的职能日渐繁多，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日益增加，逐渐形成了一支与教师队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群体力量。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在大学组织管理方面有三个方面为最重要的变化：第一，教师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进一步增强；第二，政府的控制加强；第三，学术行政人员群体势力形成。
我国大学在建国后的发展基本上延续了以上的组织制度。与美国大学不同的是，我国大学管理的集权制与行政化的色彩更加强烈，同时，政党参加管理是大学组织制度的另一个特色，由此，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学术、行政、政治三种力量治衡的大学组织管理制度。
二、管理文化形成后的大学组织与院校研究
世界高等教育的进程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大学组织及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深刻的，以至于与传统大学相比，现时代的大学在组织形态、组织结构、组织环境、大学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笔者认为，这种变革可以将之描述为———管理文化形成后的大学变革。而随之应运而生的是：院校管理成为一种专业文化。
1.大众化后的高等教育与大学管理文化的兴起20世纪中期以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态势。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用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理论来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增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大众的基本权利。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同样得以发生，只不过比美国高等教育同样的阶段整整向后延迟了半个世纪之久。不同的是，由于国情、体制及各种原因的差异，中国的大众化教育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情况更复杂。例如，我国高等教育1999年开始全面扩招，在短短五年之间，高等教育的的规模就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增长到15%，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不仅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而且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美国2002年高等教育规模约为1560万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超过2600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不仅如此，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上也超过美国，按照教育部2003年完成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研究报告，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规模3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0%，相比2002年毛入学率的15%，只计划用17年的时间达到这个目标，而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4%到40%一共用了25年的时间。但是，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经费远远少于美国，例如2001年，中国高等教育总经费约1247亿元人民币，生均经费3434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年生均经费的17%。因此，相对美国来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面临的挑战更多、困难更大、问题更多。对于这样的形势和局面，马丁.特罗总结为，“增长给实施增长的教育系统和支持增长的社会提出了各种种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等教育的每一个方面冒出来，如财务、控制与管理、招生与学生选择、课程与教学方式、教职工的招聘、培训与社会化、标准设置与维护、考试方式与资格授予的本质、学生住宿与工作安排、动机与士气、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等。”很显然，大学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复杂化成为高等学校面临的严峻挑战。新的情况给大学管理模式势必带来新的变革，传统的“教授治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种种繁杂的管理事务已经成为大学一种新的文化，必须分化出越来越多的专门行政职能部门去应对它、解决它。因此，大学组织中不仅学术行政群体的力量在一天天增大，而且由于各种事务的专门性，使学术管理的专业性也必须随之加强，否则就不能良好地完成工作职能，服务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认为，大学的管理文化正在兴起并势必走向成熟。如果说传统大学是以优秀的教学和科研立足，那么，支撑今天的大学追求卓越之路最少需要两个支点，即：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与此相应的，必须有一流的管理！
2.现代大学组织管理的显著特征
现代大学生存的背景比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境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赵炬明教授用“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个特征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基本的背景特征。美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学从新世纪以来都进入了这个背景时代。大众化使大学的组织机构及教学运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市场化使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被置放于社会和公众的视野之中，国际化则使大学的竞争环境更加激烈。这些变化对大学的组织文化及管理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大学组织结构的科层制进一步加剧。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研究数据来证明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组织结构分化和增加了多少机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规模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着大学管理的成本，由大学派生出来的分支机构已经累不胜计。例如，资料统计显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之外，充足的经费、生师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比例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即:学校职员数与教师数之比不断扩大，以美国十所顶尖级大学为例：
美国10所顶尖大学的师职比：
除了美国著名大学呈现出以上的趋势之外，欧陆地区与亚太地区的一流大学也都呈现出以上特征。“世界一流大学之行政及技术支持人力充沛，教师可专注于研究与教学，不必分心于行政与技术性杂务，提升学术人力之生产力与附加价值。所有大学教师/职员比都不超过1.2:1，美国公立、私立大学甚至低于0.3:1，显示教师若要能专注于教学与研究，必须在行政与技术方面得到充分支持。若教师需要为行政与技术性工作分心，将是高级人才的误用与浪费，妨碍教学与研究品质的提升。”大学职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大，必然带来大学行政部门的分支化、专门化、层级化，科层管理的特征大大加剧;同时，部门之间的分界与壁垒也逐渐增强，给大学科学决策、组织协调及统一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二，大学质量绩效制度的逐渐形成。随着大学生存环境的变化，大学作为公共社会组织的特性得到了更加强化。一方面，由于政府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社会公共资源的日趋紧张，纳税人对大学的要求与监督不断加强，使得今日的大学处于一个“公共问责”的中心，对大学教学质量的绩效评估是大学无可逃避的责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丰富的教育资源，促使大学教育的买方市场正在形成，大学自身也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中心的地位，不断问责质量与效益方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生存与发展。因此，大学的质量保障体系与绩效问责制度逐步形成，成为现时代大学管理的重要内容。
其三，特色化发展成为新时期大学发展的显著竞争力。大学特色不可或缺，特色大学异军突起。纵观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突出特色、形成优势、提升水平，始终是办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因为在国际化的竞争环境中，仅仅建设一个高原是不够的，还要在高原的平台上凸显一个高峰，这样才能在多元格局中展现自己的风貌，在强手如林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寻求特色、发挥特色，就必须研究大学个案，研究自己的院校文化，在大学管理中出奇招、出重拳，整合优势的资源，走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
3.院校研究成为新时期的大学管理文化现时代大学组织管理的新的变化特点，需要有新的大学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这其中，有可遵循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但同时也有许多内容需要花下气力去研究与摸索。因为，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特色、文化，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发展领域等方面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气质。正是“遗传与环境"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大学，而也只有特色型发展才能走出自己院校的成功路子。因此，为大学管理而研究院校本身，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美国，由于大学管理的需要，这种自觉的行为开始成为有组织的行为，最后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并内化成为一种制度的设计，成为大学管理的必要环节。由于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简称IR)的特点———研究对象的针对性、研究对象的定量性、研究内容的问题性、研究人员的专业性、研究目的的明确性等，使之很快成为对大学管理决策起到重要实际意义的一种组织文化，为大学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我国大学院校研究的制度设计与问题
院校研究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的产物。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同样经历了与美国大致趋同的路子，时至今日，大学对院校研究的需求也同样显得十分迫切。但是，我国发展院校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对美国院校研究的全本效仿，实际上，院校研究的自发行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刚刚开始起步的时侯就已经萌生了。自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开始筹备到2007年正式成立，院校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更是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但是，作为大学科学决策、高效管理的必要手段，院校研究必须超越单一的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成为大学组织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融入大学管理的运作过程，服务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在这方面，我国高等学校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开拓。在此，谈几点认识。
1.院校研究的组织化需要进一步规范
我国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政策导引下，高等学校就开始了对百废待兴的高等教育萌发了研究的愿望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高教研究所。从功能定位来看，大学高教研究机构的最初设置也是主要从高校实际出发，研究本校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为学校领导决策提供咨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各个大学高教研究的组织基础和人员素质、发展目标的不同，高教研究机构开始逐步分化，如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逐步以学术研究为方向，开展了研究生教育，最后发展成为教育研究学院。但大部分院校仍然是研究兼行政属性为主的机构。在同一时期，由于战略规划需要的凸起，许多大学又相继成立了规划工作部门，专门研究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
应该说，以上高教研究或战略规划部门是我国大学开展院校研究的良好的组织基础。从现实情况看，大学规划处由于其在组织形式上隶属大学管理的职能部门，其在开展研究、调集数据、领导参谋、决策咨询方面具有更有利的优势，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高教研究机构往往在职能、任务、人员、经费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局面，缺乏参与学校管理研究及领导咨询的常态机制。笔者认为，在组织形式上，我国大学不必拘泥于冠以“院校研究”机构的名称，但需要对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必要的的改造，整合相关的力量，真正按照院校研究的规范模式和科学方法去开展工作。而这一点，必然牵涉到与大学组织运行的“契合”问题，需要在组织上给院校研究部门以明确的功能定位。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集高教研究所与战略规划处合二为一，既为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又真正为学校的决策发展做出贡献，是一个做得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针对大多数条件不具备的院校来说，将高教研究机构与规划部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整合是一个好的选择，或者以战略规划部门为主纳入大学管理运行机制中也是较为符合我国大学运行现实情况的制度安排。
2.院校研究需要融入大学管理制度之中
院校研究是一种将科学研究与大学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为大学的管理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也不以发表论文作为水平标志。在发达国家，决策与相应的咨询系统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这是由于现代社会“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和“组织外部的竞争性”所决定的。要使大学的管理真正摆脱经验式管理而依靠科学决策，就必须按照大学的逻辑来研究与构建学校的权力结构、管理方式、运作机制，使行政权力的实施建立在具有政策依据、战略规划、数据分析、专业评估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在组织结构与文化策略上形成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保障院校研究与科学决策的常态运行。
另一方面，院校研究自身的建设也是能否在大学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有为才有位”，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在组织的系统化、人员的专业化、技术的科学化等方面的建设是目前首要解决的任务。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兴起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沿着一条健康有序的道路发展，也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学者、研究者及专业人才，为院校研究的普遍展开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储备。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兼容性，院校研究要突破高等教育学科的边界，吸纳管理、经济、政治、统计等领域的人才参与其中，从多学科的视角来展开研究并解决问题。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看，也应该到了把研究队伍“壮大而混杂”、研究方法“多样与失范”、研究成果“丰富与空疏”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归纳与整理的阶段了，院校研究是一个适切的切入口，也是教育研究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重要途径。
3.院校研究需要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种组织文化只有孕育在适切的土壤中才能植根、发展、壮大。院校研究不仅是“研究”，也是一种“行为”，需要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的沟通与交融，需要领导的信念与权力，也需要数据与技术的交集与支持。这些都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保障。随着我国高校自主权的逐步放开，学校的定位、规划、发展更加依靠自己走出个适化的路子，院校研究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但是，真正重视研究的手段，形成科学管理的文化，依然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生成，例如，需要有真正具有战略眼光、深谙高等教育规律的大学校长，需要优秀的学术传统和高效的行政文化的相互理解、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等等。从外部环境来说，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共问责制度的不健全，我国高等学校的工作运行信息不能够及时、公开地向大众通报，特别是一些财政数据更处于高度的“保密状态”。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资源，使院校研究不能得出可信的研究成果，也拿不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长期以来，我国大学高教研究机构“坐而论道”、不切合实际的空泛研究之风，与此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由于没有收集信息、及时研究及公开通报的常态任务，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机构的运行状态是“等、靠、要”，完全处于应会上级文件指示的被动状态之中。另一方面，院校研究虽然是个案研究，但需要大量的比较分析的研究，各个高校之间的信息封闭，不利于院校研究向高水平、纵深处、高效性顺利展开。这些都是院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作者汪庆华系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处处长；荀振芳系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