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继承和融汇了诗骚乐府的光辉传统，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艺术高峰，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五言诗的第一批丰硕成果，有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和重要地位。但这种继承和融汇，绝非照搬, 而是根据所需，或取其诗意，或采其精神，或借其手法，或用其典故，或存其韵味，或融其意境，或摹其体式，或撷其言辞，以写自己所历之事，抒自己彼时彼地之情。它既有很强的文人诗特质，又有较为浓郁的民歌风韵，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探究。本文欲就此作一番认真地分析思考。
一、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文学源头，探究其对诗骚乐府的继承和融汇。
1、从作者来看，《古诗十九首》创作的作者和时代，由于诸多原因， 存在着多种推测，诸如枚乘、傅毅或曹植、王粲所作，但均无据可考，皆属虚言妄谈。目前学界公认，《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末年非一时一人的文人之作。
东汉时期，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其统治，从一开始就继续奉行并发展了汉武帝以来的养士政策，在首都建立太学，太学生的生源范围逐渐扩大，并不局限于贵族子弟。与之相适应，东汉王朝还采用了选举制度，由地方官吏推荐乡中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当时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名目)，然后由中央或州、郡征用。统治者采取这种养士荐才举措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统治人才不断得到补充，为巩固政权服务。这样，自然吸引了一大批居于乡野的中下层文人。这些人为了寻求出路，往往离乡背井，外出游学或游宦，以便获得一官半职。但成功者毕竟有限，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外戚宦官更替擅权，把持朝政，堵塞了中下层文人政治上的出路。因此，这些失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在《古诗十九首》中主要抒写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一类是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正因为如此，由这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中下层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就在诗歌的精神实质上与诗骚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很自然地表现了契合性。
2、从文学源头来看，《古诗十九首》的文学源头主要是《诗经》、《楚辞》和汉乐府。
汉代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楚辞》也是汉朝重要的文学教材。因此，《诗经》、《楚辞》对东汉末年文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西汉以后，随着乐府机构的建立，民歌被广泛搜集。汉乐府民歌的辉煌灿烂，也直接熏陶和影响到当时的文人。
首先，看《诗经》对《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诗经》是民间歌谣的总集( 主要指《风》)，从它开始就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虽然在产生之时即经文人加工，到汉代已成为经典，是文人学习的教材，己非民歌之原貌，但《诗经》中的诗歌毕竟绝大部分是田间里巷中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具有朴素清新的风格，生动活泼的语言，和谐自然的旋律，因而给后世诗人学习民间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此，历代一些有成就的诗人，多与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向民歌学习，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水平。《诗经》充分显示出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它是历代文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向民间文学学习，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而《古诗十九首》被萧统收入《文选》以后，就一直受到诗评家极高的评价。《古诗十九首》和《诗经》往往被相提并论。明代王世懋明确说：“故余谓《十九首》，五言之《诗经》也”。(1) 更多的人则从内容或艺术手法方面分析它们的源流关系。如清代王夫之提出“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2) 王士祯也曾说：“《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云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3)持此类意见的，远远不止这几位。元代的杨载、 明代的孙矿、清代的刘光、李因笃等所见略同。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古诗十九首》承继了《诗经》中的《国风》。如钟嵘就说“(古诗)其源出于《国风》”。(4) 沈德潜《古诗源》也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覆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5)为什么特别强调其源出于《国风》呢？《国风》以民间歌谣为主， 最具民歌风韵。强调它们之间的承传性，实际是表明其民歌风韵的承传性。
其次，看《楚辞》对《古诗十九首》的影响。继《诗经》之后，由屈原创造了《楚辞》。《楚辞》受《诗经》的影响已为一些学者所述，在此姑且不论。同样，《楚辞》也给《古诗十九首》以重大影响。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 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首诗把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诗的开头采用比兴手法，与屈原《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比较，这首诗不仅继承了楚辞的表现手法，也兼有楚辞的意境，语言十分精炼，但不露雕琢痕迹，显得自然而亲切。《楚辞》是在民歌总集《诗经》之后，文人制作与民间文艺的第一次结合。而《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乐府民歌之后，由文人吸取汉乐府的丰富养份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是文人制作与民间文艺的再一次结合。从这一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和《楚辞》有着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众所周知，屈原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方言音调，描写楚国独特的景物，表现楚国风俗民情，吸收楚地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创造了楚辞。如《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吸收了楚地的民间恋歌；《云中君》、《国殇》、《招魂》等借鉴了民间祭神祭鬼的歌谣。《楚辞》充分吸取民间文艺的养分，对中国诗体形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屈原把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统一起来，为后代作家开辟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这些不能不深深影响到《古诗十九首》的创作。
最后，看汉乐府对《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在这三个文学源头中，汉乐府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自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后，采集民间歌谣，以之合乐，成为乐府机构的主要工作，也成为乐府歌辞的主要来源。同时，汉代文人创作也渐渐兴起，民间文艺与文人创作呈现兴旺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文艺活泼的语言，新鲜的文风，当然大大地吸引了文人。于是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地加以模仿，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融洽、促进，有时甚至难分彼此。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也是如此。朱乾《乐府正义》甚至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即为例证。最突出的是在五言诗体上，《古诗十九首》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而其源头就是五言民间歌谣，它恰恰是汉乐府的精华，象《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都是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将这些诗歌艺术技巧加以集中和提高，化为自己创作的丰富养料。这种文人诗和乐府诗的融合，使《古诗十九首》在具有文人诗特色的同时，也渗透和融汇了较为浓郁的民歌风韵。
二、从《古诗十九首》的文人诗特质，探究其对诗骚乐府的继承和融汇。
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以前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古诗十九首》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就诗歌的语言技巧、诗中反映的思想情调、生活状况来看，其作者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文人诗。《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文人诗特质。其具体表现为：
1、从《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来看，大都是咏叹人生的抒情之作，具有强烈的文人思想感情，与诗骚乐府一脉相承。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中国封建文人的奋斗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但由于汉末统治集团结党营私，任人唯亲，选官用荐举制度，阻塞了中下层文人的出路，于是产生了伤时失志的作品。有的愁荣名不立：“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有的恨知音难遇：“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有的愤慨世态炎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有的悲哀到对人生几无欲求的程度：“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这些诗表现了在社会大动乱前夕，失意文人的内心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由于仕途失意，他们立德立功、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幻灭了，于是他们从“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惊讶地发现，人的生命太短促了，如不及时把握，就会稍纵即逝。而“荣名”对他们来说已是希望渺茫，因此一种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的情绪就油然而生，什么“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什么“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什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什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流露。这种情绪全无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当然是消极的、没落的。但是，这种情绪又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种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是对人的自身价值的一种发现。因此，这种情绪表现的是身处乱世的封建文人的一种变态心理，是诗人对传统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蔑视，在当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另一类是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辞。游子是就漂泊在外有家难归的男子而言；思妇是指被抛在家孤单生活的女方。在那动乱的年代，游子思家，思妇怀远，男女离别的哀怨成为汉末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主题。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女主人公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深切思念，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时代给人民带来的哀怨和痛苦。全诗感情深厚，真切感人。明知“相去万余里”、“相去日己远”，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无法阻隔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即使有“会面安可知”的疑问，有“游子不顾反”的猜疑，仍苦苦思念到“令人老”的程度。末句虽以自我宽慰语作结，但正可显露思妇无可奈何的情绪。诗歌用浅近无华的语言，贴切地表达出主人公不可摆脱的相思之情。全诗没有出现一个“怨”字，但她对丈夫久出不归的一片怨情却渗透纸背。
又如《明月何皎皎》一诗，写游子思归。诗从“明月”写起，一句一意，刻划出游子的心理活动。他因“忧愁”而“不能寐”，遂揽衣而起，徘徊出户，又彷徨“还入房”，出出进进，极见矛盾之心态。这一矛盾的焦点就在于中间两句：“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客行的欢乐比不上思乡的情切，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不“早旋归”呢？诗人没有说明原因，他忧愁无告，只得“泪下沾裳衣”，留给人无尽的思索。全诗语言明白，描写生动，确有“情景如画”之感。
《古诗十九首》写游子思归内容的诗还有《青青河畔草》、《去者日己疏》、《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此外，《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写对亲人的思念，也可归于此类。
2、从《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看，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其与诗骚乐府在艺术手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古代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作品，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具体表现在：
一是擅长于抒情。《古诗十九首》特别擅长借助自然景物和环境描写来烘托感情，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东城高且长》，都是异常生动而充满情感的句子，依靠情景交融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又如《明月皎夜光》一诗，开篇即描写秋夜景色的凄清，衬托出失意之士的孤独与惆怅。其中“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二句用《诗经.陈风.月出》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俏兮”的诗意，既是写眼前之景，也暗示着诗人有悄悄的劳心。这首诗以悲秋起兴，从时节的变易说到人情的翻覆。凄清的秋景描写正象征着主人公凄凉的心绪，诗中充满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怨愤。而诗末“南箕”两句引用《诗经》中语，也正是强调“虚名何益”以伸足主题。这首诗的特出之处在景物描写，诗中景物的描写与作者的议论十分吻合。如结尾部分“借箕、斗、牵牛有名无实，凭空作比，然后拍合，便顿觉波澜跌宕”（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借景发论，论从景出，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再如《迢迢牵牛星》一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人间男女的离别之情。全篇只是写景，而愁绪一片，流溢其中。尤其结束二句，真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
二是善于通过生活场景的描述来表现作者的内心活动，使抒情诗带有叙事成分。如《西北有高楼》没有直接抒写仕子失意的苦闷，而是写诗人路过高楼，偶听悲曲，引起感慨，表现了诗人身遭压抑，渴望知音的孤寂心情。这样抒情就带有叙事意味，从而使诗的抒情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又如《客从远方来》一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本诗采用了叙事抒情双管齐下的方法，以思妇接到远方爱人托人带来一端绮时的情景为描写题材。女主人公接到礼物时的最初感受就是极大的欣慰，感叹爱人的心依然未变，遥远的距离仍然没有隔断两颗爱心的相通。接着她细心地端详礼物，从绮上的“文采双鸳鸯”，联想到“合欢被”、“长相思”、“结不解”等一系列爱情的象征，她裁绮为被，著丝缘结，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之中。末尾两句以胶漆相附比喻爱情的坚贞不渝，既反映出思妇对爱情不变的信心，又是作者对美好爱情的赞颂。《古诗十九首》中写思妇题材的，大都带有忧伤的色彩；而本诗则充满欢乐的气氛，不过，这种欢乐也仅仅是想象中的欢乐。《凛凛岁云暮》也是如此。这些诗的叙事成分与叙事诗是不同的。叙事诗叙的事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多以事件的自然顺序为叙事的线索。而这些诗的叙事是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是按诗人感情的起伏来剪裁事件，是以情融事，指事写怀，重在意象而不在事件本身。这样的事件既是触发诗人感情的媒介，又是表现诗人感情的凭借，是情与境会的一种表现，也就是一种抒情手法。
三是善于运用比兴。《古诗十九首》多用和善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写景抒情，几乎篇篇如此。如《青青河畔草》开头两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描绘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春色图，用以反衬“荡子妇”孤寂、感伤的情怀。又如《冉冉孤生竹》一诗，以孤竹结根于泰山起兴，再用菟丝、女萝、兰蕙、秋草作比喻，深沉含蓄地刻写出女主人公新婚久别的怨情。诗中女主人公以蕙兰自比，借用《诗经.召南.标有梅》中女子见梅子黄熟落地而渴望爱情的典故，描写蕙兰花当春焕发的容光和过时不采的怨艾，更把女主人公的怨情和盘托出。这充分说明《古诗十九首》运用比兴之高妙。这种比兴《古诗十九首》运用得还很多，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无不清新贴切，富有风骚意味。
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一种表现手法，它言近而旨远，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在《国风》中最为广见。这种表现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极为深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在屈原《楚辞》中继续得到发展，代代相传，成为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此外，从文人诗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是建立在民歌基础上的、具有一般“民歌”特点的文人创作，它的语言既自然朴素，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富于概括力，可见文人之工，被钟嵘叹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历来受到人们的推重。如《庭中有奇树》一诗：“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全诗八句，四句为一层次，曲折而又细腻地表达了思妇的心理活动，可谓“深衷浅貌，短语长情”（６）之作。
三、从《古诗十九首》民歌风韵的表现，探究其对诗骚乐府的继承和融汇。
《古诗十九首》毕竟大量借鉴、吸收了诗骚乐府中的民歌风格。从这些诗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情况看，恐怕并非由于姓名失传的缘故，而是在写作或流传之初，就没有重视这一点。诗中的内容，也并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体验、生活情感，而是表现了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共同的心理。而且，所谓“古诗”与“乐府”，又很难明确区分。在六朝至唐宋的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重复，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古诗中的词句，更有许多也重复出现在乐府诗中。可以相信，不少（甚至可能是全部）“古诗”，原来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诗”同时具有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以适应社会普遍需要的集体创作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又和广义的“民歌”相同。《古诗十九首》的民歌风韵具体表现在：
1、《古诗十九首》在内容和情感方面有着浓郁的民歌色彩。 民歌往往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它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社会的矛盾，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古诗十九首》虽然出自文人之手，但因这些文人处于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的特定时代，又由于欲上不得、欲进无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能够更多和更直接地感受到社会的痛苦、时代的悲哀和人民的呼声，并在其笔下倾诉出来。《古诗十九首》虽各自成篇，但合起来，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无论是描写仕途失意的苦闷与悲哀，还是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都围绕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反映了生活中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和苦闷。作品不但对腐朽堕落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还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满。象《青青陵上柏》中“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 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 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就是描写当时都城洛阳宦官外戚及其党羽们奢侈享乐的情况。一种愤激不平、对立反感的情绪溢于言表。这种怨愤的思想情感是民歌民风精神的渗透，和歌功颂德的文人之作大相径庭。清代吴淇说：“《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则托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7)
2、《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体体现了它的民歌风韵：
(1) 情感的真挚直率，语言的晓畅自然，体现了真挚、质朴的民歌风韵。 民歌来自田间里巷，没有矫揉造作之态、忸怩之情，往往以情感的热烈直率、语言的明白晓畅而见长。乐府民歌中的《有所思》、《上邪》等就是如此。《古诗十九首》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民歌传统，其真挚被人赞誉为“《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8)《今日良宴会》中， 不加掩饰地把隐藏在内心深处，平日看来不可告人的东西毫无顾忌地裸陈出来：“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憾轲长苦辛”。真如朱自清评说的那样“一路迤逦说下去， 顺看事实的自然秩序，并不特加选择和安排”。(9)《青青河畔草》一诗将离妇独守空房、寂寞难耐的真情实感和盘托出,毫不顾忌封建礼教的那一套：“昔为倡家女, 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多么真挚大胆！无怪乎被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视为“淫鄙之尤”。但尽管如此，王国维还是客观地说：“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10)
《古诗十九首》语言明白晓畅、浅近自然，没有雕章琢句，也没有隐晦深奥的诗句，更没有损害诗歌自然生动的语言风格，有的诗句甚至接近大众口语。这就是诗人学习民歌民风，又加以精炼提高的结果。对于其语言的口语化、自然化，历代评价颇高。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 如‘客从远方来, 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 中有尺素书’是也”。(11)胡应麟评说道:“古诗短体如《十九首》, 长体如《孔雀东南飞》皆不假雕琢, 工极自然, 百代而下, 当无继者”。(12)历代诗评家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古诗十九首》语言风格的自然朴素。这些风格体现了《古诗十九首》真挚、质朴的民歌风韵。
(2) 五言诗体和叠词、反复等手法的运用，散发出民歌风韵。 五言诗的萌芽，是在民间肥沃的土壤里逐渐成长起来的，早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挚虞说：“古诗(指《诗三百篇》)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大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夹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优倡乐多用之”。(13)所谓“俳优倡乐”，是指民间流行的俗调。在《诗经》中五言诗只是萌芽，到西汉民间歌谣无论采入乐府或未采入乐府的，在杂言体中，最多的是五言句。到汉代乐府民歌，五言诗又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被公认为汉代乐府的精华。同四言诗比较，五言诗和四言诗虽都是两步音，但五言诗的上步音是两个字，而下一步音是三个字。由不同字数构成的两步音参错起来组成一句的五言诗，在节拍上当然远胜于音节板滞的四言体；同时，用奇变偶，在表情达意的功能上也更富于生动性和灵活性，更适合于诗的语言。因此，五言诗体产生于民歌而又盛行于民歌，最终广为传播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本身浸透民歌风韵的诗体，以其蓬勃生气吸引了文人的学习、模仿。而《古诗十九首》是最早由文人创作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五言诗，自然也渗透了浓郁的民歌风味。
从《诗经》到汉乐府，众多的民歌都惯用重章叠句，反复咏唱，以渲染气氛，增进情感，加强表达。《古诗十九首》同样如此。如叠词，它是人民活的口头语言，民歌中惯常用之。因为恰当运用叠词，可以从简单的字面里传达出客观事物的意态和神情, 增进情感的浓度, 显示出回环复沓的音节美。《古诗十九首》中可以找到不少用叠词的诗句，尤以《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为盛，都用了六个。“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姣姣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六个叠词连用，确属不易，它们的词性不同，形容的对象不同，对象的复杂程度不同，而且在用法上极尽错综变化之能事，在错综变化的组织中，彼此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配合，相互调匀，给诗的形象点染了一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烂漫春天的生动画面，为渲染人物心情作了良好铺垫，读来韵味十足。《迢迢牵牛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歌抒情的基本特色是善于运用优美而单纯的语言，通过回环复沓、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来制造气氛，达到“意在言后”之妙。《古诗十九首》运用反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诗章的诗意反复；二是某一诗歌的诗意反复。对于前一种反复，清代陈祚明的分析颇有见地。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它抒发的不外乎二种“人同有之情”。但经反复咏叹，感人至深，“故《十九首》虽然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身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14)后一种反复，诸如《行行重行行》从开头到结尾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中一些复沓的句子，例如“相去万余里”、“道路阻且长”、“相去日已远”反复说一个相近似的意思来逐层加深其表现的情感，也是从民歌中一唱三叹、叠句、叠章的形式里变化出来的。这些只要细心品味，是不难体会的。
(3) 民间故事、传说的运用，增浓了民歌民俗韵味。 《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诗篇巧妙地运用了民间习俗和故事传说，既使诗句精炼简明、意味深远，又将诗歌染上民风韵味。如《涉江采芙蓉》中就是沿用中国古代采芳草送人这一恋爱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客从远方来》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也有明显的民间习俗的反映。其中“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还运用人民口头语中的双关隐语，保存了浓厚的民歌气息。《西北有高楼》运用了“杞梁妻”的民间传说。特别是《迢迢牵牛星》直接以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最普遍最动人的牵牛和织女的故事入题。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中判断说，本诗的出现，是牛郎织女故事趋向定型化的标志。《凛凛岁云暮》中“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的诗句，实际上也暗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中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传说的引入使作品读来生动有趣、余味隽永。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继承和融汇了诗骚乐府光辉的艺术传统，成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揭开了我国诗歌发展新的一页，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鲜明的文人诗特色和较为浓郁的民歌风韵，使《古诗十九首》意味无穷、魅力永存。
[株洲市统计局宋长根 供稿]
⑴明·王世懋《秕圃撷余》
⑵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
⑶清·郎廷槐《师友诗传录》
⑷梁·钟嵘《诗品》上
⑸清·沈德潜《古诗源》例言
(6)陆时雍《古诗镜》
(7)清·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
(8)元·陈绎曾《诗谱》
(9)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
(10)王国维《人间词话》
(11)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
(12)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13)晋·挚虞《文章流别论》
(14)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
参考书：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曹明纲编选《古诗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