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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催生了反危机政策的出台，而这些政策的效应又引起人们的激烈辩论。辩论的重点之一是凯恩斯主义，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欧美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上升，围绕财政刺激应该退出、维持还是加码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各国财经要员、学界精英纷纷演讲撰文直陈已见，辩者明显分为两大阵营，或尊凯恩斯为精神导师，或斥凯恩斯主义为误国误民的毒药。 在国内，相关的政策争论也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不过不同的是，国内很少有论者公开宣称自已是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的信徒，相反，否定政府干预的一方，却明确地把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靶子，对其进行猛烈炮击，甚至喊出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口号。 反凯恩斯主义者，痛斥政府干预种种弊端，激发人们对现行政策的反思，这种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批判者根本未理解凯恩斯主义的确切概念，将既不属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也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古脑儿地推到凯恩斯主义身上。 凯恩斯本人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前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时代的变化促成了其思想的转变，他从大萧条中观察到的若干人类心理规律出发，断定单凭市场自身力量走向均衡耗时太长，因而主张政府适当干预，而货币政策为流动性陷阱所困无能为力，唯有财政政策可以依仗。要理解凯恩斯思想，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干预应该是短期的、有限度的，在长期内自由市场运作机制仍然有效；二是强调财政政策反危机效果优于货币政策。 然而，各国政府在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凯恩斯的主张扩大化和长期化了，并导致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二战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争论沿着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对立而展开，最终发展成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对立。但不幸的是，随着讨论的扩大，凯恩斯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一些不严谨的论者，把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财政收支、累进税制、价格干预、产业管制，甚至环保政策)统统贴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将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栽赃于凯恩斯主义。国内有学者甚至把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归到凯恩斯主义的名下，让他们一同受审，判其为此轮金融危机负责。在某些意识形态浓重的论者手中，要批评不当干预，似乎只要将炮火对准“凯恩斯主义”五个字进行一番猛轰就可凯歌高奏。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凯恩斯主义彻底打倒，世界就会永浴光明。 在笔者看来，这种粗浅的批判完全找错了靶子，不仅冤枉了好人，而且放走了真正的敌人。 首先，将凯恩斯主义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属于无中生有。真正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和生活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无比珍视自由市场。凯恩斯虽然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旧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但凯恩斯始终未曾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和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对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无比珍视，对当时苏联兴起的计划经济高度警惕。 其次，有限度的功能性财政政策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在危机时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繁荣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不再绝对追求年度财政平衡，这一思路已成为各国操作的准则。因为现代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对其实行有限度的调节，调节的目的是让市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连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就拿眼前这场欧美各国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来说，人们争论的关键点是财政扩张的时间、力度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对未来长期增长的影响，而对危机时财政扩张的必要性，是没有人质疑的。 当然，对于渴望建立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最好还是回到斯密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每年都搞搞财政平衡，过过小国寡民的生活。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自由市场如此完美，凯恩斯主义又如何能够产生呢？ 最后，将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形形色色的计划经济残余、国家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新重商主义，他们没有旗号，但他们的幽灵却时时刻刻盘旋在我们上空，他们不受限制地扩张权力边界，扭曲市场机制，危害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看到有人将所有干预的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代其受过，他们定会暗自窃笑。而终生信仰市场、以维护自由为使命的凯恩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忿忿不平地跳起来申辩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你的中伤让我很难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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