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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曾经这样论述作家的责任：“作家绝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自己的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的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的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永远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在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推上绞架，那绞索必然在你手上留下紫色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么你的呼吸中必然杂有污秽之气。我们谁能够大言不惭地宣布，现在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文坛吧！无论是小说戏剧影视作品还是报告文学，都很少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和困境，好像这些实际问题都与我们的作家无关似的。而充斥我们文坛的，大都是一些反映形势一片大好的作品，影视剧中的主人公也大多是一掷千金的大款，很少出现吃不上饭的下岗工人和因讨薪不得而被逼得想跳楼的民工。我不禁要问：我们写了些什么？我们应该写些什么？ 文学应为现实服务，应直面我们的生存环境，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呐喊呼号。作家要敢于直面现实，不回避阴暗面。立足民间、关注平民、关注弱势群体是文学的原始使命。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应该带着一种精神上的痛感来进行创作的，这痛感来源于对弱势群体所受苦难的怜悯和关怀，痛感是促使他们不断创作的原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纵观当下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在创作时已没有了疼痛的感觉，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或为演艺明星捉刀写自传，或为企业家或政客写报告文学，或写一些反映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小说或电视剧，或写一些养小猫小狗或养花种草之类的不疼不痒的文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弱势群体的苦难熟视无睹。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痛感的缺失、道义的沦丧无疑是文坛的巨大悲哀。卡夫卡说过：“我们需要的书，是一把能够劈开冰山的利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再允许一堆堆的文字垃圾充斥我们的文坛了！ 苏联作家认为第一流的文人应该是第二个政府，而在我们这里，文学却一直处于附庸地位，许多作家哪里是什么政府？只是一些热衷于唱一首首赞歌的应声虫、御用文人而已。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不会为功利而写作的，他只想用手中的笔，去凸现生活的真实，去描写那些小人物的泪水和无奈，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挣扎。他不奢求能够成为一块美玉，只愿做一枚普通的石子，无需华美，只要能在暗夜里，在撞击铜墙铁壁的时候，能擦出耀眼的火花来，就是他的最大安慰。爱默生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行走的学者，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烛火进行创作。他说过：“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一个作家的心，应该承载着真理和道义；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应该是官方意志的传声筒，他应该而且也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应该而且也必须拥有人格的独立。这是对良知，对真理，对人类内在尊严最起码的捍卫。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为良知而写作的。(学习时报2010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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