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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古玉专家杨伯达先生

 闯王兄弟 2010-11-17

2006年第03期:润泽以湿 比德以玉(上)

访著名古玉专家杨伯达先生

作者:梅辰    2006-02-15 13:34:48    来源 : 《收藏》2006年03期

杨伯达


  杨伯达 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古玉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等大师,后专攻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研究,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开始了数十年苦心孤诣的文物研究生涯。他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先创;首次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不仅如此,他还在雕刻、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及鼻烟壶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1991年他在广东江门主持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玉大佛的鉴定评估工作。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玉”学泰斗,依然对他所钟爱的“玉”事业兴会淋漓,乐此不疲。

  梅 辰:中国人对玉近乎偏爱,人们把天帝称为玉皇大帝,把月宫中的兔子称为玉兔,为什么中国人对玉如此崇拜呢?
  
  杨伯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人认为他们的生存、他们所获得的物品都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保佑他们,慢慢地他们就把这种无形的力量具象化,最后发展到有了神灵的概念。人们认为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部落,就必须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就出现了巫,由巫来完成事神的任务。巫拿什么来事神呢?她就拿玉。为什么她要拿玉?根据《山海经》中记载,人要维持生命就需要吃果实,吃肉,黄帝则需要吃“玉膏”,而天地、鬼神就吃玉。对于人来说饮食是第一位的,古人打猎、采摘都是为了满足饮食的需要,所以巫认为神也像活人一样是将饮食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巫就给神送去它最爱吃的玉,以玉事神。这种解释目前看来也符合考古学的发现,史前时期墓葬出土的很大一批神器就是用玉做的。所以玉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它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玉质神器的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另外,人们把玉奉献给神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稀有,蕴藏不丰且质优,其中百分之百的玉称为“全”。所谓“全”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玉,是最纯的玉。它的颜色是白的,所谓洁白如玉就由此而来。最好的玉就是全玉,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全玉。

  梅 辰:但是好像西方人佩带玉饰的并不多,他们似乎更钟爱宝石?
  
  杨伯达:玉和宝石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找到一个具象的东西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来代表他们的文化、情感、理念和传统……远古时代,人们在用石器做工具时发现玉比一般石头优越美观,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它既不像宝石那样清澈透明,一眼望穿,也不像石头那样浑浊不透,坚硬干脆。它含蓄内蕴,生动而富有灵性,这些都与史前人们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内涵相吻合,为文明时代华夏民族所继承。我认为玉就是我们的祖先找到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和理念的物质载体,所以说中国人喜欢含蓄祥和,属内向型;而西方人喜欢透明,一目了然,属于外向型的。这就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我们的祖先在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出现,它的前夜就是高度发达的玉文化,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都息息相关。

  梅 辰:我们常说“君子如玉”,人们为什么会拿君子与玉相比较?
  
  杨伯达:史前时期的远古社会,玉被视为神物,巫以玉事神,巫不离玉。巫,上用玉来通天,下用玉来统治现实社会中的族群,在老百姓眼中巫是最具权威的,他们掌管着政治、军事和氏族的生活,那时的社会“统治”主要靠神灵来巩固。到了文明社会,王取代巫之后,改神本位为人本位,采用了“分封制”和“施德政”,他除了依靠神来统治和巩固一个社会外,他还将自己比做天子,自诩是替天来统治社会的,这样社会矛盾就日益加剧。那么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找到了一个妙方——儒家学说,以巩固家庭和社会的安宁。
  
  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仁,人们敬仰那些“仁者爱人”的人,把他们尊为君子,而“仁”的核心就是德。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就是把德与君子联系起来并追溯至远古。玉就代表德,德就物化为玉,玉德就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后来人们就继承和发扬了“君子如玉”这个说法。(梅:过去人们还把玉作为信物来交换,这也是对玉德的一种景仰吧。)

  梅 辰:孔子为什么要把君子比做玉,而不是别的?
  
  杨伯达:首先从矿物学的角度对玉的解释是,它是一种透闪石,它的显微结构是针毡状的,就像毡子一样,纵横交错,非常有韧性,不易折断。并且它温润莹泽,细腻柔和,符合人们对“德”的理解和向往,于是玉就成为德的载体,成了君子的象征。那么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将玉从“神物”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人文色彩,尤其是在当时还没有矿物学理论的条件下,他就能正确地认识到“玉”的矿物学之物理性能,并把它与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德融合在一起,非常了不起。
  
  “我刚进故宫时,老院长吴仲超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玉器,当时大概看了1万多件吧。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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