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公共行政学的审视
------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笔记
自21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试图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思想流派，各种冠之以“后现代”名下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歧异性和多样性。各个专业对着“后现代”这头大象，自说自话：IT业把它称为数字化，哲学界把它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称它为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说它是基因重组……，好象大家在谈论不同的事，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不同专业的概括，反映的都只是这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最难剖析其内容，也最难概括其特征的社会思潮，是众多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思潮、态度、倾向的混合体。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给社会带来了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以至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片面、夸张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副作用的认识的加深，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渐成思想界的思考主题。
另外，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来自于社会的变化。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制造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转向以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取代企业主成为支柱。旧的等级制度岌岌可危，大众文化成为文化进程的主旋律，昔日现代理念对精英文化的倚重受到挑战，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多媒体和虚拟技术打破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人工智能的设想挑战人类的中心地位。在信息网络中，各种信息都有平等的对话机会。现代意义上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这也导致了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文化危机进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此外，在信息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把握，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事实上，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就意味着“绝对真理”的终结和理性的死亡，但后现代主义认为要彻底否定理性，就必须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将其当作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发挥，束缚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性。
2．解构现代主体性。张扬主体性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首先，后现代主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其次，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主张用交往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即用“主体间性”替代现代理性主义中的主体性，使人我相互开放，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
3．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反对同一性和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一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如利奥塔认为，所谓“现代”科学，仍然与正统的叙事学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以后设理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这些在现代性下看来具有整体性，同一性基础的学科已经失去可信性。他号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见证那不可呈现的；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大家为正不同之名而努力。”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后现代主义最积极的贡献，便是不满足于稳定的、陈述式的基础，而极力地寻求人类理解的阐释性基础。这样一来，现代主义充分地注重事物的表面，而后现代主义则不断地破坏事物的稳定，以期更充分地揭示各种可能的意义”。
三、后现代主义对公共行政学的审视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它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在许多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精神。
1.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涵义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植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样性为特征。就公共行政理论而言，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哲学家法默尔(David John Farmer)从后现代视角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概念阐释。他认为，所谓公共行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它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在法默尔看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看待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视角或基本的语言范式。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阐释；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欲通过对“想象”、“解构”、“非领地化”和“变样”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
另两位著名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是福克斯和米勒，他们在著作《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对其理论做了详细阐述。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在这一个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他们强调，在这种“独白式的对话”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政策，只能是政府和官僚精英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公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政策。同时，这种独白式的对话从根本上来说，是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针对这种“独白式的对话”,福克斯和米勒对现有公共行政模式即官僚制以及其替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真实、诚实和坦诚的部分人对话基础上的话语论。他们认为，部分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尽管它有限制参与的缺点，但切合意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却是它突出的优点。综上所述，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活动和人类的交往活动一样，都是一种话语的游戏，而历史则是这一游戏活动的一种文本，不同人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规律，只存在合情景性。
2.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两条研究路径
国外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有四大研究主题：社会建构主义、解构与叙述分析、实用主义以及量子理论。在我国，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争论以建构性和解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尤为突出，并对这两种研究路径进行了分析。
1）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总体上看，社会建构主义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把态度、期望、知识、信念等作为基本因素来解释行为，代表了一种认知取向。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观点是对社会现实世界的建构而非反映。它以“建构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人的理解与关系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和调解的，一切组织过程的中心点和主要方面是话语，公共行政也不例外。吉纳斯（Geuras）和盖罗夫洛（Garofolo）认为，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以人的主观性观念为切入点。他们强调，不可能建立一种道德判定基础。在他们看来，怀特（Jay White）、哈蒙（ Michael Harmon）、 伯克斯（Richard Box），福克斯和米勒、利奥塔（Lyotard）、詹姆逊（Jameson）等是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代表人物。怀特否认意指与意符间的不变关系。他认为，叙述意味着知识是建立在故事之上的，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周围的世界都是在不同类别的叙述中产生的。他进而认为“事实不仅仅是许多科学家认可的具有维系的概念；理论是这些旨在描写事实的语言式的命题而形成的网络；理论是以某些推理、演绎，或循环的逻辑关系相关联的一系列概念集合。”
福克斯和米勒在其著作中就公共行政的后现代分析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做了剖析：从向心力到离心力，即从中心化到碎片化；从元叙述到差异的文本，即从宏大的理论到或多或少的情景状态；从等同、公共体到差异，即差异而不是等同；从普遍到多元主义，即从碎片化代替概念化的分析；从牛顿的力学物理到海森堡的量子物理，即从因果理论到微观宇宙的非预测性分析。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是融合后现代的现象学、构成主义以及能量场等概念建构的。他们认为，我们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能量场描述一个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或目前。所谓现象学的在场/目前并非指钟表或日历上的某个特殊时刻或时段。目前作为一种扩展的在场是在此情景中谋划未来的积淀性行为的集合。能量场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的。”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
福克斯和米勒强调，后现代公共行政就要求公民以真诚的、真实的面对面的对话——“真实的话语(authentic discourse)”,因为一旦参与者的信任遭到背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特别是在公共政策的执行方面，可能会受到威胁。这个真实话语的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
2）解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解构是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于196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解构通过挑战那些渗透在我们文化并给我们的信仰、思想和行为产生扭曲模式的不合理的价值等级以及不对称的权利关系而创造文本意义。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性方法是要识别一种叙事文本的断裂，通过这种断裂，解构可以表明文本因二元对立和不可约隐喻的必然依赖而产生曲解的情况。法默尔很欣赏德里达的解构概念，他认为，“解构本质上是对文本的一种良好解读，……解构一直都被比作对一幅绘画进行X光透视以便显现潜在的图像，而且这个不同的目的导致在解释和解构之间的强调重心从同一转向差异。”
法默尔在《论反行政艺术》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分析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我们都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对话，去听其他的人——这就是反行政精神。所谓“反行政”，是一种旨在否定行政官僚权力并且否定韦伯式理性——等级观点的管理方法，它表明的是一种赞成论战性、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的观点。” “解构概念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可以利用解构来拒绝给予源自官僚制的权力话语以任何特权地位。法默尔强调，在公共行政语境中，解构能被用来质疑我们据以建立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前提基础，可以开辟一种反行政的新视野、新观念，为试图使公共行政思维摆脱官僚等级观念和由于偏见束缚的准则扫清道路。同时，法默尔强调，“公共行政理论即公共官僚机构的语言应该成为揭示这种公共行政问题的动力机”。在他看来，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很有价值并且能够产生显著成果，但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力量，它对于解决有关官僚机构弊端的问题却有局限性。我们通过采用一种反思性语言范式则可以超越这些局限性。他所说的“反思性语言范式”亦即他为公共行政所作的反思性解释，并进而提出了对后现代公共行政具有四个生产性方面的重建：“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变样”。
法默尔探讨了如何解构官僚的效率问题。首先，官僚效率是社会建构，取决于人们怎样对它进行解释。它是一个文化特有的概念，并且与生产的提高相关联。其次，效率与无效率间的二分法是含糊的，例如，它不能确保一个合理的结果。效率概念只有在强调控制的社会里产生优势。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这就意味着，效率是不重要的；而对于现代主义而言，效率概念却成为其中心话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吉尔诺(Gillroy)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解析使得公共行政人员重审他们对既定的范式、概念的假设。现代行政的主要概念是效率，而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下，供选择的价值譬如公正、平等、公共事业以及自治权等却更加具有振兴公共行政的活力。
综上所述，尽管以上两种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立场上有许多区别，但都具有反对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的反本质主义，以及消解僵化话语并打破思想禁锢的反权威主义特征。
四、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话语指向是倡导各种话语的表达实践，积极鼓励广大的公民发表自己的话语指向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活动和人类的交往活动一样，都是一种话语的游戏，而不同人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规律，只存在合情景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就需要公民社会或第三部门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表达各方面的话语，协调各方利益，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即走向一种从特定语境出发的，以真诚的、正当的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对话为实质的而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既不拘一格又良性互动的全新的政治交往系统，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建立公民参与的制度与程序。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剥夺了很多公民参与的机会，这使得公民参与和政策独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进而导致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面临着危机。在后现代环境中，公民参与行政的需求提高，民主制行政即强调公民参与，逐渐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建立开放型政府，积极鼓励广大的公民发表自己的话语指向，使其能够真正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在整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政府不应该仅仅听取少数人的意见，更应该广开言路，让所有真诚参与到这样一个公共能量场的参与者都能使其政策话语传达出去。
（二）公共能量场是调解利益冲突的话语场所，建立对话平台鼓励参与行政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即一种所谓的“公共能量场”，它作为一种决策的政策网络既从现实的语境出发而满足了行政话语的真值需要，又基于话语的社会交往性质而实现了行政话语的价值维度。[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关系，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因此政府要为公共对话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平台，推崇开放性思维。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基本的就是必须为话语表达提供合适的平台来保障公共对话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强调“公共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为了形成公共能量场，政府应该保证政治对话的空间是完全开放的，参与对话的公民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都是平等的。政府不仅仅是被动地将信息公开，更重要的是要主动地将村民纳入到整个公共能量场当中，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基本的就是必须为话语表达提供合适的平台来保障公共对话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一是要加强公共对话平台的制度建设，这是减少公民非制度化参与公共事务，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保证。二是要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增加中介部门话语的表达渠道。三是政府要为公共对话平台的建设投入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其顺利地运作。
（三）反行政是保障与尊重私权，实现多元共治
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绝对权威的挑战，所谓“反行政”就是反官僚制，是一种旨在否定行政官僚权力并且否定等级观点的管理方法，它表明的是一种赞成论战性、多元文化论的观点，利用解构的方式拒绝给官僚制的权力任何特权的话语地位。
现代主义强调中心性和一元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多元共生性。为了适应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能只是强调政府的绝对权威，而是建立高效回应型政府。当政府对公民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或是要求能够做出敏感回应时，整个参与的过程才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们才会愿意以一种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其中。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看来，政府在回应公众提出的各种需求应该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回应，这样公民才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和谐社会必然是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等多种力量互动形成话语共同治理，社会责任共负的社会，也是政府公共权力、社会权力、个人私权三者合理分离与和谐共存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只有个人的权利即私权得到保障与尊重，和谐社会的这个基础才能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必须以个人的私权为基础，私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这才是最大的社会安全和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