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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嗜书如命的人生——读《听杨绛谈往事》时间:2010-09-08 10:31 作者:树欲静点击:45次 虽然我读过杨绛先生以及关于杨、钱生平的一些作品，对于“我们仨”颇有所知，但再读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还是了解到一些从前所不知晓的事情，毕竟这是作者“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的结晶，即便有些部分是我所熟悉的，也不觉厌烦，因为我喜欢置身于那样一种精神贵族的氛围，喜欢闻吸那样一种弥漫着浓郁书香的味道。如作者所言“本书虽然主要写杨绛先生，但实际上钱杨是不可分的”，在我看来还应加上他们的女儿钱媛。杨先生说：“圆圆也像钟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而杨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惜时如金，嗜书如命，是钱家“我们仨”共同的人生。 我以为，人生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天赋与兴趣点的，从而形成人的一种生命的形态、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喜欢读书，是一种内心的需求与享受，无需刻意求之，无需盟誓立志，无需坚强毅力。对于“我们仨”而言，读书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为读书而生，天生就喜欢读书。 钱钟书曾经对杨绛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他的学生黄雨石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未去参加，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解放初期，北京到处有旧书店。我们走进一家书店，钱先生说：‘雨石，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我们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他看过没有？他立刻说出此书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来没错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永玉画了一张“凤凰涅磐”寓意的大幅国画，作为国家重礼送给一个外国城市，领导让他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磐”的文字根据，以便应对询问。他翻遍了《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都不得要领，只好打电话向钱钟书求救。钱先生让他去翻中文本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本。黄永玉马上找到，解决了全部问题；杨先生的父亲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答：“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答曰：“一星期都白活了”。 1996年钱钟书病重时，杨绛在病榻前和钱先生商量，以他们72万元的稿酬及其后的稿酬所设立的奖学金，就命名为“好读书奖学金”，用以帮助那些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好读书是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奖学金设立在全家人最爱的清华大学。 除了与生俱来的气质外，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杨家有开明的家长、和睦的家人、廉正的家风，不留任何遗产给子女，只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杨绛儿时所处的年代，其父就能以男女平等的心态，送每一个女儿到最好的学校接受最新的教育，实属开明之至！这固然是杨绛命中的好运气。而钱杨夫妇这样“一对特殊的人物”（柯灵：《促膝闲话钟书君》）的女儿又怎能离谱？“连翻书的样子都像爸爸，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杨绛语） 三人读书发乎之心，嗜之如命，自然就没了功利，看淡了学位，“杨绛随钱钟书留学牛津，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因入学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而杨先生的兴趣不在历史，便决定不入学院，只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自修西方文学。”“阿季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读书。”钱媛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公派英国的留学生。因时间短，教育部原规定这批留学生不读学位。后来延长一年，原因是为了读学位。钱媛重实学，不求学位，“只想多选点自己需要和喜欢的课程，不愿意为读学位而去修那些自己不需要的规定课程，所以她未读学位。老师最初以为她是畏怯，后来称赞她勇敢。她有胆量，有自信，虽未得学位，收获却远胜于求得一个学位。” 钱钟书和杨绛是一介很纯粹的书生，他们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愿过问政治，解放前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解放后也绝不入党。杨绛在《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引了英国诗人蓝德的诗句，杨绛译为：“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这其实就是杨先生的自我写照。 钱钟书和杨绛不仅各自读书与生命水乳交融，两人的情感与婚姻亦是难得的水乳交融，好像他们一来到人世，各自手中就赚着一条月老赏赐的红线，一头牵着钟书，一头牵着杨绛。杨先生看过一位英国传记作家的婚姻自述：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杨绛读给钱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当年，杨绛与费孝通是中学和大学同学，费老一厢情愿地把杨绛作为自己的“初恋”；杨绛说：“他不是我的初恋”。杨绛的初恋是钱钟书，钟书的初恋是杨绛。这是月老早已安排妥的，实在是委屈了费老。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在两人“同存”的样书上写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手稿也校订完毕，他提议和杨绛交换题签。杨绛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先生说：“留个纪念，好玩儿。”从此两人的作品出版，都互相题签。 钱媛跟妈妈最亲，跟爸爸顶“哥们儿”，一个书香扑鼻、妙趣横生、其乐融融，还常常“格物致知”的“我们仨”，在十年前散了，独剩杨先生一人。杨先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送走了亲爱的女儿，又送走了“丈夫、情人和朋友”。遵照钱先生生前的交代：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钱先生从去世到火化，全程仅用了57个小时。 钱先生带着赤子之心走了，我想，杨先生的赤子之心也早已随先生和女儿同去了，唯有精神还挣扎在“逃、逃、逃”的路上。杨先生还能逃到哪里去？只能逃到书中去。 2009年10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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