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瘗鹤铭》解说词

　　“我们是在冬天进入这座城市的，作为南京的东大门，这座江边上的小城有着东京银座一般的繁华与热闹。占领它，为帝国的军队顺利攻入支那人的首都铺平了道路。”
　　1937年12月，日本军医小野正男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上述文字。当时的他作为日军川边部队丸山辉队卫生部一名实习士官，正随日军上海派遣军，匆匆行进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途中。在距离南京城200公里的东部，一座名为镇江的城市吸引了他的注意。
　　除了军用背包与枪支，这个年轻的军医还随身带着一架120相机，他用胶片和日记仔细记录下对这个中国东部江滨小城的见闻。从这些以一个入侵者视角拍摄的照片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他在日记中所描述的繁华热闹，在江南阴冷的冬天里，整个城市的街道、建筑都弥漫在萧条与肃杀之气中。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小野正男沿沪宁线共拍下了1113张照片，其中，有关镇江的照片最多，大约有260多张。他将这些照片仔细编号，寄给在日本的朋友，并在报纸上连载。他不知道的是，这批照片在被送到报社的同时，也在被秘密地送进皇宫。
　　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方向一路进发。伴随着野蛮铁蹄的是明火执仗的疯狂掠夺。日军沿路洗劫了难以记数的金银、珠宝，还有文物、古籍和艺术品。日军的洗劫并不盲目，而是具有高度组织性。1937年冬天，大约一千多名日本专家学者正在东京集结，他们受天皇之命，即将奔赴中国，而小野正男所拍摄的镇江照片，正是被送到这些文史专家手中，归入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全部情报都是关于镇江焦山小岛上的一块刻字的残碑。
　　焦山，一座带有浓浓水气的江心岛屿，山水天成，古朴幽雅，象一个梦幻中的小岛，四面环绕着长江之水 。使焦山名扬天下的，是岛上掩映在银杏树林下的焦山碑林，里面珍藏着从南朝一直到清朝历代碑刻263方， 数量之多，仅次于西安碑林。而精品之多，世所罕见，如果单从书法角度而言，焦山碑林恐怕比西安碑林更为重要，在碑林北侧，一座亭子背山面水，里面收藏着一件被称为碑中之王的残缺不全的石碑。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取名华阳真逸的隐士在华亭得到一只仙鹤，仙鹤随他四处云游，想不到在镇江竟然仙逝而去。仙鹤是古人心中的长寿胎禽，它的死向主人昭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虚幻。主人用玄黄的丝绸收敛遗骸，葬在焦山下，并在葬鹤的土丘旁写下了一百多字的《瘗鹤铭》进行凭吊。瘗是埋葬之意，瘗鹤铭就是葬鹤的铭文。为死去的爱鹤而在摩崖上挥笔题词，是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雅土所为。成文之后，隐士雇佣工匠将全文刻在焦山摩崖石壁上。
　　《瘗鹤铭》无论是书风还是记述习惯，都迥异于中国书法的传统，首先它没有留下任何朝代纪年的信息，甚至也没有留下作者真名，更为奇特的是它的行文顺序是从左到右，整篇文章文风飘逸，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六朝气息。字体浑厚古朴，仿佛楷书又带着隶书和行书意趣，字形大小悬殊，一笔一画毫不拘束，仿佛一个个姿态各异的生命自由舒张，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文字只能出自已经被中国人神话的书圣王羲之之手。由于焦山是个孤岛，人迹罕至，整个崖壁上那时只有这一块碑文，它伴着焦山岛上的晨昏日暮，听着江水起伏拍岸，在南中国的一座江心小岛上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不知过了多少年。
　　焦山西麓，临江是陡岩峭壁，满目都是历代名人题诗、题词石刻，大大小小，高高下下，犹如一个巨大的古代书法展览。 从宋朝开始，这座寂寞小岛的名字开始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坐标。无数文人墨客纷纷来到焦山小岛，探访一篇传说以悼念家鹤为内容的书风奇特的铭文，在临摹拓片之后，纷纷题词赋诗，并按照中国文人的传统，将自己的纪念文章与名字摹刻其上，这其中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陆游、米芾、郑板桥等。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几乎所有留下过名字的大家都曾经临摹过它，意味着将神秘的作者作为自己的老师。
　　随后的千百年间，这块碑的影响力甚至东渡扶桑远达日本，越来越多的文人进入这个小岛拜谒临摹，题名留字，使得焦山摩崖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法之山，而这块碑也成为见证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碑中之王，大字之祖。不同时代的文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除了拓碑用的纸墨，还有酒水与诗词，当暮色四合，他们久久不肯离去，就在摩崖之下点燃篝火，饮酒赋诗，这逐渐成为六朝以后，来焦山岛拜谒的文人们一种聚会方式，每个来客在欣喜之余，都会带着些许遗憾离去，因为自宋代以来，大家看到的只是断落的残碑，没有一个人看过铭文的全文。
　　至今为止，《瘗鹤铭》有文字记载的最全的文本是在北宋时被发现的，而从记录者到发现者之间的距离，竟跨越了几百年的时光。
　　唐代，镇江金山寺内，一个无名僧人信手在一本佛经的背面抄录下了《瘗鹤铭》全文，并随手把夹藏着蝇头小字的佛经轻轻放回了藏经阁。没有人知道这个僧人是谁，他又是从什么地方抄录的，而这原文又出自哪里。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个僧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在昏黄油灯下信手书写的内容，为后世留下了《瘗鹤铭》原刻全文的唯一孤本。几百年之后，北宋学者刁越在金山寺去看佛经，无意间在一本佛经背后发现了瘗鹤铭文本的抄本，成为当时书法界一个重大发现。 在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一位僧人在佛经的背后随意书写，一定不是很郑重的行为，加之全凭记忆默写，难免出现错漏。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将题字篆刻在岩石上，大概认为石头万年不毁，诗文也可以万古流传。然而或许连作者都没想到，这一篇雕刻在岩石上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正是由于刻在石上，使得文本的命运与石头的命运在漫长的时光流逝中，牵涉一起，命运多桀，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迷。
　　从现有记述可以初步判断，大约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题刻着《瘗鹤铭》的岩石，因遭雷击而崩裂滑坡坠入江中，石碑也裂为五段，自此《瘗鹤铭》就这样在水底静静躺了三百多年。
　　北宋熙宁年间，焦山岛水域修建运河，江水分流，疏掏工人从江中捞出一块断石，铭文只写甲子，不列朝代，只书其号，不写真名，未著撰书年月。监工之人正好是一个书家，经辨认，发现正是史书上记载坠落水中的《瘗鹤铭》，于是上报给镇江郡守钱子高，钱一方面将残碑立刻保护起来，同时开始在摩崖附近进行搜寻挖掘，不久又发现了尚未落水的瘗鹤铭上半部，由于残碑岌岌可危，钱子高就在崖边摹刻了一幅以方便人们观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个出于保护的举动却成为日后碑文拓本混乱的开始。很多文人把它当作原作钻研临习，这其中也包括陆游。北宋末年，镇江知府更是据此制作了大量拓片，并迅速成为官场上文官之间相互赠送的珍贵礼品，史称《府刻本》，这个著名的官方错误，一方面使得的伪本被作为官方钦定的真本大量流行，另一方面，使得《瘗鹤铭》的价值被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瘗鹤铭》的发现，令北宋书法界一片哗然，古朴自然的书风，无法归类的字体，字号大小不一，字序从左到右更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类，不具真名，不写纪年，一派飘逸的六朝之风，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倾慕与关注。随着《瘗鹤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个一千多年前，隐居小岛，伤心葬鹤，不具真名的作者，在有关碑文内容的世说纷纭中，却始终隐没在这个水雾弥漫的故事深处，只留给后人一个模糊的背影。
　　类似于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多名人均牵涉其中，对于《瘗鹤铭》文本和作者的猜想逐渐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著名的谜题。  
　　到了明洪武年间，焦山上的残碑再次消失了，一种说法是由于风化再次跌落江水，另一种说法是被痴迷的文人盗走，均无从考证，自此之后，《瘗鹤铭》的故事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其碑文内容和作者身份都成为一个被封沉江底的未解之谜。一块至今无法找到全文的无名之碑，更因其坎坷传奇的经历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时间又过去了七百多年，一个与《瘗鹤铭》密切相关的人物出场了。清朝康熙五十二年春天，苏州知府陈鹏年携家眷到镇江闲居，船过焦山岛，他走出船头，望着脚下滔滔江水，思绪万千。作为一个金石学家，他知道脚下的江水中隐没着一段中国书法史上历史最持久、牵涉名人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公案
　　陈鹏年，湖南湘潭人，擅长书法，曾官至江苏布政使，相当于今天主管民政的副省级官员。作为康熙年间著名的一位清官，他秉性刚直，敢于任事，不畏权贵，在任上曾因得罪上司，两次被诬下狱。康熙两次下旨平反 。公元1712年，陈鹏年谪居镇江，抛开了官场上的是非种种，在寄情于山水间的同时，他命人找来《瘗鹤铭》的各种拓本，终日习字临摹，作为寄托。但是很快，他就发现面前的各种拓本正在将他带入一片混乱。
　　随着《瘗鹤铭》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种最初文人间用作交流的拓本，逐渐成为一种可以标价出售的商品，从宋代到清代，《瘗鹤铭》产生了上百种拓本，这些拓本不但碑文内容不尽相同，字形字体也有差别，如果细细审看，各有不同，证明其中很多是伪本。这些拓本的出现给学界造成极大的混乱，到陈鹏年时，这种混乱已经达到顶峰。他翻遍古籍，潜心考证，却发现陷入更大的混乱，《瘗鹤铭》诞生已经有一千多年，而在长达七百年的时间里，它都静静躺在水下，事实上所有记录在纸上的文字都无法被确证 来自于最初的石碑，清除混乱的唯一希望就在水底下那几块刻了字的断石身上。
　　除了书法，陈鹏年还是个金石专家，这帮助他从大量史料中判断出《瘗鹤铭》坠江的大致区域。这一年冬天，他利用枯水季节，不惜巨资募工再度从江中打捞，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距焦山下游三里处，打捞到有刻字痕迹的残石。当日，陈鹏年命人立即在岸边清洗残石，在现场对字痕进行初步鉴定之后，天色已晚，他等不及天亮，将石块连夜运回府邸，并带着书童于书房内秉烛拓片,当石面上大小不一的文字一点点显露出来，清晰地出现在纸上，陈鹏年感慨万千，烛火摇曳中，他确认了这就是自北宋以来无数史料记载过的《瘗鹤铭》原文。这是七百多年来，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瘗鹤铭》，第一次浮出水面，向世人展露真容，而陈鹏年也因此成为七百多年来有幸目睹《瘗鹤铭》出水真迹的第一人。
　　康熙五十二年冬天，注定会成为《瘗鹤铭》发掘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三个月的时间，陈鹏年共从江中打捞出残碑五块，文字已残断不全，仅有完整文字81个，残缺字12个。由于长期浸入江水中，字迹残缺伤损，但笔势开张，点划飞劲，依然保留着原碑的神采。打捞出的五块残碑，被移置焦山。《瘗鹤铭》的坎坷遭遇，愈显该碑的珍贵。《重立瘗鹤铭碑记》文中说道：“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叙述了这段经过。这次打捞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对这块传奇石碑的钩沉。
　　《瘗鹤铭》作为书法历史上的大字之祖，它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早在明代以前，《瘗鹤铭》的碑帖就远渡扶桑传入日本，倍受日本书法大家推崇，并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书道的进程。
　　良宽，日本一代书法大家，被称为书法之神。江户时代后期出生于日本的越后国名门望族。幼时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15岁就读于汉学名家大森子阳的私塾“三峰馆”，习四书五经及老庄哲学。18岁在光照寺削发为沙门，从此舍弃一切，遁入空门。34岁时开始云游四方。一生住草庵、行乞食，修行佛事之余精研汉诗、书画，在偶然看到传入日本的瘗鹤铭拓片后，被其中所蕴涵的厚重高古，萧疏淡远之气深深吸引。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良宽于每日清晨，坚持在竹林中临摹《瘗鹤铭》，作为修行的重要功课。
　　晚年的良宽在日本书法界的地位已经达到了几乎被神化的程度，甚至开始对中国的书法界产生影响，他无数次对学生表示，来自中国的瘗鹤铭是自己的老师，由于他的推广，瘗鹤铭开始在日本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并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百年之后，当这种重视被置于残酷铁血的战争背景时，重视则变成了贪婪的窥视。
　　定慧寺，位于焦山岛南麓，始建于东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在佛教禅寺中有着显赫地位，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古刹，曾有"十方丛林"、"历代祖庭"之称。
　　1937年11月，天皇裕仁和他的顾问建立了一个以日本皇室成员为主的秘密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即是在战争中确保对入侵国家进行系统性的洗劫，该计划以裕仁天皇的一句俳句命名，称为“金百合计划”。
　　金百合计划于南京大屠杀前期正式启动，日本历来对中国古籍珍本极其重视。在作战的同时，派出大批学者和僧侣对中国沦陷区内的古籍文物进行严密的调查，以制订详细的劫掠清单。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为由日本皇族成员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12月8日，日军川边部队攻入镇江，在残忍屠城的同时，派重兵夺取焦山岛，激战三日后，日军终于占领焦山。一支来自上海派遣军总部承担特殊任务的小分队随后登岸，他们的目标是位于焦山岛上的定慧寺。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军已经将《瘗鹤铭》纳入了攻占镇江后首先劫掠的第一批名单，并为此进行了半年之久的窥测与准备。12月11日清晨，大批日军士兵按照原定计划迅速进入并控制了藏有《瘗鹤铭》残碑的定慧寺，按照金百合计划有关档案的记述，在清朝陈彭年将残碑打捞出水后，委托坐落于摩崖边上的定慧寺代为保管，几百年来残碑一直被收藏于寺院内的伽兰殿南壁，然而让窥视已久并有备而来的日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搜遍整个寺庙后竟然一无所获。
　　12月10日，日军攻入焦山岛前夜，隆隆炮声中，十几个僧人举着火把疾步行走在定慧寺的廊道上，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脸，时任监院的雪烦法师带领法徒，连夜将放置于伽兰殿南壁的残碑转移出来，秘密埋藏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块下，此时，焦山岛上的夜空正被火光不断映亮，而一江之隔的镇江城，在入侵者的野蛮杀戮中，已成人间炼狱，这些年轻的无名僧人知道，明天就会死于日军的屠刀下，而他们这一夜的所为，将使得《瘗鹤铭》逃过一劫。
　　战争胜利后，《瘗鹤铭》并未重见天日，它静静地躲在寺院最隐秘的洞窟中，又过了17年，一直到1962年，五块《瘗鹤铭》残碑被正式移入定慧寺边上的碑林。镶嵌在焦山碑林碑亭内，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碑中之王。
　　一千多年前，一个不知名的隐士为悼念死去的家鹤，写下了一篇铭文，并将其隽刻在临江的摩崖上，他并没有想到在其身后将引发世间众多学者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无数文人学者试图拼凑出它的本来面目，还原这个极具中国道家精神的故事，然而在将近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却避过了众人的纷纷探寻，也避过了世间的动荡与变迁，伴着寺院里日复一日响起的晨钟暮鼓，它和它的故事一直静静躺在幽暗的江底，等待下一次对这个传奇故事的再次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