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氏的故事

刊《读书》2007年第10期；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接受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的历史教训，三国的政治家对于女性介入政治抱有特别的警惕，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女性却未见得如坊间所传全然没有作为，她们也自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在“三国妇女儿童与文学”的课上，我和我的学生们就一起分享了魏武帝曹操夫人卞氏的故事。 　　卞氏的家乡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她原来的职业是倡，《说文解字》说“倡”即“乐也”，就是说她是一名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艺人。东汉末年，曹操在自己的家乡安徽亳州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才二十岁，然后一路跟着曹操到了洛阳。《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诗描写一个倡女嫁给荡子之后的生活：“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牅。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不过，卞氏要比这位独守空房的倡女幸运得多。 　　曹操当时还有位夫人姓丁，丁夫人之前还有刘夫人。刘夫人死得早，留下曹昂和清河公主由丁夫人抚养，不幸曹昂死，丁夫人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竟然心理崩溃，日夜哭泣不止，让曹操很不耐烦。卞氏的个性却坚毅刚强，也足够沉着，与丁夫人截然不同。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件事发生在189年董卓进京，废刘辩而立刘协为献帝，杀死何太后自任太尉的时候。董卓是甘肃那边的人，他的军队骁勇善战不说，就连当地的妇女，据说也能“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其势自然不可阻挡。董卓本来也想笼络曹操的，可曹操不从，化了装出城暂避，当时传言就说曹操死了，他的那些随从都吓得想要离开洛阳回老家去。卞氏挺身而出，劝阻道：曹君这一去，是福是祸尚且不知，现在你们就要走，如果他明天活着回来，你们以后怎么有脸见他？正因有难，才要共生死嘛。曹操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大感欣慰，建安初年，眼见得形势转好，便废掉丁氏，确立她为继室。另一件事发生在曹丕立太子的时候。曹丕为卞夫人所生，217年立为太子，人们纷纷来向她道贺，也有人问她是否要以赏赐的方式让天下人一起分享她的喜悦，卞氏回答说：魏王是看曹丕年纪大，才让他做了继承人，这顶多说明我并非教导无方，根本还到不了要把御府内收藏的宝物都拿来送人以示普天同庆那一步。听到这番话，曹操更是高兴，称赞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卞氏嫁给曹操后，随军东征西讨，养成了俭省的习惯，有一次，曹操拿给她一些名贵的耳饰，她只选取一副中等的。曹操在世时，厉行节约，他自己的衣被洗洗补补都能用上个十年八年，别人家往往烧香以除秽气，他却不准家里放香熏，搁在衣服里头也不行，只许用枫胶、蕙草作香料的替代品。卞氏因此从来不穿好的面料，衣服上也不加什么花边装饰，可是她待人却热情大方，这种作风，对于曹操树立清廉形象、完成大业，自然有加分的作用。 　　《古文苑》里录有一篇卞氏写给杨彪夫人袁氏的信，是现存卞氏的惟一作品。当然，由于《古文苑》的来历颇可怀疑，收录作品真伪难辨，署名卞夫人的这封信也很难说就是真的，只不过《古文苑》除了卞氏的这封信以及袁氏的复信外，还收了曹操写给杨彪的一封信并杨彪的复函，这四封信围绕的是同一事件，就是杨彪的儿子杨修被曹操杀掉这件事情，而今人所编《曹操集》也收了曹操的这一封信，所以在这里，姑且也将卞氏的这封信当一回真的。 　　杨修字德祖，是汉太尉杨彪的儿子，累世三公，为丞相曹操主簿。他聪慧超群，《世说新语?捷悟》篇总计七条，其中有四条是关于他的，讲的都是他如何善于揣度曹操的心思。一般认为他之所以被杀，是由于卷入了曹丕与曹植争太子的矛盾，他与曹植走得近了。曹植有一篇《与杨德祖书》，居高临下地批评当代作者，同时诉说自己“勠力上国，流惠下民”、不得已才去当一个作家的宏愿，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他还有一篇《柳颂》，序是这样写的：“余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大概他和杨修在一起时，总是月旦人物，自命清高。而杨修在《孔雀赋》的序里也借题发挥：“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眡。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似乎他同曹植一样，也有满腔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三国志》的《陈思王植传》说，曹操担心他足智多谋，又是袁术的外甥，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在背后支持，会干扰到太子曹丕的顺利继任王位，所以在219年，借口他泄露机密太多而将他杀掉。 　　杀死杨修以后，曹操写了一封信给杨彪，解释杀杨修的原因，并送给他们夫妇一些贵重礼物，以抚慰杨彪的“父息之情”，信是这样写的：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在曹操致信杨彪的同时，卞氏也以夫人的身份写了一封信给杨彪夫人，行夫人之外交： 　　卞顿首。贵门不遗，贤郎辅位，每感笃念，情在凝至。贤郎盛德熙妙，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宝用无已。方今骚扰，戎马屡动，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计，事须敬咨。官立金鼓之节，而闻命违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辄行军法。卞氏当时亦所不知，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自不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百匹，房子官锦百斤，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诚知微细，已达往意，望为承纳。 将这两封信合起来看，曹操说自己杀杨修为的是国家利益，道理极大极正当，冠冕堂皇，那是不得不杀，卞氏呢，她代丈夫补充说明杀杨修的具体原因，虽然于情不忍，却是势不得已，不杀不可。夫唱妇随、刚柔相济，这两个人配合得简直滴水不漏。曹操曾对手下官兵说：“治平尚德性，有事赏功能。”卞氏在人际间调和、斡旋的本领，或许就堪以“功能”相称。 　　219年，曹操封魏王，卞氏便以“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受封王后。转年儿子曹丕即位为王，她被封王太后，不久为皇太后。227年曹丕死，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又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230年去世。 　　卞氏比曹操小十几岁，却是多活了整整十年，亲眼看见儿孙坐到皇帝位上，也体验到母仪的崇高与威严。曹操生前，对妻家有所戒备，卞氏每次帮弟弟卞秉向曹操邀官要钱，都被曹操一口回绝：他做了我的小舅子，还嫌不够么？但是曹操一死，卞秉照样封侯升官，起大宅子。卞秉的儿子卞兰在曹丕做太子时，献赋颂扬太子“才不世出”，曹丕明知这话有水分，却仍觉得受用，卞兰的孙女后来成了曹丕的孙子曹髦亦即高贵乡公的皇后，卞兰弟弟卞琳的女儿后来也成了曹操孙子曹奂亦即陈留王的皇后。可以说终曹魏之天下，一直有卞家相伴左右，就这一点，也足见卞氏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的才能恐怕还远在曹操的估计之上。 　　杨联陞早年写过一篇《国史上的女主》的文章，主要讨论太后摄政以及母权、妻权的问题，他说在以儒教为本的传统中国，因为鼓励孝的行为，母亲的地位通常较高，这是有些太后临朝称制的前提。东汉以来鼓励孝行，好几位太后都临朝称制，而临朝称制最成功的例子要数和熹邓后，邓太后十七年掌政，抑制外戚，减轻赋税，重视文化教育，赢得朝臣拥戴，史称“和熹故事”，她以后的太后不无有心效仿者。也许是担心这种“权归女主”的历史重新复演，曹丕当政后，因此同样想方设法地阻止母亲插手政务，222年，他下达了一纸防止太后预政的禁令：“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文禁止太后摄政与其家族干涉政治。 　　但是卞王后升格为太后，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太后的权威，有若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就是对曹植的庇护。曹丕和曹植都是卞氏所生，曹植年幼，卞氏很是疼爱，本来两个儿子都有机会做太子，曹操最后选择了曹丕。曹丕登基，心里最不能平衡的大概就是曹植，而曹丕也很快下令曹植与其他诸侯王都离开位于河北临漳的邺城，各住到自己的藩国。曹植在临淄即今山东淄博的时候，因为醉酒侵犯监督他的使者，差点儿被砍头，靠了母亲卞太后，才得以降级换取性命。他屡屡破坏规矩得罪曹丕，曹丕满心不舒服，转弯抹角地让卞兰去向太后吹风，太后知道卞兰与曹丕要好，当时敷衍他说你去跟文帝讲，千万不要因为我坏了国法，可是真地见到曹丕，却又装聋作哑、只字不提。所以卞太后去世，曹植在诔文中极尽所能地大力表彰母亲，称赞她嫁给父亲以后，“玄览万机，兼才备艺，汛纳容众，含垢藏疾。仰奉诸姑，降接俦列，阴处阳浅，外明内察”。等到做了太后，又“悼彼边氓，未遑宴息，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不出闺闼，心照万邦，年逾耳顺，乾乾匪倦”。总之是里里外外，无不照顾周到。 　　曹操有个堂弟曹洪，就是当曹操被徐荣打成重伤，以马相授、救了曹操一命的那位，据说他为人吝啬，曹丕小时候向他借东西他都不肯给，登上帝位后，曹丕于是找了个借口要判他下死狱。卞太后听得风声，一边马上跑到儿媳郭皇后那儿去威胁：曹洪今天死，我明天就下令皇帝废掉你这个皇后。一边又在曹丕面前连哭带哄地央求：你不想想，如果没有曹洪，哪里有你现在的天下？软硬兼施，死缠烂打，横竖就是不让给这老一辈功臣治罪，这事在《三国志》的《曹洪传》里有记载。 　　尽管曹丕刻意禁止母亲干政，但他到底死在母亲之前，《世说新语?贤媛》篇说曹丕重病期间，卞太后去看他，眼见侍奉他的都还是曹操时代的宫女，顿时怒火中烧，痛声责骂：“狗鼠不食汝余，死得活该！”以后再也不去看儿子。 　　直到曹睿就位，比如曹洪的乳母及临汾公主犯了供奉淫神的罪，卞太后都还要跑出来袒护他们，而魏明帝也不敢公开得罪老祖母，只得与负责的官员串通好，假装根本没有收到她老人家的求情信。因为明帝深知这位老祖母有不肯善罢甘休的脾气，那还是在他继任皇位不久的228年，他去长安视察，当时不知怎么就有传言说他死了，他的叔叔曹植要出山当皇帝，谣言传到洛阳城，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一直到了明帝平安归来，谣言才不破自消，而太皇太后这下子可不干了，她不依不饶地要坚决查出造谣的人，明帝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她：既然天下纷纷传言，您又打哪儿查起呢？在这一刻，他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 　　前面讲到卞氏遇见曹操的时候，曹操正托病辞官，赋闲乡里，读书行猎，逍遥自在。曹操这个人，本来兴趣就杂，围棋、书法，样样精通，他对音乐的爱好，更是出了名的。汉末战乱之际，皇室的不少乐官、倡优流落民间，有的就被曹操收留，比如“能《鞞舞》”的西园鼓吹李坚以及雅乐郎杜虁，还有同样懂得雅乐的邓静和尹商、会唱宗庙郊祀曲的尹胡、能跳传统舞蹈的冯肃和服养，等等。《世说新语?忿狷》篇记有一则传闻：“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行者。”可见他爱音乐胜过爱人，已经到了血腥残忍的地步。他写遗嘱时还叮嘱后人，以后每逢初一、十五，都要记着让他的婢妾和伎人面向坟墓为他奏乐。 陈寅恪解释曹操之所以爱好音乐，是因为他出生阉宦家庭，他父亲的养父是汉桓帝时的宦官，当东汉末年，贵族士大夫与宦官严重对立，士大夫崇奉儒家经典，阉宦寒族却崇尚通俗文艺。《金明馆丛稿初编》就有好几篇文章提到这一点。不过在东汉末年，甚至像马融这样的“通儒”，也是“前授生徒，后列有女乐”，“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的，他鼓琴、吹笛，注《离骚》、写琴歌，又著有《长笛赋》、《琴赋》这样的作品，《长笛赋》还被当成描写音乐的名篇收入了昭明太子编的《文选》。汉末的另外一位学者，亦为曹操尊重的蔡邕也是“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并撰有《琴操》的，从蔡邕受学的“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则写过《筝赋》。《世说新语?言语》篇还有祢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正月半试鼓，为《渔阳掺檛》，“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的记述。可见得无论风从何处起，在当时，不仅仅宦官人家，一般儒者也都爱好音乐，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风气罢。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的讲义里谈到汉魏之际的文学变迁，他指出汉灵帝喜欢俳词，是导致社会上崇尚华靡的原因之一，延至魏初，习气依旧。刘季高的《斗室文史杂著》里有两篇文章专门讨论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及其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也可以参看。简言之，所谓“鸿都门学”，是汉灵帝于178年设置的，专门招收善写文赋、尺牍以及擅长书法、鸟篆的人，也就是不以经术见长、不能进入太学和东观之学，在当时来看是有点艺文偏才的人，这些人在汉灵帝的恩宠之下，不但迅速封侯拜官，谋得实惠，还被图形塑像，一时间成为文人学士的钦定模范。如蔡邕所说，这些人，“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早已开了通俗文艺的风气。 　　不管怎么说，当曹操遇到卞氏以后，他的音乐才能肯定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不知是不是曹操娶卞氏为妻，卞氏后来又贵为王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缘故，曹魏的几代帝王几乎都有不错的音乐细胞，既懂得欣赏音乐，也比较尊重艺人。 　　曹丕在诗里多次写到他以歌舞美酒招待宾客，比如“清夜延贵宾，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于谯时作》）比如“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征商……”（《夏日诗》）他还曾有一信写给繁钦，说他见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名叫琐的，模样清纯可爱，跳起舞来“能上乱灵祗，下变庶物”，唱起曲来又比车子的“喉转长吟”还要婉转动人，所以他很想将女孩儿纳为妾：“吾练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闲房。”信中提到的车子，是指繁钦向他推荐的十四岁的歌妓薛访车子，因为繁钦在给曹丕的一封信中称赞她是歌唱天才，“能喉转引声，与笳同音”。 　　曹植为人熟悉的与音乐有关的作品更多，这里只以《箜篌引》为例：“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 　　明帝曹睿最喜欢“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他在许昌修宫殿，据韦诞《景福殿赋》讲，其中就“有教坊讲肆，才士布列，新诗变声，曲调殊别。吟清商之激哇，发角徵与白雪，音感灵以动物，起世俗以独绝”。他还在洛阳的宫殿边上特意建起八坊，让上千个女孩儿集中于此学习歌舞，而后曹爽就是从他这儿拉走“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的。据说，魏明帝的继任人齐王曹芳也有“每见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的习惯。 　　以儒家正统的观念去衡量，这似乎都是不怎么体面的事情，但是由于曹魏帝王尤其是三祖陈王都有这种爱好，又可以利用强权把这一己之爱好普及开来，与人共享。比如曹操的同乡夏侯惇征讨孙权，曹操就赐给他“伎乐名倡”，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青出于蓝，后因“多蓄伎妾”而导致夫妻不和，他的妻子恰好是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再比如上面提到繁钦投曹丕之所好，与他通信讨论音乐，而曹丕也热切地把自己喜欢的歌妓介绍给繁钦。曹氏父子的音乐爱好，就这样影响着一个时代的风尚，曹魏时期在音乐文化上因此创造了许多新鲜的元素出来。 　　拿音乐来说，《宋书?乐志》记载汉代有一种无伴奏的“但歌”、后来叫“相和曲”的，起初由一人唱三人和，深得曹操喜爱，他下令乐师对它进行改造，加上表达感情婉转细腻的丝竹乐器伴奏，后来明帝曹睿又对它改造一番，从一部分为二部。在当时的中央政府里，还成立有“清商专署”这么一个新的音乐管理机构，主要演唱汉代古辞及曹魏三祖的作品，传统的雅乐，主要以金石为乐器，而清商曲则是以丝竹演奏为主要。王运熙先生1950年代专门写过一篇《清乐考略》，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出版的《乐府诗述论》里。 　　三祖陈王既喜欢音乐，也喜欢亲自填写歌辞。据说“太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就是说曹操熟悉乐律，每当兴致一来，都要赋诗抒发胸臆，把这些诗拿去配乐，也都能配得很妥帖。这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毛泽东写旧体诗，格律是旧的现成的，内容却崭新。他的传世名篇如《短歌行》、《步出夏门篇》都是这样写成的。他还大胆改造旧时音乐的性质，用古曲配新歌。比如《蒿里》本来是送葬时唱的丧歌，他用《蒿里》旧曲敷衍的新歌词却是咏时事的：“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到了曹植手里，这个曲调更变成励志的诗篇：“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还有《陌上桑》本是汉代艳曲，曹操却用它来唱神仙、曹丕用它来写从军，它们原来还都是长短句，曹操也把它们改为整齐的五言。这也有点像解放后歌唱领袖的那首《东方红》，音乐旋律采自陕西民间小调，据说还是情歌，却变成气势磅礴的一首颂歌。曹操毕竟为一代君王，他是太强势了，因此文学史上总要把他当成五言诗的一个源头。 　　魏文帝曹丕的诗不如弟弟曹植写得好，但他爱音乐如同爱游猎。他有一首《短歌行》是为哀悼父亲而写，据说演奏时他要亲自“抚筝和歌”。他还有一首《燕歌行》非常有名，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七言诗的始祖。魏明帝曹睿的作品现存很少，他有一首《棹歌行》“王者布大化”写伐吴，“发我许昌宫，列舟于长浦。翌日乘波扬，棹歌悲且凉”，也是气势不凡。曹氏父子中，当然五言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是曹植，他的《名都篇》、《野田黄雀行》都被收进《文选》，成为文学史上的佳构。中国古典诗歌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都是五言、七言的体制，要说曹氏父子有开辟之功的话，这个功劳应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文心雕龙?明诗》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在帝王的倡导之下，王粲、陈琳、阮瑀、左延年等著名文士也都写有歌辞。比如曹操为魏公，始建社稷宗庙，即命军谋祭酒王粲改写《俞儿舞歌》的歌词。《俞儿舞歌》原是刘邦让人根据秦中舞曲制作的，年岁久远，歌词已读不大通，王粲听过巴渝人的演唱，配合着乐曲，写下了歌颂曹魏的新歌词。关于曹魏时期乐府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萧涤非1930年代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时写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这里要强调的是，曹魏时代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卞氏这样的女性大概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西汉武帝时，音乐和诗赋都很发达，中央专门设有“乐府”机构，到各地采了诗来吟诵。武帝所娶李夫人，原来就是“妙丽善舞”的名倡，她出生河北定县，定县这个地方，据司马迁说，地薄人众，不少人以倡优为业，男子能慷慨悲歌，女子则鼓瑟歌舞，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李夫人的父母兄弟就都是倡，其兄李延年因“善歌，为变新声”而被武帝从狗监提拔到协律都尉，主持国家祭祀大典的用乐。《汉书?外戚传》记述李延年为武帝边舞边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武帝大叹：“善！世岂有此人乎？”李夫人不幸夭折后，武帝痛悼不已，将她的像挂在甘泉宫，通过方士“致其神”，并为之作诗令乐府演唱：“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武帝还写了一篇悼念李夫人的赋，也非常有名。 　　西汉成帝宠幸的赵皇后赵飞燕与她被封昭仪的妹妹赵合德，原来也是学过歌舞的。《汉书?礼乐志》记载成帝时“郑声尤甚”，权势之家敢与皇帝争女乐，黄门名倡“富显于世”。当时的乐府令桓谭就说，他手下掌管的倡优伎乐最多时可达上千人。汉成帝自己喜欢学问不说，比如他让刘向大规模地整理书籍，在他的时代，文学艺术也相当发达，出现了扬雄这样伟大的作家。《文选》收录女作家的作品稀少，却有班婕妤的一首《怨歌行》，这个班婕妤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与协助过邓太后执政并写有《东征赋》的班昭兄妹的姑奶奶，她也尝为成帝所爱。 　　现在，我们也许很难说清楚曹操究竟是因为爱音乐而娶了为倡的卞氏，爱屋及乌？还是因为先看中了卞氏这个人而她恰巧有着良好的音乐修养，误打误撞？但有一点大约可以相信，在曹魏的文学史特别是音乐文学史上，像卞氏这样一个女性，还是通过对曹氏三代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                                                 2007年5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