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始末
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其贸易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5-1683）实行严厉的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清政府规定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设置江、浙、闽、粤四个海关，管理进出口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年（1757-1840）规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西方研究者将仅限于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称为“广州制度”，并认为其实质就是等级服从，即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而公行成员服从朝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这种制度下，几乎所有外贸业务都由十三行经手，或由公行统一经理，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制度”。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洋行，经营广州对外贸易的洋行通称十三行，其实并非十三家鸦片战争前夕仅有十一家。十三行垄断了全部广州进出口的贸易，行商一方面负责销售外国商人的商品，另一方面充当中国政府与外商的中介，即所有进出口货物，其价格由保商确定，然后让各行商分领销售。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款，要由行商承保交纳；外商在广州居住与活动，要由行商负责监督；外商与清朝官员交涉必须通过行商递交稟帖，并且一般情况下禁止他们直接到衙署与官员交往，遇有中外交涉，要由行商办理。对外国人的活动也予以限制，规定：贸易季节，外商只能在广州商馆附近活动；非贸易季节，外商都必须迁往澳门居住。同时规定外国妇女禁止进入广州城。除通事和买办外，外商不得雇佣中国仆役。可见，行商制度是清朝一种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制度。
归纳起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1）广州一口通商；（2）建立公行制度；（3）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4）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5）清政府陆续规定了对外国人防范措施。
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对外国人的商人活动，居留期限、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都作了规定。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止外国商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1）闭关政策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生产目的在于自给自足。它不仅妨碍手工业的独立发展，而且妨碍国内市场的扩大，最终成为封建王朝限制国际交往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论述东方封建国家的特点时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嘉道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从根本上说，嘉道时期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正是适应这种自然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自然经济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盐税）、工商税收只占极少部分，所以使统治者感到对外贸易可有可无。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反映了这种自然经济下产生的封闭心态。（2）闭关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虚骄心理，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反映。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与邻国的交往，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人是“夷狄蛮貊”，使者来到中国，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在这种心态下，不仅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视而不见，而且在对外打交道时也斤斤计较于“礼仪”问题，把“通商”作为一种施于“蛮夷”的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1834年，英国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末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838年，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递交文书，封面上无“禀”字，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3）闭关政策是有防止外来势力侵入的动机。防止人民与外国人联合起来造反。这一点早在嘉道以前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在鸦片战争前的百十年间，凡有较大的中外冲突，清政府着重惩治的都是那些有勾结外夷之嫌的汉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仁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处死了帮助洪仁辉撰写诉状的人。1830年盼师夫人入城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把为盼师提供绿呢小轿的行商遣戍伊犁。诚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入有任何来往”。清政府力图“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尤其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已由盛转衰，其腐朽性和虚弱性日益暴露出来，清政府为了“自守”，便日益严格地推行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的评价，大致有三种意见：（1）基本肯定。胡适等人认为起到了“民族自卫的作用”。清政府实行的禁海政策，有意防止自己的臣民与外人接触，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阻止外国侵略阴谋。对外闭关，并非造成中国科技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西方资产阶级只能按照自己的面貌利用恐怖手段去改造。从西方列强在整个世界的扩张来看，哪块地方不是用战争手段去开拓市场、掠夺原料的?是否没有闭关政策的政府就没有殖民灾难呢?非洲、美洲、印度、马来西亚等对列强采取了不同的政府政策，但不是都落了个同样的结局吗？（2）完全否定。胡思庸等人认为，闭关政策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的盲目排外立场，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它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且还防止封建经济解体，维护专制统治，导致了中外贸易走上了变态发展道路。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关”是闭不住的，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无一利。（3）一分为二的评价。戴逸等认为，闭关政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在客观上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成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的发展，成为西方重要侵略对象，闭关政策在客观上对抵御西方海外商人的劫掠、鸦片的输入、资本主义的渗透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消极的、防御的自卫手段。但是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抵御侵略的有效方法，从本质上说是保守的政策，没有出路的政策。
二、鸦片的泛滥与禁烟运动
（一）鸦片的输入及其危害
在清政府日益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面前，英国商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努力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武器来打破清政府的限制。英国商人经过种种尝试后，终于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鸦片。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基本上是处于入超国的不利地位。这是因为对当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来说，外来商品远远不是生活必需品，人民也没有能力去购买。外国商品难以在中国找到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土特产品却是外国人所大量需求的。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外贸易，其结果只能是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出超国地位，而西方国家则只能靠运送大量白银来弥补其贸易逆差。以英国为例，这一时期，英国本土产品仍然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英国商人是抱着为毛纺织品寻求市场的初衷进入中国这个“美丽的新世界的”。然而，他们的呢绒、哔叽等毛纺织品在中国一直处于滞销的境地。英国在广州的大班反复建议伦敦方面减少长幅呢的供货数量，理由是这些东西存在广州货栈中，一点用处也没有。从统计数据来看，毛纺织品贸易问题亏本，没有一年例外。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第二大宗货物是金属品。对于这种货物，中国的需求量极为有限，除铅料外，其他金属品都销路不佳。棉纺织品是英国的另一项主要出口商品。1786年，曼彻斯特乡村手织机织造的各种锦布首次试销于广州市场，然而，“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从总的情况来看，由于自然经济结构的顽强抵扰，地广人众的中国，始终难以成为英国产品的广阔市场。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输出货物上连年亏损，少则数千镑，多则数万镑，嘉庆五年至十年1800-1805年平均每年亏蚀高达159361镑。东印度公司主要依靠从中国输出茶叶取得利润，可以说茶叶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公司从印度原棉和鸦片得到的利润大多用于统治印度，而茶叶的利润则落入其腰包，公司股东的高额红利大部分来自茶叶利润。因此，公司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极严，不容许散商染指。散商主要经营东印度公司给予他们经营原棉和鸦片。他们也曾经试图运送各种各样以为适合中国人爱好并能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货品，但是所有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这种失败，他们最后终于在印度找到了鸦片。中国市场对英国本土产品需求虽然很少，但是对印度鸦片和原棉的需求量却很大。
英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扭转对外贸易的被动局面，开始向中国运送鸦片。鸦片（Opium），医学上称为“阿片”，民间俗称“大烟”、“烟土”、“鸦片烟”、“阿芙蓉”等。另有乌烟、大土、洋药、土药、雅片等名称。鸦片有生鸦片和熟鸦片之分。它是从罂粟未成熟的蒴果中流出的乳状物风干后得到的膏状物，日久则变得坚硬，易脆。罂粟是一种两年生的草本植物，高1-1.5米，每年初冬播种，春天开花。其花色艳丽，有红、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初夏罂粟花落，约半个月后果实接近完全成熟之时，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的乳白色汁液经自然风干凝聚成粘稠的膏状物，颜色由于氧化作用从乳白色变成棕褐色或黑色，这些膏状物用烟刀刮下来就是生鸦片。生鸦片有强烈的类似氨的刺激性气味，味苦，长时间放置后，随着水分的逐渐散失，慢慢变成棕黑色的硬块。生鸦片形状不一，呈圆球形、扁饼形、砖块或不规则形，生鸦片经加热煎制便成熟鸦片，是一种棕色的粘稠液体，俗称烟膏。另外还有鸦片渣、鸦片叶、鸦片酊、鸦片粉都是鸦片加工产品，均可供吸食之用。
鸦片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印度、阿拉伯和东南亚等地。六朝时，罂粟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并有种植，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而且，当时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
鸦片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作为止痛镇静药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疗效十分显著，因此被称为洋药。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667)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在烟毒的熏陶下，自觉不自觉地称颂鸦片的“妙处”。清朝时的瘾君子们即对鸦片交口称誉，他们认为：“(鸦片)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年份是雍正十一年1733。但是18世纪60年代以前，运到中国的鸦片大约每年200箱左右。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英国发现印度生产的鸦片可以作为大规模打入中国市场的一种特殊货物，因此便在印度竭力种植鸦片，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十年中对华鸦片输入增加到每年的1000箱。1773年，英国将种植和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作为一种政策确定下来，并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和专卖的特权。因此，自19世纪初开始，鸦片的输入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04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3500箱；1820至1824年间，平均每年达7800余箱。19世纪30年代迅速增加，1838至1839年间，已经达到35500箱。鸦片贸易在当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1813年为例，每箱在印度的成本是237卢比，在印度市场的销售价为2428卢比，偷运到中国后，可获利为印度市场销售价的2—3倍。英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税率征税，每年高达100万英镑，占英印政府收入的近1/7。
随着鸦片贸易的迅速发展，英国资产阶级从这种肮脏罪恶的商业活动中攫取了大量的不义之财，扭转了长期以来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巨额贸易逆差，为英国进一步渗透中国市场创造了契机。然而，这种罪恶的贸易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自乾隆中叶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
1、鸦片吸食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鸦片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实与自饵鸩毒无异。”更为严重的是，吸食者一经吸食，容易上瘾，戒除极难。因此有人形容“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鸦片不仅摧残人的身体，而且还侵蚀毒化人们的精神世界。鸦片吸食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倾家荡产，更有甚者铤而走险，走上违反法律，危害社会的岐路，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
2、鸦片大量输入的恶果之一是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而造成清王朝的财政危机。关于白银外流的数量，无法精确统计。据估计，1821-1840年间，中国外流的白银大约为一亿元以上，平均每年500万元，相当于清朝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9世纪30年代中期，“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白银外流的结果是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结果劳动人民受害最重，而这势必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当时清政府的税收单位和民间大量交易的计价单位通用银两制，政府规定每两纹银兑换铜钱1000文。白银外流以前，银钱比价虽有波动，基本上仍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白银大量外流后，银价不断上涨，铜钱日益跌价，银钱比价涨至1000文以上，1839年有的地区银钱比价已经高达1678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所换得的是铜钱，而向官府交纳赋税时却要按银价计算。这样，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随银价的升高作同比例的升高，这种负担在道光元年至十九年1821—1839的20年间提高了30%以上。同时白银外流也严重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鸦片流通全国，白银外流，国内市场货币流通出现困难，人民购买力萎缩，使日用工商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3、鸦片泛滥加深了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危机。随着鸦片输入日增，行销地区日广，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清朝统治机构及其依附阶层中上至王公贵族、京官、督抚大吏，下至宫廷太监、衙门差役屡见不鲜。清朝吏治本来就很腐败，鸦片泛滥后，诸多清朝官吏嗜烟成性，终日吞云吐雾，不理政务，更加深了腐朽性。另一方面，由于鸦片贩子以重金贿赂清朝官吏，清朝官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牟取私利。吏治的腐败进一步加深了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危机。另外，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把费用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劳动人民头上，增强了他们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军队士兵吸食鸦片严重削弱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清军的战斗力自乾隆中期开始就已大大削弱。一向为清朝统治支柱的八旗军队，由于长期在城市里养尊处优，昔日威震四方的战斗素质已荡然无存，即使是力量稍强的绿营军，也是宿娼窝赌。鸦片吸食风气对军队的浸透，更进一步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几年后清兵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也从侧面反映了鸦片对清军战斗力减弱的巨大危害。
（二）关于鸦片问题的论争
其实，清朝早在雍正七年（1729）时就曾发布禁烟令。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又重申了禁令。嘉庆元年(1795），皇帝登基伊始便下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嘉庆五年(1800)又发布谕令，重申禁止鸦片输入，并禁止内陆种植。从这时开始，清政府的禁烟谕令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据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年)的60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至督抚衙门，先后发过四五十道严禁贩运、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其中尤以道光朝为多，但是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就在于，贩运鸦片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外国鸦片烟商、中国烟贩、清朝海关官员以及清朝缉毒兵丁，甚至有些官员也与之相勾结。清朝的水师利用被称作“长龙”、“快蟹”的特制快艇缉毒。两广总督李鸿宾在指示缉私船收烟贩每月规银36000两后放私入口的同时，还不断向道光皇帝上禁烟奏折，他手下的副将韩肇庆以买放为名，每箱鸦片收银5元至10元。他们有时还拿几箱鸦片呈缴朝廷，以应付和蒙混上司，骗得晋官加级。。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清政府内部在禁烟问题上出现了争论。
主张弛禁鸦片者，以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他在道光十六年上一个奏章，主张解禁鸦片输入。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抽穷了活该，抽死了也活该，只要当官的、当兵的和读书人不准吸食。此外，他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也要种鸦片，自己种的鸦片多了，就不需要向外国人购买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对此表示赞同。但是，许乃济的言论遭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的驳斥。
道光皇帝针对许乃济的奏章内容，向京城内外大小官吏征求意见，于是出现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代表的反对开禁的主张。鸿胪寺卿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认为当时问题的症结在于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880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需要1600多文才能换到。其原因在于“非耗银于内陆，实漏银于外夷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他建议以一年为期限，禁绝人民吸食；一年以后仍然吸食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来回惩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黄爵滋重治吸食、严禁鸦片的建议，在上皇帝的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他痛陈鸦片输入之害：“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旅行办法：命令地方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食者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除的无罪，不能戒除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除的则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年满一年仍然不能戒除的则处死。他还将征集到的戒烟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皇帝，以便推广各地使用。他在两湖地区厉行禁烟，捉拿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自己掏钱配制戒烟药丸，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几乎被他收缴得干干净净。很多烟民因此很快把烟瘾戒掉，他们的家人跑到总督府向他叩头感谢的很多。
（三）林则徐虎门销烟
道光帝听说了以后，更加坚定了禁烟的决心，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所谓的“海口事件”是指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中国人与外国人相互殴打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12.12）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到达广州，开始以严厉的手段消除烟祸，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自此揭开了序幕。他访问关心时务的士大夫，并借举行“观风试”的名义，如今书院生员数百人，要他们就个人所知开列贩毒的地点、毒贩的姓名，揭发官吏的舞弊情形，发表自己对禁烟的意见。并深入船家、渔户和一般市民中，收集对禁烟工作的意见和反映。之后，他召见行商，向行商和外国洋商发布文告，伍绍荣企图乘机开脱，表示“愿以家资报效”。林则徐愤怒异常，说：“本大臣不要钱，要的是你的脑袋。”在给洋商的公告中，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与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下令严禁中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立即上缴烟土、烟具，并限期予以戒除。对外商采取区别对待之法，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方针。一方面宣布开放中英正常贸易，同时限期上缴所有的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的这些措施非常得民心，广州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和拥护。但是，英国对于林则徐等的正义行动予以抑制和破坏，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林则徐派兵包围了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的交通，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义律见形势不妙，便命令英商上缴鸦片，并劝告美国商人也同样做，声称上缴鸦片的烟价由英国政府支付。
在林则徐禁烟斗争的威力下，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19187箱、加上2119麻袋，共计237万余斤。5月30日，林则徐接到清廷所发的将烟土就地销毁的谕旨。当时，销毁鸦片方法有二：其一，以火焚化，即将鸦片拌与桐油等点火燃烧，然而烧过之后，必有残膏渗入土中，吸食鸦片者，自能掘地取土而食，十得二三；其二，是煮化，即将烟土投入石灰、盐卤，即成渣沫。煮化较焚化科学，但须设锅灶，费物需时。林则徐与关天培等人反复磋商，摸索出挖地浸化之法，即以水池代锅，水中撒石灰代盐卤，将鸦片切下、浸泡，然后把石灰抛下，煮沸搅拌浸化，这种办法既科学又便于大规模销毁。林则徐命人在东莞镇口村海滩边建造长宽各十五余丈的方形大池，四周及池底均铺以石板，池前设一涵洞，作一排泄鸦片渣沫之网，池后通一水沟，用水车车水入池，池岸四周钉树栅栏。兵丁和工人先将一箱箱鸦片切成片状，投入池内浸化，然后投入石灰煮沸，浓烟滚滚，水池沸腾，人们站在跳板上用木耙、铁锹等来回搅拌，使鸦片煮化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池中涵洞，使鸦片随退潮海水流入大海。涵洞还穿网筛，以免大块鸦片流出。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从1839年6月3日起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一直持续22天，直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运送京城外，237万斤鸦片全部销毁。在销毁期间，林则徐与邓廷桢轮流监视。各地群众闻讯纷纷起来观看，美国船长、商人、教士等也到场参观。虎门销烟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向世人表明了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禁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缴获鸦片131500余两；在广西，梧州、浔州也缴获烟土242090余两；云南先后缴获烟土烟膏22000余两，并铲去罂粟花苗地1360余亩；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141起，拿获人犯345人，收缴烟枪10158杆，甚至清朝的发祥地——盛京也缴获烟土2400余两。可以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开始了禁烟的工作，尽管这些收缴的烟土、烟膏和人犯以及铲除的罂粟花苗与实际数量相差很远，但它毕竟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禁烟运动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