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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皇帝——明孝宗朱祐樘 如果把皇帝也作为一个普通人看待，那么我想，朱祐樘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帝了。首先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的男人，他的一生只取了一个老婆，那就是他的皇后张皇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另一个皇帝能做到。同时，他又是一个心地宽容，知恩图报的皇帝。他的亲生母亲被他老爹的宠妃万贵妃害死，他自己也差点被万贵妃所害，但是在他即位以后，却没有追究万贵妃的家人（那时万贵妃已死），只是把他们罢官了事。再则作为一个皇帝，他实在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皇帝，在他在位期间，扭转了明朝从英宗以来的颓势，国运蒸蒸日上，四野清平，使明朝的国势重新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史称“弘治中兴”。可以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一个皇帝，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皇帝。 附上明孝宗资料：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1487 ）--十九年（ 1505）】 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号为弘治。在位皇帝是孝宗，名朱祐樘，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即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很少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很高。 《明史》对孝宗的评价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的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辅导。从个人修养来看，孝宗并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一味迷恋于房中术，而是在诗、琴、画上的造诣颇深。在治国方面，孝宗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观之处。 孝宗的个人修养，首先得益于他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他6岁就被父亲宪宗立为太子。9岁的时候，就出阁讲学了。皇太子出阁讲学，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担任教育职责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粹之人。例如，担任朱祐樘的讲读官中，就有彭华、刘健、程敏政等人。彭华是江西安福人，依附万安，品行不是很好，但毕竟是景泰五年的状元；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与明初的理学大师薛瑄的弟子阎禹锡、白良辅一起学习，据说是“得河东薛瑄之传”的；程敏政是南直隶的徽州府休宁县人，10岁被人称作神童，荐入翰林院里读书。 据说，当时辅导东宫太子读书的人中，学问最渊博的就算程敏政了。单举这三个人，就可以知道宪宗对于皇太子教育的高度关注。皇太子一旦出阁讲学，之后除了大风雨雪天气以及酷热与严寒，每天都必须举行讲读。讲读的内容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以及经、史。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读，下午再讲。讲读的地点，当时是在文华后殿。除了读书之外，皇帝还必须练字，由专门的侍书来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100字，冬天每日写50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集天下之英才来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所以，孝宗从9岁出阁讲学到18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9年教育。 除了大臣对他的教育外，据说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孝宗9岁的时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给太子口授朱熹的《四书章句》。正是在宫中、外廷的双重教育之下，年轻的朱祐樘才不至于像后来的明代帝王那样淫佚放纵。当然，按照古代对于皇帝的神化宣传，朱祐樘天性就是一个贤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家的教育，尤其是明代重视理学的气氛下，皇帝所具备的学识应当集中于对伦理的把握和对历史的领悟，而不是诗文、书画、琴瑟之类的小技。但是，在明代皇帝中，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我们翻开《明史·艺文志》，可以看到孝宗有《诗集》5卷，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编写了《列朝诗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孝宗的一首诗《静中吟》： 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说，诗写得并不好，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弘治后期朱祐樘也开始迷恋斋醮、符箓），但后两句最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并且连带着将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一并抄了出来，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孝宗既有诗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誉了。只因诗中还提到“周家八百延光祚”，指周朝800年的统治，所以使钱谦益还想到另外的比附。他想，孝宗不单可以比作汉文帝、宋仁宗，还是周成王———“孝宗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汉孝文也”！ 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孝宗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孝宗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孝宗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 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荡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说，他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皇后张氏，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张氏的父亲张峦，原只是一个秀才，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监生。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家教自然还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 同年的九月，张氏被正式立为皇后。张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的 身处粉黛成群的后宫中，孝宗这样的情形的确让人费解。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孝宗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第二，孝宗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6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他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他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第三，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孝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 第四，大臣谢迁的劝谏。本来，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例如，成化朝的时候，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那么，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元年（1488）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孝宗服除后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但是，宪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后来主编《孝宗实录》的焦芳借此非议谢迁，认为谢迁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讨好当时的中宫张皇后。但是，也有人为谢迁辩解说，谢迁谏选淑女，不是禁止孝宗这么做，而是请皇帝缓一缓再做，其实也合情合理。但无论如何，因为谢迁这么一来，后来选妃的事虽屡经提起，却都没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为太子妃的张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后正式成为皇后，而且集专宠于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孝宗夫妇的伉俪情深，虽然令人羡慕，却对弘治朝以及后来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影响。从孝宗本人的意愿看来，这些影响应当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 第一，弘治夫妇感情之专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对地较少。张皇后一生中为孝宗生了两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炜与皇长女太康公主，先后夭折。因此，孝宗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后来朱厚照又没有儿子，所以孝宗的血脉便绝了。这在16世纪初期的一些大臣们看来，一个如此贤明的皇帝竟然无后，实在是令人痛心。后来,一帮大臣非要继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称孝宗为“皇考”，不无有这种为孝宗立后的心态在。孝宗单传，武宗无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这种情况引发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礼议，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影响深远。 第二，孝宗夫妇感情的专一，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张延龄、张鹤龄的跋扈。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孝宗，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父亲张峦在弘治四年（1491）进封为寿宁伯，不久封侯，死后追赠为昌国公。张皇后的两位弟弟，也先后受封。 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张延龄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时候（1503）也进封为建昌侯。孝宗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大富大贵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读书人，礼敬士大夫。但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不免气焰嚣张，纵容家人掠夺民田，鱼肉乡里，干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后生气了，孝宗也得跟着假装生气。事后，孝宗将萧敬找来，对他说：“你们说的我都相信。”然后，赐给了萧敬一些银子，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当时的大臣中，像李梦阳、吴世忠，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 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也许，在孝宗看来，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但毕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当然，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宫，皇后、太子、皇后的母亲 张氏的晚景凄凉，不堪言说。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后失去儿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过自己的两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张鹤龄死于狱中。她死后的第五年，张延龄被杀于西市。皇权的尊贵与无常，她都有切肤之感！ ◎用人唯贤的有道之君 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孝宗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我们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弘治四年（1491）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秦濬入阁。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弘治五年（1492）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曾经非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原来，从弘治八年（1495）起，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5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当然，在制度建设中，对鞔罄吹恼畏⑸钪卮笥跋斓模抟墒蔷┕倭暌徊斓闹贫取Ｔ诤胫我郧埃┕俚目己耸?0年进行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为仁慈。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弘治十八年（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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