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王萧子良

fedcba 20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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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八友”漫谈 ◇肖孔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血腥、最混乱的时期，演绎的是王朝更替、皇权更迭、鲜血淋淋、改朝换代的“连续剧”。公元220年（建安25年），曹操死，子曹丕废汉献帝，代汉自立，建立魏国。仅仅过了46年，晋武帝司马炎掐死了日渐衰微的魏王朝，代魏自立，建立西晋。其间暴虐与残杀，层出不穷，司马氏时，“八王之乱”，导致“五胡（是指西北少数民族匈奴、羯①、氐②、羌③、鲜卑等五族）乱华”。中原沦陷，西晋崩摧；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420年，宋武帝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代晋自立，建立刘宋政权；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依样画葫芦”，分别以武力取代了自己臣事的小朝廷，先后建立了齐、梁政权……掀开史册，其间的刀光剑影，诛戮戕④害，无数人头落地，滚滚鲜血成河。

　　然而，天下的大动乱，却带来了世人的思想大交流；世人的思想大交流，进而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大发展。此时期的文学社团，可谓群星辉耀，万众瞩目：曹魏时代的“建安七子”，高标“建安风骨”，声震九霄；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高擎“玄”字大纛⑤，啸傲山林；南齐时期的“竟陵八友”，声韵逐云追月，对偶翩翩生尘，他们所创作的“永明体”诗歌，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谈起“竟陵八友”，首先得谈到竟陵王萧子良。竟陵王萧子良（公元460-494年），系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⑥的第二个儿子，齐高帝时任丹阳太守，齐武帝时封为竟陵王，官拜司徒。萧子良为政期间，体恤百姓疾苦，每逢有荒灾，则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宽减赋税，深得老百姓爱戴；萧子良爱好文学，文风炽烈，在文人中有很高的声誉，当时人称他的文风直逼“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萧子良为人豁达，平易近人，造就了当时博大包容的文化氛围，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推动着文化的良性发展，促进了南朝文学的彬彬之盛；萧子良对儒、道、释兼收并蓄，笃⑦信佛教，到处建寺庙（我市皂市镇白龙寺就系萧子良所建）；萧子良关心穷人疾苦，积德从善，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了慈善机构——“六疾馆”，据史书记载：“太子（萧长懋⑧）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萧子良在建康鸡笼山开西邸⑨，纳贤士，招揽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据史料记载，多达74人），其中八位才冠当世、志趣相投的著名才子（文坛领袖沈约，山水诗开创者谢眺，著名文学家、诗人范云、王融、任昉、萧琛⑩、陆倕（11），齐梁文学家、书法家、玄学《易》的代表人物萧衍，史称“竟陵八友”）环绕在竟陵王萧子良的旗帜下，各显才丽，彼此唱和，短时间内形成了席卷天地的文学潮流。

　　“竟陵八友”是古今瞩目的文学团体　　

　　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为中坚的文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文学集团，此时凡有才名者均为竟陵府邸所网罗。他们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12）思，他们在频繁的文学活动中使文学素材得以拓展，创作技巧得到了锻炼。谢眺、沈约的诗歌，绵密细巧、韵律明净，情丝浮漾；任昉（13）、陆倕的骈体文凌厉竣切，词采超逸，笔健雄浑。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评论说：“近世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谢眺、沈约、范云、王融、任肪、陆倕等，并有大量文集传承于世。萧琛、萧衍也不甘退让，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南史》本传；“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至于“天性聪敏，下笔成章，长于文学，文武兼备”的萧衍，“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梁书·武帝本传》）。这种刻苦学习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撰写的各类著作达千卷之多。总之，“竟陵八友”既非统治者倡导的主流之音，也非“地下组织”涌动的暗流之波。他们才华超群，个个都是著名学者，左右着当时的文学潮流。

　　“竟陵八友”文人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绚（14）丽的一页。

　　其一，推动了齐梁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大量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视为齐梁文学的双璧；《古画品录》、《续品画》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之渊薮（15）；《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教论集；《高僧传》是现存最早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大批总结式的著作相继问世，除当时的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积极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促进了齐梁文学的“新变”。齐梁时期，“属文好为新变”，成为一种突出的风气，不少诗人把诗歌“追求新变”当作自己刻意追求的目标，由此带来了当时诗坛日新月异的变化。萧子显曾说：“习玩为理，习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在这场诗坛追求新变的过程中，沈约和谢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沈约先后在宋、齐、梁三朝为官，梁武帝时，官至宰相、太子少傅。南唐后主、著名词人李煜（16）词中曾有：“沈腰潘鬓消磨”的句子。词中的“沈腰”就是指的沈约这位美男子。沈约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诗律学家。他与谢眺共创了“永明体”，并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所谓“四声”，就是“平、上、去、入”。所谓“八病”就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扭、正扭。“四声八病”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诗坛“新变”，为后来的唐代近体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其三，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纵观中国的文化，在南朝以前，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了秦汉统一文化。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后来“三国归晋”，这其间，南北文化经历了近百年的隔绝，儒、道、释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有过激烈的斗争。东晋之后，战乱纷飞，整个中国四分五裂，相继出现十六国。后又逐渐形成了南北朝：北方有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南方有宋、齐、梁、陈等。当时南北士族处于对立状态。此时，萧子良设西邸，纳贤才，以博大的胸怀，广泛网罗南北士族人才。这些南北文人学士聚集在一起，通过长时间的磨合，逐渐成为挚友，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这种融合，为南北士人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竟陵八友”是搏击宦海的权谋之士

　　竟陵王萧子良统驭的“竟陵八友”，不仅是左右时代风潮的文学团体，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比如“八友”之中的范云（是《神灭论》作者范缜的堂弟），幼极聪慧，文思敏捷，8岁作诗赋，操笔便就。一次，萧子良游秦望山，有秦时刻石文，人多不识，云读之如为流。范云曾任广州刺史，后因助萧衍成帝业，官侍中，吏部尚书，封霄城县侯，官至尚书右仆射。王融，“少而神明警慧”，躁于名利，刚险浮竟，发誓三十岁之前攀到公辅之高位；沈约出生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之显赫，沈约后辅佐萧衍有功，官至宰相；萧衍更是胸怀天下，王融曾预计过：“将来宰制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来的历史证明，王融颇有先见之明。萧子良把这些权谋之士集聚在一起，似乎是为扬名，其实不乏对帝位的觊觎（17）。

　　齐武帝在位之时，萧子良任宰相，权倾朝野。特别是在齐武帝萧赜病危之时（永明11年7月），舆情汹汹，口语喧腾，似乎萧子良掌舵，天下归心了。此时的萧子良也摩拳擦掌，立即派萧衍、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等人为帐内军主，把守宫廷。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齐武帝萧赜刚刚咽气，王融立刻率众出击，封锁东宫，欲乘机扶子良登基。正当此时，手握重兵的西昌侯萧鸾率领部下，气势汹汹赶来，“排面入奉太孙（萧昭业）登殿，命左右逐出志在必得的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顷刻失败了。萧鸾拥立萧昭业践位后，自己以骠骑大将军辅政。萧子良政变失败的原因之一，与萧衍有很大干系；一是萧衍从内心就反对王融拥立萧子良策动政变，这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二是或许萧衍与萧鸾暗通款曲，为何在关键时刻，萧鸾率部赶到？政变失败后，王融立即被捕杀，沈约、范云先后被逐出京城建康，调任东阳太守和零陵内使。没过多久，萧子良也因忧惧过盛而死。后来萧鸾将萧昭业谋害，令其15岁的弟弟萧昭文接班，仅仅过了四个月，又毒杀萧昭文，兀自登基做了皇帝，是为齐明帝。萧鸾为了扫清障碍，假萧昭文之名，令各州郡“籤（18）帅”诛杀番王，齐高帝萧道成的子孙几乎被杀光。齐武帝萧赜之子萧子岳、萧子文、萧子峻、萧子琳、萧子珉、萧子健、萧子夏等十九子及一干天皇贵胄，举家老幼，统统被杀，真可谓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可惜杀人魔鬼萧鸾好景不长，47岁便一命呜呼了。这时候，动乱诛戮之“连续剧”依然在江南不断上演……

　　尚有帝王之心的雍州刺史、重兵镇守襄阳的萧衍，一面观察时局，一面养兵待发，开始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他首先拥立年幼的荆州刺史萧宝融在江陵即位，废萧宝融之兄萧宝卷的皇位，贬为涪陵王，并打着拥戴萧宝融的旗帜，率大军直逼建康城下，围城不攻，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以待宫廷内变。不知死活的东昏侯萧宝卷，此时仍整天淫乐，不理朝政，激起了守城将领的不满，将萧宝卷杀死，开城奉迎萧衍大军进城。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四月，萧衍逼齐和帝萧宝融禅位，代齐自立，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听计于沈约，派人逼年仅15岁的萧宝融自杀。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以竟陵王萧子良为“帮主”的“竟陵八友”，结社的目的，既为了文学，也为政治，二者兼而有之。　　

　　“竟陵八友”是崇尚佛法的忠诚信徒

　　佛教出于印度，东汉初期传入中国，发展壮大于东晋，鼎盛于南朝的宋、齐、梁、陈诸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传播、适应、发展、渗透、融合的过程，最后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文学、音乐、美术、还是哲学、历史、生活习惯，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甚至中国历史。

　　“竟陵八友”的思想有其共同的特点，即：儒、释、道兼收并蓄，佛学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所共同崇尚的对象。齐竟陵王萧子良是著名的崇佛者。《南齐书·竟陵王传》载：“（永明5年）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19）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亲躬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萧子良一生奉戒极严，自名“净住子”，认为自身尚且不净，何以度己度人；只有严于律己，对别人的坏戒，才会难以容忍。萧子良对佛经义理深有研究，常与义学高僧、居士讲佛法，招纳从游。他的邸园就是当时僧俗讲法论学的中心，盛况空前。沈约称：“演玄音于六霄，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也！”。当萧子良信佛崇佛极盛之时，著名《神灭论》作者范缜却出面与之论战，一时“朝野哗然”，萧子良与范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与范缜的论战中，萧子良总是以“战败”而告终，但他不以宰相之势压人，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范缜展开讨论，对不同思想，他所采取的态度不是扼杀，而是辩论，使得南齐时期，各种学术思想，能够互相交流。萧子良为宣传佛教，还广注经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数百卷佛教著作。

　　“竟陵八友”中年纪最大的沈约，一方面与当时的一些名僧交往甚密，常论佛法；另一方面，他在大量的著作中表达了自身对佛教教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如《千佛赞》、《究竟慈悲论》、《神不灭》、《忏悔》、《齐竟陵王发讲疏》等。他还借助谶（20）语“行中水，作天子”（萧衍的“衍”不就是行中水吗？）的说法，劝说萧衍早日称帝。

　　“竟陵八友”中职位最高的萧衍（梁武帝）虔诚佛教，被臣下称为菩萨皇帝。他当皇帝后，节衣缩食、不喜音乐、不近女色，平时节俭、花钱很少，“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唯豆羹粝（21）食而已。”但他却花废大量钱财建造寺塔，塑造佛像，在建康城东西南北四十八里，大造寺院，僧民达十万之众。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萧衍执政期间，他把佛教定为国教，向人们不断灌输至孝、至善、成仙、来世、因果、好人等劝人为善的思想内容，并在全社会推而广之。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社会各阶层，上至将相侯爷，下至普通老百姓，都信奉佛教。萧衍还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即使是日理万机，他也不间断地著书立说，常常挑灯夜战到深更半夜。他著有《涅（22）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他还把儒家的“礼义”，道家的“无为”，释家的“果报”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他认为儒教、道教与佛教同出一源，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佛教高于儒、道，因为儒教只能引导人成为凡间圣人，而佛教却能指引人成为出世的圣人，佛教便高于儒、道。但他又认为：三教虽高下不同，却相互烘托，佛教好比是黑暗中的一轮明月，儒、道二教如同众星，明月和众星交相辉映，三教相互补充。他所创立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萧衍对僧尼的日常生活也十分重视，他根据《梵（23）网》、《涅槃（24）》等大乘经典，反对僧尼吃肉喝酒，并作《断酒肉文》，论述禁止饮酒吃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苦口婆心地劝导僧尼以慈悲为怀，遵守戒律。还以皇帝的权威规定要严惩违反禁令者，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和尚。梁武帝所颁布的禁令对中国的佛教徒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改变了汉代以来僧人喝酒吃肉的习惯。萧衍曾三次舍身为奴：第一次舍身为4天，第二次舍身为16天，第三次舍身为37天。一辈子虔诚向佛，当了47年皇帝、活了86岁的萧衍却没有到达西方的极乐世界，而在公元548年（太清二年）的“侯景之乱”中，被困台城，活活饿死，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注释：

　　①羯（jié）我国古代民族

　　②羌（qiāng）我国古代民族

　　③氐（dī）我国古代民族

　　④戕（qiāng）杀害的意思

　　⑤ 纛（dào）古代军队的大旗

　　⑥赜（zé）精微深奥的意思

　　⑦笃（dǔ）忠诚，一心一意的意思

　　⑧懋（mào）勤勉的意思

　　⑨邸（dǐ）高级官员的住所

　　⑩琛（chēn）珍宝的意思

　　（11）倕（chuí）古人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