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种族隔离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舆论同声欢呼种族和解最终在非洲的到来;庆典的酒杯还未及放下,卢旺达爆发的种族大屠杀就迅速使数十万人丧生,可悲的是,帝国主义统治非洲时期制造的“含米特假说”种族理论竟是图西和胡图两个兄弟民族睨墙的历史根源。图西和胡图两族分别占卢旺达全国人口的85%和14%,前者讲法语,以农耕为生;后者操英语和斯瓦希利语,从事游牧业。1994年4月,卢旺达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布隆迪总统一起乘坐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机场上空被击毁,两位总统双双遇难。从此,卢旺达爆发了长达4个月的大屠杀和武装冲突。根据国际红十字会估算,在短短100多天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有近80万人被杀,4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200万人逃往国外,酿成了世纪罕见的灾难。这次仇杀的被害者大多为图西族人,不仅如此,胡图族屠杀者对主张民族和解的本民族同胞同样滥杀。此前20年时间,两族间就曾发生过3次较大的武装冲突(1959年、1963年和1973 年)。卢旺达邻国布隆迪的民族问题也与其相似,胡图族与图西族分别占全国人口的85%和13%,两族间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军事政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沦为难民。
殖民时代“种族”身份的制造 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候,欧洲人来到卢旺达。此前,曾经在西非和东非进行掠夺的阿拉伯商贩从来没有踏上这块土地进行掠夺,因为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控制在国王完善的组织之下,在邻国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都扎下根来的伊斯兰势力,却奈何卢旺达不得。1994年大屠杀发生以前,只有约10% ～12%的人口属于穆斯林。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本无绝对的民族之分,也没有像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那种积累甚深的怨恨,而是能彼此渗透的两种身份。殖民时代以前,胡图人和图西人操同种语言,遵从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相互杂居,没有地域之别,居于同一个山间,分享同样的酋长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图西人可以成为世代相袭的胡图人,反之亦然。只是到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这些身份的划分才以危险的种族主义形式固定下来。将图西人与胡图人区分开来,始于1860年图西人酋长鲁瓦布基里(ｋｉｇｅｒｉＲｗａｂｕｒｇｉｒｉ)掌权。他建立了封建制度,并首次在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进行了文化上的划分。后来,首先是德国人、继而是比利时殖民者来到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王国的财富、权力和社会组织的严密很快吸引了殖民者。欧洲人注意到,这两个社会中,从事畜牧业的图西贵族统治着从事农业的胡图人。尽管两个群体都是非洲黑人,欧洲人却认为图西人的体质与欧洲人相像,因而图西人在“种族”身份上优越于胡图人。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将这种体质特征上的差别视为一种绝对的“种族”划分。1863年英国人斯贝克(ＪｏｈｎＨａｎｎｉｎｇＳｐｅｋｅ)在其《尼罗河源发现日记》中阐发了“含米特假说①”,此后在殖民地中广为流传。根据这一臭名昭著的“种族科学”,围绕在图西王宫廷周围的图西贵族被确信正是圣经先知施以涂油礼的“失落的基督徒”,是明显优秀于在田间劳作、属于“尼格罗”种族的胡图人奴仆的;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的几百年以前,这群来自“埃塞俄比亚”优越种族的征服者,就臣服了当地土著的低劣种族班图族胡图人。根据这张种族牌,几十年间,殖民统治者在此建立了错综的种族等级系统。因为在非洲的殖民当局缺少所需的人力,欧洲殖民者总是通过当地代理人实施间接统治;而在这两国内,他们都是选择图西人来完成这一任务,图西人在整个殖民时代独占行政管理和军政要位。渐渐地,胡图人和图西人不再视彼此为共同忠于王权、属于一个等级松散社会内的成员,而是各自认同于这一人为制造出来的“种族”身份。因为一直是欧洲征服者的代理,图西人明显被胡图人视同为殖民者。二战后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 后殖民时代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延续了这种由欧洲殖民者开始的民族划分,同时也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对立。战后初期,民族自决和民主制度正在风头上;自然,比利时通过图西人统治胡图人的局面变成了昨日黄花。欧洲转变了实际的控制模式,转而责备图西人是行将没落的非法“外来”统治“种族”,并重新将胡图人定义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真正的“人民”。在比利时政府的帮助下,胡图人精英领导了反对图西人统治者的政治运动,将卢旺达的图西人控制的民族统治体制换掉了。于是,原来由图西人把持的机构和权力,后来全部由胡图人操纵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首次政治冲突也就在1959年卢旺达开始独立时发生了。但在邻国布隆迪,图西人却控制了政权。从卢旺达事件中得到警觉,由图西人中新的统治阶层希玛(Ｈｉｍａ)图西人控制的布隆迪军队颠覆了可能导致胡图大多数人掌权的群众大选,开始了真正的图西人“民族专制统治”。实际上,直到1994年,每当提到原比利时殖民地的大屠杀时,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1972年图西人领导的布隆迪政府和军队挑选并屠杀了10万受过教育的胡图人①。这样,卢旺达和布隆迪几乎成了彼此参照的历史镜像②。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敌意的起因,并不能归咎为某些西方媒体习惯称呼的“历史的宿怨③”,而在于以种族主义词语表达出来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卢旺达,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胡图人反对一直属于殖民行政官员的图西人,这是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反殖民主义思想,而表达的词语却变成了黑人(胡图人)反对白人(图西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所谓“种族”关系和民族身份仅仅是一种“人造”的象征体系,其核心原因就是非洲人经历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与种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在胡图族极端分子的话语中,胡图族土著与他们假定为“外来人”的图西族人是不一样的;而图西族极端分子的话语中,图西族思想的优越性正好与胡图人的低劣性相对,因而两者也是截然对立的。可悲的卢旺达人就这样内化了这种欧洲人传授的“含米特”观念,从而使自身成了不断重复的悲剧的制造者。胡图族人的流动团伙以集体攻击的方式制造了1994年这场大屠杀。图西人不仅被杀害,而且被集体强奸,被伤残、被折磨、被致残甚至失去人形。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这些杀人的流动团伙干累了,他们就先割断他们准备要杀的图西人的筋腱,以便先休息一下,吃吃喝喝、热烈庆祝一下,然后再重新继续这血腥的行为,卢旺达这个绿色的小国很快尸横遍野。在全国范围内,图西人前去寻求庇护的教堂也成了开敞的公共墓地;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倒在了他们邻居的砍刀砍过的地方。大屠杀的规模和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可以理解的范围,成为 “继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效率最高的大屠杀———3个月内杀掉了80万人”④。胡图人的砍刀赛过了中子炸弹;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这次屠杀的死亡率也高出了3倍。在胡图人极端分子的宣传中,卢旺达国家被喻为一个大花园,胡图人极端分子在其中享受着其追随者们“割掉莠草”、“砍倒高树(成年人)” 和“树芽(孩子)”的乐 趣。 国际社会的漠视与姑息 必须把卢旺达大屠杀置于更广阔的国际关系的背景中去理解,因为卢旺达大屠杀一半是无辜者被屠杀的事实,另一半则是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没能够阻止此次屠杀的事实。联合国卢旺达救助委员会和国际救援组织预告事件来临的报告被国际社会各方———联合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和一些非洲国家———漠然置之, 情报部门发回的文件则被埋在政府文件堆中。非洲国家和世界都在为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大选高举庆典的酒杯,从而对非洲中部这场种族屠杀视而不见;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也许还对1993年出兵索马里维和受挫经历记忆犹新,于是决定不卷入卢旺达事件。美国当时当政的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不把卢旺达事件称呼为“大屠杀”,以便不必再次卷入政治和军事干涉行动;自从美国士兵赤裸的尸体被索马里群众棒打泄愤的事件在电视上曝光,似乎再也难以想象让美国出兵国外 制止另一场民族冲突了。 直到大屠杀结束时,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才开始介入。出于对麇集在扎伊尔①边境的大量难民营中的“人道灾难”的忧虑,西方成万上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这里。这些难民主要是胡图人,就在图西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简称“爱阵”)开始渐渐控制了国家并结束了这场屠杀之前,他们大批地离开了卢旺达。因为复仇的图西人也大规模地屠杀胡图人,加之国际社会再次忽视了卢旺达的图西人进行的这种“反向大屠杀”,从而延长了胡图人的痛苦。由于国际社会的援助都集中注入扎伊尔边境的难民营,难民营反倒成为参与大屠杀的胡图族人供应良好的基地,就是在这样无心的庇护下,这些胡图族人得以再次穿越边境,到卢旺达去抢掠图西族幸存者和那些在扎伊尔境内难民营附近的图西人,以至于“种族”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在西方人的心中,除了提供给电视新闻广播无穷无尽的苦难形象外,非洲似乎真的如此无足轻重。对于卢旺达大屠杀,他们只半心半意地听听广播,匆匆忙忙地翻翻报纸;至于这次大屠杀的性质和条件究竟为何却并不深究。对于全世界的“民族暴乱”,他们都有一个方便的比喻,即将其原因解释为民族集团之间的“历史宿怨”。这个简单而压缩方式的词儿可用以解释一切事件,实际上却什么也没解释②。这种把非洲冲突归结为“历史宿怨”的习惯思维使西方人容易摆脱殖民历史债务的心理负担;同时,西方通过宣称遥远非洲中部的冲突是“非理性的”,即纯粹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仇恨,从而摆脱了任何对于此事的干系。这种原始主义式的假说认为,这种大群体行为的动力是将家庭和亲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深厚集体认同感。像个人一样,这种大群体也有某种“无意识”,在某些偶然事件的导引下,这种被压制的、“无意识”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这种简单化的原始主义解释其实正暴露了西方人看待非洲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和优越心理,事实上却大大偏离了这场族际冲突的真正原因。 大屠杀的原因与行动机制 理解卢旺达大屠杀的关键就是意识到:大规模群众性暴乱必然是被组织起来的,它不会无目的地发生;即使暴民动乱也会有所计划,更何况是这样巨大的持续性的毁灭行动。换言之,仅仅用“集体性疯狂、暴民的狂热、群众仇恨式的疯狂犯罪”等理论并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事件③。仅100多天,就用大砍刀屠杀80万人,这 “艰巨的”任务需要清晰的行动计划和坚定的意识形态来引导,才能保证大屠杀一旦开始就能一直继续下去。因此,卢旺达种族大屠杀需要对那些将大众转变为罪恶的屠杀者的社会因素作政治分析,也需要做社会心理分析。毕竟,这场大屠杀是一次集体性犯罪。卢旺达的暴乱和大屠杀不是图西和胡图两族之间原始敌意———所谓“历史宿怨”的结果,而是由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活动开始的一个长过程的最后结果,是殖民主义酿就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种族”划分④,而这种在卢旺达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的“人造”种族观念终于成了“杀人的种族主义”。大屠杀是由占据政府核心、自称为“胡图人力量”的激进胡图人精英集团发起并指挥的。这个集团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军队、警察、党派机构和大众宣传机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屠杀是一个现代精英集团刻意选择的,是因为企图通过鼓励仇恨和恐惧来保存自己的权力而导致的结果”⑤。这个集团指挥成千上万的普通胡图人加入到“大屠杀运动”中来,成了处死他们邻族图西人的刽子手。“大屠杀口令是自上面下达的”⑥,从首都基加利开始,运动迅速蔓延到每个县、公社、区和村庄。这个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来诽谤图西少数人群体和胡图反对派,两者都被说成是叛国者,与正要进入首都的“爱阵”是同盟。卢旺达城市居民的识字率仅占66%,但29%的人都有收音机,这使得它的大众传媒在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时是非常成功的①。图西人被控诉为心怀谋杀卢旺达所有胡图人的鬼胎,标志是叛徒(ｉｂｙｉｔｓｏ)和蟑螂(ｉｎｙｅｎｚｉ),由此被胡图人控制的宣传机构妖魔化了。此前,“胡图人力量”这一组织则主要靠直接的行动,向普通胡图民众显现图西人“背信弃义”的行为,目的是伪造“爱阵”已经向首都发起进攻的证据,以使胡图族民众无限恐惧图西人,借机开始对图西人展开报复行动。“胡图人力量”还诉诸于召集乡村人口参加公共事务的传统方式来动员民众,只不过这次的公共事务是大规模屠杀。从1990年开始,“胡图人力量”既已展开对“爱阵”的报复行动,至1994年4月真正的大屠杀开始时,普通胡图族民众已非常习惯于暴力和屠杀了,因而其动员民众进行大屠杀运动的进展非常迅速,以至于命令一旦下达,死难者的速度就能迅速超过任何现代大屠杀的速度。如果不是因图西人领导的“爱阵”3个月后取得了军事胜利,图西人和胡图人温和派可能就都被斩尽杀绝了。“大屠杀运动”对于理解卢旺达发生的事件是个关键。也就是说,卢旺达大屠杀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屠杀的人口之多和屠杀之迅速,更在于其动员胡图族大众参与的程度。成千上万普通胡图族的农民和工人挥舞着大砍刀、木棍、锄头或其他农具,兴高采烈地残杀他们的图西邻居。这么多的屠杀者是从哪里平地生出的呢?他们在加入大屠杀的队伍时作何感想呢?根据含米特神话式的历史,图西人早已被妖魔化; 胡图人应该将所有图西人都看成外来侵略者,因而应该臣服或毁灭图西人。这种“种族”仇视的意识形态在暴力发生前广为流传,由此可以解释“大屠杀运动”何以在群众中如此成功而迅速地流行开来。 “纯粹观念形态的种族理论有怎样的历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种族主义怎样成了某种政治组织的实践。真正杀人的种族主义,起源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要求”②。对于非洲而言,种族主义的影响也确实如此———未与非洲发生联系之前,不论西方怎样视非洲为野蛮落后的“未开化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怎样开始利用、甚至刻意制造种族主义学说,为贩卖非洲奴隶、征服、屠杀和统治非洲土著人进行辩护。具体到“含米特假说”之于卢旺达,这种“人造”出来的种族观念不仅是殖民主义这样特殊历史阶段里形成的一个客观思想体系,而且成为一种牢固的心理结构、一种拜物教,为殖民主义者作辩护,也长久地影响了卢旺达人本身;像当年殖民主义者需要为其征服和统治作辩护而抛出这种理论一样,当胡图人组织民众屠杀自己的兄弟民族之时,这种心理结构再次成为一种真实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力量,“积极”地在歪曲、颠倒的社会结构中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因而,不仅要责备欧洲殖民者当年制造了含米特种族主义神话和人为的种族身份与仇恨,也要看到胡图人和图西人自身对于“含米特假说”的残酷使用。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理解大屠杀的深刻原因。 |
|
|
