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将军

 

蔡锷将军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邵阳人。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总指挥。 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 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蔡锷，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

 

　　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入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献、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 ，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张灵甫题赠的《蔡松坡先生遗集》

 

救国的萌芽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军事救国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中国士官三杰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云南任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四川督军兼省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袁世凯与蔡锷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蔡锷进京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但此说并不一定准确。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软禁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军委)，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显然，袁蔡关系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

蔡锷与小凤仙

　　蔡锷于小凤仙结识于青云阁的普珍园。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被许多野史所记载,也曾多次拍摄为影视作品.对其真实性各自说法不一。

结识

　　蔡锷将军曾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倍受小凤仙喜爱，从而演绎一段名流千古的爱情故事。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并又在此遇到他的丈夫，因为他的丈夫长相很像将军，之后她便隐姓埋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八十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知音》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世人为之感怀。

爱情

　　蔡松坡被诱进京师，软禁跟班。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愿为帝王师”的旷世逸才杨度的建议，封蔡松坡为“始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后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北京。

 

 　　护国战争后,蔡松坡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了，急忙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享年三十四岁。小凤仙等的是蔡松坡的死讯，小凤仙悲痛欲绝。

佚事

　　蔡锷虽涉足花台，但并不常去。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回忆，其生母潘夫人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凤仙出双入对，说明他俩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而且，据蔡端先生说，蔡锷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遣送回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老母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当然，要由刘夫人陪护，几个孩子也分别回到昆明和邵阳。

国葬第一人

　　蔡公成为国葬第一人

 

　　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蔡锷也艰苦作战，久病不医，于11月8日在日本福冈长逝，为捍卫民国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均有可传者，摘抄数则挽联于下：

 

　　孙中山先生：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的好友丁怀瑾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蔡锷治军

云南都督期间

　　蔡锷治军严明，并以身作则。他在云南都督任内，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制颁《简明军律》四十七条，内分“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乱胁迫”、“侮辱”、“逃逸”、“损坏军用物品”、“掠夺”、“关于俘虏之罪”及“违令”等十一章。并制颁《军队手牒》，强调军人“宜忠国家，宜敦信义，宜重俭朴，宜守纪律，宜尚武勇”。明确规定，“自宣布之后，一律实行”。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

反袁护国期间

　　在反袁护国期间，蔡锷本着开源节流的精神，始终坚持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抗拒北洋军的艰苦战斗。开始，由于军费困难，护国第一军推迟了自昆明向川南的进兵日期。出发时，所携带子弹，每一士兵平均仅300发，炮弹更少。至川南后，经作战两个月，消耗甚多。由于后方唐继尧未能及时接济，蔡部械弹及粮饷均极感拮据。蔡锷发函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1916年2月底，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从总司令部所在地永宁驰赴纳溪前线指挥，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战斗。生活的艰苦，令人难以想像。他们“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后来蔡锷也致电梁启超“诉苦”说：“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梁不日给蔡复电，感叹不已：“勘电卅奉，雒诵泪下。……弟之严明刻苦，真可敬也。”及至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宣布独立后，四川陈宦要求蔡锷拨给援军。蔡对此有苦难言，他在致戴戡等人的复电中说：“(陈)今竟求援于我，毋乃乞米于丐?”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要公开，不得依势估压。”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护国第一军“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战斗中，所部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君故贫，靡有康食，而务敏于学，及御事至专阃，所入悉分赡隶军者。驭士卒严而有恩，皆乐为致死。”蔡锷这种艰苦奋斗、身先士卒的精神，感人至深，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

蔡锷故居

北京蔡锷故居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

　　

        由前后两院组 成，房屋由回廊相连。现基本保持旧观。蔡锷于民国2— 4年(1913年11月一1915年11月)寓此。

邵阳蔡锷故居

　　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原名蒋河桥乡）蔡锷村， 

 

        蔡锷故居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停车场，大概长宽各20米，还是黄泥草坪地面，有些地方有积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车辙。一部分是故居和陈列馆，占地面积约4亩，其中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故居坐南朝北，东侧坐东朝西建有两层楼的陈列馆，故居和陈列馆后面有片茂密的小树林。故居前面正对着有一条米把宽的砂石路，其余空地有稀疏的柑橘树。故居系土砖平房，正面3开间，东面一偏房为厨房。原房于1950年倒塌，后辟为橘园。1991年当地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并将东边的民居改造成蔡锷生平事迹陈列馆。

洞口蔡锷公馆

　　蔡锷公馆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回龙街，地处黄泥江北岸，秀云山西麓。原为“武安宫”，始建于清康熙２１年（１６８２）。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其青少年时代大都在洞口县山门镇度过。蔡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

 

　　蔡锷公馆座东北朝西南，砖木结构，前后三进，各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

 

　　第一进牌楼与戏楼合建一起，正面砖筑牌门，石灰抹面，叠氏檐口，饰工笔彩绘，大门石刻对联“修文演武又能手，护国倒袁一伟人”。门上方楷书浮塑“蔡锷公馆”四个大字。

 

 　　牌楼分上下二层，左边楼系当年蔡锷的卧室兼书房，底层系蔡锷父母的寝室，右边二间为当年蔡家蒸酒打豆腐的作坊。戏楼于1945年烧毁。原二进为礼堂，后修为木质结构走马廊二层楼房。

 

　　第三进为神主堂，祀有蔡公塑像，屋面为单檐硬山，盖小青瓦。1997年被公布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蔡锷公馆管委会投入100多万元，对公馆内外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收集了一批蔡锷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具，同时蔡锷小时候就读的私塾（现为松坡小学）、蔡锷父母墓也得到了修缮。

 

　　2006年05月25日，蔡锷故居、公馆和墓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