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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理学
他人内心的秘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一个人，尤其是接触不久的人的人格作出判断？显然，他本人所说的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源。因为在所有活着的物种中，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我们同样不能依据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表现做出判断，因为人们可以装假，某些人还装得挺像。甚至他人的行为也不总是显露真情，因为人类可以欺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暴露真正的自我。然而，不管他人是谁——是我们打算托付终生者，是可能买下我们的房屋者，或是敌国（或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领袖——了解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是唯一能对其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 鉴于这些原因，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中，人格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过去70年中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产生于伪科学——占星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已可根据行星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占星士们能够依据这些数据对他人的性格与未来进行解释并预测。在科学的“幼年期”，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 相面术是另外一种号称可以挖掘隐藏人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没有意识到这层关系，相反的是，他们只是就某种特别的面相特质与特别的性格之间罗列出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关系。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术也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老于世故的罗马人非常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像。”朱力斯•凯撒也说过：“我并不害怕那些肥头大耳、油光满面的家伙，但面色苍白的瘦猴子就不得不防。” 凯撒的观点被莎士比亚表现得再明白不过： 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 天庭滑润的男人让我安眠 那个卡修斯身若瘦猴，表情贪婪 必定是心计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 耶稣的实际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墓里出现的最早耶稣“画像”，是在其死后二到三百年才画出来的。但从公元2世纪到现在，他展示给人的面相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相面术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陌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其性格。根据可见特质来区分性格的另一种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天庭饱满突出者，肯定“智慧”且敏感，天庭扁平窄小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将性格与生理特质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理论，是加伦（Galen）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燥，黑胆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经常玩弄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的把戏，以校正体内的液体循环，达到强身健心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听起来非常现代的方法，由三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赫尔大学奠基人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提出。托马西乌斯想出一个办法，即给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数字打分，从中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但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了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绝对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洞悉他人内心秘密（不管其是否乐意）来说都极端重要》。照现代人的口味来说，书名毫无疑问是长了一点儿，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同样新潮。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气质主义者”用内在的（气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则用个人经验的情境对其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每个人都会投机取巧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先后进行了以下两项实验： 实验一：实验者从某大学挑选了3位男生，要他们进行一项拉力测试。实验室里安装了一台拉力器，实验者要求他们不论是个人拉还是集体拉，都要全力以赴，3位大学生都表示会照此努力。实验分单人、双人、三人3个项目。 实验开始前，其中的两人被悄悄地告知，不论是双人还是三人拉力赛中，都不要真的用力。拉力赛开始了，3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已经全力以赴。但实验结果出来后，却让实验者目瞪口呆。 实验二：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呼喊”测试。实验者从某大学找来的6个志愿者，分别坐在6个相邻的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每个志愿者都是通过耳机接受指令。志愿者A接到指令说，实验者从5开始倒着数数，等他倒数结束时，A和D必须扯开嗓门大喊“啊——”，声音至少要持续5秒种。 第一轮“呼喊”测试结束之后，A又接到指令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事实上，测试中A和其他志愿者接到的指令是不同的。比如在A和D同时呼喊时，D接到的却是不喊的指令；在6个人一齐喊时，其他5个人接到的指令都是不喊。为了蒙蔽A，A从耳机中听到的呼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在当时通信设备还不发达时，能够想到做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有的这些蒙蔽行为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投机”现象进行研究。 “社会投机”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自己所做的贡献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地分辨出来，并得到认可。 在上一个例子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拉力（拉力器可以自动记录）。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拉时，只用独自拉时所用力量的85%；当他以为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拉时，所用力量只有他一个人拉时的77%。 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面前都装有一个可以记录喊叫力度的麦克风）。当学生A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82%；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 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投机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投机的影响非常广泛，后果也非常深远……（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相貌泄露你的命运 中国有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人的命运与他的生理特征息息相关。 即是说，人可以貌相。比如，天庭饱满的人大富大贵，眉毛浓密的人智慧过人，鼠头鼠脑的人阴险狡诈，等等。按照这些条件去比照，还真有不少的人能够“对号入座”。这便是“相面术”流行古今中外的深层原因。 据说，达尔文发明进化论之前，历史性的毕哥号之行差一点流产，就是由于“相面术”的缘故。事情是这样的，达尔文准备乘坐毕哥号轮船进行一次全球生物学考察。就在他准备登船的前夜，十分崇信“相面术”的船长却突然通知他取消了他的旅行资格，理由很荒唐：“达尔文的鼻子告诉我，他很难有毅力和决心完成这样艰难的航行。” 以前船长并不认识达尔文，在他相过达尔文的“面”以后，认为长着像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应该是生性懦弱者，因为相面书上是这样说的。 相面术和颅相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颅相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他通过解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大脑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由乳白色的流质所组成的茎（接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的；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也越高。 加尔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写道：小时候，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因为他们的记忆力都特别好，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着很大的脑袋，眼睛也都鼓鼓的，就像是金鱼的眼睛一样。 加尔猜想，眼睛后面的大脑皮层一定是主管记忆的。那么照此推理，大脑皮层一定还分布着许多特定的区域，比如“爱情区”、“仇恨区”、“好斗区”、“和平区”等。后来，虽然经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这些假设大多是荒谬的，但加尔对神经科学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加尔的思想却激怒了教会和弗朗西斯一世，因为颅相学将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为更加发达的大脑，而没有归结为神灵或上帝。 1802年，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加尔进行讲演，以避免加尔的宣传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后来，加尔曾经几次请求皇帝解禁，但始终没有成功。 1807年，加尔怀着无限惆怅和遗憾，离开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本以为可以施展才能，自由发展，但不论是法国学院派还是拿破仑，都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 加尔并不气馁，仍然坚守自己的思想，在1810年和1819年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宣传他的主张。通过加尔不懈的努力，颅相学逐渐红火起来，其影响遍及英美和西方各国，整整一个世纪长盛不衰。 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
1954年9月，一位笔名叫玛丽安•基切的家庭主妇在美国一份报纸上宣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的信息。她传达超级生物的信息说，12月21号，整个北半球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洪水淹没，除了极少数具有坚定信仰的人之外，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被淹死。 看到这个消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里昂•弗斯丁格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认知失调的天赐良机！当时，里昂•弗斯丁格正在研究认知失调理论，并在1956年出版的《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假设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或某种现象，并受此信仰的约束，进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假设就在此时，确信无疑的证据证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的结论是：这个人决不会善罢甘休，而是更加确信自己的信仰，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斯丁格认为，基切夫人的公开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肯定是一个活生生的宝贵例证，完全可以说明对互相矛盾的证据的矛盾反应是如何生成的。 于是，他找来他的两个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一起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密探。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自我介绍是三个好朋友，均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请求被基切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基切夫人早已形成了一个活动团体，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并正在等待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 弗斯丁格制定了一份研究计划，为了扩大调查的范围，他又征集了5位大学生志愿者，作为“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基切夫人的活动。他们就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地参加活动、听基切夫人作报告、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等，并在7个礼拜内参加了60多次会议。 这些活动短的只有一两个小时，长的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就像降神会一样，枯燥乏味，无休无止，把人搞得身心疲惫、精疲力竭。更让实验者难以承受的是，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会议期间时刻提醒自己，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应该作出“虔诚”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高度紧张地记录下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所传达的行星守护者的神秘信息。 弗斯丁格回忆说：“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唯一谈得上隐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给累垮了。” 终于，基切夫人接收到了企盼已久的信息：外星飞船将于某时某分在某地降落，以解救忠诚的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但预定的时间到了，飞船却没有到来。接下来，外星人几次改变降落的时间和地点，结果仍然没有飞船降落。12月21日最终过去了，信仰者既没有等来飞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洪水。 就在这时，基切夫人又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信息：由于信徒的良善和忠诚感动了上帝，上帝已决定不再降临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安宁、信徒重归家园。 听到这个消息，信徒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些本来就将信将疑的人，根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的失败（有的甚至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宣布退出团体。而另外一些信仰坚定的信徒，正像弗斯丁格所预料的那样，更加死心塌地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有的甚至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决心一辈子追随基切夫人，早日到达信仰的彼岸。 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失调的案例。 从绅士到虐待狂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G.金巴多教授及三名助手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进行了一项后来广受社会非议的实验。 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报名者非常踊跃。因为有了充分的挑选余地，他们对所有的报名者都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和性格测试。最后，其中的21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学生由于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而得以入选。 那么谁来当看守、谁来做囚徒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抓阄”。经过“抓阄”决定，11人充当看守，10人充当囚徒，体验的时间共计两周。 在一个寂静的星期天早晨，“囚徒”们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一路鸣着警笛来到警察局，在警局登上犯人名册，然后带入“监狱”。 在关入牢房之前，还要对囚徒进行脱衣、搜查、除虱、宣讲监狱狱规，并给囚徒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服、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决定制服囚徒的办法。 当天晚上，典狱长便召集看守们商议，共制定了16种管理囚犯的办法，比如在吃饭时、休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不准在非就餐时间进食；不准在“放风”时间说话；囚犯彼此只能称呼号码；囚犯见到看守要立正等。囚犯不论何种原因，触犯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两天过后，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看守们觉得这些囚犯是自己的管制对象，他们都是坏蛋且十分危险；囚犯则认为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事后回忆说：“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故意挑拨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打和对骂，并命令他们赤手清洗便池。在我眼里，这些犯人就是牲口。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说，得看管他们严点儿，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忍无可忍，组织了一次反抗活动。他们把身上的囚徒号码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在冲突中，看守们使用了灭火器，将灭火器干粉喷到囚犯的脸上，强迫他们从门前后退，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拆毁他们的床铺，罚他们靠墙而立，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的管制更加严厉，经常在半夜三更突然提审犯人，诱使他们互相揭发，逼迫他们互相施虐，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囚徒对不公的处罚开始逐渐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觉得大脑迟钝、反应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五天时，实验者不得不把他提前放了出去。 看守思想中迅速形成的施虐心理大大出乎金巴多的意料，连看守本人也对自己心理的变化感到惊讶。 一位“看守”在此之前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人施虐。他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变化记录在了第五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厌恶他。新囚犯（416）不喜欢吃这种香肠，我命令他必须吃，可他说什么就是不吃。我把香肠硬塞进他的嘴里……我无法想象我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窝火。” 金巴多不得不承认，这次模拟监狱体验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身上竟能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过测试被认定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的人中间，竟会那么快地蔓延开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模拟监狱体验进行不到一周，出于慎重考虑，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即使是半途而废，他们仍认为这次实验极具价值，它尤其表明，“本来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改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次实验却遭到了伦理学家的强烈批评，在他们看来，这项实验实在是违背人类道德，因为它对志愿者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终生不愈。正是由于道德问题，模拟监狱之类的实验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并不存在的致命电击 在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不仅犯下了战争的滔天罪行，更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累累血债，令人发指。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曾经被认为是那么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会突然变成刽子手，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1950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即某种特别形式的家长式体验的疯蔓生长。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牵强，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克拉姆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左右）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研究者从踊跃报名者中挑选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安排两人作为一组，并约定于不同时间见面。米尔克拉姆解释说，他在研究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以及惩罚对学生学习的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教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志愿者抓到的是“教师”（事实上，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但串通好的受试者会在抓到纸条后立刻扔掉）。 然后，研究者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教师”则被带入另一个相邻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和“学生”说话，也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研究者说这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15～450伏不等的电压数，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直到在435伏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色、天；狗、猫；鸡、鸭等）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手边的按纽，“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闪亮。每当“学生”选错一个答案，“教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当“学生”又犯一个错误时，“教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顺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生”总是给出正确答案。接着，研究者示意“学生”故意答错题。随着“学生”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模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真的电流经过。情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糟糕起来了：到75伏的时候，“学生”发出了隐隐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喊叫起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听到“学生”痛苦的叫喊，“教师”有些动摇，问研究者怎么办，要不要继续教育“学生”，研究者用淡漠而严厉的口吻说，回答不出就按错误处理。 于是，当“学生”犯错时，“教师”继续加重处罚。到180伏时，“学生”大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又犹豫不决了，研究者依然面无表情地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教师”又加码电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面，他尖声大叫，到330伏时，“学生”既不回答问题，也不撞击墙壁，好像真的是痛得昏过去了…… 包括米尔克拉姆在内的人都感到万分惊讶的是，竟然有63%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想从正在发生的痛苦中体会到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顺从的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即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差别）；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经历着切肤的痛苦。 米尔克拉姆在报告中描述道：“在大多数案例中，紧张度已达到在心理实验室里难得一见的程度，我们可以看见受试者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严重口吃，咬嘴唇，呻吟，指甲抓进肉里……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在进实验室时满脸微笑，十分自信，但20分钟之后，他开始颤抖起来，接着便口吃，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他仍旧继续对研究者的每一句话做出反应，一直执行命令，直到最后。” 对于这些结果，米尔克拉姆的解释是，整个实验实际上所验证的就是一种文化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 在整个社会里，小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权威，按照权威的要求去做，怎么会有错呢？在实验中，作为被试者的“教师”们可以对“学生”不断施加痛苦和伤害，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进行研究，有必要执行权威的命令，而不用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克拉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弱势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一位二战战犯阿道夫•艾奇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表示，他为自己在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恶心，但当时他只有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克拉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并因其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1964年的美国科技进步奖。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 尽管米尔克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将真相告诉了受试者，以消除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但他的实验方法仍旧遭到了心理学界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用电击无辜“学生”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既是不科学的，也是反人道的。今天，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冷酷的旁观者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这件成为《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的谋杀案会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桩谋杀案如此引人注目呢？ 案情是这样的：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那天晚上加班，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杀死。莫斯雷是商务处理机的操作员，此前与吉娣毫不相识。他曾经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惯犯。 使这场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莫斯雷的整个杀人过程历时半个多小时：莫斯雷第一次刺中她后，并没有刺中要害，她不停地尖叫和大声呼救；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莫斯雷离开几分钟后再次折回来刺她；又停了几分钟，他看见她还在挣扎，又回头刺她，直到她再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此期间，差不多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保护她。躺在血泊中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帮助，甚至没有人报警。 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38个见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副教授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毕博•拉塔内却意识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上有38人目击了这场暴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这好像是说，如果只有一或两个目击者看到而不做什么的话，也就算了，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女子惨死在罪犯的刀下而无动于衷，实在是人类的耻辱！因此，两个年轻的心理学家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真正的原因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38人对自己无动于衷的解释。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将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审查所认为的后果是否就是那个原因。这是旧把戏了。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几周之后，巴利和拉塔内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的实验。 他们征集了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加实验，分为二人组、三人组或六人组。为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为取得真实的实验结果，实验的目的保密。参与者与另外的一人或两人或五人谈话，事实上他们所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事先的录音。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精神压力很大，睡眠也不好，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时会出现半癫痫症状。下一轮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颤，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道：“哎哟，我的老……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似乎已经晕厥过去了。 实验结果表明，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受试者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大口喘气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在认为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过后，研究者问参与者别人在场是否影响其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场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终于找到了发生在克尤公园里的谋杀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把它称作“应急状态下旁观者介入的社会抑制”，或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旁观者效应，他们解释道，不是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而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旁观者”效应呢？主要由于以下三种思想过程：因为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场或在那么多人的视线内，吃不准是帮助好还是采取其他措施合适，于是表现出行动犹豫；其他那么多人都无动于衷，他们可能更了解整个情形，即毋须参与，于是便放弃责任；最重要的是“责任分散”，即认为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紧急情形，自己的责任便相应减轻。 拉塔内、巴利和其他研究者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实验，实验证明，三种思想过程如何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旁观者所处的实际情况，即其是否知道有其他人旁观、是否看见有其他旁观者或是否被人看见等。 巴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心理学家先后又进行了56次类似的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约有6000多人。 实验的种类很多，典型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绅士在列车车厢里突然摔倒，在地上拼命挣扎；旅馆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个女士的呻吟；广场上的流浪者突然遭到一群年轻人的群殴；一个小偷公然在公交车上行窃；实验者本人晕倒等。 这些受试者要么孤身一人在场，要么与其他人或数人或更多人在场。实验的结果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总体来说，当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人在场，约有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援助者只有33%；如果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在场，援助者只有22%。 旁观者效应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得到彻底确证，其效应在具体情况下可以具体测量，因而，近年来它已不再成为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成了一桩定案。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 二战期间，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选在1944年上半年实施登陆而不是其他时间？据说，作出这一决策，关键是因为罗斯福听取了中央情报局心理专家的建议。 二战后期，当盟军在非洲战场取得胜利，欧洲战场上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后，英、美、苏三国首脑便开始商定何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当时，围绕着何时实施登陆作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早登陆，最迟不超过1944年5月底，即让纳粹德国尽快在两个欧洲战场上同时作战，以分散其兵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登陆最好在1944年8月以后。 支持尽快登陆作战的理由是，如果盟军在5月底前登陆，完全出乎希特勒的预料，希特勒在心理上可能难以承受。这样，他很可能因为心理问题失去对军队的有力控制。 显然，罗斯福总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鼓舞，1943年底，他命令中央情报局在最短的时间内搞一份报告，对希特勒的心理和性格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接到命令后，中央情报局迅速行动，他们召集了大批心理学家，收集希特勒的心理情报，并在一个月后，就拿出了一份详尽完整的《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指出，希特勒很关注自己的鼻子。希特勒认为，作为日耳曼人，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会给人一种真正男子汉的感觉。于是，他开始频频光顾美容店，给自己本来并不高耸的鼻子慢慢地增加高度。在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整容是一种“破坏上帝赋予自己的容貌”的爱慕虚荣的行为，和中国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异曲同工之处。 希特勒采取隆鼻术慢慢加高鼻子，以至于他的臣民们感觉不到他们“敬爱的元首”竟然会去做“隆鼻手术”。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仍未停止鼻子的加高手术。 希特勒从小眼睛就不好，不到50岁看文件就必须借助老花镜，但他拍照片时从来不戴眼镜，也决不允许报刊登载任何他戴眼镜的照片。 希特勒杀人不眨眼，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魔头居然见不得鲜血，尤其是见不得人的鲜血。有一次他的情妇爱娃不小心扎破了手，希特勒看到后竟然吓得哇哇大叫。 对自己饲养的动物，希特勒甚至有一颗仁慈之心：他饲养的爱犬，和他终日形影不离；他饲养的一只孔雀死了，希特勒悲伤得涕泪横流。但就在他为自己的宠物感伤哀恸的同时，却下令将几十万犹太人活活毒死。 希特勒一生从没有驾驶过汽车，并在公开场合严格规定他的车速不准超过37公里/小时。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却命令司机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载着他星夜飞驰。在当时，这可是一个要命的速度，相当危险。后来，他的司机因无法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精神失常。 希特勒还有一个癖好，就是特别喜欢在长桌前召开会议。据说他召集会议的桌子越做越长，最长的一张桌子差不多有16米长。 由于长期缺乏锻炼，他不到50岁身上的肌肉便开始萎缩。因此，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一身戎装，从不穿短袖衬衫。据说一个为他洗澡的仆人就是因为不小心向外人透漏了他身体肌肉的秘密，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希特勒虽然谈不上不近女色，但也绝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飞黄腾达以后，追求他的女人成群结队，但他却从不为女色所动。奇怪的是，希特勒狂热地爱上了他的嫡亲外甥女。这场畸形的爱令希特勒铭心刻骨，但却以其心上人的自杀而收场。 美国的心理分析专家根据希特勒的这些异常行为得出结论：希特勒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其一，希特勒热衷于隆鼻术、掩饰自己不发达的肌肉，说明他的虚荣心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住，无疑会加大他同外界的隔膜，增加他已经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其二，作为一个从不握方向盘的人，选择“午夜飞车”只有一种理由：宣泄心中极度的压抑。 其三，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与自己的嫡亲外甥女相爱是一种畸形的恋情，畸形恋情又无果而终，必然会在他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个阴影可能会影响终生，甚至导致心理变态。 其四，希特勒酷爱长桌，正表明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坐在长桌的尽头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尊严和威严，可以满足他的领袖欲，另一方面则使坐在远处的人无法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保持他和部下一定的距离感。实际上，这正是希特勒心理非常脆弱的表现。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据此指出，希特勒具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如果盟军在西线发动强大攻势，出其不意地实施登陆作战，希特勒或许表面上会虚张声势，但内心的软弱和空虚会暴露无遗。报告建议盟军要在午夜加强对柏林的火力攻击，使希特勒无法“午夜飞车”。由于心理压抑无处宣泄，精神高度紧张，极有可能导致其神经衰弱甚至精神崩溃。报告建议，假如盟军在1944年上半年发动大规模反击，希特勒将因为心理问题惊慌失措，从而失去对他的百万大军的强有力指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认真研究过这份心理报告后，做出了在1944年上半年进行诺曼底登陆的伟大决策。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希特勒的“表现”完全证实了这份分析报告的预言。 事实上，这份心理分析报告的理论依据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理论。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心理动力系统的深层基础。他认为，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的结果，作为个体的人格，他的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的原始基础和原始动力；自我是以本我为基础、借助知觉系统而形成的理性意识，但它时时受到本我能量的冲击；超我是在自我不能满足现实环境的要求时产生的高级自我形式，它是一种良心和批判能力，如宗教、道德、社会情感、理想、价值观等，但超我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本我。 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无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人格形式是如何的矫揉造作，多么的崇高神圣，但还是时时刻刻受到本我的冲击，两者差距越大，其人格的扭曲也越厉害。为缓解和消除这种扭曲造成的痛苦，他必然会用某些特殊的行为来减轻这种痛苦。 希特勒种种怪诞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盟军正是由于掌握了希特勒的心理秘密，连续无数个昼夜不间断地轰炸希特勒“午夜飞车”可能经过的道路，使其心理的压抑无处排解，这样就加速了其精神崩溃和人格分裂，导致他一系列决策的失误，从而为盟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双胞胎之谜 2006年7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出任波兰总理，从此，波兰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孪生兄弟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奇特现象。由于兄弟俩十分相像，一般人很难把总统和总理区别开来。在波兰，卡钦斯基兄弟俩被称为命运中的“双子星”。2007年11月5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在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正式提出辞呈，当天晚些时候，他的弟弟、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批准了辞呈，这对孪生兄弟共同执政的时代就此终结。杰德维嘉•卡钦斯基太太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6月18日，雅罗斯瓦夫仅比莱赫早45分钟降生。按照占星学的说法，这一天恰好属于十二星座中的双子座。 世界上最长寿，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双胞胎是日本老人金婆、银婆姐妹，她们是日本“国宝级”的人物，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一对跨越百岁高龄的双胞胎，可惜在2000年107岁的姐姐金婆离开了与她相伴一个多世纪的孪生妹妹银婆，在名古屋去世。 双胞胎，又称孪生，分同卵双生与异卵双生两种。前者是一个卵子受精后分裂为相同的两部分，分别发育成两个婴儿，而后者是两个独立的卵子分别由两个精子受精，两者各有一个胎盘，因此性别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双胞胎，尤其是同卵双胞胎，是生命中一个奇妙的现象，他们不但相貌相似，能力、个性、喜好等各方面也相像，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心灵感应。下面就是一些关于同卵双胞胎的有趣事例。 故事一 25年未见面的双胞胎姐妹发现彼此癖好一样，甚至抽的烟也一样。 自从克里•凯泽记事以来，她就觉得什么东西从生命中丢失了。 1960年，克里被她的养父母收养，和同样是收养来的哥哥一起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长大。在佛蒙特大学念书时，一周有好几次，有不认识的人走到她身边，以为她是艾米。 1985年9月的一个周末的夜晚，在一家餐馆里克里又被一个青年误当成艾米，当克里解释说自己不是时，那个年轻人惊呆了。他打赌说克里肯定与艾米有关系。克里向年轻人要了艾米的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周一上午，克里打通了艾米的电话。一问，克里马上明白了，她们是双胞胎。 她们决定当晚在拉特兰大街附近的停车场见面。当姐妹俩见面时，她们都惊呆了！ 克里说：“我记得当时停了车，看到街对面站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天啊，我当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25年之后，双胞胎姐妹两人重新走到一起！她们一见如故！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美满和内心的充盈！姐妹俩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她们品味相投，抽相同牌子的烟，语言风格相同，癖好也一样，她们甚至发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克里说：“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有两个我在对话，艾米就像是我的一部分。我们面对面，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是什么感觉。” 故事二 异卵双生双胞胎的弟弟出差时，突然腹部剧烈疼痛，而后发现疼痛的时间正是哥哥被谋杀的时间。 大多数双胞胎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双胞胎之一受伤严重，另一个人会感受到相同的痛苦吗？有人对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他体验到了哥哥被杀时的巨大疼痛。 1955年3月，当里克和罗恩即将降生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施行剖腹产手术，因为他们似乎不愿分离，四肢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舍的情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深厚。兄弟两人是最好的朋友，感情超越其他的兄弟感情。 里克和罗恩是异卵双生双胞胎，即两个卵子同时受精，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他们同时学会走路和讲话，喜欢相同的科目。 稍大一些，他们发现，他们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1995年1月，里克从休斯敦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非洲安哥拉的一家石油公司审核账目。在安哥拉起初的几天很平静。但5月31日凌晨4点钟，里克被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 里克说当时剧烈的疼痛导致全身麻痹。4个小时过后，疼痛逐渐消失。稍后，医生为里克做了全身检查，但并未发现身体有任何危险迹象。 但坏消息却在当天夜里降临，里克的双胞胎哥哥罗恩，前一天夜里被杀。验尸报告和911的电话记录都表明罗恩的死亡时间是中部时间晚上10：30，正是里克夜里因腹部疼痛惊醒的时间。 里克相信他感应到了哥哥被杀时感受到的剧烈疼痛，这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会让他牢记一生。 双胞胎现象一直是心理学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遗传对不同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有多大的影响。最早重视这个问题的是现代心理测量之父，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收集了94个双胞胎的案例，分析那些分开教养的双胞胎之间性格与能力的变化，调查结果坚定了他的一贯主张，即人的才能来自于遗传。 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遗传的天才》一书，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对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社会调查，包括了法官、政治领袖、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神学家等各种职业。高尔顿研究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资料，结果发现这些人多数出自有名望的家族，其中31%的人有杰出的父亲，41%的人有杰出的兄弟，48%的人有杰出的儿子，血缘关系越近，同为名人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为坚信自己的理论，高尔顿的后半生都致力于推动优生学运动，认为通过几代人审慎的婚姻就可能培育出具有很高天资的人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曾向政府提议，通过测验从英国挑选出10对最有才能的男女，每人提供5000英镑（在19世纪，这绝对是一笔巨款）的婚姻赠礼，促使他们彼此婚配，以期改良大不列颠人的物种结构。虽然看上去有些异想天开，但这一想法始终有人响应。 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便提出用征税来鼓励智者生育，愚者节育；从当代新加坡政府奖励高学历者多胎化的人口政策中，多少也可以看到高尔顿理论的影子。但是，在研究中高尔顿完全忽略了杰出人物生长的环境也比大多数普通人更优越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69年，教育心理学家亚瑟•詹森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智力测验数据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IQ存在明显差异（黑人约低15分上下），而且即使给予环境条件不利的黑人儿童以补偿性教育，其IQ也只增长2～5，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因此詹森认为，遗传更多地支配着每个人的智力水平，补偿教育计划得不偿失。反对者则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力商数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由环境因素所决定，是几世纪以来美国所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无论是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和程度，还是两者的出身与生活环境，黑人都比白人低得多，这才是造成黑人在现实社会中低人一等的主因。而且智力测验本身也有问题。暂且不说测验结果中种族内部人与人的差异比种族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单单智力测验题本身就不公平。它的设计更多的是针对白人中产阶级，以该阶层的生活环境作为标准，比如，有的测题要求用拼板拼出一部汽车的形状，那么，住在城市里的孩子当然比来自贫穷的乡村从没见过汽车的孩子做得更好。 面对这些疑问，詹森等人反驳说，同样处于不利的生活与社会环境中，印第安人的智商得分却要高于黑人儿童，这显然支持人的智力是先天决定的观点，遗传因素的影响超过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关于智力遗传说与环境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越演越烈。根据1963年心理学家厄伦迈耶-金林和贾维克对过去半个世纪8个国家52项研究的总结，同卵双胞胎在同一环境下成长的，他们的智力相关达到0.88（相关为1.00表示完全一致），同卵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下长大，其智力相关为0.60；相应地，同胞兄弟姐妹在相同和不同环境中长大时，智力的相关分别是0.50和0.35。另外，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也要比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要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些数据表明，遗传对于智力的影响是存在的，血缘关系越亲，智商也越接近。 但是，这同样也在说明，在智力的形成与发展中，遗传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与环境的因素交互渗透。不同的基因类型会受到环境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遗传素质代表了人的发展潜力这颗种子，而环境则是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当种子本身有问题时，那么再肥沃的土壤也无能为力；同样，落在贫瘠的土地中的一颗好种子发展也有限。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更重要的，即智商是否代表了人的智力水平？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仍有疑问，对传统智力测验的反思也持续在进行。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其他如技能、创造力、个性、动机等因素相配合，所谓“智力天才”只是一句空话。这不啻为每一个智力测验热衷者敲响了警钟。 第四章 发现未知的自己——改变对自己的认识的心理学
灵魂真的存在吗？ “灵魂”是什么东西？“灵魂”到底存不存在？假如“灵魂”存在的话，它是从人的躯体中生长出来的，还是仅仅把人的身体作为临时寄寓的躯壳？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人有灵魂深信不疑！小孩被吓着了，家长晚上会打着灯笼为小孩招魂；人死了，在殡殓的某个时辰即使是亲人也要远远地避开尸首，让死者出魂。即是说，人死后尸体入葬，但灵魂却要到天国或地狱报到。如果亲人不离开尸首，灵魂无法出窍，死者是不得安息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者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段，把灵魂人格化，如《三国演义》里，大将关羽死后灵魂不散，多次显灵暗中帮助刘备和他的后辈；《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前世的姻缘，秦可卿死时灵魂会托梦给王熙凤。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做梦等心理现象，便认为是灵魂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灵魂只是暂时寄寓在人的躯体里，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当人大白天处于清醒状态时，灵魂和肉体同在；当人在黑夜里睡着时，灵魂便悄悄离开肉体随处游荡，所以，千万不要猛一下叫醒熟睡的人，以免离开人体太远的灵魂来不及回到躯体里面而致死；人死，就是因为四处游荡的灵魂找不到自己的寓所而飘零他乡的缘故。 至今，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仍然认为灵魂是人的影子，所以，那些部落里的人除非不得已才会到河边去，因为他们生怕影子即人的灵魂投射到河里后，被鳄鱼吃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人的肉体可以消灭，但灵魂不死，并且可以从死去的躯壳出来，进入另一个鲜活的躯体。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有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三种，分别主管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和道德完善。 由于这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有利于宗教统治，所以一直被教会奉为真理。在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主义非常严苛，主张无神论的人士受到了残酷迫害。如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利用泛神论思想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结果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受火刑而死。 在我国古代，佛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转世”，叫“三世轮回”。生前做好事的人，来生托生到富贵之家；生前作恶多端的人，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来生托生为畜生。道家则认为，人经过修炼以后，可以羽化成仙，长生不死。 这些宣扬的都是灵魂不灭论。而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应该是先有身体而后有精神，精神依附于身体而存在，人的心理活动是身体的一种机能。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说过：“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存焉。”魏晋南北朝的范缜进一步指出：“形者神之质也，神者形之用也。”就是说物质的身体是精神的根本，而精神（灵魂）只不过是身体的功能罢了。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认为灵魂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身体有联系，但却说不清楚它是由什么具体的物质器官产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人一直把心脏当做产生思想的地方，于是，凡是和思想有关的字和词，都带上了具有“心”字的偏旁。如“思”、“想”、“念”、“恋”、“悲”、“怒”、“恶”、“意”、“愿”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真正影响思想的是人的大脑，而不是心脏。所谓灵魂不死、灵魂不灭，都不过是子虚乌有。
1848年，发生在美国铁路工地上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1848年9月13日下午，在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地上，有一名叫盖奇的工人，当他用一根长约1米、重约6千克的铁钎子去杵实岩石炮眼中的火药时，火药爆炸了。盖奇手中的铁钎被炸药震飞，铁钎穿过盖奇的大脑，又飞出去约46米远。盖奇轰然倒地，血流满面，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人们都以为盖奇完了。没想到，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盖奇一骨碌爬了起来，居然神志清醒，说话自如。工人们赶紧把他抬到一辆牛车上，送到离工地750米远一个小镇的医院里。到医院时，盖奇自己从车上走下来，并通过一段长长的楼梯走进病房。医生检查盖奇的伤口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致命的伤口，盖奇居然还活着！晚上10点了，盖奇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可他却很清醒地要朋友们回去，说他没问题，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几天后，盖奇因伤口感染陷入昏迷，经过医生的抢救才开始慢慢好转。3个星期后，他恢复了意识，想要起床。到了11月中旬，他又回到了小镇，并开始计划他的将来。奇怪的是，他的性格和脾气全变了。受伤以前，盖奇是一位和善、随和的人。伤愈后他却变得性情粗暴，蛮横无礼，根本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喜怒无常、优柔寡断。这个病例充分说明，大脑受伤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1861年，一个“失语症”病人到处寻医，求助无门，绝望之中找到了法国医生布洛卡。布洛卡对这位病人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病人的发音器官没有问题，这说明病人不能讲话是其大脑皮层一定部位受损的缘故，从而证明脑的这个部位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 1863年，俄国解剖学家贝兹在人脑中央前回皮层发现了大型锥形细胞，并且证明这种大型锥形细胞是支配躯体运动的神经细胞，人们称之为“贝兹细胞”。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对大脑机能的认识。 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人的心理活动是脑的机能，人的思想不能脱离物质的肉体而存在，它是物质的一种反映形式。大脑是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或称为神经细胞。神经元和其他细胞一样，也有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等生命过程。但神经元和其他细胞的一个差别是它不能增殖，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全部大约100亿个神经元，但以后却只死不生。 人的神经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组成，是身体机能和行为的整合中枢，这部分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控制中心；周围神经系统包括所有把肌肉、腺体及感受器与中枢神经系统连接起来的神经，它只向中枢神经系统输入信息或接收中枢神经系统传出的信息。
机体的一切器官在脑部都有自己的投射区域，换句话说，都有自己的代表部位。感觉器官是在大脑皮层的感觉区，肌肉是在运动区，即分别是感觉投射区和运动投射区。感觉技射区接受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运动投射区是最后向肌肉发送命令的脑区。 美国有一部电影，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在一次车祸中因为头部受伤，从此失去了记忆。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在极度困惑中，糊里糊涂地来到另一个城市，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的妻子满世界地找，几年过去了，丈夫杳无音讯。功夫不负苦心人，后来，她终于找到了失踪多年的丈夫。 然而，她的丈夫已经不认识她了，曾经相依为命的夫妻，这时却形同陌路。她灵机一动，应聘做了他公司的一名职员。男主人公一直觉得这个女子很亲切，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几年后，男主人公出差回到他原先生活的城市，无意识地沿着熟悉的路行走，恍若隔世。突然，他恢复了记忆，“灵魂”又回来了。 按照今天科学的解释，这位男子是因脑部受撞击后脑内出血，与记忆有关的脑的相应部位受到压迫，脑功能受损而引起失忆。后来，脓血渐渐被吸收，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灵魂其实就是人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机能正常，人的行为就正常；人脑机能受损，人的行为就会失常；人脑死亡，人的行为停止。所谓的灵魂不死、借尸还魂都是不可能的。 人的行为是被性欲驱使的——弗洛伊德
社会学家和弗洛伊德研究学者菲力普•里夫（PhilipRieff）于1959年发表言论说：“这个人的伟大之处毋容置疑，从而使他的思想更趋伟大”，而他的写作“也许是20世纪汇成著作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 然而，几年之后，著名学者兼人文学教授艾里克•海勒（ErichHeller）在《时代文艺副刊》中撰文宣称，弗洛伊德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吹捧得太过的人物之一。同时，诺贝尔桂冠得主，彼德•梅达沃爵士（SirPeterMedawar），也将心理分析理论视为“本世纪最瞠目结舌的知识欺诈”。 政治科学家保尔•娄森（PaulRoazen）反过来认为，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保尔•蒂利希（PaulTillich）也认为，他是“所有精神分析学家中最有深度的一位”。同时，一位名叫索顿（E.M.Thornton）的英国学者却搜集到一些证据，照她自己的话说，它们足以证明“（弗洛伊德的）重要假说，即‘潜意识’并不存在，他的理论不仅毫无根据，而且荒唐可笑”，并说他的理论体系有可能是在可卡因的毒力影响下编造出来的，因而判定他是一个“虚伪且不忠诚的预言家”。 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包括其最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彼德•盖依（PeterGay）在内，都将他视为一个大无畏的人，称他是真理的勇敢卫士。而恶意毁谤他的人却视他为精神病患者和野心勃勃者，称他通过发表耸人听闻的理论以哗众取宠。不过，出语不凡的学者杰弗瑞•麦森（JeffreyMoussaieffMasson）却宣称，弗洛伊德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没有直说出来，因为他一旦说出来，就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这个发现是，精神病是成年人（通常是父亲）对孩子进行性虐待后所造成的恶果。 心理学史学家大多把一长串富有影响的发现归功于弗洛伊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动力无意识。科学史学家弗兰克•索罗维（FrankSulloway）却颇有见地地指出，弗洛伊德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于神经学和生物学当中的思想的“创造性转述”，学者亨利•埃伦伯格（HenryEllenberger）也颇费心机地提出，弗洛伊德对动力无意识的发现，只不过是将其前辈或同时代人早已提出的概念明确化，并赋予其一个清晰的外型而已。 弗洛伊德则认为（他的大部分传记作者也这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在维也纳被隔离开来的犹太人，一个一生都在勇敢地与保守医学做斗争，并希望自己的发现能够造福于人类的犹太人。贬低他的人却宣称，他通过夸大自己周围的反闪族氛围，企图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勇敢战斗的英雄，而且，无论怎么说，他的许多思想皆来自他的朋友威尔汉姆•弗莱亚斯（WilhelmFliess），只是他全部将之据为已有。 真可谓众说纷纭，我们该信哪一说呢？ 换言之，我们对一个自身原本就矛盾百出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就人性所阐发的理论异常激烈，他是一位强硬的无神论者，而且，除早年之外，在政治上他一直是一位保守派。在性欲问题上他一直采取极为自由的学术态度，但自身却是礼仪与节欲的模范。他宣称自己已通过有名的自我精神分析而解除了精神烦恼，可终其一生他都在遭受着疾病的蹂躏，其中包括偏头疼、尿道炎及大肠疾病等。他对电话有着几乎病态的厌烦，在经历极度紧张的个性压抑时，他总是感到自己要晕倒似的。而且，他对雪茄着迷得近乎病态（一天抽20支，即使在上腭因此而患癌之后）。他不喜欢维也纳，从未加入当地随处可见的咖啡族，可又下不定决心离开这个地方。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他才不得不搬到伦敦。
有时，他是个不顾一切的自我主义者，自比哥白尼和达尔文，并对一位赞扬其晚期作品的人士说：“这是我写得最糟糕的书，一个老朽的书。真正的弗洛伊德是个了不起的人。”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显得极其谦逊。在其晚年的《自传性研究》一文中，他写道： 回顾一生中所做的这些杂碎工作，我可以说的是，我只不过做了许多个开端，也提出过许多个建议。将来有一天，它们中有可能衍生出什么，不过，我自己无法确定衍生出的这个什么是多还是少。然而，我可以表达一个希望，即我打开了一条通道，沿着这条通道，我们的知识将长驱直入。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里，周围尽是忠实的信徒，但在许多年中，他都在与几个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追随者进行争斗。在古稀之年里，他悲哀地写道： 我并不指望许多人的爱。我没有逗他们高兴，没有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也没有给他们以熏陶。我也没有在意这些。我只想探索、解开一些谜团，只想揭示一点儿真相。 照片中的弗洛伊德总是一本正经，表情凝重——穿戴得无可挑剔，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深思的表情上见不到一丝微笑——然而，他自己的作品及熟悉他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却证明，他是一个极其机智的人，喜欢讲好笑的故事，并在故事里不时地穿插一些他的心理学观点。下例选自他对幽默的研究，《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医生）如果询问一个年轻病人，说他是否曾经手淫，得到的回答一定是“O，na，nie！”（德语：“呵，不，绝对没有这回事”——可在德语中，Onanie的意思原本就是“手淫”。） 还有一个长一点儿的幽默，弗洛伊德很喜欢讲，讲得也很不错： 沙申（犹太媒人）站在他推荐的姑娘一边，替她平息那位年轻男子的不满。 ——“我不喜欢岳母那个人，”后者说，“她是个不逗人喜欢的蠢货。”
——“但不管怎么说，你并不是去娶岳母，你要娶的是她的女儿。” ——“是啊，可她已不再年轻了，而且严格来说，她长得也并不美。” ——“没有关系的。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美，那就正好属于对您忠实的那一类。” ——“再说她也没有多少钱。” ——“谁在谈钱的话？你是不是要跟钱结婚？你要娶的毕竟是个老婆啊。” ——“可她还是个驼背。” ——“哎呀，你到底想要什么？难道她连一点儿缺点都不能有吗？” 显然，至少来说，真实的弗洛伊德绝不是那么简单。 “印刻”现象——童年对你一生的影响
一只母鹅伏在一堆鹅蛋上，正在专心致志地孵小鹅。当鹅蛋快要破壳时，人们将母鹅强行抱走。小鹅们一个个地破壳而出了，它们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这个新奇的世界。这时，一位动物学家走来，向小鹅们招了招手，小鹅们就像见到了母亲一样，立即追随动物学家而去。几天后，人们将那只母鹅送了回来。母鹅看到孩子们正在高兴地玩耍，“咯咯”地欢叫着奔了过去。没想到，小鹅们一见母鹅，竟吓得四散奔逃，直到那位动物学家出现，它们才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后，终于受到母亲保护的孩子那样安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以上故事的主角、奥地利动物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的理论是，动物出生后的本能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走，洛伦兹设法使自己成为小鹅出生后头几天里所能看到的唯一活物，因此，小鹅只能跟着他走。在成熟的“关键时期”过后，被跟随物体的图像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当小鹅学到这一步后，即使看见母鹅也视若无睹了。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制作了一只可移动、能呱呱叫的假野鸭，然后将一群小鸭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孵化时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着假鸭跑。小鸭孵化过后13～16个小时，如果再将其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80%的小鸭子跟在假鸭后面走。 这种现象将类似本能的东西进一步复杂化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能对一些移动的物体做出反应，但只有在成熟过程的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它们才最能将特定目标“刻印”下来。 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小鹅、小鸭身上，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身上都会发生，洛伦兹把它称之为“印刻”现象。 印刻是动物的一种生存本能，一般发生在生命诞生的最初时期，不同的动物，其时间有所区别。人的印刻期最长，一般为1～3年；狗的印刻期为3~7周；猫的印刻期为10～15天；老鼠的印刻期为7~10天；小鹅的印刻期为10～20小时。 这些发现的结果使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相信，出生后的几个小时是母子联结关系最终形成的特定时间点。因而，他们规劝母亲们，在孩子刚出生后不要马上抱到医院育婴室里清洗，而应抱着婴儿，让他紧贴着自己。 后来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这么做之后，母子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得到最大程度联结的并不是婴儿，而是母亲本人。其他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父亲或其他主要看护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内发育而成的，其间充满着数不尽的看护和情感表现。 有一个寓言故事：猎人打猎时遇到一只因受伤而掉队的狼。猎人的三只猎狗紧追不舍，在山脚下的小溪旁终于抓到了这只狼。狼流着眼泪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狗不解其意，要主人快点杀死狼，以免听了狼的话做了东郭先生。事实上，狼讲和狗本是同根所生，一点儿不假。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是运用印刻原理，将狼驯服成了我们今天忠心耿耿的狗。
今天，这种利用印刻原理让动物互相哺养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家动物园里的母老虎生下小老虎后没有奶水，饲养员便将小老虎放在了刚刚生过孩子的母狗身旁，结果，小老虎真的把母狗当成了自己的妈妈，把小狗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年多后，小老虎长成大老虎了，但它在母狗面前仍然温顺如初，和狗兄弟们打闹，一点儿也没有老虎的霸道。 那么，人类如果在印刻期被动物哺养，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著名的印度“狼孩”和法国的“阿韦龙野孩”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被动物哺养便会养成动物习性，而且这种习性一旦养成，便很难回归人性。 由此，人们受到启示：既然儿童会对他最初接触的人或动物产生依赖，那么，他一定会对最初接触的东西或事物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印象！ 教育学家经过认真研究，证实幼儿的心理发展确实存在“最佳时期”。比如，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是2～4岁；2岁之前是训练身体灵活性的最佳时期；3~5岁是开发音乐能力的最佳时期；3岁是培养动手能力的最佳时期；5岁是培养数学能力的最佳时期；7～10岁是发展体育能力的最佳时期，等等。一旦错过了这些最佳时期，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193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的一所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工作的马托尔•麦克格罗从一户穷人家“租”来一对孪生男孩，开始了他的特殊实验。此后的两年多里，强尼和吉米这对长相酷似的孪生子便在麦克格罗的实验室里每天待8小时，每周待5天。 强尼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技能训练；吉米则被放在一个爬都爬不出来的婴儿床上，既没有人跟他玩，也没有人跟他进行语言交流，陪他的只有两个非常普通的玩具。 1岁时，强尼即能攀爬楼梯，能下水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则除了坐、爬、走、抓外，一样技能也不会。从麦克格罗所拍的一组照片来看，强尼在21个月时即可大胆地从5英尺高的滑梯上自己滑下来，吉米则蹲在一个很矮很矮的台子上，睁着惊恐的眼睛，死也不肯往下跳。 到他们两岁时，麦克格罗开始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期望他尽快赶上强尼。可是，直到实验结束，吉米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均赶上了强尼，但即使在进入成年期之后，吉米在身体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敌强尼。 另一项更大胆的实验也开始于1932年，由当时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主持。他从巴尔的摩一个贫困女人手上买到一对仅五个星期大的孪生姐妹，德尔和蕾。 登尼斯在妻子的帮助下，将两个女婴收养约一年多时间。他的计划是剥夺其一切刺激和学习，而后观察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
登尼斯在一个期刊上报告了他的实验情况：“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不笑也不皱眉头。我们从不跟她们玩，从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除非这些行动是实验所必需的……为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几乎一直被仰放在育婴床上。”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不同，这一点可从诸如婴儿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等行为中看出来。不过，在诸如爬行、坐和站立这类行为中，她们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报告说，她们很快就赶上了正常的孩子。但登尼斯自己承认，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余下的童年生活在孤儿院和亲戚家中度过。尽管登尼斯宣称已让她们长至正常标准，但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受冷落或被忽视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问题，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至少年时代。只是他再未提到蕾和德尔，不知道她们后来如何。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再了解她们。 这些实验在60年前已很少见，今天更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获悉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医学研究”之后，对人体实验的法律限制便严格起来。然而，发展心理学家并没有止步，而是用其他方法进行实验，其中之一是动物。行为主义者通过了解老鼠的学习方法来了解人类的学习原理，发展心理学也照同样的办法来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并观察哪些原理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 食色性也——驱动行为的根本原因
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心理学家卡尔•J.沃登制作了一个“哥伦比亚障碍笼”。他抓来一只老鼠，两天不给它吃任何东西，然后将其关在笼子里。在笼子的另一端，放有几粒它抓不到的食物，要想吃到食物，唯一的渠道只有爬上通电的栅栏，但如果爬栅栏，其爪子就要触电。 在另一个实验中，他将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再将其刚刚生下的幼鼠放在另一端。沃登实验的目的，是想通过这只笼子观察并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沃登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一个简单的假设：老鼠的需求越强，其满足需求的动机或驱动力越强。测量对食物的需要比较简单，就是看老鼠在多长时间内可以不吃食物；接下来对驱动力的测量，则是观察老鼠冒着被电击的危险跨过电栅栏够取食物的频率。 在老鼠被放进笼子的第一天，也就是老鼠被饿到第三天时，验证了沃登的假设。而在此之后，老鼠则变得萎靡不振，不再冒险费力地跨越栅栏了。但是，用母鼠及幼鼠进行的母性驱动力实验则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幼鼠不在母鼠身边时，母鼠并没有表现出如饥饿一样强烈的需求。 其他心理学家就动物的驱动力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假想，在这些假想中，最明显的一个是，生理需要越大，满足它的驱动力也越大，该动物表现出来的活动也越多。 为检测这一假设，192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克特•里奇塔把鼠笼绑在弹簧上，使其自动记录老鼠的活动，达到了预想的结果。它们显示，饥饿状态的老鼠在笼里窜动的次数要多于吃饱的老鼠。 1925年，J.F.达谢尔在北卡罗莱那大学利用一块复选板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饥饿的老鼠踏进的方框数目远多于吃饱的老鼠。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探索其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满足于液体、氧气、性交、适宜的温度及避开疼痛需要的驱动力。 1943年，行为主义者克拉克•哈尔将动物动机的生理因素归纳为一条极为简单的理论，即所有的驱动力均在寻找同样的基本满足——饥饿因生理需要而激发寻找食物的动机，寒冷因生理需要而激发寻求温暖的动机——所有动物寻求的理想状态均来自于所有驱动力的满足的平衡。 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个体生态学的研究显示，许多动物在其肉体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处于慵懒或不活跃状态。老虎吃饱之后，会在同一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12个小时。蛇在吃饱之后，会整整冬眠一个冬季。但另外一些动物的行为却无法用这个理论解释：仓鼠会在锻炼轮上盲目地奔跑；老鼠可以学会按压杠杆，使其滴下有甜味却无营养的水；狗会俯首听命，摇首摆尾，只要能逗主人高兴，可以将自己的生理需要搁置一边。 行为主义者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动物的驱动力产生于非生理需要，但它们可通过对原初驱动力的联想而得到后者的动机力量。比如，狗学会服从主人的命令，因为它已学到，只要服从，就能得到食物奖励。于是，它慢慢地形成寻找服从的驱动力，从而使服从变成奖励。 哈尔曾经发表过多篇论文，阐述了驱动力减退是所有动机行为的最终目标。但是，1957年在麦克吉尔大学进行的一项著名实验，却对这一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告诉志愿者，希望他们“完全休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修养。 实验开始后，研究者给每位志愿者戴上有垫层的手套和半透明的头罩，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头罩仅能通过光线，但看不到图像。他们每个人待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躺在柔软的泡沫皮垫上，除了单调的空调声音外，听不到其他的任何声音。 一般情况下，每天都必须这样躺着，只允许他们偶尔出去吃东西、上厕所和接受测试。实验进行没多久，志愿者发现，由于没有感觉刺激，他们无法连贯地思想，情绪波动很大，感到身心疲惫。在心理能力标准测试中，他们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减退，其中少数人还出现了幻觉，几乎所有人在实验刚进行几天之后即强烈要求退出实验。 显然，许多行为的动机是由复杂的需要激发的，是由自律中枢神经系统及思维生成的。而这一点却正是动机和情绪研究者所一直忽略的。怎样解梦 在一家充满神秘气氛的赌场里，人们正在里面玩空白的纸牌。房间里空旷而寂静，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 这时，房间周围突然挂满了白色的幕布，幕布上若隐若现着一只只的大眼睛。许多人涌了过来，开始手拿剪刀剪那些幕布。而一个漂亮的姑娘来回穿梭着，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温柔地亲吻了一遍。 我坐在桌边，与一位大胡子一起玩二十一点。我的运气总是不好，老是输牌。我发给他一张梅花7，他把牌翻开，说：“我二十一点。”这时赌场的老板突然冲了进来，指责大胡子作弊，并大声嚷道：“不许你在我的地盘赌牌，快滚出去，否则就对你不客气。” 然后，则是在一座高楼上，只听“砰”的一声，大胡子从楼上摔了下去。见此情景，赌场老板躲在烟囱后面偷偷地笑，并丢出了一个冒着浓烟的风火轮子。我则拼命地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身后有一个扑扇着翅膀的怪物紧紧追赶…… 以上是著名英国导演、惊险大师希区柯克执导的经典名片《爱德华大夫》的片段。在影片中，男主人公正在叙述自己的一个梦，而根据对这个梦的分析，心理医生推断出谁是真正杀害爱德华大夫的凶手，并揭开了一直笼罩在男主人公心头的童年阴影。 原来，与男主人公玩牌的大胡子就是意外死亡的爱德华大夫，赌场的老板则是女医生所在的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长。将要接替院长职务的爱德华大夫，在一次争执中被原院长开枪打死，那个冒着烟的风火轮子就是杀人的凶器。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的男主人公目睹了凶案的发生，把真相压抑在了内心深处，最后却让梦揭开了被埋藏已久的秘密。 梦，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至今没有完全破解的心理现象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人已开始根据梦境的征兆预言未来，一本在莎草纸上写就的“梦书”中，记载了诸如梦见锯木头代表敌人死亡，梦见牙齿脱落代表亲人被杀害等的条文——如今这份珍贵的文献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 我国历史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梦的记载。《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载：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当了南柯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发现大槐安国就是他家大槐树下的蚁穴。后用“南柯一梦”来形容做白日梦或比喻一场空欢喜。《三国演义》中描写蜀将魏延做了个“头上生角”的梦，为他圆梦的赵直告诉他，唯苍龙有角，这是变化飞腾之象。可是回过头来赵直又对费精说：“角乃‘用刀’二字，头上用刀预示有异常的凶险。”后来魏延果然不服诸葛孔明班师回朝的遗令，被孔明安排下的伏兵马岱所杀。 《圣经•旧约》中也有类似的圆梦故事：一天，埃及的法老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头肥壮的母牛从河中游上岸来，静静地站在芦苇中吃草；接着，又有7头瘦骨嶙峋、面目峥嵘的牛从河中浮起，吞掉了前面的7头肥牛。随后，法老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麦子上长着7个麦穗，麦穗肥大而饱满；不一会儿，上面又长出7个麦穗，瘦弱而干瘪。就像刚才一样，瘦弱的麦穗把那7个饱满的麦穗吞吃了。
法老从梦中醒来，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把全埃及所有的术士都召集到宫中，来帮他解梦。术士们见仁见智，但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后来，还是一个被关在牢里的先知约瑟帮他揭开了谜底：7头肥牛与7个饱满的麦穗象征了7个丰收的年份；随后来的那7头瘦牛和7个干瘪的麦穗代表了7个荒年。这预示着埃及将会出现7个丰年，但是接着就要来7个荒年。如果不加以准备，荒年来临后，将会满目疮痍，饿殍遍野，当年的丰收景象将会荡然无存。 约瑟告诉法老，应该在丰收的好年景里把粮食储备起来，储备充足，荒年来临后才会有备无患。后来，约瑟的预言果真应验了，幸亏事前有了充分准备，埃及才躲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 前面讲的大多都是传说或故事，但也有梦中预言成真的真实事件。1864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总统林肯就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一天，一直处于被暗杀阴影中的美国总统林肯和夫人坐在白宫，讲到了自己10天前的那个梦。 林肯向夫人描述，在梦中，“周围死一般地寂静，突然，我听见几声微弱的抽泣，但却看不到一个人。抽泣声越来越大，我一间屋一间屋地走去，但还是见不到一个人。奇怪的是，所有的屋都亮着灯，每一样熟悉的东西都摆在那里，但就是看不到人。人呢？那些抽泣的人呢？我就这样一间屋一间屋地循着哭声找到了白宫的东厅。我走进去，大厅的前面摆放着一个灵柩台，台子上面直挺挺地躺着一具裹着寿衣的尸体。台子四周围满了守灵的军人，以及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掩面抽泣。我问一个士兵：‘死者是谁？’他回答：‘是总统，他被暗杀了！’话音刚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更大的悲泣声。” 在林肯跟夫人讲过这个梦境一周后，56岁的林肯遇刺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暗杀的总统。林肯被暗杀后，他的遗体恰恰被停放在白宫的东厅。 美国拳王鲁宾逊在自传中也描述了一个梦中预言成真的事件。1947年，鲁宾逊去参加一场重量级拳王卫冕赛，对手是吉米•多伊尔。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鲁宾逊做了一个噩梦，他在自传中描述：“我和多伊尔激战正酣，接连击中了他好几拳。多伊尔站立不稳，应声倒在地上，圆睁着双眼瞪着我。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这时裁判员上前数秒，已经数到10了，他仍然没有反应。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叫：‘他死了！他死了！’” 鲁宾逊从梦中惊醒后，感到非常不安，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找到教练和比赛组织者，坚决要求取消比赛。最后，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鲁宾逊只好进行比赛。比赛打到第八回合时，在鲁宾逊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击下，多伊尔被击倒在地，直到裁判数秒数到10，也没有能够站起来。第二天上午，多伊尔就去世了。 那么，梦里面果真有超自然的东西吗？为了探个究竟，心理学家展开了深入研究。1962年，美国纽约一家叫做迈门尼德的睡梦实验室在几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做了一系列有关精神感应的实验。 实验的基本方式是，把被试者安排在一间有特殊隔音设备的屋子里睡觉，并且连上脑电波仪；与此同时，在另一间相隔约100～300米的房间里安排一位传送者，传送者除了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控制室内的研究人员联系外，完全处于被隔离状态。当被试者睡着时，传送者会随机从一打图画中挑出一张，一边全神贯注地欣赏它，一边发表自己的评论，并且努力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实验室中的接收者。 这时，控制室中的研究人员则密切监视着脑电波仪，当仪器显示接收者正在做梦时，就赶快把他叫醒，让他描述自己的梦，并通过录音及时记录下他们的描述。 最后，被试者的梦境描述被送给三个裁判员，由他们负责对梦境内容与图画之间的吻合程度进行打分。实验表明，脑电波接收者的得分比完全瞎猜要好一些，甚至有几次与梦境的内容百分之百吻合。对于支持超自然现象的人来说，这个实验结果非常令人鼓舞。可惜，直到目前这种实验数据仍然太少，远远不足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梦是否带有预言性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梦的作用，心理学家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提出梦主要是帮助睡眠，它把外界的各种声音都做到梦里，从而使人不至于轻易醒来；有的主张梦是将记忆归档时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梦与记忆中的内容互相吻合，大脑就会强化记忆，否则梦境就会显得十分怪异。 另外，梦也可能是对人发出的一大警讯。如果连续多天晚上做噩梦，可能是疾病的征兆。如果在梦中呼吸困难，有可能预示着肺有毛病；如果在梦中梦见身体的某一器官一再被刺伤，则该器官极有可能已经发生病变或将要发生病变。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反应，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窥见潜伏在人心最底层的本能的需要。在弗洛伊德大量的关于梦的案例中，有一个案例非常有名：有一位小姐梦到姐姐的孩子死了，可奇怪的是，梦中的她却显得很高兴。在现实生活中，她本来是很疼爱姐姐的这个孩子的。因此，她觉得很愧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弗洛伊德对她的梦的解析是：因为她暗恋着她的姐夫，所以总希望天天能看到姐夫。但姐姐与姐夫离婚了，她再也没机会看到姐夫。但如果外甥死了，姐夫一定会回来参加儿子的葬礼，那么她就可以看到他了。 病人经过仔细体味，认为弗洛伊德说得颇有道理。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例如，我们晚饭吃得太咸，晚上做梦就会感到口渴，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梦见自己在开怀畅饮。穷人晚上做梦会经常梦见路上都是钱，捡都捡不完。而人的另一些愿望则是以间接、曲折的方式在梦里表达出来，因为在梦中出现的某些欲望是人在清醒状态下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做的。如暗恋、抢夺、复仇等。但这些被压抑的潜在欲望往往是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并以一种混合庞杂的象征符号来加以表现。 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出梦背后的意义，从而帮助他们摆脱精神和情感的困惑。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初步揭开了梦的神秘面纱，为把梦的解释从预示吉凶中解放出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此，梦不再被视作神灵的启示，而只是作为被压抑的潜在欲望在意识深处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着以后，大脑便处于休眠状态。但在有些情况下，一些科学家因为白天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即使睡着了，大脑仍然依照思维惯性继续工作，白天苦思冥想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梦里得到了解决。 如19世纪英国著名的缝纫机发明家豪威，为发明缝纫机设计了很多方案，其他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了，就是缝纫机的针头如何穿线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国王命令他在24小时内造出缝纫机，否则，就要用长矛将他处死。 就在豪威引颈待戮，长矛慢慢升起，又慢慢降下的时候，他突然惊奇地看到所有的长矛在矛尖上都有一个眼睛般的小洞。豪威一阵激动醒了过来。他意识到，缝纫机针眼应该靠近针尖，而不是在针的中间或尾部。豪威也不管夜有多深，路有多黑，立刻回到实验室，找到形状合适的针，在针尖上磨了一个洞，装到了机器上。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台缝纫机诞生了。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环。1865年，苯分子的结构形式成为有机化学上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所推断出的几种简单有机物的结构都是直链式的，即其组成原子相互连接在一条直线上，但按照直链式的模式却怎么也解决不了苯分子的排列结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但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有一天，凯库勒研究到很晚才睡，躺在床上时，脑子里还都是那些分子和原子们的影子。在梦里，他突然发现那些排在直链上的原子跳起舞来，慢慢地，原子链的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旋转的环。 凯库勒一觉醒来，感到很奇怪：原子跳舞、环形……他回味着这个梦，忽然意识到，苯的分子结构可能是环形的。按照这个思路，凯库勒重新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苯的分子结构的确是碳原子六角环形，而不是直链形。 德国药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伊早在1903年就对传统的心脏搏动理论提出了异议，认为心脏可能不是直接受神经控制，而是受神经释放的化学物质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他当时的一种臆测，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动物实验的效果也不理想。1920年的一个夜晚，他辗转反侧，似梦非梦，大脑中出现的东西似乎就是他白天工作时百思不得其解的，他匆忙坐起将那些思维的花絮记录下来，接着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自己昨晚的记录却无法识解。到了夜里，昨晚的梦境又奇迹般地重现，他醒来后，像疯子一样冲进实验室，在两只青蛙身上做实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在梦中，大脑把许多思维的散片和思想的火花综合了起来。 为什么许多发明创造会在梦中产生呢？其一，人们在白天积极工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思路比较狭窄，大脑容易疲劳。而经过充足的睡眠后，白天被抑制的思维重新活跃，有利于突破原有思维的限制，找到新的思路。其二，在睡眠中，人的理智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心理活动失去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控制和约束，思维变得零乱而发散，但却有利于灵感的迸发。 照此说来，是不是“南柯一梦”和“黄粱一梦”都可以梦境成真，人们白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只等晚上做梦就能当科学家、发明家了？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一个白天毫无思想的大脑，在晚上产生的梦境绝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梦境中的创造性不是神灵的启示，而是创造者长期辛勤努力的结晶。 例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为了探索元素周期表前后花了整整20年时间，毫无进展，1969年的一个夜晚，在梦中，这些被门捷列夫魂牵梦绕了20年的化学元素，竟然自动地按照原子重量的次序全部各就各位地向他走来。当记者问起门捷列夫关于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过程时，门捷列夫回答：“这是我20年思想的结晶。”那么，人们是否可以根据梦境预测未来呢？古人因为无法通过实验手段和科学原理揭示梦的起因，一直把梦看得很神秘，甚至把梦看做神灵的启示，并相信梦具有预见作用。于是，古人通过占梦，即分析梦的内容，来找出梦与未来即将发生事件之间的联系。 其实，关于梦的机制，人们到现在还未完全弄清楚。对于梦境，我们应该分门别类地来看待。对于那些具有现实生活基础的梦，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解释；对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离奇而又荒诞的梦境的起因，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梦境成真的现象和梦的预示作用，也需要辩证地看待，有些是偶然的巧合，有些可能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总之，我们对梦的预示性应持慎重态度，既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更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否则，只能在占梦术的老路上徘徊。 星座和算命为什么“准”？ 世界上什么事最难？有人说挣钱最难，有人说得世界冠军最难，有人说攀登珠穆朗玛峰最难。但思想家却告诉你，世界上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从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曾经问自己，然而至今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即便如此，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我的追寻。正因为如此，人常常迷失在自我当中，很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从众心理便是典型的证明。其实，人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暗示。比如，在公共场合，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张大嘴打了个哈欠，他周围会有几个人也忍不住打起了哈欠。有些人不打哈欠是因为他们受暗示性不强。哪些人受暗示性强呢？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出来。 让一个人水平伸出双手，掌心朝上，闭上双眼。告诉他现在他的左手上系了一个氢气球，并且不断向上飘；他的右手上绑了一块大石头，向下坠。三分钟以后，看他双手之间的差距，距离越大，则受暗示性越强。 认识自己，心理学上叫自我知觉，是个人了解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更容易受到来自外界信息的暗示，从而出现自我知觉的偏差。 在日常生活中，人既不可能每时每刻去反省自己，也不可能总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地位来观察自己。正因为如此，个人便借助外界信息来认识自己。个人在认识自我时很容易受外界信息的暗示，从而常常不能正确地知觉自己。 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他仍然认为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曾经有心理学家用一段笼统的、几乎适用于任何人的话让大学生判断是否适合自己，结果，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这段话将自己刻画得细致入微、准确至极。下面一段话是心理学家使用的材料，你觉得是否也适合你呢？ 你很需要别人喜欢并尊重你。你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有许多可以成为你优势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它们。你与异性交往有些困难，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其实你内心焦急不安。你有时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厌恶被人限制。你以自己能独立思考而自豪，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会接受。你认为在别人面前过于坦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你有时外向、亲切、好交际，而有时则内向、谨慎、沉默。你的有些抱负往往很不现实。 这其实是一顶套在谁头上都合适的帽子。 一位名叫肖曼•巴纳姆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巴纳姆效应”。 有位心理学家给一群人做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MMPI）后，拿出两份结果让参加者判断哪一份是自己的结果。事实上，一份是参加者自己的结果，另一份是多数人的回答平均起来的结果。参加者竟然认为后者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特征。 巴纳姆效应在生活中十分普遍。拿算命来说，很多人请教过算命先生后，都认为算命先生说的“很准”。其实，那些求助算命的人本身就有易受暗示的特点。当人的情绪处于低落、失意的时候，对生活失去控制感，于是，安全感也受到影响。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心理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强，受暗示性就比平时更强了。加上算命先生善于揣摩人的内心感受，稍微能够理解求助者的感受，求助者立刻会感到一种精神安慰。算命先生接下来再说一段一般的、无关痛痒的话便会使求助者深信不疑。捡到多少钱才能让你快乐 曾经有个实验，让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都拣到一英镑，他们的感受却完全不同。这个实验使19世纪初德国年轻的生理学家恩内斯特•海因里奇•韦伯很受触动，受此启发，他后来连续做了一系列的试验，来测量人们感觉之间的最小差别。 一天，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韦伯用一根涂了碳粉的缝衣针垂直落在一位年轻人的裸背上，在背上留下一个很小的黑点。接着，他请年轻人指出原来那个黑点所在的位置。结果，年轻人所指的位置与黑点的位置有几英寸远。韦伯仔细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接着，他分别在年轻人的背、胸脯、臂和脸等不同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进行这项实验。 之后，他又拿出一把圆规，在另一位蒙上眼睛的年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把这支圆规撑开按下，使两只脚均接触身体。当圆规的两只脚张得很开时，年轻人感觉到是两个点。而当圆规脚越来越接近时，年轻人就很难感觉到到底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两只脚继续移动，直至到达一个临界点，年轻人确切地感到只是一只脚。 这个临界的距离，韦伯发现，会根据身体的不同部位而有所变化。在舌尖上，该距离不到1.27毫米；在脸上，只有12.7毫米；在脊梁上，不同位置距离不等，最大为63.5毫米——敏感度差异竟有50倍以上，戏剧性地说明了每个部位神经末梢的相对数量具有相当大的变化。这项实验，被称为“最小可感觉差别”实验。 韦伯还利用重量不同的一系列砝码，成功地确定出最微小的差别——“最小可感觉差别”（j.n.d.）——也即他的受试者可以感觉到的最微弱区别。最小可感觉差别不是一个具体不变的量，它与砝码的重量成正比。 他报告说：“最小可感觉差别即是两个以约39：40的比率摆在一起的重量，即是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重1/40。”如果第一个物体重1克，则第二个物体的最小可感觉差别为1/40克；如果第一个重量为10克，则第二个重量的最小可感觉差别为1/4克。 韦伯的实验一发而不可收，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尽一切可能对其他感觉系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分别确定了下列度量之间的最小可感觉差别：两条线的长度、两个物体的温度、两个光源的亮度、两个音调的音高等。 在每一种情况下，韦伯都发现，最小可感觉差别的大小随标准单位刺激的程度而变化，而且，两种刺激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视觉最为敏感，可区别光线强度的1/60；痛感的最小可感觉差别为1/30；听觉的为1/10；嗅觉的为1/4；味觉的为1/3。 韦伯对感觉系统敏感度进行的全部实验虽然都很简单，但在心理学史上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数据反映了生理与心理世界之间准确计量的相互关系，为心理学的计量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错觉是怎样产生的？ 在《列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两个小孩为了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他们所争论问题的焦点是：太阳是早上离人们近呢，还是中午离人们近？其中一个孩子认为是早上离人们近，理由是，早上的太阳比中午的太阳看上去要大得多。另一个孩子则认为是中午离人们近，因为中午的太阳要比早上的太阳暖和得多。 两个孩子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去请教当时的大圣人孔子。谁知道，两个小孩子的问题把这位大圣人也难住了，从此，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悬案。 太阳早晨显得大，中午显得小，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错觉。和太阳错觉相似，还有一种古老的“月亮错觉”：月亮在地平线附近与升到人们头顶上时的大小看上去也不一样，前者总是显得更大些。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复杂。两千多年前孔夫子不能回答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释清楚了。 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来证明早上和中午的太阳、地平线上和头顶的月亮是同样大小的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按照以下方法验证一下：用照相机把早晨和中午的太阳各拍一张照片，你可以发现它们是一样大的。同样，你也可以用一个纸筒来观察月亮，你会发现，接近地平线的月亮和当空的月亮是一样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纸筒在这里起到了排除月亮周围参照物的作用。那么产生月亮、太阳错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目前公认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早晨，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当我们观察太阳时，远处的房屋、树木等物遮掩了我们部分的视线，所以早上的太阳要比它在中午时显得大。 早晨，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当我们观察太阳时，我们的视线是平视的，这时眼睛保持正常的状态。中午时，我们看太阳必须仰视，由于头颈弯曲有限，眼睛是斜视的，此时眼睛肌肉的紧张度就会使人产生太阳较小的感觉。 由于水蒸气和灰尘的影响，接近地平线的月亮和太阳比它们当空时显得模糊，因此我们就感到天穹不是半圆形而是扁球形的，即地平线上的天穹看上去离我们要远些，天顶离得要近些，加上早晨的太阳受地平线上参照物的影响，就更显得大了。 为了更好地解释“太阳错觉”和“月亮错觉”，一些科学家还做了不少实验，但至今仍未得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类似太阳和月亮错觉现象，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比如，在火车站站台上，当和你所坐的列车并排停靠的另一辆列车启动时，你还以为是自己所坐的列车启动了。在列车上，当你翘首窗外时，窗外的田野、森林如快马般向后飞驰，这是运动错觉。假如你问一个孩子，是一斤棉花重呢还是一斤铜、铁重？孩子会脱口而出，是铜铁更重，这就是所谓的大小—重量错觉。同样问一个孩子，是自己的妈妈漂亮呢还是别人的妈妈漂亮？多数孩子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自己的妈妈漂亮，这是爱的错觉。另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错觉。比如，有宽大玻璃窗的房间要比它的实际面积显得大一些；穿横条纹的衣服要比穿竖条纹的衣服显得人胖；同一个姑娘，穿一身黑衣服要比穿一身其他颜色的衣服显得苗条；人在夜晚行走时，天上的月亮总像是在跟着自己走等。 心理学家曾对错觉进行过不少研究，例如下图所示的一些典型的几何图形错觉。第一组图形就是著名的缪勒—莱依尔错觉图。两条线段是等长的，但是由于左右两段的箭头方向相反，左面线段的箭头占据的空间较大，所以就使线段显得长些。 对于第二个图形，大多数人会认为垂直线要比水平线更长，实际上两条线段的长度也是相等的。实验证明，在水平线段长度为8～50毫米时，这种错觉最大，随着水平线的增长，错觉有减小的趋势。 上面两幅图中间的两个圆大小相同，但由于周围的环境不一样而显得大小不一样，在一些比它大的圆圈衬托下，它显得小些，在一些比它小的圆圈衬托下，它显得大些。 民间有句俗话：“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痛苦的时光则总是很漫长。”这就是时间错觉，它与人们的情绪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对时间的估计与这段时间的活动内容和心情有关，假如内容有趣、心情愉快，当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事后回忆时却会觉得很长；假如内容无聊、心情很坏，那么当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事后回忆时会觉得很短。例如热恋时情人间的幽会，总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中国有句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故事来自前秦皇帝符坚。据说，符坚有一天打了败仗，逃到八公山。晚上，山风吹过，草木摇动，符坚心惊胆战，以为满山的树木都是追兵。其实这是符坚在恐惧的情绪下产生的错觉。这说明，错觉的产生和人的心理情绪以及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 错觉的产生有时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只要产生错觉的条件具备，同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同样的错觉；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错觉的产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比如，我们在刚才提到的缪勒—莱依尔错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让不同的人来看，效果都是一样的。对一个人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错觉是一种正常的知觉，在这个条件下不产生错觉反而是不正常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错觉的产生呢？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生理的因素，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同样一餐饭，分别让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和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来吃，会吃出不同的感觉：在多数情况下，前者会觉得味道更好，而后者对这个味道的评价则会差许多。同样这俩儿童，因学习成绩较好分别获得100元的奖金时，前者会比后者感觉得到的更多。至今，人们还不能完全解释错觉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几何图形错觉产生的原因。某些几何图形错觉，可能是视觉分析器内部的兴奋和抑制的诱导关系造成的。这种关系可能会造成视觉的某些错位现象。另外，人们对事物的知觉是在自己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目前发生的情境与过去的经验相矛盾时，如果仍然按照经验习惯去知觉当前的事物，那么就容易发生错觉。 有时候，错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能说明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而是恰恰说明人能够正确反应客观现实。近年来，人们在对错觉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将视野转到利用错觉理论进行产品的研究开发上，目前错觉已经在电影电视、广告制作、服装设计、商品装潢、军事工程等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眼睛能记住什么？ 艾德温•波林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实验心理学史》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视觉的谜题——我们有两只眼睛，为什么看到的图景却不是双重的？加伦假设说，可能是两只眼睛里的神经细胞同时到达同一个脑区所致。 也许他仅说对了一半。我们都知道，除了较远处的物体之外，我们的两个视网膜所接收的所有物体的图像均有不同。要验证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们轮流闭上两只眼睛，然后用睁着的两只眼睛轮流观察近处物体，你会发现每只眼睛看到的物体一侧肯定要多于另一侧，且物体与周围背景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些并不相同的图像在大脑里重合时，为什么不会发生重影或模糊现象呢？ 知觉研究者的回答是，不同图像的“重合”可在视皮层中得出一个三维图像。他们甚至精确地指出了皮层中由双眼差异所激发出来的特别细胞。但这些细胞，或其他将信息输入里面的细胞，是如何将不同的图像重组起来并形成一个三维图像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如何映照在大脑里的呢？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大脑里并没有可供投射影像的屏幕，那么大脑又是如何看见进入里面的数据流的呢？假如图像是以某种方式投射到所谓的屏幕上，或投射到大脑里的其他什么地方，那么是谁或什么东西看到它呢？ 问题无法解决，不仅又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即存在着一个小矮人——思维里的“我”——是他在感知和传递到达大脑皮层里面的所有信息的。 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有这么个小矮人在察看图像，它又是用什么东西察看呢？也是某种类似于眼睛的东西吗？那么，察看到达小矮人视觉中的信息的又是谁或什么东西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个的问题链，等待着人们的探索。 接下来的一个谜团是视觉记忆问题。每个成人的大脑里都储存着大量图像：熟悉的人、动物、山水、森林、树木、花草、房子、家具等。我们对这些东西也许只见过一次，瞥过一眼，但已经以某种方式将其记录了下来。我们虽不能像看电影或看照片一样把它们一一地从大脑中放映出来，却可以在第二次看到它们时通过记忆将其辨认出来。昨日已然再现。 1973年，不厌其烦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莱昂内尔•斯坦丁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志愿者观看约10000张不同题材的快照，分5天观看，平均每天观看2000张。后来，当他将快速浏览过的部分照片混在其他新照片里让受试者观看时，他们能从中识别出约2/3已看过的照片。 这些仅掠过一眼的图像到底存储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储的呢？人们第二次看见图片时，他们又是如何在记忆里找出这个图像，并将其与新进来的其他图像进行比较的呢？肯定不是将已存储信息投射在大脑屏幕里，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屏幕。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显示，里面的东西既会观看存储下来的图像，又会审查新进来的图像——难道只好假定存在那么个神通广大的小矮人吗？ 也许，截至目前为止，在心理学中还没有哪个领域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未解之谜。不久之前，颇有争议但又引人注目的知觉理论家詹姆斯•J.吉布森非常平淡地说，知觉研究者在过去几百年里只是了解到了“实用知觉业中互不相关且偶然的东西”。知觉心理学家斯蒂芬•M.科斯林和詹姆斯•R.波梅兰茨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尽管我们已收集到大量数据，但对知觉的了解还相当肤浅。“我们的确知道了一点点。”他们接着不无嘲讽地说道。 其他心理学家不甘心无所事事，干脆恢复起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落的错觉研究。人们开始使用一种特别的错觉以探索心理对歧意图像的解释。下面这个经典图案是波林于1930年发明的，人们可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解读它，可将之视作一个朝观察者稍稍侧脸的老巫婆，也可将之视作一个将脸稍稍扭开去的少妇。 英国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安斯迪斯认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或在诸如鲁宾瓶之类背景反向的图案上看出两种意义不同的图像的能力，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生理机械理论进行解释，因为它是更高级的知觉过程的结果。 同理，思维甚至能够接受20世纪40和50年代由一些知觉心理学家发明的“不可能的事物”，并因此而感到惊讶。下面是两个经典例子： 认为这样一个图片是物体，并对该图片中的提示进行解释，但同时又认为它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是思维，而不是视网膜、视觉神经，更不是神经皮层的某些特殊细胞。 人类将被机器人征服？ 人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做了俘虏，而俘虏自己的竟然是昨天还在为自己服务的机器人！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在一夜之间被改变，人类的统治者被推翻，不听从命令的人被处决，要想活命就得乖乖地俯首帖耳，人类就这样被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征服——这不是现代版的神话故事，它来自美国的电影大片——科学家和思想家借助美国电影大片表达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人被机器征服？真的会发生吗？自从计算机诞生以来，有人就预言，计算机将变得越来越聪明，并终将有一天超越人类的思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天方夜谭，因为计算机只是在机械地操作人类给它制定的程序，它只是在执行命令，不是思维。 比如，计算机和人类思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方面，计算机只寻找和检索所需要的信息，可是，人类却不需要任何搜寻就能检索到许多条信息，比如，我们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工作或学习单位，还有我们说出来的大部分话。另一方面，计算机没有联想记忆，如果有人问你说：“孔夫子和秦始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是，一台计算机却不这样想，它会到处检索这个号码。 另外，思维知道词语和其他符号的意义，比如“爱情”、“情欲”，这两个词不仅具有心理的意义，而且具有生理的意义，但计算机却绝无可能理解，对于计算机来说，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字符串。 乌尔里克•赖塞尔在《认知心理学》一书中，对一些计算机程序也表达了很强的保留意见。这些程序是在逻辑理论器和GPS之后开发出来的，都被认为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模型，但他认为，这些程序没有一个堪与人类复杂的思维过程相提并论。 “人工智能”程序与人类不一样，它们倾向于专心一致，不可能分心，更没有感情。再说，它们一般从一开始就配备有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全部认知材料。但他最后又模棱两可地表示，思维和机器在范畴上是类似的。 1969年，他出版了一系列书籍，称为《人工智能科学》，书中提出，计算机和人类思维都是“符号系统”——能够处理、转变、操纵各类符号的物理存在。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默伦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和计算机专家狂热地相信，他们已处于一个巨大突破的前夜——他们即将制造出人类思维的机器版！到80年代初期，这项研究几乎席卷美国所有的大学和大牌公司。他们设计出的程序可执行许多任务，比如下国际象棋、同声传译、数据推导等等。 狂热者确信，信息处理解释思维运行原理的能力无边无际，这些程序最终能比人类做得更好。1981年，哥达德太空研究院的罗伯特•杰士特罗甚至预测，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至多15年左右，硅制大脑之类的生命形式就会突然出现，它们将与人类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计算机只是对思维某些方面的机械模拟，实际心理过程的计算模式根本无法模拟。 赖塞尔本人在1976年时也对信息处理模式“非常失望”，认为信息处理模式太过狭窄，与现实生活中的知觉、认知和有目的活动相距甚远，且根本没有考虑我们从周围的世界里持续不断地吸收来的经验和信息。 另一些学者则向“计算机编程后能像人类那样思维”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同人类智力相提并论，尽管它在计算方面胜人一筹。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计算机不能理解它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比如，GPS（通用问题解决器）也许能够解决一个父亲和两个孩子如何渡河的逻辑推理，但它是以数字符号运行的方式解决的。它不理解一条船、父亲和孩子是什么关系，万一沉船会造成什么后果，或这个现实世界里的其他任何东西。 20世纪80年代“专家系统”的诞生似乎给了第一种观点以有力的佐证。这些设计程序一般会用英语询问操作程序者，再用答案及其自身存储的知识在推理的决定模式上移动，遇到障碍时回头再来，从而缩小寻找范围，直至得出结论，并为结论确定一个概率（“诊断：心肌梗塞；可靠性：0.85”）。 到80年代中期，这样的程序中，已有几十种应用于日常的科学实验室、政府部门和工厂。到80年代末，这一数字达到数百种之多。虽然专家系统比一般的计算机聪明得多，但它们并不了解这样处理的意义。 卡杜塞斯（CADUCEUS）是一个内科咨询系统，可诊断500种疾病，诊断水平一点儿也不亚于一个知名的内科专家，但它却对所涉及的基本病理的生理学过程一无所知，也不能思考其专业知识之外或其周围的医学问题，即使做到这一点仅需一点点最普通的常识。 有一个笑话讲，一位男士请专家系统诊断“羊水”的破裂问题，医学诊断程序竟一丝不苟地诊来断去，一点儿也没觉得这个问题是多么荒谬。 许多科学家包括心理学家之所以反对人工智能可以思想，还在于人工智能存在如下的致命缺点： 人工智能程序，不管是专家系统还是推理能力更加强大的程序，都不能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即没有自觉。这一点从根本上限制了它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能力。 它们没有意识。即使意识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我们却在经历着它，而它们却没有。因而，它们无法检验自己的“思想”，并因之而改变念头。它们能够做出决定，但它们所给出的结论不是他们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果，而是人们事先输入给他们的东西。因而，计算机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由意志。 他们不能联想、推理和创造性地进行思想。有些程序的确能够生成新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其只是对现存数据的重新组合。另一些程序能够写出诗歌，编出音乐，甚至能画出油画，但这些都不过是一些符号的堆砌，其中倾注的绝对没有“感悟”、“情感”、“灵性”等艺术家必备的思维，因此这些产品不可能在艺术世界里留下什么痕迹；约翰逊博士的经典形容真的很形象，它们“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走得不太好，但你吃惊地发现，它竟然能够走下去。” 最最关键的是，它们没有感情，也不能理解肉体的感觉，而在人类中，这种感情和感觉却对人类的思维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信息处理模式的缺点和人工智能模拟局限的揭示，导致了认知革命的第二阶段：从根本上修改信息处理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尽管信息处理的串行模式适合认知的某些方面，但大多数——特别是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并行模式处理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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