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后，文人治印风气日炽，至隆庆、万历年间而尤为兴盛。当时以篆刻著名者不胜计数，其中的一些人在当时还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或其他原因，他们的姓名却逐渐为后人所疏忽了。以至我们今天在阅读有关资料时，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比较陌生的姓名，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更是付之阙如，王梧林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位印人。笔者在阅读有关书籍时，了解到了一些关于王梧林的史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梧林本人，而且还将有助于我们对明代篆刻艺术发展尤其是晚明篆刻流派的认识。
一
王梧林之名其实并不是十分陌生的，其多见于明人的印谱题跋，例如李流芳《题汪杲叔印谱》：“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吾吴有文三桥、王梧林，颇知追踪秦汉，然当其穷，不得不宋元也。”又，归昌世《承清馆印谱续集序》：“余谓篆刻之技汉晋后无传，如嵇之琴、阮之啸也。至文三桥、王梧林乃以此名世，二公博雅高逸，文酒山水之娱足一其灵心妙骨，宜其工也。”以上两段文字来看，王梧林能与被后人视作文人治印鼻祖的文彭齐名，可以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亦足以引起后来学者对其的重视。近来一些学者在研究明代印学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方去疾编辑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该书虽未收入王梧林之印，但在归昌世的简介中称：“明人评其篆刻与文彭、王梧林鼎足而三”；又，张梓简介中称：“篆刻师法王梧林、归昌世。”虽然这些只是对前人议论的引用，并且也不是直接针对王梧林的评价，但却更使我们感觉到了王氏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黄
在其《明代篆刻艺术流派说初探》一文中对此也非常重视：“……李流芳提到的王梧林，在万历、天启、崇祯间曾享大名，……可见梧林的印风，当属文彭一脉。”王梧林的印章见载于万历四十五年张灏所辑的《承清馆印谱》，印下仅记“王梧林”之名，后来被收入《广印人传》，大约也是以此为根据的，然而只是寥寥数语，至于其生平事迹，无多介绍。总之，我们以前对王梧林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
黄在《明代篆刻艺术流派说初探》中说：“在万历年间众多的印谱序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那些令人鲜知或完全不知的与文何同期的篆刻家。”其中提到了一位“取韵高逸，居然作者”的“王历城”；又，沈野的《印谈》中还提到了一位“王伯钦”，这里的王历城、王伯钦又是谁呢？
我们不妨先阅读一下陈元素《承清馆印谱题辞》：
文房之戏，印其一也。以石代金而驱鸟迹、蚊脚、科斗，走寸铁，则实文博士寿承、王历城梧林凿中央之帝，而吾友归文休受其数……。
原来“王历城”就是王梧林，古人例以一个人的曾经为官最高或最长的职务来作为他的别称，如文彭仕终南京国子监博士而世称“文国博”、文嘉曾任和州学正而世称“文和州”等。而沈野《印谈》中称：“王伯钦为孟肃伯父，其在历城……”，那么，这个曾经任职历城的“王伯钦”，是否就是王梧林呢？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钦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绝爱之，携入径山，尝自言，吾于世无所不舍，独此印与罗肖华墨未便舍去。罗肖华墨者……已见贶，某笑曰：“咄咄孟夙，舍至是耶？”归卧草堂，有一僧持此石从径山来，薄纸裹之，题云：“先伯父梧林公手泽，唯公知之，故以相与。万历戊午四月记。”随付石倩藏之。
由此观之，这位能刻印章的“王伯钦”确实就是王梧林，其侄孟夙也就是沈野《印谈》中的“孟肃”（“夙”与“肃”同音）。王梧林有弟名幼文，孟夙应即其子。王孟夙为万历年间吴中名士，擅长诗文，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记录其事迹甚多。《梅花草堂笔谈》又记载道：
王伯钦三上公车不第，庚午其弟幼文举于乡，……明年伯钦中式。
“中式”即登进士，庚午为隆庆四年（1570），明年为隆庆五年（1571），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有昆山籍王炳衡（伯钦）为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三甲十一名，与《梅花草堂笔谈》所述相吻合，并由此可知，王梧林名炳衡，伯钦为其字，昆山人，与《梅花草堂笔谈》的作者张大复为同邑。承上所述，我们已知王梧林曾在历城为官，《梅花草堂笔谈》说：
王伯钦古貌慧心，好吟喜饮，尝自号醉愚，又号倚梧吟叟，辛未释褐，……已令历城，迁临安，竟以懒罢。
说明他确曾任过历城县令，后来又改任临安。
将以上的资料串联起来，我们对王梧林其人可以说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了：王炳衡，字伯钦，号梧林，别号醉愚、倚梧吟叟，苏州昆山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历城县令，故世称“王历城”，后来又迁临安县令，或许不久即以疏懒罢官归里，晚年的生活似是较清贫的。生卒年不详，以其三试不第来推算，当他隆庆五年（1571）登进士时，年龄可能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那么，他的生年大约应在嘉靖（1522—1566）前期，“与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爱，晚年弥笃”，可知其享年不至于太短暂。王孟夙赠张大复王梧林所作“皆空道人”印时为万历戊午（1618）年，据其文字，当时王梧林去世已有年岁，以此推算，王梧林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大约应在隆庆和万历（1573—1620）前期。
二
王梧林除篆刻以外，又工书，“字画遒远，不减率更令”；好吟喜饮，曾与弟幼文等结“昆山诗社”，录其《倚梧吟》一首，以见其诗文之大概：
饮酒未必醉，倚梧便长吟。
凉风吹苎衣，逍遥开我襟。
朝朝白云飞，飞彼高山岑；
暮暮孤禽飞，想在中树林。
白云共飞鸟，孰知浮与沉，
朝朝复暮暮，孰知古与今。
诗写得未必很出色，但足见其性情。从他的《倚梧吟》及其梧林、倚梧吟叟等别号来看，似对梧树有着特别的感情；他又非常喜饮，沈野《印谈》中有一则记载：
王伯钦为孟肃伯父，其在历城，政事之外即痛饮。一日陪长官共饮，啸咏良久，不觉先自醉，辄唤从者掖之不别而去，屡舞欺欺，不觉落帽，因回顾笑曰：“醉看落帽风。”长官怒，辄从臾当道劾去之。抵家，贫于陶令，常瓮中乏酒，悒悒不乐，立于所居门首，见一童子提壶过者，因问之曰：“此中何物，可尝”遂捧之一饮不去口，竟尽醉矣，不知童子为何人也。其风度如此，真晋竹林中人也。居恒无事，便操刀作印，印成辄对之狂叫，把酒自醉，至今孟肃匣中有数印。
其嗜酒如此，竟致失官，足见其性情之豪放粗率，甚至而显得有些落拓不羁，以至被沈野视为“晋竹林中人”。《承清馆印谱》中有王梧林“江南贫孟尝”、“家因好事贫”等印，似是其自用印，大致反映了他性格豪爽的一面和与世俗的不谐，而其他一些印章的内容也多如此。
王梧林的篆刻在当时的影响据前述已可略知一二，论者将其与文彭齐名，这些都有足以引起后来学者的关注。在《承清馆印谱》初、续集中共收录王梧林的印章计21方，俱为白文石印，由此可知其篆刻面貌之大概。他的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求平稳匀称为主的，如“修竹吾庐”（图一）结构较为平稳，“吾庐”二字因笔画疏密而互相承让，行刀颇见笔意，笔画较为粗放，少假修饰，得自然之趣，不失为其印章中的佳作；“竹里馆”（图二）的章法亦是以平整为主的，转折处虽较方整，然圆转之意流走其间，匀整而不至于板滞，有意无意间得汉玉印之神韵；其他如“谁能伴老尹”（图三）、“息机非傲世”（图四）都是属此平实一路的；但有的亦因之而失之于拘谨，还有的印章为求平整而将笔画曲叠，如“击筑落高月”（图五）一印，其原本的气息应该还是不错的，但“高”字顶部一笔两端下垂已无必要，尤其是底下的“月”字笔画屈曲将左下方填满，显得非常别扭；而“斯文亦吾病 ”（图六）中“斯”字的右部和下方的笔划勉强凑合，四周的边框均为笔画所穿透，破坏了印面的整体感，使整个印面显得呆板和散乱。另一类则是随意性较强的，而且在其印中所占比例也较大，如“五湖七十二峰樵客”（图七），此印虽稍嫌潦草，用字不甚讲究，笔画亦不求工稳平整，然走刀如笔，一气呵成，疏密自然，颇觉痛快淋漓，这一类印章大约就是如沈野所说“印成辄对之狂叫，把酒自醉”的状态下所创作的。这样的创作安排和修饰都较少，其好处是较为自然，无矫饰做作之习，缺点是容易失于潦草，有的甚至有粗制滥造的感觉，腕力似也不足，如“白云劝尽杯中物”（图八），此印显然是信手刻画而成，虽较写意，但总觉潦草、粗糙，而且一些笔画也显得有些臃肿；而如“江南贫孟尝”（图九）、“世短意常多”（图十）等印，则感觉松散、乏力，了无生气。
从王梧林的印章来看，如果将王梧林归入文彭一派，亦无不可，但其印风与何震、苏宣等也有些相似的地方，这种印风在晚明时是比较盛行的，可以说是当时的流行印风。王梧林虽然可以说是以篆刻著名的，但他似乎并没有专心致志于此，其刻印大约是全凭性情，并不刻意求工，与其性情所至，信手而为的创作态度是有关的。这样的创作态度好处是轻松自裕，不易为形迹所拘，但亦容易疏忽技艺的深入，以至妨害其风格的形成。总的来说，王梧林的印是比较写意的，所以他的印是以上述后一类印章为主的，也最能体现其个性。如果仅以“修竹吾庐”、“竹里馆”等印而言，王梧林的篆刻似亦不负时誉，但综观其大多数作品以《承清馆印谱》的21方印为据 ，却都是较为平常的，有的则失之乖谬。笔者以为，以王梧林的功力和成就而言，似乎并不见得有许多高明之处，尚不足与文彭等吴中前辈相提并论；比较同时的作家如何震、苏宣等，应该说也稍逊一筹的，其要害在于他的印章有个性而没有风格。
三
既然王梧林的篆刻并不是十分的高明，那么，为什么在李流芳和归昌世等的笔下，王梧林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笔者以为可能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其一，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以上涉及的资料，有关著述的编撰者，如归昌世、张大复与王梧林为同里，李流芳为嘉定人，沈野为吴县人，陈元素为苏州人，都是苏州或附近人氏，亦即习惯所称之吴人，如李流芳所称“吾吴有……”之类。后来朱简著《印经》时，曾议论文彭以后诸多印人，并将三吴印人归于“三桥派”之列，如“璩元、陈居一、李长蘅、徐中和、归文休暨三吴诸名士”，其中并无王梧林之名，或是身为徽籍印人的朱简并不知有王梧林其人，抑或已被包括在“暨三吴诸名士”之中；而在一些苏州以外地区文人所撰写的印学著述和印谱序跋中，很少有提及王梧林的，所以可以认为，大约王梧林之名，最初亦只是囿于吴中苏州及附近地区 而已。但是由于明代中期以后苏州在书画印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诸如归昌世、李流芳、沈野、陈元素、张大复等在当时亦非等闲之辈，他们对于王梧林的评价自然会使其影响也随之而不断扩大。
其二，还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些提及王梧林的学者中，不但都是吴人，而且还是王氏的后学之辈。前面已经提到过，王梧林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大约在隆庆和万历前期，应该属于晚于文彭后一辈的，从其生平来看，完全有可能曾经受教于文彭这一代篆刻家，至少在吴中后学的目光中，他是文彭印风的继承者，自然就受到了景仰。在上述的学者中，张大复与王梧林之侄王孟夙所交甚厚，而沈野称“王伯钦为孟肃伯父”，亦似与王孟夙相识。最有意思的是，《承清馆印谱》的编辑者张灏与王梧林有着亲缘关系，王梧林之侄王孟夙亦曾为《承清馆印谱》作过题跋：“余甥夷令文史之暇，取诸名人篆刻汇为谱，……”原来张灏（夷令）是王孟夙的外甥，也就是说是王梧林的侄外孙，这一亲缘关系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认识《承清馆印谱》的编辑和万历年间的篆刻活动都是有所帮助的。李流芳、归昌世等与《承清馆印谱》的编辑者张灏关系密切，尤其是归昌世曾经长期客座于承清馆，李、归等对王梧林的评价，于此或亦不无关系。顺便提起，《梅花草堂笔谈》的作者张大复亦曾为《承清馆印谱》题跋。
其三，如果说王梧林在当时确实是有所地位的，除了以上两点因素以外，那么笔者以为，与其说是对其篆刻的重视，还不如说是其个人品格和性情所造成的影响。王梧林虽然在中进士前曾经“三上公车不第”，但这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是很平常的；然而在其中了进士并授县令以后，很可能有着比较平坦的仕途，他却没有认真地去做官，而是因为稀里糊涂地因喝醉酒而得罪了上司，丢了乌纱帽。他虽然不是主动辞官归里，像陶渊明一般地潇洒，但也反映出了对功名的淡薄，而且任性率情，表现得还是那么地豁达，以至沈野叹其“其风度如此，真晋竹林中人也”，为后学们所敬仰。虽然说在篆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一部分 阶层的介入，客观上亦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古往今来的篆刻家中，曾经中过进士的是屈指可数的。王梧林虽然并没有在仕途上十分努力，但以他进士的出身，能够“居恒无事，便操刀作印”，醉心于斯，在当时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重视；更何况其颇具个性的性情和品格，信手而为的创作态度，都为他的篆刻增添了一些传奇的色彩。
上述几点，无疑就是王梧林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原因，究竟哪一点是主要的，似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所谓王梧林与文彭齐名，以及李流芳、归昌世等对其的评价，除了其本身所有的篆刻成就以外，大抵是吴中后学出于对尊长的敬仰，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徇于乡谊和私情的褒扬，所以难免有所失实。通过本文的讨论，不仅使我们对王梧林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澄清了一些历史的误会，还其本来面目。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古人的认识，不能完全依赖于前人对他们的评价，而要认真地对他们进行研究，对有关的资料进行细致地分析，对有关的作品进行客观地评价，实事求是，一不迷信，二不马虎，这样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传统，认识古人。从这一点来说，它还能带给我们几点启示：一是在明清一些印谱序跋中，类似王梧林的评价并非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万历年间，动辄与文、何齐名，这样的序跋很多是出于友情乡谊的，难免有“徇私”的成份，故而其史料的价值相对地要差一些，阅读和利用时需要认真地进行分析。一是我们今天在进行篆刻批评时，也要避免这种倾向，不要让前人的陋习仍然成为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更不要为了一介私谊而贻笑于后学，而是要从发展篆刻艺术的立场上来对篆刻家及其作品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这或许就是古代篆刻史研究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编订
明·张灏《承清馆印谱》
《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方去疾编订
黄《明代篆刻艺术流派说初探》，《西泠艺 丛》89.2期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