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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浅谈
要谈《古诗十九首》，首先应简单谈一谈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全是五言诗。五言诗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何意义？而最终经过怎样的发展才产生了《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巅峰之作呢？ 一、五言诗的兴起与发展 1、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远在四言诗盛行的时代，五言诗即已萌芽。例如《诗经》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这不过是四言诗中偶然杂有一些无言诗句而已，当然不能算五言诗。到了春秋末期，楚国民歌出现了《孺子歌》那样的形式，（《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现秦始皇时的《长城歌》的形式，虽然都是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而前者还带有语助词，但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及至西汉，五言的歌谣谚语越来越多，其中如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音节比较舒缓协调，是五言歌谣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应于新的内容的。汉初的四言诗本是继承《诗经》三百篇的形式，后来四言诗不能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旧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来代替它。所以东汉初年便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一些接近民间的文士忧生念乱，愈来愈感觉四言诗的旧形式不能适应，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就产生，而且艺术技巧日益成熟。锺嵘在《诗品序》里说过，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具体地说，五言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可以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些。明白这一点，不仅可以了解五言诗所以兴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为作家所乐用和五言诗为什么发达的原因。 2、东汉文人的五言诗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诗“兰若生春阳”题为枚乘所作，是没有根据的。所以锺嵘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五言诗发展的趋势看来，枚乘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优美的文人五言诗。《文选》又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中抒写朋友夫妻离别之情，行役战场之苦，与苏李赠别的事无关；诗中所写“江汉” 、“河梁” 、“山海” 、“中州”等语，更与苏李二人当日的情事和行踪不合。显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众多的无名氏古诗的一部分，被讹传为苏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诸书所载的苏李诗，那就更不必说了。古乐府《白头吟》的“皑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为卓文君作，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可见齐梁时人已经不相信西汉时有文人五言诗了。 由于汉代乐府民歌中大量成熟的五言诗的出现，以及五言诗表现力强、艺术造诣高等方面的原因，五言诗在东汉以后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人开始模仿乐府诗歌，并开始创作五言诗。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按流传的作者来分，可分为有主名文人五言诗和无主名文人五言诗两大类。 现存有主名的东汉文人五言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这就是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最早作品。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 锺嵘《诗品?总论》），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其后张衡所作《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语气，可能有所寄托。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表达技巧已有一定的进步。如“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数句，颇有乐府民歌情调，后来陶渊明《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启发。东汉末，桓、灵之际，五言诗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诗，又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五言诗，说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而在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赠妇诗》叙述作者奉役离家，不得与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绪，如云：“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陆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整齐排偶的语言，写真挚深厚的感情，朴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学习五言诗的技巧已渐趋熟练。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心情。郦炎的《见志诗》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和贤才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充满愤激情绪，其第一首有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使人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万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时的共同命运。 东汉的文人五言诗之所以日趋成熟，是和学习乐府民歌分不开的。上述几首诗，无论语言风格、比兴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但其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则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二篇。前者写胡姬的抗拒豪强，后者假设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捐弃的不幸命运。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乐府民歌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是乐府中的“杂曲歌辞”。它反映汉末官僚贵族、豪强恶霸对人民横加欺压的不法行为，歌颂了我国古代妇女“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的传统美德，故事情节、描写手段都颇与《陌上桑》相似。诗中极力描写胡姬服饰的豪华，有模拟《陌上桑》迹象。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显示了她的坚贞不屈的品格，这也和罗敷一样，都是民间女性中的光辉形象。诗中的故事、对话、结构和夸张的描写手法都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主要有冒为苏武、李陵唱和的“苏李诗”和被收在《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此外，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古诗十九首》代表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并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无法估量的艺术财富。 二、《古诗十九首》 历代文史学家，都给予《古诗十九首》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一字千金” 、“五言之冠冕”，或更推之为“风余诗母”，视作《诗经》以后影响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萧统编纂的《文选》，本来只是该书汇录多篇诗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很早就脱离母体而独立，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而《古诗十九首》也就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称一组“十九首”的五言古诗。这些《古诗》大多数是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许多是入乐的歌辞。现存的汉代诗歌，“古诗”和“乐府”往往很难加以划分，就以《古诗十九首》为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把其中的“驱车上东门”和“冉冉孤生竹”列入“杂曲歌辞”；朱乾的《乐府正义》更干脆地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 1、《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历来有许多推测。梁朝的萧统已经弄不清《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故著录在《文选》里，仅称为“古诗”，归入“杂诗说”，而在齐、梁时代曾有一些传闻臆测之词。《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上：“《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 …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或谓枚乘、傅毅，故不可靠；即曹植、王粲也是揣度之词。因为从诗歌发展上看，不但枚乘，即与班固同时，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对五言诗取得这样的成就。至汉末建安中，洛阳被董卓焚毁，早已化为灰烬。曹植《送应氏》诗就描写过它的萧条景象。（“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巍然无恙，冠带往来游宴如故。（见《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除此之外，《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恭称“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见“回车驾言迈”）为《古诗》佳句。王恭是晋代人，如果此诗属曹、王之作，他不该不知道而称其为“古诗”。再者，曹植的诗受到《古诗》的一些影响，如《怨诗行》、《浮萍篇》、《游仙》和《门有万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诗》或仿《古诗》词句的地方。显然《古诗》应在曹、王之前。后人又有据“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断定这首诗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文选》李善注谓，太初以前，仍用秦历，以建亥月(夏历十月，即孟冬)为岁首，故诗写秋景而仍说孟冬。）其实这是误解。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节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时刻，不能作为西汉时已有五言诗之证。 讨论《十九首》作者问题的大不乏人，但他们说来说去，总离不了枚乘、傅毅、张衡、蔡邕、曹植、王粲诸人，同时也没有拿出确实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所以，近代学者大都同意沈德潜《古诗源》的意见：“《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这批古诗虽不是一人所作，但风格内容大体相同。其产生的时代，先后距离必不甚远。再从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有关历史事实综合考察，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建安时代，紧相衔接，现存的建安诗和《古诗》相似的也不少，《古诗》中杂有少数建安时代的作品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古诗》中既然有许多曾经入乐的歌辞，它们在传唱中也许屡经润饰。郑振铎先生怀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完好，这也是可能的。 2、《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们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很复杂的。大体说来，其中有写热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会” 、“西北有高楼” 、“回车驾言迈”三首。有写游子思妇的，如“去者日以疏” 、“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冉冉孤生竹” 、“凛凛岁云暮” 、“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八首。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如“青青陵上柏” 、“东城高且长” 、“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四首。有写朋友交情的凉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还有主题不明确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二首，可能是指夫妇，也可能别有寄托。“迢迢牵牛星”一首，表面上是咏物的诗，实际上也是借牛女双星比男女离别之情。这是由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交相执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文人不仅得不到重用，而且随时可能罹祸，因此对现实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作品内容总是闪烁其词，或是避重就轻，因而其真实内容较难猜测。《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及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如“今日良宴会”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所有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当社会大动乱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他们和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这些人就是诗中所谓“游子”和“荡子”。他们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怨别的情绪。这对思妇来说，就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叹息；对游子自己来说，就会发生“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赠妇诗》，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徐干《中论?谴交》篇叙述汉末游宦风气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送往迎来，亭传常满”。于是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对这一社会病态提出批评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 …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见，那时候为什么“游子” 、“荡子”会这样多；《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伤感，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荡子”或出身于太学，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较好的文学素养之士。他们的遭际是不同的，其中有遇时得意的，有不遇时不得意的，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当他们游宦四方，想着策高足，据要津，却得不到帮助时，就不免愤愤不平地感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失意者的牢骚就是这样来的。试看那时陈重、雷义互相推荐的友谊被人称为比胶漆还坚固，就可以了解诗人的心情了。他们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闷，所以一当听到动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调随风传出楼外时，不禁触物兴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而由此出发的消极情绪也会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 、“人生忽如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等想法都来了。加以东汉末年已是大乱将临的时候，到处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剥削阶级的每一个人。在次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没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华，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甚至秉烛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齐来了。 总括来说，《十九首》不论正面提出，还是托物寄意，都明显地绘写当日社会的状况——生离死别、男女怨思、友情浅薄、乘时窃位，刻画时人的心态——慨叹人生短促、纵情及时行乐、祈望服食成仙、追求传世荣名、逃避社会现实。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内容，也就是东汉末年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镜头。它们的思想情趣虽不高，却也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他的见解是对的。可惜历代不少笺注家多以君臣关系、讽谕美刺、比兴寄托来解说《十九首》，陷入穿凿附会、繁琐援引、芜杂寡要的毛病。陈祚明《采菽堂诗话》说：“《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呼？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极致。”这说明了《十九首》所以能够深刻地、广泛地感动读者，是由于它能够真实的、确切地写出一个时代人们共有的情感！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点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具有时代性，真实性，写出人人“同有之情”，故能感染动人；它的写作技巧更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替后来的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1、 融情入景，借物抒情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通篇写长空寂寥、河汉皎洁的秋夜景色，牵牛、织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这是借景抒情，表现了男女离別相思之苦。又如“驱车上东门”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凉景色，烘托出一种悲涼死寂的气氛，从而更适宜于表现诗人失望于现实的颓废感情。又如“青青河畔草”用河边青草和园中绿柳构成的融融春色，寄托了“荡子妇”对久行不归的丈夫的思念和烦闷。这些都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气氛之中，用特定的景色以烘托人物的情感。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画离愁、别恨、哀伤、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连串的形容词也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十九首》却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从身体的消瘦（“衣带日已缓”）、容颜的衰老（“岁月忽已晚”）和实际的行动（“采芙蓉”、“引领”、“徙倚”、“垂泪”、“出户”、“入房”、“泪沾衣”）来显示久别愁思的痛苦。又如：“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由看见的景物烘托出内心的悲伤。 2、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內心活动，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如“西北有高楼”写士子失意。它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路彷徨，却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寂寥；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伤感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啊！岂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的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道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3、善用比兴，言近旨远，语短情长 比兴是写作诗文常用的修辞手法。比，可以加深文意；兴，可以掀起联想，同样增广原文的涵义，撇除了穿凿附会的解说。《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风》、《骚》的比兴手法，衬映烘托，著墨不多，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李善的《文选》注引用了《韩诗外传》：“诗曰：‘胡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胡马、飞鸟皆不忘本，人更应当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同时，“北”、“南”相对，加强了下文“各在天一涯”的观念。又如“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斗都是星名。《诗经?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又“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以比喻有名无实的友谊。所以，虽然是“昔我同门友”，现在却“弃我如遗迹”。证明“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又如：“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冉冉孤生竹”）用柔弱、孤单、生长在泰山山坳的竹兴起下文顾影自怜、闺中寂寞的新婚少妇——“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抒发了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自伤迟暮的感慨。 4、语言生动简洁 《古诗十九首》描写简练生动。不论抒情还是写景，都着墨不多而含义丰富。锺嵘称它“一字千金”（《诗品》），揭示其简练处；孙櫎说它“宏壮、婉细、和平、险急，各极其至”（《文选论注》），道出其生动处。如：“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浮雕出一幅京城的繁华、热闹景象：冠带往来，衢巷纵横，华宅众多，宫阙壮丽。《十九首》造句精审，写来自然朴雅，绝无斧凿雕饰痕迹，只用极简练的文字表达含义渺邈的情感和景象。陆时雍《古诗镜》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长情”可说是诗的内容丰富；“浅貌”、“短语”可说是诗的文字精简。《十九首》的文字，外貌看似平淡，但经过仔细咀嚼，就知道这些好像陈年醇酒，其味无穷。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十九首》“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以“不迫之词”，表达“独至之意”，可见造句遣辞之妙。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行行重行行”）简单的文字，平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觉得写作技巧不凡。首句“行”字重复四次，一般诗作视为毛病，这里却是特点。“行”表示走路、旅游。“行行”暗示路途漫长，“行行”、“行行”更表示路途漫长而遥远，有走不尽的意思。走不尽的遥远道路，仅是从空间上说，加一“重”字，又从时间上说。一句中只是由一个动词（行）和一个副词（重）组成，就能表达复杂的意思，真是貌浅而意深了。次句“生别离”则通过典故的暗示把丰富的内涵纳入最简约的语言里。《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生而分离，人之所悲，但环境所迫，又不能不分离；无可奈何，只有“行行重行行”，直至不得不分离。此情此景，两句描写殆尽！ 5、文字清新自然 《古诗十九首》不管是文人创作，还是文人改自民间歌谣的作品，都无疑地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语言特色，呈现出一种生动、流畅、自然的风格。谢榛《四溟诗话》说：“《古诗十九首》，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胡应麟《诗薮》说：“《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汉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质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几位诗论家都认为“自然”是《十九首》的语言特色。自然的语言，给予人们亲切、明朗、纯朴的感觉。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这些句子，简直是口语化，好像诗人跟读者面对面谈话。而且，诗人的感情表露的那么坦率、单纯、明朗，完全没有装模作样，藏头露尾的形貌。 6、善用叠词，音调和谐，节奏鲜明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叠词的运用。顾炎武說“诗用叠字最难”，但《古诗十九首》中有十三首用叠字三十一处，共用了二十一個叠字。特別是“青青河畔草”十句中连用了六个叠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生动地描绘了欣欣向荣的环境，刻画了少妇的风姿神态。“迢迢牵牛星”也是十句中用了六个叠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叠字的运用使感情表达得更真切、深刻。而且叠词富有音乐美，可使作品音调和谐、节奏鲜明。四、后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千百年来，多少人对《古诗十九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太多溢美之词和精辟的评点。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锺嵘《诗品》：“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 胡应麟《诗薮》：“诗之难，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方东树《昭昧詹言》：“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王国维《人间词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老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二版 3、黄岳洲 茅宗祥：《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先秦秦汉文学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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