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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 敌伪76号里的神秘女子
06年是中共隐蔽战线卓越领导人潘汉年诞辰１００周年。潘汉年是这一战线无数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其实，还有许多革命战士惊心动魄的故事长期不为人知，尤其是解放后，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的人达数以千计。关露，这位当年受党指示打入敌伪组织内部的党的忠诚战士、一代才女就是其中一位。 上海滩上名作家 “春天里来百花儿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著名电影《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春天里》，相信许多人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而词作者，就是孤岛时期上海的著名诗人、曾经奉命打入日伪情报机关从事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河北宣化人，１９０７年出生在山西右石县。她从小父母双亡，１８岁时逃婚到上海。１９２８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３０年，她在南京《幼稚月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一颗文学之星冉冉升起。她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关露。１９３２年“一二．八”凇沪抗战前后，她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女工中经常有她年轻活泼的身影，她在女工们开展宣传、组织活动。不久，关露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与夏衍、丁玲等共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３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她曾接替丁玲所负责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关露是左联时期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她的代表作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里面有许多当时以至现在都脍炙人口的诗歌，如《你去吧》：
在岸边，流下了黯忍的回顾，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一把鲜红的花，送走了你。不要恋着爱情，不要顾着别离，去爱你更多的伴侣！去吧！锣鼓咚咚的广场上，已经排列着我们的队伍了。举着枪，瞄着敌，一二三四五，虚着头一排的位子等你！你去！
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诗人的缠绵柔情，在不长的字里行间一览无余。
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关露就已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才情毕现的她，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及翻译作品。关露也是一个执着的革命活动家，她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在各种集会上讲演，有着“革命作家”的称号。如果不是因为服从党的安排，“关露”的名字可能会随着她的文学成就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心想去抗日第一线的关露奉命继续留在上海。１９３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当时上海地下党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着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来找关露。密电内容是：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关露心中很激动，她知道组织上要给自己派重要任务了。不久，关露按指示到达香港，这时她才知道小廖即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更让她惊喜的是，通过廖承志，还见到了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员大将潘汉年。潘汉年给关露布置了任务：“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此时，关露才知道组织上准备派她打入上海极司非尔路７６号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工头子李士群。
关露这个“革命作家”不得不放弃了心中的文学之梦，接受了这个特殊的任务，从此也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因为这一段经历，她的后半生饱尝难言的磨难和羞辱。
李士群为情坠入敌营 关露的命运转折，同李士群息息相关。 李士群，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４日生于浙江遂昌县一个山青水秀的小镇上。青年时代的李士群有“遂昌才子”的美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旋涡中心，也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思潮，如火如荼的上海工潮，深深感染了年轻的李士群和他的初恋情人叶吉卿。这对风华正茂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热恋中不忘时世，以高涨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身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在共同的斗争中，两人不仅结为秦晋之好，还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革命进入低潮。此时，李士群受命前往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特工”训练。他开始从一个革命的狂热分子变得理性起来，懂得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明枪，也需要暗箭；不久需要有人在前方甘洒热血，也需要有人在后方磨刀霍霍。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同样充满了刀光剑影、血腥搏杀。
两年后，李士群回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以保卫中央机关和处置叛徒为主要责任的“特科”，开始了秘密而又特殊的工作。
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积极发展特工组织。
１９３２年，陈果夫兄弟借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的机会，在“军委”之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该机构一成立，便以特殊的方式侦查、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逮捕、刑讯革命志士，与共产党“特科”展开了针尖麦芒式的激战。
李士群作为中共“特科”的一名成员，自然也是国民党眼中的一枚钉子，短短的三、四年里，他就相继八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拘禁关押。国民党特工的浸水皮鞭、老虎凳、电椅、胡椒水……种种酷刑，李士群一一尝遍。尽管死去活来，但敌人从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句有价值的话。李士群心里明白：敌人的拷打，是为了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组织，抓更多的人。因此，不吐真情，敌人对自己也无可奈何。敌人既然千方百计地抓到了自己，当然不会白白地让自己死去。敌人不会把自己关在牢里吃闲饭的，更大的可能是把自己放出去，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同时，李士群也明白，共产党的“打狗队”对叛徒的惩处，同样毫不手软。所以，李士群每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一次，每当饱尝一番酷刑，他内心深处就多一份对国民党特务的切齿仇恨。伴随着点滴累积的仇恨，他高涨的革命热情也在恐怖的酷刑中和对前途不明的痛苦中渐渐熄灭。
李士群第九次被捕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爱妻叶吉卿。他知道这次敌人是有备而来，大难就要临头了。他抵挡住了敌人无数次的肉体摧残，但当敌人罪恶的双手将要剥掉爱妻身上单薄的衣衫时，李士群屈服了。他不能想象爱妻赤裸着身子在敌人特意通了电的铁板上所遭的罪。他把自己从坚定的革命者的行列中剔除了出去，并且很快站到了其对立面。
关露受命替妹打入魔窟 李士群一手营建的魔窟，就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７６号，他则是这座魔窟的魔头之一。 ７６号是一座占地十几亩的大花园洋房，本是陈调元在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期间，搜刮了安徽的民脂民膏后，委托杜月笙在上海寻了这块地皮建造的一处藏娇别墅。上海沦陷前夕，陈调元举家出逃香港，这座花园洋房就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李士群和他的顶头上司丁默村把他们的特务机关设在里面，再经过一番改造，终于把这座藏娇之处改成了杀人魔窟！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８日上午，汪精卫在极司非尔路７６号内召开了非法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投靠日本。到９月，整个大上海谈虎色变、望而生畏的汪伪特工总部在７６号正式成立，人们习惯上称它为７６号！
组织上原本是要派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到７６号去的。
早在１９３３年，关露的妹夫李剑华被捕，她妹妹胡绣枫曾托李士群营救。后来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抓去，胡绣枫对他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很是照顾。李士群出来后，看到安然无恙的妻儿，从此对关露姐妹感恩戴德，表示将来如若发迹，一定报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李士群也因为投靠日本人而真的发迹，当上了汪伪特工头目，成为上海滩上权倾一时的人物。考虑到关露姐妹和李士群夫妇的这一层关系，组织上才打算让胡绣枫去接近李士群，但又考虑到她已经和丈夫李剑华打入国民党上层，此时远在湖北宜昌，而关露恰在上海，于是便决定由关露代替妹妹打入７６号！
如果没有关露姐妹和李士群夫妇的这一层历史关系，是很难接近李士群，更别说摸清他的真实思想，策反也就无从谈起。潘汉年派关露打进７６号，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这为他以后是否直接与李士群会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为使命忍辱负重 关露成了７６号的神秘来客。 李士群夫妇对关露确实很是照顾。从关露走进７６号那天起，叶吉卿不忘旧恩，每月都给她２００元，而且只多不少。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关露接受了这份馈赠。
大约到了１９４１年夏，有一天，因为关露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有去７６号了，李士群便派车来接她。那天，叶吉卿又要送她４００元，这次关露说什么都不肯收下。相持不下间，李士群叹了口气说：“关小姐，收下吧！我们所以这样作，不光看在你和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就是说，不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交情……”
关露听了这话，顿时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表面上却嘻哈着打趣道：“那还为了什么？是为了报答我妹妹？”
李士群脱口说：“也是为了老潘！”
关露一惊：“老潘？老潘是谁？”
李士群冷冷笑道：“别再打哑谜了，关小姐。你不是潘汉年派来的吗？潘汉年负责香港、上海的情报工作，我能不知道吗？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有胆量敢派人到我极司非尔路７６号来的，除了潘汉年，没有第二个！你说是吗，关小姐？”
确实，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就是这个使人谈虎色变的“７６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看着关露变了脸色，李士群又说：“别害怕，关小姐！你妹妹胡绣枫是共产党员，你是共产党员，这我能不知道吗？我手下的三千人马都是吃素的吗？都是饭桶草包流氓恶棍吗？那样的话，我在日伪方面还立得住脚吗？国民党在上海的两统，尤其是军统，以及上海区的头目陈恭澎、万里浪统统被我转化为我所用，关小姐不会不知道吧？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汪精卫比蒋介石好，所以我才投靠了汪精卫，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反蒋。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嘛！关小姐，我们何不携起手来一块干呢？”
此时，关露想起了潘汉年反复强调的话：“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其实，早在１９３９年秋，有奶便是娘的李士群就通过关系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表示希望能和中共方面有所联系。这也是李士群以及周佛海等汉奸共同的心态，他们总想着为自己留条后路。现在，有了关露这个联系人，他岂肯轻易放弃？
关露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知道自己今后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不由得想起“忍辱负重”四个字。为了党的工作，关露不得不放弃“革命作家”的称号，脱离了左翼文化阵营，背着“汉奸”的黑锅，冒着生命危险，凭着机智和勇敢，默默地战斗在充满了荆棘和暗礁的魔窟里。
守诺言半生凄凉 关露忍辱负重，身背着“汉奸”恶名，出入７６号，与李士群周旋，与大大小小特务的太太周旋，在牌桌、酒宴、舞场上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面对以往同志的任何不理解甚至恶意的攻击，她都沉默以对。与其说是她坚守对潘汉年的诺言，不如说是她用赤诚忠心表明自己对信仰的近乎痴迷的坚守和维护。 这样的压力不是一个年轻女性所能承受的。但关露是一名在党旗前宣过誓的忠诚战士，无论在同志面前，在魔窟里面，她都不折不扣地遵守着党的纪律。
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取得人们的理解，关露多次向组织上要求去延安或者苏联，但没有被批准。到１９４２年，上级通知她已经另外派人去７６号，可以不再和李士群联系了。关露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谁知，几天后她又接到通知，要她去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暗中寻找日本共产党，借机搞一些日本的情报资料。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本在本土举办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关露受上级指示出席了大会，再次顶着“汉奸文人”的帽子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天真地以为可以重新回到左翼作家的阵营里，再次感受来自同志间的温暖和信任了。不料国民政府惩处汉奸，她的名字郝然上了通辑令。她有口莫辩，被组织上迅速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然而在那片自由了的土地和自己的同志面前，她遭受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创。一次在大街上，迎面碰上一些在上海时听过她演讲的青年知识分子，当面骂她汉奸，关露心酸难忍，却没有任何人出面为她辩护，她的心被灼痛，由此大受刺激，精神崩溃。可以说，从这时起，关露彻底成了一个被历史误会和遗忘的人。
她的诗作不得以“关露”的名义发表；和王炳南的纯真爱情被迫中断；一连串的怀疑、误会、羞辱使这个理想主义的浪漫女诗人，从此关闭心痱。然而，此后历次运动却没有忘记她。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她两次入狱，前后坐牢十余年，精神几度失常。
１９８２年３月，关露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日子。然而此时，这个已经瘫在只有１０平方米小屋里近两年的孤寡老妇，除了无限酸楚和一丝欣慰之外，对生命还有什么留恋呢？她或许会想起当年进出７６号时那段不为人齿的日子，但她更不愿回首的，则是此后几十年的不被信任和漠视！现在，历史已还自己清白，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缓释，她不想再承受身体上病痛。关露甚至不想再让任何痛苦留到来年，就在当年的１２月５日，一个寒冷大风的星期天，关露吞下了大把的安眠药，然后静静地躺到那只破旧的单人小床上，合上了那双曾经美丽明亮的眼睛。陪伴她的，是枕边那只塑料大娃娃。凄凉苦楚可见一斑。
一个理想主义新女性的生命历程，被她自己果断地结束了。同为时代新女性的杨沫在关露身后为纪念她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感慨地说：她为党贡献了一生。丁玲的话语则更加简洁，颇显愤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没有照到她身上。
一代才女，在自怜自爱的同时，以诗人的情感方式选择了自尊地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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