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医的产生发展是随着中国传统太极哲学的不断完善逐渐丰富起来的。太极是中国人对宇宙万物产生的初始状态的文字描述，那是一个万物即将萌生的阴阳初判的原始图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太极，二是两仪，即阴阳，三是阴阳之间的中气。中气斡旋，阴阳升降，变化于是生焉，遂产生了万物。种虽万殊，性唯有五，所谓木、火、土、金、水，即五行也。火性炎上，水性下流，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是古人对万物五行特征总的概括。火之气为热，水之气为寒，木之气为温，金之气为凉，金木水火是为四象。土之气不寒不热，不温不凉，遇火则燥，遇水则湿，居四象之中，即所谓中气也。寒、热、温、凉、湿、燥，是谓六气，六气即五行在天之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身即小宇宙。所以，人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莫不与阴阳五行相对应。更以收视反听之内景之学，观察经气运行隧道之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起止走向，及与内脏之对应关系，配以针砭灸艾之法。又将草木金石禽兽之性情及五行六气属性详为划分种类，用作调整人身阴阳五行气化之偏，是谓本草之学，即今之所谓药物学也。 至于诊断疾病之法，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过欲详查其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八纲变化也。随后依理施法，处方用药，不过调整其阴阳五行性情之偏，使之归于平和无病之常也。 人之五脏秉五行之气而生，肾居下属水，在卦为坎，二阴居外，一阳居中，体为阴而用为阳，主藏精，其势降极而升，是生气之根本也。心居上属火，在卦为离，二阳居外，一阴居中，体为阳而用为阴，主藏神，其势升极而降，是藏气之根本也。人之身以此水火立极，升降往复，周而复始，是为无病。升降不畅，则火水未济，天地否隔，诸病作矣。 此不过略说大概，辨证施治依次类推，分而求之，千变万化，归而总之，不过阴阳。治病之法，和其阴阳，调其顺逆，补虚泻实，通滞解郁，损有余而不不足，使人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精神气血复归于阴平阳秘泰然无病之态也。 此乃中医体系认识论与方法论之大概，不如此说则不能彻其来源，尽其底蕴，非故弄玄虚迷惑今人也。 今人不加体察，眩于西医机械理论，误以为科学，百般维护其短，有意忽视其不能验证于实践之事实。而反将中医之屡经实践检验证实之经典理论恶意抹煞诬为迷信，实为真正迷信。其所标榜之所谓科学者，非科学也，实乃为维护彼迷信祭起之昏昏大棒也。迷惑颠倒，一至于斯，真可畏也哉！ 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论 朱丹溪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惑之者以为不刊之论，实则荒谬不经之言也。 确乎不拔之论当为：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以人生即一由生向死过程，阳者，生气也，阴者，死气也，阳消一分，阴长一分，人就向死近一分。多一分阳气便多一分生机，自然之理也。君不见冬日之木乎？阳气潜藏，阴气弥漫，枝叶摧折，形容枯槁，阴寒之极，死气临之也。冬至子时，一阳初动，阳气渐复，至于立春之后，阳气敷布，生机渐发，春色渐渐盎然，生命复苏，情志畅然，此亦显而易见之理也。 刘河间朱丹溪乃以天时之变，妄言为常，当火气行时滋阴降火或有一时之效，然时过境迁仍执之以为恒常不变之理，则大谬也，昔之琼浆，今为鸩毒矣。 观今之动辄以滋阴降火统治诸病者，杀人者众，生人者寡，犹执迷不悟以朱刘之言为根据，黄坤载谓彼等为下愚、厉鬼，良有以也。再观近世所谓名医如施今墨孔伯华者流医案，宗刘朱谬论，动辄降火，用药杂乱，不了了之，难得入口见效者，今世宗彼等者又不知凡几，此大众所谓中药见效慢之说所由来者也。 朱刘之过在以妄为常，庸工之过在不知变通。客气不无常变，主气终有盛衰。阳胜阴则动有余，阴胜阳则动不足，此常态也。动为阳，生气也，静为阴，死气也，明乎此则自能识得阴阳死生之变矣。 六气正名 内经所谓六气，医人千古从之，未闻质疑。实则杂乱无章，乱人眼目，开后人无限争论先河。 名不正则言不顺，请先正其名：风、寒、暑、湿、燥、火，此内经所谓六气也。天有六气，地有五行，六气者五行之气也，水气寒，火气热，金气凉，木气温，土气非寒非热，不温不凉，遇火则燥，遇水则湿。寒、热、温、凉、湿、燥，是为六气。风乃六气往来之动象，可寒可热，可温可凉，可湿可燥，乃六气之动，非气本身也。暑者，湿而兼热，火者，为五行之一，皆非气也。 内经所谓六气多风、暑、火，而少温、凉、热，是其体系杂乱明证，后人群说蜂起，各主一偏，实内经指归不确、立论不明有以启之也。 今中医衰极，正统一认识确定理论之时也。吾辈当努力从事之。 阴阳体用论 以偏治偏，药性所以为用也。 后天八卦以水火立极，人身亦同此理。水升火降，阴平阳秘，自然疴疾不起。阳根坎内，阴根离中。自然之理也。本乎上者亲上，水以升为顺也；本乎下者亲下，火以降为顺也。水不上升，无火蒸之也；火不下降，无水藏之也。地气上为云，阴随阳升也，天气降为雨，阳随阴降也。水火既济，地天交泰，则百病不生；火水未济，天地否隔，则群疾蜂起。动生阳，静生阴，阴为体，阳为用。有阴无阳，则体不得用，僵尸也；有阳无阴，则用不附体，游魂也。 《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明言阳气贵重于阴气也。纯阳则仙，纯阴则鬼 。刘河间以阳盛为病，朱丹溪谓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贵死贱生。此黄坤载所以谓此二人为无知下鬼也。 精神论 东属木，已胎火苗，火属心，主藏神；西属金，早孕水根，水属肾，主藏精。精神气血互相转化：精，生命之物质基础也；神，物质之生命能量也。 精温则化气，主生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如植物之生根发芽也； 神清则运血，主收藏：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如植物之开花结果也。 水居下主升，精化气则木生火；火居上主降，神运血则金生水。 主生长则性向外而进取，主收藏则性向内而退守。一味进取有丧本之虞，一味退守有失荣之虑。重精者有淫逸之患，重神者有妄想之忧。 精属阴，神属阳，阴成形，阳化气。《内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是阴阳并重，精神同宝也。无气之形则死，无形之气则散。但知形而不知气，则轻视生命；但知气而不知形，则难重死尸。 然人活在气，气散则死。徒知形而不知气，但见精而不见神，背离根本，驰骋枝末，轻视生命，远离自然，此西医于治病之学所以远逊中医之故耶？ 精说 肾藏精，心藏神。精为体，神为用。精化气为神，譬如薪火传递。神不宁则精妄动。精妄动则髓不秘藏，骨空筋缩，痿证作焉。虽不即痿，而必渐至。所谓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水不生木，木枯火焚。以冬不藏精，阳不秘藏，水火失根，润下炎上，火水未济，阴阳不交，故龙雷之火飞腾不潜，木焚火飞，上燥下湿，温病作焉。皆由精气不固，元神失宅所致。如是观之，精之所系者甚巨，性命攸关，故古人有保精之劝。义理渊深，词坚笔畅，岂西医无知妄作之辈所能知者哉。 阴阳天地水火一二离合论（艾滋病论） 此论受西医启发而始，彼虽必不能明其所以，然实肇始于彼之发现，功不可没，特记之，亦表非盲目排斥彼学者也。然思维方法终难沟通，此亦一二不可混淆之一证欤？ 公元2002年之12月1日，西方所谓之国际艾滋病日也。电视节目中列举艾滋病研究进展，云美国新发明一种检测方法，简单易行：但于一种溶剂中滴入一滴鲜血，普通人之血变成一条直线横断溶液之中，艾滋病感染者则分为两条平行直线，相距甚远。因触动灵机，作是思维：艾滋病人与普通人之区别无他，但一分为二也。此一二者何？请从中医之说论之： 天地未判，一气混茫；太极动转，阴阳始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河图之言也。一者谓何？先天之阳，即天也，在卦为乾，三连者是也；二者谓何？先天之阴，即地也，在卦为坤，六断者是也。此以三才记阴阳之象也，除之以三，不过一二而已。一二者，即先天之阴阳也。天地动转，阴阳交媾。天一降于地户，于是水生。水之体外阴而内阳，在卦为坎，在脏为肾，中满者是也；地二升于天门，于是火成。火之体外阳而内阴，在卦为离，在脏为心，中虚者是也。水火者，天地阴阳之用也。先天之阳收于水中，天一是也；先天之阴藏于火内，地二是也。一居下而二居上，此三才得先天阴阳之常也。一二反动，则天地为否；二一顺转，则水火既济。一二者，实万物生死离合之枢机也。 血之体为阴而用为阳，阴形之中内藏阳气，坎卦也，其根本实出于肾中。普通常人验血一条直线者，阴阳相交，一二相合之故也。艾滋病人验血两条直线者，阴阳离绝，一二相分之故也。又一为阳而二为阴，血成二条，坎中一阳已成阴气，坎阳者，先天生命之本也，坎阳一散生命失根，死期将至矣。而不即死者，说明尚有转机。转机谓何？使分者复合，散者复聚，一降二升，天覆地载，水火既济，阴阳互根，则病可以不作矣。 然治病必求于本，本立而道生。观艾滋病传染之途径有二，二者谓何？不过精血也。精血谓何？不过水火也。水火谓何？不过离中虚坎中满也。今其病从下而入，由内而生。坎中不满，是以一分为二；离中不虚，是以二化为一。表盈里亏，虚实反作；内寒外热，冰炭斯分。此否隔离绝之象，又非艾滋病所独有者也，西医所谓之一切免疫系统疾病莫不如此。 然治之道果何如耶？无他，益其损而复其剥而已。益者谓何？风上雷下，否上之阳复降也。复者谓何？地上雷下，剥上之阳复降也。二卦皆雷居下，雷者谓何？龙雷之火生于坎中，即先天之阳也。然则治病之道不过使其将脱之阳复归水中，即所谓导龙归海也。天一复降于水中，则生生之本复泰矣，又何病之有哉？ （理法已备，方药自在其中矣，明者可自求之） 非典型肺炎的典型证治（修订版） 非典型肺炎流行以来，有蔓延趋势，以至所到之处颇有谈虎色变之感。以中医理论观之，此病当属金木相冲温燥寒湿不能相济所致，其中很大程度属时气的原因。今试从时气的角度就其典型症状分析其发病的原因及治疗方法，不当之处尚望高明不吝赐教。 辨证：（高烧、乾咳和呼吸困难）肺金受克，气逆不能司呼吸，肺内有温燥之象。（胸部Ｘ光检查也会出现异状）如片状阴影等，皆是肺内受伤之象。（发冷、头痛）表有寒之象。（肌肉僵硬）血不濡筋之象。（没有食欲）脾胃不化之象。（抑郁）肝气不舒之象。（头昏脑胀、潮红）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天地不交之象。（拉肚子）燥湿不济湿气下泻之象。春三月寅卯辰，寅卯为木，辰为燥土，阳气上升，地气由湿化燥之时也。寅之前为丑土，寒湿也，观其时之地表可知。辰土温燥，观春分后之地皮干象可见。今年太岁癸未，天干戊癸化火，火就燥，其本性也。丑未之年太阴司天，太阳在泉，太阴之性为湿，火湿相遇，湿热作焉，此其岁时之应也。广州位于正南，在位为离，火也。此病高峰发于寅月，寅木化火，上克肺金，寅申相冲，木胜金败。金本克木，今反受木侮者，一则木当王时，金逢囚地，一则火来助木，先气而来也。卯月温气更盛，卯酉相冲，肺伤更重。以六气辨之：丑寅之月，寒湿内积脾胃，木气受郁，郁而化火，得天气之助，乃上行冲金，此其前期之证也。卯辰之月，温燥之气生，又兼风火相煽，肺金更受煎熬。今在上之温燥向辰月行，有更燥之势，在下之寒湿不得火济，屡有下陷之虞。 方法：此病与寒热湿燥四气有关，病位波及手足少阴手足太阴四脏，寒热燥湿不能相济，反各以偏刑脏，致令营卫不通阴阳离绝，遂置人死地。寒湿伤足太阳少阴，寒燥伤手少阴太阳，湿热伤足太阴阳明，燥热伤手太阴阳明。而终以木火刑金之势先令肺金罹难，天时使之也。治当先救其肺，同时外散寒结，内清热郁，润燥除湿，并行不悖： 麻黄20克，桂枝10克，当归10克，麦冬20克，黄芩10克，大黄10克，黄柏10克，苍术10克，茯苓10克，附子10克 糖尿病概说 糖尿病是一种内脏代谢功能紊乱症。众所周知，糖是人体的能量来源，糖的味道是甜的。从中医理论看，糖的代谢与脾胃有关，因为脾胃属土，土之味甘，胃主纳食，脾司运化，中气斡旋，升清降浊，人体内部方能除旧布新，所以中医理论又认为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在肾）。 又脾主统血，脾经与心经相接，所以脾也在一定程度上主管血液的运行（中华不败所说心脏的动力不足以推动血液的运行是对的，其实推动血液运行的原动力在肾，传导在肝脾，输送在心脏，治节在肺脏，血液运行机制与五脏都有关联）。脾的动力一部分来自肝肾的上升之力，另一部分来自饮食转化的能量，脾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来自饮食的糖转化为能量输送到血液中，变成人体的动力，就像把煤烧成火，把水蒸成气，把气转成动力，这一点于西方的蒸气机原理很相似。现在由于脾的转化功能出了问题，所以糖不能正常转化为能量，反而停留在血液中，成了血液的负担，这时验血血糖就一定高了，西医所谓的糖尿病就发生了。 脾本来主升清气，也就是把来自肾肝的原动力传导到心脏，而现在由于上升之力不足，不能推动饮食精微上升化为能量，反而使营养物质下陷于肾中，随小便排出体外，这时化验尿糖也高了，西医所谓的糖尿病就名副其实了。但由于西医受理论的局限，不能了解致使糖份不能正常转化为能量（相当于水化成气）的根本原因，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治愈此病。好在他们发现了胰岛素，胰岛素本来是在脾运化精微的过程中自动产生的，是脾的功能的物质形态，西医治疗糖尿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人体注射人工合成的胰岛素，胰岛素可以在短期之内降低血糖，缓解一些症状。但是仍无法根治此病，因为胰岛素不能自生，所以需要不断注射，而长期的注射不但会使脾的正常功能完全丧失，还会使肝肾功能遭到破坏，最终导致西医所谓的并发症，手足坏烂，肾功能衰竭，双目失明等坏证，终归不治。所以西医说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是绝症，对西医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前面说到了，造成此病的根本原因在脾的升清功能的破坏，而导致脾气不升的原因还在于肾阳的不升（相当于内燃机的炉火太小了，不能将煤点燃），阳气主升（热而轻故升），阴气主降（寒而重故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肾气不升往往是因为肾阳为寒气所伤，于理有据，于象可征，四诊相参，自有线索。所以我说早期的糖尿病没有波及到中焦的只用金匮肾气丸就能治愈，因为肾气丸正是温补肾阳的妙药（烧旺炉中之火）。 至于中晚期的坏证是经过不断误药积累起来的，已经损及了根本，但如果用药得当如法，也并不是没有还原的可能，但至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一年还无法恢复就很难彻底复原了。 而现在的中医在施今墨等名医的影响下对糖尿病普遍采用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使本来就受损的脾阳肾阳再遭克伐，这就好比雪上加霜，病上加病，又怎么能治好病呢？所以对这些庸工来说，糖尿病也成了绝症，不但损害了中医的声誉，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用这种方法客观上残害着病人。唉！人为的认识不清导致的灾难也够厉害的了！ 白血病辨 白血病是西医的病名，西医目前还自称不清楚发病的原因。但我认为此病实际上西医误治的结果。 一般来说，此病发病初期都有普通的感冒症状，随着西医抗菌素的持续注射，病情反而不断加重，长期低烧不退。这时医生往往怀疑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再经过检查，结果白细胞大量增生，幼稚细胞出现，粒细胞变异。于是，西医确诊为白血病。在经过多次的放化疗之后，病人的正气不断削弱，最后因正气极度衰竭死亡。 但从中医的理论分析，病人先天元气虚弱，坎阳不满，外感风寒之后，经太阳少阴两感继而深入骨髓，导致水中阴寒内凝，温气外泄。于是水寒不能生木，表现为骨髓的造血机能不能正常运转，导致肝心脾等脏器藏血统血主血机能丧失。最后，血不循经溢出血管之外，终因内脏出血导致死亡。如果不经过西医的消炎药不断损伤正气，将寒气层层引向深入，断不致很快死亡。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2000年，一个哈尔滨的青年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后，毅然拒绝治疗，决定用最后的生命骑车壮游祖国河山，当他在到达深圳沿路返回沈阳，再到医院检查时，奇迹出现了，他的血象恢复了正常。这个事实说明，在未经误治的情况下，所谓的不治之症——白血病是可以在自身正气的调节下恢复正常的。 而另一方面，那些死亡的患者无一不是在经过及时的联合化疗治疗后死亡的。即使中医也往往迷惑于表面发热的假象，使用大量所谓清热凉血药，戕伐正气，与西医治疗殊途同归。 若辩证不误，白血病绝非不治之症。治法不外固本扶元，因势利导，使深入之寒邪复从里达表，散于身外，则病自已矣。 高血压与温阳散寒 大剂四逆汤附子生姜可用100g以上，敢放胆用姜附者肇始于蜀中郑钦安先生，郑氏号称火神，于阴阳之辨洞若观火，阐明阴虚阳虚实据，发人深省，启人悟门。用药直接了当，效如桴鼔。见解高明，功效卓著，数百年来第一人也。惜后人不加省察，竟误以寒凉派为医学正宗，动云滋阴降火，罕言补阳散寒，戕伐正气，坏人根本，反将振元阳扶生气之郑氏之学目为左道，妄以正统自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理误人，用药害命。竟将歧黄救人之术反作杀生之法，此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郑氏之后有吴佩衡、范中林先生踵武芳规，独步杏苑，神功盖世，手眼通天，屡起沉疴大证，所赖者有干姜附子等猛将辅佐也。而时俗之辈动云有毒慎用，竟将一代猛将诬为废物，委诸闲职不肯重用，徒令寒气肆虐，生灵冻馁，此复可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高血压者，寒束血管使之内收也。西医不知散寒，只知扩张血管减少血流量，譬如嫌松紧带太紧，反复拉抻，使之松懈。不但未去寒气病根，反使血管脆化，失去弹性，不能收缩，最后导致脑血管破裂之证。若作一下调查，极有可能所有脑血管破裂患者都曾经长期服过降血压药物。现代病多为西药副作用累积所致，如新诺明已被证实可导致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尿毒症、红斑狼疮等多种西医绝症，此西医尽知者。西药大多如此，每种药物几乎临床应用之后都证明害大于利，不得不更新换代，而更新者同样存在尚不为知的种种负面可能，如前一阵所谓PPA。愚者不知其害，动辄滴流，以为仙药，趋之若骛，轻易赴死，多有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者。对所谓科学深信不疑五体投地，实则于其原理一窍不通，过于轻信乃至迷信，实可悲可怜者也。 每言及此，不觉语为之塞，气为之结，声为之激昂，性为之暴烈。此无他，明知其非而难令人信，欲正其误而求告无门。彼之昏昏者反洋洋自得，昂首戴面，以权威自居，垄断专制，于其不能治愈之病则定为绝症，他人以他法治愈，则百般刁难，不予承认，掩人之长，护己之短，以理论欺世，以技术骗人，竟能畅通无阻，为所欲为，谋财害命，死无怨言，此尤可痛苦流涕长太息者也！ 小青龙汤意解 小青龙汤从麻黄汤变化而来，欲解青龙先当识得麻黄之意。麻黄汤主治无汗发热、脉浮紧、身疼、腰痛、骨节疼痛之表为寒闭证。此证导致气机升降失调、营卫开阖不利，故以麻黄为君，开手太阴足太阳之闭。手太阴与足太阳皆主一身之表，肺司皮毛之外，又主呼吸，主气机之降，故又以杏仁之苦辛助肺气之降敛。桂枝(木）、炙甘草（土），一助营气外达，木生火（麻黄中空，有离中虚之象）也；一助卫气内收，土生金（杏仁色白，有兑上缺之象）也。君臣佐使之意具足焉。 小青龙主治心下有水气、少腹满、里作痞之中寒上干于肺的气机降路受阻之伤寒表未解证。表寒未解，故麻黄、桂枝仍用，散卫寒恐营气外泄，故以白芍、炙甘草清郁热敛营阴。下寒上干，故以干姜、半夏降之。细辛、五味，外收内通，与干姜、半夏成错综之势，五味、半夏之降敛，使细辛、干姜之辛散下达也。 咳喘之因缘于肺气不能内收，不能内收之因为中下寒湿上干，排挤肺气逆行。今得干姜、半夏、细辛、五味收敛逆气，下通中阻，又兼麻桂之辈外散表寒，故得表里双解上下齐通，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之因下寒阻滞降路所现诸症可以不作矣。 真武汤意解 真武，水神之名也。以之名方，治水之意寓焉。真武汤于《伤寒论》中凡两见，一见于太阳中篇，一见于少阴篇。太阳为寒水之经，少阴乃主水之脏，皆关乎水，故以水神名其方也。 克水者为土，水生者为木，一为官，一为子，顺承泄秀转枢升降所关，不可忽也。水气为病，或上凌心火，或中淹脾土，或泛溢皮腠，或闭塞经络。阻碍气机升降，影响津液运行。故悸动、瞑眩、瞤动、振振欲擗之状出焉，腹痛下利、小便不利、肢重疼痛、或咳或呕之症成焉。 欲治水先当培土固堤，白术是也；再当疏浚通流，茯苓是也；水寒则凝，当温化之，附子之责也；又当推行宣泄，生姜之使也；木植而后土固，土固而后水藏，白芍者，固土藏水使不流失之木也。 然白芍所固者水土之体也，若其用不彰，则当代之以桂枝焉。白芍者，阴物也，故伤阳之下利去之。其于固藏敛降之用为宜，而于宣发疏散之用有碍。其与桂枝相反相成，体用同顾，补泻兼施，每多并肩作战，桂枝汤乃其典范也。然亦有分道扬镳各司其职之时，此桂枝汤所以有去桂去芍之变也。苓桂术甘所主乃寒水上凌阳用不彰之证，故去白芍。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所主为水郁不通阳结化热之证，故去桂枝。桂枝白芍，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散一敛，一清一温，其表法阴阳之实物耶？ 真武汤无桂枝者，以其有阳结郁热也。去芍者，以其有阴凝之下利也。阴凝于中，则加干姜。若阴凝于下，阳气不达，以桂枝破之不亦宜乎？又何至生振振欲擗地之恐哉！ 阴阳升降论 道生一，太极也。一生二，两仪也：阴阳也，动静也，在象为水火也；二生三：阴阳相感，水升火降，升降之间，中气成焉，中气者，土也；三生万物：水流湿，火就燥，湿土生木，燥土生金，金木成气，万类成形矣。火性上炎，外阳内阴，升中有降也。水性下润，外阴内阳，降中有升也。金性收敛，在卦为兑，一阴居上，二阳居下，阴覆二阳下降归坎也。兑上一阴，从离中来也，离阴为阴之祖，故名太阴。木性敷扬，在卦为震，一阳居下，二阴居上，阳载二阴上升于离内也。震下一阳，从坎内来也，坎阳为阳之祖，故名太阳。离阴右降，肺气从之收敛也。坎阳左升，肝气从之敷扬也。离阴不降则胃土燥结，肺金失养，此朱鸟汤黄连阿胶所自出也。坎阳不升则脾土湿郁，肝木不达，此肾气丸中附子桂枝所由来也。 何谓”气”,气是古代哲学术语,,是古代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反应,代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高水平,中医学产生于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一学术思想,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构建了中医学理论的核心,由于古文字久深奥,理解起来颇为困难,加之年代久远,现代人对其产生怀疑并持否定态度大有人在,然无法否定是,谁也不能拿出确凿证据来推翻它. 时间最能证明一切存在,很多古老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中医学产生距今已二三千之久,它仍屹立于当今医林中,证明其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应该去消灭它,而应该在继承中发扬它,可以断言,中医学绝不会被西医学所取代. 气之一,原也,气之二,阴阳也,气之三,精气神也.合和为一,分则不可枚举.言阴阳者，是言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言精气神，一分为三，是言运动的普遍联系也。前人，后人对阴阳阐述透矣，自已没有必要赘述。本文主要言“气”运动的普遍联系。 言精气神者，是将“气”的运动从始至终的全过程，人为地分为三个阶段，来阐述“气”本一也。也进一步地阐明 “气”是运动着的，运动是物质基本特性，运动是相对的，普遍的联系，即精---气----神-----精，往复循环的过程。 精，气也，古人谓之混沌之气，混沌者，未开化也，阴阳合和，精气四溢，孕育成胎，并逸出母腹，这一阶段所禀受之气，人为地谓之为精气，是“气”之始。在此阶段出现的疾病统称为精病。例如不育不孕证，小儿先天性疾病等等。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古人对此类疾病进行有益的探索，但成果不多，更多的是臆测。 神，气也，古人谓之清灵之气，是“气”最高级阶段，得神者生，失神者亡。哪么神是怎样来调控全身的，能够遍布全身每个角落的只有三个系统，即脉，经，络。外界或体内的刺激，冲动首先传导至经，络，再由经，络传至神，神作出应答后复传于经，络，以此来调控全身，因此神病应包括经病，络病。 因精气神中的气在术语层面容易被混淆，其居于中，不妨称之为中气。此阶段才是古中医学阐述的重中之重。中气分四个方面来阐述,即营卫气血也.营生于中焦,清升而降,.卫气生于下焦,浊降而升.卫气与大气(自然界之气)相结合,其升则卫外,其降则生成宗气.是故卫气之呼也,宗气之吸也.营气在宗气的推动下,入于脉,化赤为血,其化为神,其藏在肝,其泻在女子胞也.是故凡营卫气血为病,皆为中气为病也.：“女子胞”是奇恒六腑之一，其功能特点是“通”，“适时而通”，非常通。其“通”受心肾调节。“女子胞”是个广义范畴，其范围包括女子生殖系统，男子生殖系统，而非单指子宫。 《素问，五脏别论生成篇》：“脑，骨，髓，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日奇恒之腑”。“女子胞”的存在在历代医家中颇多争议，其争论的焦点是有关“女子胞”的解剖定位问题。目前在法定的教科书中都解释为“子宫”，这种望文释义得出的结论，其真实性还是值得商榷。 中医学是以功能划分脏腑，西医学是以界线划分脏器，这是中医学与西医学在解剖理论上的区别。很显然要理解女子胞的解剖范畴，必须遵循中医学的分类方法，看看哪些脏器具有“适时而通”的功能。 1，子宫，孕育胎儿的场所，具有“藏”和“泻”作用。 2，睾丸，是精子的生成与贮存的场所。 3，前列腺，是男性性润滑液产生的场所 4，乳房，是哺乳的场所 显然，女子胞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并不是单指女性的子宫，其包括以上四个脏器及其附属器官。对“女子胞”所致的疾病，其治疗与预防的着眼点在于“藏”和“泻”，维护和保特女子胞的“以通为用”的特性。 承认”气”的普遍联系,必然要言及这三者的相互转化问题,精生气,气化神,神生精..三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这里必须要区别的事,精病及气或神,气病及神或精,抑或神病及于气,精也.
人身一团气，根于天地，立于水火，出于父母，应于四时，合于阴阳。 六气和平，是为一气，各不可见；六气乖和，乖者立见，仲景所谓“之为病”是也。 人身之形 水火立极 气之亏盈阴阳证出，升降失常病丛生。 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家是鼎足而立的。儒家重视人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立千古不朽的功勋；佛家倾心般若，主张在自觉的基础上觉他，自度的基础上度他，普度众生，同臻西方极乐世界；道家则崇尚自然，主张通过这种修炼，达到长生久世，羽化登仙。儒家的着眼点在于入世，佛家的着眼点在于出世，道家的着眼点在于加强自身修炼以求长生不死。 儒、医、武三家的养生修炼方法 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家是鼎足而立的。儒家宣扬经世济国，崇尚孝道，所以在做种种入世事业的同时，也必须懂得点医道和养生之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张仲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一句儒家典语。相者治世，医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家的人生追求。 在养生方面，纵览儒家经典或文人笔记，各自所述之法虽多，综其大要，却基本可以从养气、饮食、男女、心性、居处以及其它杂法等方面加以归纳。而这些方法基本上又都已被道教养生修炼法涵盖。 自宋明以后，儒家很多人士都习练道教的内丹功，但他们多数都不像道教徒一样追求长生成仙。而仅仅是修心养性、修身养气而已。 道教的修炼术与中医关系至深，上古巫、医不分，由巫发展升华而成的道教，与同由巫发展而来的中医，可谓同出一源。 道教的行医施药是为学仙炼养之士“立仙基”、积功德的重要方面。道教直接继承了中医的气功养生方法，导引行气、跷摩等气功医疗方法，都被道教所采用、发展。中医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说，及其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说法，基本上都为道教所承袭发挥，作为修炼中关于人体生命的基本理论，渗透到导引、存思、服气及以后成熟化的内丹学中。 道教养生修炼学，反过来又影响中医。唐代以后，气功、养生学主要由道教中人所发展，成果甚为辉煌，相形之下，中医的气功养生学却裹足不前，医书中论及于此，无不取于道教，并提倡：“学医者宜参看丹经”，道教中的行气攻病法、存思治病法、六字诀治病法、导引治病法、咽津治病法、发气治病法、意念治病法，以及各种气功诊病的方法，均被医家使用。许多道教中人又身兼名医。可谓医道不分了。但医家多具严格的科学态度，他们采用道教的养生修炼方法，只是把它当作祛病健身的手段，而不是奢谈了登真成仙。 中国气功的流派主要是佛、道、医、儒、武五大家。其中武术气功及武术界的养生修炼方法，至今仍是独树一帜。习武的人都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力、功，外练手、眼、身、法、步”，更有“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拳谚，说明练功对于格斗取胜、武功修为的重要性。 武功养生修炼方法大致有内功修炼，技击桩训练，大力鹰爪功的训练，硬气功训练，以及运功疗伤、逼毒等。 2、内功修炼 主要通过炼养内丹周天，健体强身，增加内功，并修习特异功力。内家拳非常讲究内功、内劲和柔劲，常常以巧制拙，以柔克刚，“四两拔千斤”，这些光靠技术、技巧和战术是不够的，必须有深厚的内功底子。内家拳就是武术和气功的有机结合。 3、技击桩训练 主要效果是增加整体爆发力，发拳重，底盘稳，同时由于站击技桩多在夜深人静时，又可同时训练出敏锐的听觉和反应速度。 4、大力鹰爪功的训练 分为百曰筑基、丹田修炼、五心纳心、金针断筋、鹰叼乾坤、采气修炼、神力吸阴、铁指守劲，阴阳捻石九个部分。大力鹰爪功又名鹰爪千斤力，是伤元擒格招的专用武功。大力鹰爪功专练十指抓、捏、拧之劲，功成者，指可捏碎碗、杯、石子，为擒拿挫骨、点穴、闭脉的必修功法。它是一种内外双修功，既不属内家又非外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5、硬气功训练 硬气功也称武术气功。它是通过长期地吸气、吞气、闭气、呼气、喷气和崩气、并配合身体外部的负重排打或击物等一系列动作的锻炼，使内劲力在意识的指导下强有力地集中，并可使这曰益强大的劲力从身体的某一部分向外爆发，产生极大的冲击力或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忍住尖利物的刺击。 硬气功在练法上有主练气和主练力之分，在应用上亦有进攻性和抗打性之别。 硬气功可以抗疾治病、健身强体，也能强化人体内在潜力，获得特异功能，亦能用于御敌抗打，加强进攻能力，在正常生活中还可丰富文化生活。 6、运功疗伤、逼毒 这是内功和医疗气功在武术中的应用。分为自我运功疗伤、逼毒，和发功为他人疗伤、逼毒两种。无论哪一种，都要求施术者须有足够的功力，并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种做法常和内、外科结合使用。
儒家功 儒家功就是儒家的学者以及信徒修练的一种功法。关于儒家功的内容与方法，主要见于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和荀况的《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 儒家功将正常的生活、道德修养和练功融合为一体，练功的目的是更积极地入世和更好地治国，不像佛家和道家那样为了出世，这是儒家功最突出的特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 儒家功如果按照佛家的看法，还没有脱离"我执"的束缚，但儒家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所以这种功法本身就是对于绝对自由的一种约束。 儒家功和道家功、佛家功相比，非常简单，主要是以守静的心斋、坐忘为代表。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问他什么是心斋，孔子答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可以看出，孔子所主张的心斋是通过意念专一、呼吸细长、耳之不闻、唯心能觉，进而达到神气合一，进入清静纯一的境界。孔子认为心斋这种功法是修身的关键，不但可以使人不出户而知天下，还能使人延年益寿。有了这种认识，孔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自己保持一种宁静豁达的心态。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孔子的意志力比一般人要强好多。 孟子在继承孔子守静的理论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存夜气。求放心就是把为外物迷惑的心收敛起来，养夜气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好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至于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至大至刚"的宇宙元气。 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孔孟先圣的静坐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静坐看做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但是，儒家的静坐一直没有详细的理论和具体的功法，到了明朝时期，儒士高攀龙参考了程朱的理学思想，又吸取佛、道两家的功法精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的静坐理论。 关于静坐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所以，高攀龙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很平淡朴实，但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 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和弟子们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没有超过先圣孔子，其实，儒家的功法是一种为入世做准备，或者对强身健体起促进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所以，就功法的优劣来说，儒家功或许在其他功之下，但在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方面，则是任何其他功法所无法比拟的。 中华医道的原理及其应用 傅景华 一、开辟道法自然的天地 1. 自然是无限的过程 自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想知道自己生存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生命又是怎样产生的？对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乃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西方人自始至终都在有形的具体物质中去探讨。古代的中国人却推崇那至高无上的道。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形无象，无限大有，无疑代表无限的自然过程及其中无限的相互作用。老子深刻地领悟到了道的存在，并解释为“有物混成……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尽管他借广义的物而论道，仍然被诬为主观唯心主义。惟《管子》的理解最接近老子，并能通贯有无而发人深省：“道在天地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大千宇宙，无穷无尽，万象更新，无始无终。自然处在无限的运动之中，杳杳渺渺，无边无际，浩浩茫茫，涵盖八荒，至微至着，至隐至显……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万千变化，如果我们想简单和谐地把握自然的真谛，则需要把自然看作一个过程。自然过程是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这种作用的总和才是自然真正的本原，而同时又是结果。自然不是如今所谓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是自然如此，是无限自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无限的变化，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中有数、序、类的规律可循，而无限的变化又各处在态、势、象的境界之中。于是，便有形、气、象展示着多彩的世界，而以神、气、形显现着生命的奇迹。 《类经．摄生类》中载：“气在天地之外则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之内则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之以明，雷雨风云得之以旋，四时万物得之以生长收藏，何非之所为？”广义的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因此绝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指无限的运动方式。生命之气则指各类生命运动方式。阴阳之气、五行之气、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均属生命运动方式的归类。气和则生化，气化以顺，乃合于道。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新的运动方式，相同是没有意义的。“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自始至终是一切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载：“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术数即数术，与算术相对，但算术被后世称作“数学”，因此易发生概念的混淆。既然算术被称作数学，那么数术应称作数道，方能区别其标本主从。数学描述物质结构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描述自然过程的时间方式与作用关系。阴阳、三元、四象、五行、六气、八卦、九宫等均属道之数，即自然运动之数。数的作用规律则表现为序。《周易》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等组成二元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扬雄《太玄经》三元、九州岛、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等组成三元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 类是关于运动方式的归类。态是关于变化方式的描述，势是关于变化属性的描述，象是关于变化显现的描述。《素问．阴阳类论》有“阴阳之类，经脉之道”，即以类述其理；《素问．示从容论》有“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即以类述其法；《素问．疏五过论》有“比类奇恒，从容知之”，即以类述其诊；《素问．征四失论》有“不知比类，足以自乱”，即以类述其治。纵向的序列与横向的类别交互作用，形成了自然和生命过程中无限的作用关系。包罗万象的阴阳、三元、四象、五行等归类是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中各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变化态势象的基本数序。数、序、类与态、势、象纵横交错，经纬运变。同气相求，同数相应，同象相类，同类相感。所以，我们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可以条分缕析地认识这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过程。 释家以性为气，以相为象，统称为性相。《大智度论．第三十一》谓：“性言其体，相言可识。”《法华经．方便品》谓：“知是相，如是性。”这是说性是本，相是可识别的表现，通过相可以了解性。程颐《易传序》谓：“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微不可见的是自然原理，宏大可见的是变化之象。二者一源，不可分割。理气数象，浑然无间，见其象而知其理，致广大而极精微。童中州和陶渊明《神释诗》谓：“天运无停机，万象自昭著……而我居其中，动息有理数。”生命与自然过程一样，有理，有数，有象。以取象比类，知气运数理。恰如司空图《诗品．雄浑》所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于是，我们如果能够超出具体事物中所人为限定的主客体界限，而进一步看到一切主客体关系中都存在着统一运动，以及其与它类方式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的内容，那么我们所认识的过程、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原理与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的概念范畴，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方法，就具有了普遍的、一般的意义。其实，光学家在研究光的运动方式的共同性时，并不计较发光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物理学家在研究摆动的共同特征时，则不必同时深入了解摆动物体的结构与功能。要求中医改变自己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从“朴素”“自发”起步去重新解决西医已经解决了的人体结构与功能问题，是无端强加于中医的痛苦而灾难性的脱胎换骨的任务。由此可见，立足于过程、方式和相互作用的自然原理去认识中华医道，不仅具有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且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2.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它将带给人类简单和谐的理论。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许多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都曾坚定不移地怀着类似的信念，毕生为之奋斗。然而，遗憾的是，人们总是企图以精确的定量形式，去追求世界的平衡和实现理论的统一。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就曾以其似乎无可辩驳的实验事实向人类宣告：“凡是可能测量的，都要进行测量，并且要把目前尚无法度量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这—实证论的科学思想，至今仍然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唯一的、不可动摇的科学研究方法。 古代的中国却以道论自然和生命的过程性本原，以气论过程的运动方式和相互关系，以数论运动的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并用数、序、类及态、势、象等简单的概念范畴去描述复杂的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中的千变万化，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理论纲纪。《周易》则内涵至简至易。《易．系辞》中载：“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简从。”如阴阳五行数序就是道的实用范畴，是描述自然过程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作用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因而其不仅可以简单地把握自然过程中的各种运动节律，而且也是认识生命过程必不可少的基本范畴。其不仅可以展示现代理论物理中关于闭合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和静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而且也可以实现对现代生命科学中关于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描述。气作为运动方式，则可包容物质、能量、信息。数、序、类、态、势、象亦如此。 爱因斯坦认为，物质是由“实物”和“场”两部分组成。“自然界或生物体的场和实物双重构造原理”被看作是自然界最根本的原理之一。物理学中的任何场，都不是能够看得见或凭一般感觉可以感受到的实在物。它被认为是呈现为一种力或能而无处不在，所以也必然以力或能的形式存在于生命中。然而这一认识尽被医道中运动方式、宇宙数理、形气阴阳、开合聚散等理论所包容。相对论创始人毕生致力于统一场的研究，但没有成功。随着现代科学向物质纵深领域的挺进，科学家们一再企图重新点燃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希望。正如物理学中的“场”被认为具有作为最富魅力的概念一样，囊括场、信息、时空等的“气”的概念，无疑将具有深远的自然、生命与社会之道的意义而席卷未来。 中国人把自然和生命过程中的简单性与统一性称作“唯一气耳”。这里同时即包括了宇宙信息的连续性，如把人看作小宇宙等。中医通过对经络俞窍的作用而实现对生命过程的统一协调，就是本于宇宙乃至生命信息的连续性原理。中医望诊、脉诊、闻诊及耳诊、手诊、足诊及其相应的治疗方法，也是本于这一原理。至于统一性原理所包括的同类事物的一致性和同步运动的共和性，更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均有着充分的应用。 《荀子．王制》中谓：“神明博大以至约。”我们从自然的简单性原理出发，立足于自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更能宏观地把握运动的一般规律，从而由宏及微，由隐至显，见微知着，出神入化。中华医道就是在认识到自然与生命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共同性以后，根据自然的简单性、统一性、连续性原理，而通过取象比类、从容综合，以审时度势、把握病机。清代医家费伯雄所撰《医醇剩义》中谓：“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许许多多最伟大的发明和惊心动魄的创造正是从这“平淡之极”开始。 又如导引按摩、推拿点穴、热疗浴疗、拔罐刮痧等就是提供了一些极其简单而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摄生和治病的方法。这些方法作用于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可以实现对人的所谓亚健康态的调摄和疾病过程的调和。包括生命信息的驱动，生命能量的利用，生命物质的转化，乃至生命力的激发，生命态的跃升，都会在简单的作用过程中得以实现。就象简单的针刺通过对经络、俞窍的作用，调和人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起到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一样，二者都是这一自然的简单性原理的应用。道在于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以及中华医道千古不易的自然观、生命观、思想律和方法论。 3. 宇宙是时空的运变 《墨经》关于“宇，弥异所也；宙，弥异时也”的论述，是中国人对宇宙范畴的最精辟的见解。道作为过程，与时间观念紧密相连。关于时间的定义，至今仍困惑着西方学术界。其实，时间就是自然空间的运变。正如有物质就有暗物质，有粒子就有虚粒子，有空间就有虚空间一样，有时间就有虚时间。时间是自然空间的节律性运变，虚时间则是自然空间的非节律性运变。自然空间所包括的虚空间与实空间、合空间与开空间，即分别属于医道中先天气与后天气的范畴。例如，闭合空间的动态能禁闭量子与静态能量子则分别属于医道中元精与元神的范畴。生命空间与自然空间相通，其运变则为生命过程。医道的生命原理远非有形的具体物质结构的科学所能取代。中药的时空效应远非可见的生物化学实验的药理所能包容。 牛顿描述的绝对时空，受到相对论思潮的否定。伽利略变换的相对性，已接近分析时空。爱因斯坦描述的相对论时空，就是分析时空。而普郎克描述的量子论时空，却是共和时空。时空因果关系是量子物理与经典物理（包括相对论）的基本分歧。共和时空统摄分析时空。这样就不难理解，医道的过程性原理对结构性医学的超越，医道的方法论原理对分析性医学的超越。现代科学已知微观粒子的波动性是超时空的，而魂神意魄志是对生命之神信息控发过程的分类描述。这样就不难理解，医道中生命之神与气对形的超越，以及神藏和气藏对形藏的超越。也就是说经络藏象之道可包容器官结构之学。而不应以器官结构之学毁灭经络藏象之道。 一维时间方式是不可逆的，但三维空间形式是可逆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治疗一切疾病的可能性。恒变的时间态势是不同的，但空间态势却可部分相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取象比类方法的现实性。任一时间包涵全部空间，任一过程包涵全部结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道气数序理论的超越性。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转不息”，苏格拉底称他们是“流动的人”。但古希腊人这一原始的悟性，却缺乏赖以发扬光大的氛围。如今以实验研究方法，以物质结构理论，对中医的解释、验证和改造，竟然是重复那遥远的历史。这与巴门尼德以物质一元论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惊人地相似。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老子的“无中生有”与“其中有信”，震撼古今而石破天惊。态势的差异产生信息，信息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时空运载着全部的信息。以态势的差异及其运变程序定义信息，使信息超越了物质与能量的世界而进入了多维时空的领域。信息是记载和控发突变的因素，力是推动和协调变化的原因。信息是过程的历史存在方式，力是运动的现在存在形式。能量是力的作用形式的变换，质量是物的结构分析的参量。 对信息的发生、驱动、传递、反馈、演变的控制即是“机”。“机”是信息发生与控制的综合概念，只是半个世纪前西方尚不知信息。《庄子．至乐》中谓：“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即阐明了信息的时空属性。《庄子．天地》所述的“机”，则是对信息的控发。五代谭峭《化书》中载：“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机不仅指信息的控发，而且包括对物质、能量的控发。知机就是把握信息。尝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诊治之道显然在于调理病机、调动生机，而不在于辨证分型、协定处方。《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是诊治之道的根本原则。中医病机不在定性、定位、定量，而在求因、求属、求势。 时空运载着过去的有，延续着未来的无。老子的“有生于无”及“无生有”，就包含了过去的有生于过去的无，未来的无生未来的有。时空范畴直接导出了因果范畴与同异范畴。因果是佛教传入的术语，中国古代称做故然。《墨经》中首论其义：“故，所得而后成也。”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与变化的时间先后分为因果。所以，因果是过程的时间性与连续性的反映。先为因，后为果。自然因果的连续性形成自然范畴的时序。即《素问》所谓“因时之序”。摄生及诊治之道皆顺应四时阴阳，遵循时、日、月、年之节律。五运六气循环往复，客主加临，更是诊治之纲纪。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所言：“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态势差异的先后属于因果范畴。如以病态为例，则生命活动的失中、失和、失通为因，所累及的运动方式如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为属，病机的变化属性如局势、趋势、时势等为果。因为有失中、失和、失通的变异，所以有虚实、寒热、燥湿的局势。失中则出现虚实，失和则出现寒热，失通则出现燥湿，水浊、痰饮、食积、瘀滞、结聚、症瘕皆为不通所致。审病之局势，反其势以治。虚实者反而中之，寒热者反而和之，燥湿者反而通之，余皆类推。病态因果的连续性形成病机范畴的时势。温病三焦、卫气营血、伤寒六病都是关于时势的描述。因而也属于时间范畴的阶段性的病势。审病之时势，守其势以治。各适其时，不失先后，相反和调，因势利导。 同异是过程的空间性与局域性的反映。同为类，异为别。自然同异的局域性形成自然范畴的类别。以病势为例，病势同异的局域性形成病机范畴的趋势，内外表里、上下升降、开合聚散都是关于趋势的描述。因而也属于空间范畴的相对性的病势。审病之趋势，引其势以治。趋于表者汗而发之，趋于里者攻而泄之，趋于上者引而越之。治道之法，不外先其所因，伏其所主，调其势以使其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同异是思维的基本范畴，比较是认识的主要方法。同异反映了时空方式与时空态势的普遍相对性与普遍联系性，人类应该确立普遍相对和普遍联系的观念。普遍相对性和普遍联系性反映在人类的认识领域内便构成了无数的范畴。不同的范畴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佛经中有“一花一世界，千叶千如来”，借喻每一个小的事物中，都拥有各自的境界，都包涵着普遍的真理。哲学家狄慈根说：“一切事物既是小的，又是大的；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这是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阐述了普遍相对性和普遍联系性的原理。恰如费尔巴哈所言：“自然界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自然界中，一切都在交互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一切都是各方面和对方面的。”西方哲学思想向古代中国的趋近，从未引起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注意，但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却以汹涌澎湃的浪潮席卷而来。 二. 展示生命之神的辉光 1. 人与自然的相通应 “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防病治病，摄生益寿，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医道，并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和丰富多彩的方法而闻名世界。由于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古往今来，以防治疾病、摄生益寿为宗旨的中国各家理论，无不用天地人合一，神气形合一，以及全息运动、过程调控的观点来认识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并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来阐述生老病死的规律。从而把精、气、神作为人之三宝，确立了顺应自然、调和阴阳、益气养形、积精全神的摄生之道，以及辨病求因、审机论治、圆通活法、神用无方的诊治原则。这一思想与西方立足实体病因、病理的防治理论和措施完全不同。 中华医道不仅把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而且把生命和自然也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素问?宝命全角论》中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与宇宙不仅发生于共同的自然本原，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时空法则。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宏观把握世界的高度智慧，构成了中华医道独特的思维模式，反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奇异光辉，表现出先人认识能力的卓绝与过程理论的雄浑。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统领了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学体系达数千年之久，因而也成为医道的生命原理与指导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统一。人与自然之所以和合为一、动静相随，其根本原因就在人与自然共处于不断的全息运动之中。自然的变化必然伴随人的变化，自然变化的时空节律必然也是生命变化的时空节律。如司马迁所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四时阴阳的节律性变化于是成为中医四时摄生、四频率诊、四时病证、四时治法及四时药物采集的原理。其它时空节律可依之类推。正因为如此，中华医道才根据上述自然原理，引入描述自然过程的概念范畴体系，并与摄生及诊治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荀子?天论》中载：“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中国人一贯主张顺应自然变化的节律以调和阴阳气血，通导经络脏腑，并配合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呼吸、意识，以及行气、导引、按摩、针灸、药物等方法，以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如《灵枢?本神》所言：“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老子?第五十二章》中谓：“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身殃，是谓袭常。”能观察微妙的自然和生命过程才称做精明，像婴儿守着母亲一样纯真柔弱才称做刚强。运用自己生命之神的灵光，重与自然之道的精明相合，才不会给身体带来灾难，这就是所谓遵循了常道。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载：“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种以适应自然、清静淡泊、保养真气、内守心神为基础的追求生命自我和谐的根本性的摄生教育，比渥太华宣言和雅加达宣言早出数千年之久，而该宣言提倡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曾使全世界为之振奋，从而改变了人类现代卫生工作的方向。 “人与自然相应”是《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顺应这一原理是医道的基本法则，违背这一原理是患病的根本原因。《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就是顺应自然、生气通天的过程。虚无清静，志意内守，运气调神，内外合一，服食天气，通达神明等，已全面揭示了调摄生命活动状态，实现神、气、形合一的医道的精髓。 2. 生命状态的中和通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通，顺宇宙大化流行之性而通，应阴阳四时五行之序而通。由于生气通天，所以专一精神、服食天气而通达于神明。由于内外相通，所以运身开窍、通窍行气而调理神机。《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窍的开合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机制，生命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五脏与九窍、十二经脉之间的联系通达皆不离于此。运身开窍必赖于意静而专。形动而圆则气通，意静而专则神通。以意运形，以形运气，意到气到，气到力到。诊治之道亦如是。 《周易》中载：“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物生为化，物极为变。开合属两极，所以称做变。变化无穷则通，通则久。无处不通，无时不通。但通的实现有赖于中和。人与自然相通，运动于开合、聚散、出入、升降的往来不穷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合相通，实现了其神、气、形的合一通达，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疾病，促进生命过程的自我发展。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中。相传当年广成子对黄帝讲了摄生之道后，又特别强调说：“多知为败，贵在守一。”而老子对道的理解却更加精辟，他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神气形相合守于一，清静无为则守于中。而孔子以不偏不倚为中。如能“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则可：“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所以说：“道之于中庸而止矣。”中一之道，通天彻地。极左而右，极右而左；极上而下，极下而上；极阴必阳，极阳必阴。离一失中，则不和不通；天地不通，则遗害无穷。在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孙子以刚论兵，老子以柔论道，孔子力倡中庸，共铸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之鼎。而刚柔相济、抱一守中却是中华医道三位一体的理论渊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七损八益”，即为扶阴抑阳的中和之道。七为阳，八为阴；体属阴，用属阳。阴宜常培育，阳不可太过。阴阳作用的最佳状态，表现于阴阳交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著名的古希腊黄金分割律就是这一自然数理的反映。同时也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始的审美意识的再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动态的合一中和与静态的等量平衡无异于天壤之别。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和。自然与生命共处于全息、开放、非线性、非平衡的和谐有序状态。得其和为正，失其和为邪。失和则为病，得和则无病。“养生莫若知本”，“治病必求于本”。其本即在于生命过程的和谐。中国人从来就非常重视“和神导气之道”，始终不逾地追求那神、气、形的合一与和谐。从而不仅“去世离俗，积精全神”，且能“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当西方思想界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挑起了人为的战争，印度神话中由于强迫拆散“神我”和“自性”而产生了世界大分裂时，古代的中国却在形气相感、神形合一的意境中，领悟到那人天通应、道气同生的统一与和谐。 中和谐调不二，才能相反相生。和能生神，和能生气，和能生形。生命的和谐状态就是健康，生命的失和状态就是疾病。阴阳和调是摄生的重要原则，调和阳阴是治病的根本大法。自稳、自调、自控、自组、自和是生命的本能。医道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其自稳定、自调节、自控制、自组织与自和谐。和是自然以及生命过程的运变机枢，也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传统精神。诗人闻一多说：“大江黄河流着和谐。” 实现生命状态的中和通在于静。道动而体健，德藏而用静。天行健，自强而不息，天用静，藏德而不止。道为体，德为用。体不能弱，用不可过。用静则无穷，太过则难久。《老子》中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体用，有无相生，清静中和为利，太过不及为害。《庄子?在宥》中引广成子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形动而勿劳，意静而勿妄。无为即无妄为，无欲即无妄欲。忘意忘念，无我无物，则心神顿开而肾志先行。清静保持了生命活动的和谐状态，清静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相通合一。进入和谐有序的状态，并把其推向合一的极致，才有可能调动生命的潜力，才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从而实现其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因而也应该是医道的基本原则。 3. 神气形的协调统一 生命以神、气、形为三元。形为有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载体，“形者生之舍也”；气为无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气者生之充也”；神为灵慧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本经训》中载：“神明藏于无形。”《礼记?乐论》中载﹕“神则无体，理如幽深。”神之大，以其隐形藏景小，超然无累，恍惚不测，精微难见，总万变以经纬，妙一机而转移，超形气之外而其迹不露，尽变化之极而其功莫窥。摄生与诊治之道，以神为至极。《庄子?知北游》中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气上通于神，而下承于形，升降出入，开合聚散，动静消息，生生化化，是神形之枢，是生命之本。摄生与诊治之道亦基于气。 阴阳之气与经络藏象等都是以描述神气运动方式为主的概念。阴阳不是内部结构的对立，不是朴素的和自发的，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说理工具。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及其状态和表现。其作用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同象相类，异象相别。阴阳是存在，是自然与生命过程中的普遍存在(三元、四象、五行、六气、八卦、九宫等亦如是)。但为甚么西方人始终未能发现阴阳，乃是因为阴阳存在于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领域里，是运动方式的概念，是作用关系的概念，是综合分类的概念，而并非具体的物质。西方人总是企图在具体的物质领域中去追求自然和生命的本原。正如其已深入物质结构的超微观世界，也未能发现经络藏象的存在一样，乃是因为其远离了体现过程、方式与相互作用的神气运动，在改造物质世界，夺取物质财富的勃勃雄心中，竟然迷失了自己。 经络不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也没有具体的物质结构和形态。在实验室里和显微镜下寻找经络物质基础的努力是我们长期以来推动的一块西西弗斯巨石。经络是神气的游行出入，俞穴是神气的转输交会。《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言：“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所谓的经脉循行路线和俞穴的具体位置，是生命活动的概率现象，也就是神气游行出入、转输交会的概率现象。生命能量、信息的发生、动力、传递、反馈、演变都可表现为经络俞穴现象。但以传递为主要表现。其传递的时空形式为点点激发、点点成线、线线归窍、总窍在心 (为神藏、气藏之归属)，而并非依赖血液等具体的物质和具体的流通渠道。 藏为隐，象为显，藏与象皆有神、气、形之别。五脏不是五种组织器官，而是五类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把五脏按照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五行归属，是在“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指导下，分类把握五类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规律。《黄帝内经》中就有神藏、气藏、形藏之称。中医重神气而轻形器，所以对五类神气的认识最得造化之天机。如果必须用现代语言作出翻译，才能使人们理解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气之五脏的分类归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反馈、协调方式可归属于肝，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导、动力方式可归属于心，一切生命活动的演变、运化方式可归属于脾，一切生命活动的传递、转输方式可归属于肺，一切生命活动的发生、控制方式可归属于肾。神脏的五行分类归属亦与此相通，生命信息的控发运变等尽在其中。西医九大组织系统纵观人体结构，中医神气五脏归类横观生命过程。二者网状交叉，相反相成，和谐互补，分合会通。 掌握生命状态中、和、通及以静御动的原理，就会在与自然相合的同时，实现人自己神、气、形的协调统一。经络脏腑、营卫气血则随之和谐合一。养形当须益气，益气必先保精，保精贵在凝神。老子主张守中实内，意在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藏而不泄，守而勿耗。也就是通过上述原理和方法，达到凝神、保精、益气、养形的目的。诊治的目的与方法亦无外于此。而且以神诊与神治为上。 《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所载“神乎神”，即指诊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所载“治之极于一”，“一者因得之”，即指治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治。“得一”就是合一之道。天人合一、神形合一、标本合一均为道。《中藏经?察声色形证决死法》中载：“要在临病之时，存神内想，息气内观，心不妄视，着意精察，方能通神明，探幽微，断死决生，千无一误。”所以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汤液醪醴论》中的“神不使也”，“标本不得”；《素问?宝命全角论》中的“一日治神”，“必先治神”等，均一脉相承。潜心内视，自在如一，出神入化，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 生命过程作为自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命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不可控过程，只有意念、呼吸、形体活动是可控过程。但后者对前者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机制，既是重要的病因，又是医道的原理。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自身调理和协助病人调理。如从清静到入定以调意，从吐纳到胎息以调息，从按蹻到导引以调形，从砭石到针灸、从汤液到方药以调人等。此犹如现代系统科学中所谓以显态系统调节隐态系统，并力图实现从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向静态能闭合空间的回归，亦即古人所谓“从后天返先天”。老子说：“抟气致柔，能婴儿乎﹖” 三. 实现认识史上的奇迹 1. 中西医的根本区别 当近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磅礡的气势席卷全球，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中华医道以其绝异于西医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及其卓越的实践效果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对面。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代西方医学在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但在生命过程、作用关系的认识方面却难以与中国相比。16-17世纪新兴的西方近代科学把人看作是一台机器，神奇的生命活动最终被直观地归结为机械运动或物理、化学变化。伴随着19世纪的三大发现，开始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即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然而依旧把人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看作是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的机器部件。直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宪章，确认健康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满状态，西医学才在认识上开始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定，被誉为对医学研究发展是一次认识论的革命。 然而，这种所谓整体系统的医学思想，不仅早已在中医和民族医学著作里得以充分地阐述和发挥，而且中国人还早已将其包容于自己高屋建瓴的医道之中，从而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认识方法、概念范畴等方面与西医学出现了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中国人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将这“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贯穿于医理之中，把实现神、气、形合一，促进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作为医道的最高原则。 和谐运动的多维时空，魔方一样的无限宇宙，展现了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和纵横交错的认识领域。世界不是由基本的“建筑材料”所构成，生命不是由严格的定量关系所决定，医道不是由客观的形式逻辑所论证。面对生命的奇妙，感悟神气的交融，那古代的中国致力于生命过程与作用关系的追求，而把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还原留给近代的西方。这是思维活动的两种方式，这是人类精神的殊途同归，这是研究对象的双水分流，这是创造领域的异曲同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相反互补才能和谐，具备特色才能存在。就像那古希腊的雕塑，以其庄严肃穆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一样，它把那丰富多彩的面部表情留给绘画，而把那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留给文学。 www.taoismcn.com 西方医学是以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为对象，运用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形式逻辑、公理体系、极向定位的分科研究之学。中华医道是以生命过程、运动方式、相互作用为对象，运用取象比类、从容综合、参悟玄机的方法，领会通达的时空运变、数序关系、稳态调控的合一中和之道。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形体结构，及其器官组织细胞的菜单现。中医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过程与方式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谐；西医的目的在于进行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医疗辅助、医疗干预、医疗替代。中医认识病因，以运动方式的失和为主；西医认识病因，以物质性致病因素为主。中医认识病机，以生命过程与方式的异常生化及其状态属性为主；西医认识病理，以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定量指标为主。中医治疗，采取调理气机、平和气态、引导气势的方法；西医治疗，采取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切除病灶的方法。中医是治人之道；西医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西医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存在形式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即自然与生命之道。医以自然与生命之道为本，是为大道无疑。《周易》、《老子》、《黄帝内经》当为现存之三坟雄文。章虚谷以医为小道，仍知流而不失其源。千秋道统，天下谁御？削足适履，去长就短，替换概念，改弦易辙，废道弃数，断根绝命……千古学案，世间谁罪？恰如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言，“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如此痛惜这一历史性失误，申明了作者以大道为本、学术为末的价值标准。又谓：“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已为幸矣！”竟然发出这样沉重的感叹，表露了作者对医道异化、濒临失传的深忧远虑。 《黄帝内经》中用“道”字269次，其中多数是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涵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学”字只出现过4次，而且还是为了说明道与学的关系及区别。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学需要一天一天地增加知识，悟道必须一天一天地减少旧学。道是无限的自然过程，气是无限的运动方式，数是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的反映，象是运动方式和作用状态的表现。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描述有过程、状态、结构的不同。《黄帝内经》中就曾反复比较神、气、形的相互关系。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所载：“粗守形，上守神。”中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过程、方式、状态的描述，西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结构、功能、形态的描述。 中西医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根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华医道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水乳交融，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国人以与自然相联系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本原，以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探究心灵的奥妙，终于感悟到生命本身拥有调整一切失和的内在机制，从而具备了可以防治一切疾病的能力。中国人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生命活动过程，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开发那生命的根。 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就是要实现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及社会过程的协调统一，从而进一步实现生命过程中神、气、形的和谐合一。摄生在于调摄人的神、气、形，以求保持人的生命过程的和谐发展。治道在于调整人的神、气、形，以求纠正人的生命过程的失和状态。所以中医“治病救人”，实际上是“治人祛病”。通过激励人的神气调控能力，引发人的自在突变机枢，使其达到和谐有序的生命活动状态，从而实现祛除邪气、化解疾病的目的。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邪气就是生命活动的失和状态，正气就是生命活动的和谐状态。中医治人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难以被西医或所谓科学解释的神奇效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往往把不受意识支配的人生过程，特别是这种过程的必然性称作“命运”。而病愈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却也正是那不受意识所控制的过程。中华医道在摄生和治人中所要激发和促进的就是这一非自控过程，而不以协助或替代意识所能干预的过程为主要目标。所以说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道。中医治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由此可见，所谓维护健康、治疗疾病不仅是医生的工作，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职责。每一种疾病都是自身生命运动失和的表现，每一种疾病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调整来治愈。每一个人都握有化解一切疾病、保持终身健康的武器。医生的任务只是促进其失和的生命过程的自我和谐。大匠示人以规矩，而不能示人以巧。《素问．汤液醪醴论》中载：“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中医不仅是所谓“应用科学”，而更重要的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同时也是精神文化与社会艺术。《黄帝内经》及后世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营造了梦幻般的诗情画意的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和谐，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特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文化是社会交流传承的信息体系，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包括摄生和诊治行为。思想、精神、历史、信息是人类文化的灵魂，语言、符号、音律、图像为其主要表达方式。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强大，就对医道的影响有多强大。文化在摄生和诊治活动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华医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通于大道，亦通于人道。关于那医道的社会原理及其应用，虽然常被人们用“自然科学”之剑来横加斩杀，但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本质的光辉体现。 综上所述，中华医道以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所描述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理论所反映的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生克制化的相互作用，以经络和病机理论的类似反应概率的语言所展示的生命活动图景，从根本上摒弃了机械论、还原论的世界观，而获得了动态的生命的深刻体验。运用过程、方式、相互作用的原理，引入自然之数、阴阳五行序列以及相反和谐的思想，确立自然、生命、社会合一，以及神、气、形合一的目标，对我们认识人的生命过程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领悟中华医道经天纬地、贯古通今的智慧，从而指导其摄生和诊治的实践活动，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 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既雕既琢复归乎朴，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中华医道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中，流淌着中华民族洋洋大观的思想先河。抛弃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等基本概念范畴，曲解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二级概念范畴，异化摄生、诊道、治道、方剂、本草、针灸等三级概念范畴，是动摇、离散、取代和毁灭中华医道的根本途径。所以本文重点从医道的原理，以及其概念范畴体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从中已可见其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其辉耀千秋的中华智慧之光。 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中，阿波罗是日光与理智的象征，阿波罗倾向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和科学。他们认为中国人更具有俄尔甫斯的神秘。一些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家，甚至如人所共知的《物理学之道》的作者卡普拉，都称其为“东方神秘主义”。这是由于种族特性、思维方式、文化背景、社会历史的差异，使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所致。而信奉文化一元论的西方学者，却企图彻底否定一切与之不相同的任何其它文化。中医则被说成是“不科学”。因而被认为应该替换其概念，改易其理论，从属其技术，提取其药物，即全方位地进行“科学化”、“现代化”，实现其向国际的接轨。 接轨则必须同轨，同轨则必须转轨。例如把“气”解释成“精微物质”，是退回到阿那克西米尼“气是实体”的观点，恩培多克勒就曾认为“气是物质”，称其本体为“以太”。“阴阳等量平衡”的学说则是退回到恩培多克勒关于“健康是相反成份之间的平衡”的观点。把五行解释成“五种物质”或“物质元素”，把五脏解释成五种组织器官，甚至还低于他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四元素”的学说。古希腊人把湿干冷热状态当作本体。但也被后来的人们说成是“四种物质”。其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中医就自己使自己落后了自己所谓的“现代医学”两千多年。所以就必须要从其原始的出发点奋起直追，重复其漫长岁月中经历过的一切艰难险阻。 古代西方人走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徘徊在中世纪的黑暗里，文艺复兴的大潮将其推向分析的时代，科学革命的巨浪使其重返综合的世界。现代中医学却似乎要离开《黄帝内经》，深陷在全面异化的旋涡里，千难万劫地欲补其微观分析之短，穷追不舍地重复其客观定量之苦。然而，认识的分析性与实际的综合性却导致了医学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与生命运动及其演化的过程尖锐对立。《孟子?梁惠王》中载：“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状缘木而求鱼也。”以这样的方法追求这样的目的，就像爬到树上找鱼一样。 由此可见，不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就无法理解中华医道的原理。不解决对自然、时空与生命的认识，就无法知晓中医所描述的对象、概念和范畴。不懂得取象比类、从容综合与参悟玄机，就无法意会中医的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和实践方向。不澄清中西医认识论、方法论、目标论的根本区别，就无法挽救中医所面临的被替换、被取代、被消灭的深重危机。不完成对中医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现代表述，就无法自立、自强而实现二十一世纪东西方的文化交会。这是历史的期盼，也是未来的召唤。 针对实验研究的对象，按照人为规定的程序，借助仪器设备、动物模型，依据客观标准、定量分析，只能了解有形的具体物质结构，处理有限的形式逻辑问题。而生命之神与自然相通，顺应自然和生命过程的无穷变化，一切反逻辑的创造都是生命之神的本能。创造是人类的大智慧。李约瑟博士大声疾呼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摇篮”，称《周易》为“万有概念宝库”。而巴特克则认为“《易经》令人惊奇地接近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的生命秘码同《周易》的结构密吻”。 中华医道的原理，远远超越西医及现代中医学，甚至整个近现代科学体系。而现代科学革命的新挑战却与之日益趋近。麦克尔逊－莫雷试验和黑体辐射挑战经典物理，测不准原理和不对称性原理挑战实验科学，突变论挑战进化论，信息论挑战物质论，协同论挑战分析论，大爆炸挑战相对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混沌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宇宙自足理论、生命自组织理论等的崛起，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本质，是状态论挑战结构论，最终将是过程论挑战实体论，中国古文化挑战近现代科学。由于相对论与量子论引发了二十世纪风暴，世界才开始真正崇拜《周易》与《老子》；通过理论物理震撼推动的第三次科学革命，西方才开始重新认识《黄帝内经》。 人们批评科学史家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革命论忽视了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岂不知这正是符合了西方科学的革命性，因而理所当然地会忽视了东方文化的传承性。革命论适用于西方科学，传承性适用于东方文化。反者道之动，道者反之动。反的运动方向恰恰是道。现代科学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一次向东方道的回归。这正是革新与传承的相反互补与相反相成。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把结构领域的每一次重复实验当作向国际接轨的科研成果，西方在状态领域的每一次全新挺进都成为震惊世界的伟大发现。 有人屡屡攻击中医死守传统，以为用所谓“现代科学方法”(恰恰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对象)进行改造才是发展。岂不知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析到综合，从四体液说到人是机器，从细胞生物学到分子生物学，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在革新中建构，在革新中发展。而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由无及有、由一至万，从《黄帝内经》的形成到《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从金元各家的争鸣到明清温病诸子的崛兴，走过了一条肯定之肯定的道路。在传承中运用，在传承中包容。这是人类认识的不同对象、不同方法、不同道路。但人类是两条腿走路，只能一者在前，一者在后。用库恩的话说，必须固执己见，至死不悟，只有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才会到来。亦有人致力于将后面的一条腿连根挖断，但那只是造成一时一地的哪怕是巨大的混乱与灾难，而人类智慧相反相成的认识史永远不会终结。 英国的伯特兰?罗素着了《西方的智慧》，其中没有给“东方的智能”留下地位。他们认为：西方的哲学传统不同于东方人想出来的哲理。只有希腊文明中，哲学运动和科学传统携手前进。正是这种双重传统，才形成了西方文明。我们认为：东方的道德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只有在中华文明中，自然、生命和社会之道融会贯通。正是这种至大一统，才形成了东方文明，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伟大的智慧创造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医道的复兴必将为人类未来文明的诞生作出巨大的贡献。
东方文化与中医学的理论真谛 大千宇宙，无穷无尽，万象更新，无始无终，自然处在无限的运动之中，杳杳渺渺，无边无际，浩浩茫茫，涵盖八荒，至微至著，至隐至显，如《内经》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万千变化，如果我们想简单和谐地把握自然的真谛，则需要把自然看作一个“过程”。自然过程是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无限的运动方式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在这无限的变化中又有相应的“数”和“序列”的规律可循，而各种变化又分别处于特殊的态势、趋势和时势之中，并以气、以形、以类、以象展示着多彩的世界。 神莫大于化道 当古代的西方醉心于在有形的“物质”世界孜孜以求那万物的本原的时候，中国人却异乎寻常地执着追求那变化莫测之“神”。《荀子·劝学》推崇“神莫大于化道”；《尸子》以“化合神者称皇”；《易·说卦》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系辞》则谓“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管子·内业》称“一物能化谓之神”。 原来中国贤哲们心目中的“神”就是那神奇的变化。神之大，以其隐形藏景，超然无累，恍惚不测，精微难见，总万变以经纬，妙一机而转移，超形气之外而其迹不露，尽变化之极而其功莫窥。于是有人便把这一变化之神机称作“易”。如果以“易”代表那无限的变化，而变化的无限即是那永远不变的“易”，所以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易·系辞》）。 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永恒的只有变化，在无限的变化中产生的是无限的运动方式。中医学引入古代哲学的概念“无”，即是指无限和无形。如《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淮南子·本经训》谓“神明藏于无形”；《礼记·乐记》谓“神则无体，理如幽深”。还有那佛经中的“无”，乃是指动态的佛性，包涵着无限运动和变化无形的双重意义。 “无”还有无为、无方、无体、无象之义。老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而是自然的自在和自为。也许是王充最能理解伯阳先生的心，他在《自然篇》中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似乎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感悟那众说不一的“无所为而无所不为”。 《易辞上传》谓“神无方而易无休”。《素问·天元纪大论》引申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深得《内经》之精髓，其注以“莫之为而为之，谓之不测，故日神，此以天道言也。神之为用，变化不测，故日无方。无方者，大而化之之称”。“大而化之”颇似无边无界、无形无状之象。唯其有而无形，无而有精，非由形生，故称为“化”。如《洞神经》所谓“妙象无形，应感有体，真精妙气，化成姿容是也”。此乃无象之象，非状之状· 当然世界上还有众多有形的变化，而且这一表现为可见物的有形的实体存在是感觉和自我意识所能轻易了解的主要世界。但“形”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它的变化不是变化之“神”，而是变化之“象”。但“象”也不仅仅是形象，还有更重要的气象、法象等。通过其象可以审知其机，领悟其神。中医学重气轻形、重道轻器，在诊察中以“望而知之者谓之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在病理学中以气化、气机立论；在治疗学中以调气、和阴阳为法，均导源于上述“神机气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 《易·系辞下》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唐孔颖达疏为“絪緼，相附着之义”，“唯二气絪緼，其相和会”。实际上这里就是指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万物。“絪緼”描绘了二气相互作用时的那种神态和气象。如北宋张载著《正蒙·太和》中所描述的那样：“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緼”；“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各种不同方式的过程的相互作用，才自始至终是变化的根本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十大经》中亦载有：“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各，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这里所表现的两极相与、变化生物的思想，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果我们把论述中的有形的“物”改变为囊括形气万象的运动方式，再去理解那无限的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许认识的双翼更能接近趔的天穹。 东方民族的心似乎是相通的，印度古国无疑也在作形而上的思考。佛教传入中国，与儒、道融会贯通，于是有禅宗的开创，大乘宗风的发扬。禅师问初入门的弟子：在父母生你之前你是什么？你可用两手拍出声音，那么一只手的声音是什么？原来两手拍出的声音不是两手各自声音的相加，而是两种运动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佛以因缘合则生，散则灭；中医学以气聚则生，气散则亡。“缘”是缘份，“因”是有缘的运动方式，“合”是相互作用，世界是因缘的聚合。气是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气的聚合也即是因缘的聚合。佛、道与医通于一气。这里是中医学理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来自那东方文化洋洋大观的思想渊源。 通天下一气耳 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原子论”，一味追寻物质实体的终极本原和它的固定形态，对于西方科学思想影响之深令人瞠目。而与之同时的中国学术界则认为“通天下一气耳”。连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都曾力图用牛顿力学术语来解释场，把电磁波说成是“以太”的弹性波。“以太”是一种假想的能充满空间的非常轻的“物质”。近年来人们把“气”解释成一种组成世界的莫名其妙的“微小物质”，与假想的以太多么相似！ 盈天地间皆一气，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言：“气在天地之外则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之内则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之以明，雷雨风云得之以施，四时万物得之以生长收藏，何非之所为？”（《类经·摄生类》）。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大无处，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因此绝不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或“物质元素”，更不是什么具体的“功能”或“能量”。而是泛指无限的运动方式。 无限的运动方式处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的总和才是自然真正的“本原”，而同时又是“结果”。老子感觉到了它的“客观存在”，并解释为“有物混成（尽管如此还是被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看来老子也未能说得清楚，只用一个“道”字表示之，从而引起了一场千古之争。 唯《管子》对道的理解最能发人深省，其谓“道在天地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里的“道”，显然是一种与后天地而生的人的意志无关的无限的存在，因而不是一种理念或精神。此外，尽管伯阳老人将其喻为“有物混成”，但这种永恒的存在既无限大而没有边界，又无限小而没有内容，因此绝不是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物，而应该是无限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无限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无限的运动方式，这就是“道生一”。“一”即是“气”，又可谓“太极”、“太一”、“元气”。“道”与“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当此之时，我们想起了《性命圭旨·性命双修万神主旨第一口诀》中对气的一段绝纱描述：“其相无去无来，究之于先天地之先，莫知其始；穷之于后天地之后，莫知其终。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乾坤依此而复载，日月依此而照临，虚空依此而宽广，万灵依此而变通……”。 这种无去无来，无先无后，无始无终，无上无下，弥漫太虚，主宰万变者，既没有空间结构，又没有时间限制，既没有质量，又没有形状，既没有速度，又没有量度，除了自为自在的无限运动及其变化之神机外，还能用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解释，可以与之等量齐观。 《庄子》载：“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正是因为自然界的“源头”就是“有无相生”，所以随之而有“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无数相对的双方。老子把“有无”与这些相对的运动方式排列在一起，并以之为始，说明“有无”也是指运动方式，而不是指具体的物。无形的运动与有形的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形气”相对范畴的出现。《素问·天元纪大论》载：“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大江黄河流着和谐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理论也应如此，中国人早在《国语·郑语》里已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是指两种以上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和谐作用。“同”是指简单地把相同的运动方式合而为一。相反和谐才能产生新的运动方式，而简单的相同相加是没有意义的。爱因斯坦就坚信自然界有一种内存的和谐，以毕生精力寻求物理学统一的基础。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始的审美意识的再现。对和谐的认识与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它来源于人的生命过程本身，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那种内存的统一与和谐。 《荀子·天论》谓：“天行有常，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圣济经》载：“天地设位，妙功用于乾坤；日月著明，托阴阳于离坎；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显一晦，相荡而成昼夜。”在这大自然循环往复的壮丽图景面前，我们看到简单而相反的两极最宜组合成和谐的运动。中国人对两极相与、相反和谐的认识，可谓由来已久。诗人闻一多告诉我们：“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基督教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挑起人为的战争，印度神话中由于强迫拆散“神我”和“自性”才产生了世界大分裂。而古代中医学却在形气相感、神形合一的意境中，领悟到那动态的静谧与和谐。和则为正，失和为邪，和则为平，失和则病。诊之要诀在于识其偏，治之要诀在于使其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降之，陷者举之。寒热错杂，温凉并用，和其阴阳；上下不和，苦辛并进，调其升降。气药偏燥，以血药润之；血药嫌腻，以气药调之。益气以养血，和则相生。凡导和人身，疗百病，脱疴起痼，斡元气而开寿域，皆在于此。 相反和谐的作用过程包括很多规律性的相互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相反互补和相反互限，或称相反相生和相反相制。如《类经图翼·运气上》所载：“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已。”有生无制，则万物生发混乱；制而太过，则万物发育无由，所以生中有制，制中有生，互相为用，互相补充，才能运行不息。中医学经络藏象、病机治则理论莫不以阴阳互补与五行生克制化贯彻始终。 原来是“河马洛龟”的馈礼 阴阳、五行乃“天地之数”，如《仙经》中所言：“大道不可以筹算，道不在数故也。可以筹算者，天地之数也。若得天地之数，则大道在其中矣。”自然过程本身是不可以用数来计算的，而天地间自然变化有相应的规律可寻，这就是“天地之数”。童中洲神释诗：“天运无停机，万象自昭著……而我居其中，动息有理数”，则更明确指出生命运动在自然过程之中，有理、有数、有象。 流传千古的“河图”、“洛书”就是中国古代的数图。《易·系辞》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而出，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而出，伏羲据以画八卦。洛书数图戴一履九，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八六为足，形成九宫之数。河图数图以一为水数，得五为六居北；二为火数，得五为七居南；三为木数，得五为八居东；四为金数，得五为九居西；五为土数，得五为十居中，则成五行之数。它们分别反映了天文、地理、气候、季节以及生命活动等自然变化的规律。 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素问·天元纪大论》阐述了河图数与藏府的关系，《灵枢·九宫八风》则论述了洛书数在医学中的应用。中医学三阴三阳的理论来源于河图生数相配，五藏序列则基于河图五行方位象数。古往今来，二十世纪震撼人心的电子技术却是从这里开始。这离奇的智慧原来是“河马洛龟”的馈礼。 那么怎样用一种最通俗的解释来说明这神奇莫测的“数”？如上所述，自然过程中有无限的运动方式，而它们都处在无限的的相互作用之中。各种方式的相互作用，依其参与方式的多少会形成不同的作用关系。如果我们把参与作用的方式数用二、三、四、五等表示，则形成了一系列反映其各自不同的作用规律的“自然之数”。 显而易见，两种方式相互作用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作用关系，其次则为三、五。《周易参同契·上篇》谓：“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即指一、二、三、五是自然中最精要的数，它的妙理真谛，可以言传，难以文述。《周易参同契·下篇》又谓：“三五并一兮，都集归二所。”是说三元、五行的作用规律都是以阴阳为基础的。令人深思的是，S．P．O．E亚层电子轨道就分别为1．3．5．7，而每一轨道上却又都有两个方向相反的电子。这样看来，自然过程中确有一些遵循共同作用规律的数和数的基本序列。 二进制是阴阳作用方式的数学表达，它给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以简单而神秘的启示，因之而诞生的电子计算机成为当今时代的象征。《周易》揭示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序列，是由简至繁，由宏至微而生化演进的序内层次，DNA的A－T、G－C双螺旋结构四象模型，mRNA四种碱基以三体密码方式的64种排列，生动地表明这一规律可以概括宏微观领域内各类二进制序列的动态变化。 扬雄《太玄经》所揭示的三元、六气、九宫、二十七卦、八十一卦序列，早已解开了老子“三生万物”的千古之谜。三进位制是这一作用方式的数学表达。《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其生五，其气三”。罗东逸《内经博义》释之为：“太乙之所施，造化之所以鼓铸，必得三而成物。”三的出现，产生了惊人的伟大成果，一个无限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王安石解《洪范》谓：“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我们把“行”理解为遍及宇宙的无限的运动方式，把“五行”看作是五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显然与半山老人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是为了更明确的表述五行序列的动态特征，《内经》又重申了“五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说卦》谓：“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其中，“参天两地”实寓三阳二阴之五行机括，而成火、金、木、土、水之势。相邻之气相克，相间之气相生，于是反映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规律的生克制化理论便应运而生。 肝犹秀木，欣欣向荣；肾如命泉，涓涓而始流。中医学的五藏属于五行序列，分别代表五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方式。在相对于生命信息的运行机制中，心肺肝脾肾恰似其动力、传递、反馈、转化、发生机制一样，分明是立足于生命的动态过程，而非实体器官。《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君主、相傅、将军、仓禀、作强之官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五种生命运动方式的特征。中医学横观生命过程及其各种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学纵观人体结构及其各种器官的生理功能，二者形成鲜明的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任何以其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体系而互相解释、互相验证、互相改造、混二为一的愿望和行为，都将导致使中医学最终湮灭的严重后果。 “自然界的规律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类别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自然。太极、阴阳、三元、五行等序列，就像简单和谐而又条分缕析的“宇宙代数”，揭示了自然过程中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基础规律。因此也可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中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展现了中华民族绝异于西方世界的智慧之光。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自然过程中无限的相互作用除了表现为阴阳、五行等序列规律外，作用的诸方还常常处于不同的“势”。如正邪相干过程中，正邪双方即处在此盛彼衰、此进彼退等作用状态或局势之中。 而另一方面，邪之出入进退之势又必然有一种趋向，如表里、上下、缓急、聚散等。我们可能把前者称为“态势”，后者称为“趋势”。此外，作用的诸方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又常常会出现各种相对稳定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一特性称作“时势”。 古代的中国尝以“势论”为治国、治兵、治人之道。《孙子兵法》专有“势篇”论战之势，并谓：“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荀子·议兵》亦谓：“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成都武侯祠有清代剑川赵藩的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攻心”即指调整关系，以得其和；“审势”即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柳宗元《封建论》以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战国慎到提倡“势治”；韩非子主张“抱法处势”以治，均可见“势”的自然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恰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相传鲧治水以堙卑增高，筑堤壅防，九年未成而亡于羽山。大禹治水则用作堤修渠以收其势，疏通江河以引其势。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态势”，反映了势的属性，是盛是衰，是害是利，以之可定。故宜反其性而收之。后者相当于“趋势”，反映了势的趋向，是东是西，是上是下，以之可见。故宜顺其势而引之。李冰治水，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淘滩作堰，与疏瀹后先辉映，亦不外抑其势以收之，引其势以导之。 自然和生命过程的各种运动方式都处在相互作用的和谐态势及趋势之中。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火之炎上，水之润下，肝之升发，肺之肃降等。而病态过程的正邪双方也处在相应的失和态势和趋势之中。如“虚实”所反映的是“正气虚”或“邪气实”的正邪相干态势。“寒势”所反映的则是正邪阴阳相干的态势，如阳气虚、阴邪盛则寒，阳邪盛、阴气虚则热，这是在正邪相干的虚实态势中，又加入了正邪阴阳相干的寒热态势。“表里”则反映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正邪相干的趋势，而并非指疾病的有形的实体“部位”。中医学还有三阳三阴六病、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则分别反映了不同疾病正邪相干的传变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称作“时势”。 “势”在中医辨证论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辨证的关键除了确定是何种运动方式的失和外，紧接着就在于确定失和的态势、趋势与时势，这就是中医学的“病机”。中医病机不在定位、定性、定量，而在求因、求属、求势。其在生命过程中显然属于三元序列的范畴。因有六淫、七情、饮食劳逸等诸伤，为邪之所生，病之所由。属有气血津液、五藏六府、十四经络，为邪之所在，病之所生。势有虚实、寒热、燥湿之态势，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之趋势，三阳三阴六病、卫气营血、三焦之时势，为正邪交争之势，病证进退之象。 药无贵贱，对证则良，法无高下，应机则宜。扭转态势，宜扶正祛邪、和其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润之，湿者燥之，急者缓之，郁者通之……顺应趋势，宜因势利导、引邪外出。邪在表者，汗而发之；邪在里者，攻而逐之；浊气在上者涌之，清气在下者提之……掌握时势，宜因时施治、防患未然。如温病治则，“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叶天士《温热论》）。 治病必求于本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以阴阳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治病求本，实为求于人生之阴阳，而非“疾病之本原”，人为本，病为标。中医并非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学。 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相互关系的失和，是导致病态过程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调整失和、燮理阴阳，乃是中医治人的根本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以致和平”的论述，概括地反映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人们往往把不受意志支配的人生过程，特别是这种过程的必然性称作“命运”。而病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却也正是那不受意志所控制的过程。中医学在治疗中所要激发和促进的就是这一非自控过程，而不以支持或干预意志所控制的过程为主要目标。“气功”疗法则更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消除感觉以唤醒直觉，仰制理性以调动悟性，忘记自我以接近自在。从而去洞悉那森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宇宙人生。 《楞严经》载观音菩萨修行时耳不向外闻声，而向内自闻能闻的是什么。由此而做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入于如如不动的大自在境界，故名“观自在”。中医学注重内视生命活动过程，探寻生命意识的最高层次，追求那伟大的生命力的和谐，终于感悟到生命本身拥有调整各种失和的内在机制，从而具备了可以防治各种疾病的能力。中国人始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活动过程，锲而不舍地开发那生命的根。 综上所述，中医学用气和形气阴阳理论所描述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方式之间普适的相互关系，以五行学说和藏象理论所反映的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生克制化的相互作用，以经络学说和病机理论的类似反应概率的语言所展示的生命活动图景，以治病求本和辨证论治的绝异于现代医学的治疗学思想所确立的临床法规，从根本上摒除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获得了动态的生命的深刻体验。 中医学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结构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或者说，中医学是生命过程的科学，而不是人体结构的科学；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的科学，而不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的科学。本文因之而尝试运用过程、方式与相互作用；数、序列与类别；态势、趋势与时势；气象、形象与法象等概念范畴体系来理解中医学及其阴阳形气、五行藏象、病机治则等理论，从而建立了自然过程论的一般性原理。这或许能为我们认识自然和自身生命活动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世界。 是五千年文化翌卫神州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问龙蹻河道，是五千年文化，翌卫神州。” 当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医学以其绝异于现代医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及其卓越的临证疗效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变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百年来，在中医学的理论建设方面，人们却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艰苦的概念替换和理论易撤，力图将其纳入西方医学的范畴，从而实现中医学的科学化。也许到头来终将发现这尽力推动着的愿望，却原来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巨石。于是我们想起了庄子寓言中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谋报浑沌之德，因谓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值得深思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却尽力抛弃自己的传统，日益向古代东方的思维方式靠拢。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深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几乎与之同时，由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新三论，便又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分形论与超循环理论的兴起，现代物理学又引来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混沌”。混沌论改变着整个科学建筑的结构，寻求那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从而在禁锢了近现代自然科学达四百年之久的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的循环往复的怪圈中又打开了致命的缺口……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那无疑是民族的危机。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应用科学，而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学植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传统的东方文化一脉相承，并因此而与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一场空前的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重现中华千古魂。当中医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作为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对象）走进那神圣的未来科学的殿堂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开始对东方文化及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从而最终导致古代东方文明的回归，并在人类宏大的精神背景下，实现那古老与年轻、固守与革新、结构与过程、阳刚与阴柔相反相成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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