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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学界，众口铄金、积非成是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所谓的宝钗“参加选秀女”一说，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例。在以拥林派观念为核心的传统“红学”中，宝钗乃至薛氏一家都被描绘成一群所谓的“野心勃勃”的人。论者往往抓住小说第4回中宝钗刚一出场时，作者的一段简介大做文章，说什么宝钗是“为了成为皇妃才进京的”，“原本她的方向是帝王的玉玺或王爷的玉佩，而非宝玉的玉……但因未选上，才开始移情于宝玉”。然后，论者又在此基础上长篇大套地论证宝钗如何如何“崇拜元春”。原本书中描写的宝钗对元春恩赏的不屑，也被解释成宝钗只希望嫁皇帝，不希望嫁宝玉。更有甚者，连小说第30回，宝玉以鲁莽的言词唐突了宝钗以后，宝钗不得不对宝玉进行的回击，即所谓“宝钗借扇机带双敲”，也被这些论者莫名其妙地解释成宝钗“因落选而发脾气”。诸如此类的论调，自然是与几十年来“红色红学家”们捧林诬钗的基本倾向相合拍的。因而这些论调也借助书报杂志和各类媒体得到了极广泛的传播。然而，像这样的说法要想成立，却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书中宝钗真的参加了当时皇家组织的“选秀女”性质的选拔。可事实果然如此吗？实际上，作者在小说第4回中给出的那番交代，却正好与之相反，曹雪芹恰恰是清楚地说明了宝钗根本就不曾参加“选秀女”一类的活动！我们把这一段带脂批的原文辑录如下： 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甲戌侧批：写宝钗只如此，更妙！】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甲戌侧批：又只如此写来，更妙！】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甲戌侧批：一段称功颂德，千古小说中所无。】（第4回） 其实，这段文字早已经写的很清楚，宝钗所参加乃是关于“公主、郡主入学陪侍”的选拔，而根本就不是为皇帝或王爷“聘选妃嫔”而组织的“选秀女”活动！此其一也。其二，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宝钗报名参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乃是出于皇家的硬行规定，“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也就是说，只要是名门闺秀，都要由其父母把其名字报到户部以备选，而根本不是出于薛家自己的意志，更不是出于宝钗自己的意志！原本参选的就不是秀女、妃嫔，哪里谈得上什么嫁皇帝、嫁王爷？原本就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被皇家硬行规定参选，且是“凡仕宦名家之女”皆系如此，又哪里谈得上什么“野心勃勃”？拥林派所谓宝钗“崇拜元春”的说法，当然就更是连一点依据都没有的不知所云的胡扯了！ 按，“才人”为宫中女官名，唐置。通常由有文才的宫女充任。明代以后改称为“女秀才”。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中云：“凡诸宫女曾受内臣教习，读书通文理者，先为女秀才，递升女史，升宫官，以至六局掌印，则为清华内职，比外廷通显矣。但止六品衙门。”又云：“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诬驸马梅殷与女秀才刘氏为邪谋，则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亲蚕礼，内赐酒饭，以夫人秀才为第一等，而供事命女辈反次之。”可见，“才人”虽然可以是皇帝的低级嫔妾，但也可以是宫女出身的、有品级的女官。“赞善”本为男官名，是“赞善大夫”的简称，又称为“赞治少尹”。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初置，主要负责辅助皇帝处理文书，后废。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复置左右赞善大夫各五人，分属左右春坊，秩正五品上，掌传令、讽谏、赞礼仪、教授诸郡王经籍。辽南面官亦有此官。金亦置，官名只称赞善。元至元十九年（1282）设詹事院时别置此官。明、清赞善分属左右春坊，秩均从六品。这里，曹雪芹说皇家令“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当指让这些女孩充当品级相当于才人、赞善（从六品以下）的公主、郡主陪读而已，差不多相当于李贵之于贾宝玉的关系。只不过，事涉皇家，所有差使都显得要尊贵体面一些罢了。 可想而知，即使从最世俗的角度考量，薛家或其他仕宦名家，也都不会对这种公主、郡主陪读的差使有多么大的兴趣。所谓参选，最多也不过是应个景，巴不得皇家没选上，才好让自己的女儿嫁人（按制度，清代皇家就是选宫女，即所谓“引见包衣三旗使女”，都是得选未婚的）。哪里还有巴望着选中，白白让女儿耽误若干年青春的道理？要知道，在哪个时代，女孩子年龄大了，可是不容易嫁到好人家的！因此，宝钗“落选”，原本就是薛家巴望不得的事情。宝钗又哪里犯得着为这个而发什么脾气呢？所谓一步错，步步错。拥林派在薛家送女待选的问题上，弄错了宝钗参选的性质，其以后的各种推论、分析，自然都不过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其洋洋洒洒、貌似有理的一大堆，实际上，不过轻轻一推，就都免不了轰然倒掉的命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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