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们只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探微测幽，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勾心斗角。我最尊敬的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早已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我认为青年一代的史学家们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必须花尽移山心力，不是教育一改革，学问也会贮存到你大脑中去的。教育的改革，目的是使知识能成为独创的工具，但知识本身的累积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先得站到前人的肩上，然后才能言创造、言前进。
南开历史系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还有吴廷璎。他精通日本、朝鲜和印度历史，是他引起我对亚洲、东方的浓厚兴趣，上他的课得益匪浅。研究先秦史的王玉哲、汉史的杨翼骧和隋唐史的杨志玖都为我打下了史学的根基。外国史教授杨生茂、辜燮高和黎国彬，还有近代史专家来新夏，都对我很有教益。这些学者都诚实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谁因不测之祸而罹难，都使我内心十分抑郁。三十年来，我对他们没有一天轻忘，他们对我也爱护备至。有一次，辜燮高先生讲：“范曾已是中外驰名的艺术家，对我们仍持弟子礼呀！”在场的教授们都笑了。
我十九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时在1957年。离南开时，吴廷璎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而会多一个优秀的画家。”三十年后，这位史学家的预言已化为现实。
过了暑假，到中央美院上学，美院已是一片紧张空气：江丰已成为美术界的“头号右派”，在受着批判；美术史系的主任王逊，也成了右派；而几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如精通日本、印度文化的常任侠教授，现代著名的导演、作家和美术史家许幸之教授，博学多才的诗人、史学家尚爱松教授，虽未戴帽，也“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于是学术气氛是谈不上了，美术史系很萧条，课程也很松弛。只记得教白描的刘凌沧先生，不问什么运动不运动，认认真真的传统，教课一丝不苟，他一开始便对我的作业大加奖饰，说我摹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能传神。教素描的李斛先生，也是我艺术上的严格的导师。他的功底好极了，当初徐悲鸿先生特地请宗其香先生将他从四川调到北平艺专。他上课执教认真，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段，凡有浮光掠影、不刻苦作画的，他则痛加呵斥，使学生诚惶诚恐；今天想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尽管教学法或不会为现时所推重，但他的精神却造就了我。他一生创作不多，《关汉卿》、《印度少女》和《长江三峡夜航》等却都称得上精妙绝伦。1974年批“黑画”之中，他的几幅山水也列其中。政治上一向严谨如李斛先生者，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美术馆门口，他遇到我讲：“这下子麻烦了。”我说：“先生，不要紧的，您的画没有任何问题。”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位曾是木刻家后来又改画国画的朋友，他也很受压抑。我跑上去和他言欢握手，他后来很感动地将龚自珍的两句诗送给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则，情随事迁，当时处在困境中能相濡以沫的朋友，在若干年后，他却视我为仇寇，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