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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运用先秦古籍的记载以破译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研究工作已兴于20世纪80年代，譬如，由风胡子所说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而引申出“玉器时代”；从《说文解字》释“灵”为“巫以玉事神”，并结合大量古籍记载以释出土的玉琮的历史意义(详见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还有玉璧“神鬼食品说”(臧振、潘守永：《中国古玉文化·三· 璧功能研究》)等等。这条道路是当代杰出的历史、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9 0年代开辟的，为文物、考古界运用古籍资料来考证出土史前玉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遗憾的是我们古玉研究界对上述治学原则和科学方法没有很好理解，也没有落实在行动上，这就是我国古玉研究不能深入也不能提高的症结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正如上述，20世纪以文献记载诠释出土史前玉器方面有了进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对古文献的某些记载研究不够的欠缺，其理解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譬如风胡子为楚王解说玉兵时，特别提到“夫玉，亦神物也”，这句话正像楔子似地硬嵌于“以玉为兵”的话句中间，所以往往不被人们理解而忽略，对其内在意义视而不见。我认为从玉文化、玉学角度来看，“玉神物也”这句话比“以玉为兵”还重要。何以见之?因为这种说法是古文献中所见的指出玉是神物、有着神学基因的唯一记载，指出了玉的独特功能。玉是否是神物?有无神学基因?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风胡子说黄帝时以玉为兵，那个时代玉的实用功能空前地提高，但玉仍是神物，玉在史前文化上崇高的神灵地位是不应忽视的，同时，将一般的石头远远地抛在后面，促使玉石分化上了一个新台阶，玉成为神物，而石仍是一般的可用作工具的材料而已。在抗“非典”期间，我首先将粗浅认识整理成《玉神物解》一文，对玉神物这一要领作出三点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那么，用神物玉制成的玉器应是玉神器，这与文明时代的以“瑞”、“器”为主体的礼器是不同的。 另一重要内涵是“巫以玉事神”，这一论断由来已久，本是《说文》对 “灵”字的解释，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它提出巫、玉、神三者的垂直互动关系，巫事神必以玉，玉为巫、神间的中介，没有玉，巫则不能通神，神亦不能得到巫的供享，可知对于巫以及整个部落来说，玉是太重要了。此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字就是“事”字，事有奉、侍奉、服侍之意，如“不事王侯“( 《易》)、“年长一倍，则父事之”(《礼·曲礼》)，有下事上、子事父、臣事君、生事死之意。巫事神也有侍奉、服侍之意，其中亦有供奉、供享之意思在内。所以“事”不同于祭祀之“祀”。也就是说巫以玉事神是以玉享神，即供神食飨是其主要目的。这就是巫用世间的人要吃饭饮水才能活命的道理，也就是人的生存基本规律来解释神灵也要吃“玉”才能长生不老的原始的、朴素的神学观。《山海经·西山经》“锺山”的文字可证实这种对巫事神的朴素理解。 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地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并以之破解史前出土玉器，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假如一时还找不到文字证据，只要以返璞归真的愿望努力恢复史前玉文化本来面貌为己任，相信史前玉器的破解工作便可迎刃而解。我坚信以“巫书”诠“巫玉”是破解出土史前玉器的最有效的药方和良策。亦可将过去一段时间内学者研究巫往往多限于文明时代的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以利于恢复其史前原貌。 本文集所收2003～2004年所撰论文，都是遵循上述返璞归真、以巫书破解巫玉的准则和愿望，对已发现的问题重新思考、探讨、分析、研究，并提出个人的新看法和新见解，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此外，在近年我还研究了有关地方玉材及其玉文化的资料，分别撰写《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论和田玉在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等5篇有关地域性的玉器和玉文化论文，也编入本文集中一并发表，以便促进地域玉器专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不断深化。 玉文化学是一门尚不为人所知的崭新的学术领域，同时，又是一个庞大科研课题，涉及地质、矿物、工艺、史学、文献、考古、宗教、美学等多种学科，需要各学科专家、学者们积极参与并共同合作，走向高层次的整合互动，方可取得成果。我个人仅仅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玉文化及破解一些谜团，得出粗浅的结论。因学识浅薄，专攻此重大课题确实力不从心，失实不确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各位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史前社会玉器往往由巫觋设计、雕琢并以器事神，从而推动了玉文化的第一个高潮的出现和形成，巫玉光辉普照大地，又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故本集名为《巫玉之光》。书签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惠题，不胜荣幸，特向饶老前辈致以深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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